彭林：《中國經學》第28輯 編後記
編
後
記
（《中國經學》第28輯）
—— 彭林 ——
兩千年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性質，自百年前被人貼上“封建專制”的標籤，浸潤日久，已沈澱為社會常識，深藏於大眾的記憶中。近幾十年，傳統文化漸有抬頭之勢，以“某某王朝”“某某大帝”為名的電視劇此起彼伏，劇中帝王多以乾綱獨斷、殺伐徵戰為底色，大臣則以伏地不起、三跪九叩為常態，從而有意無意地強化了觀眾對“封建專制”的印象。
庚子疫情期間，偶然發現一部名為《清平樂》的歷史劇，一掃以往電視片的上述種種戾氣，以淡雅清新的畫面，重現了北宋仁宗朝的政治與社會生活，平和高貴，文化內涵厚重，令人對儒家的治平之道有了全新的認識。
治道始於君王。君為一國之主，其品格、意志，乃至好惡如何，均非小事。《大學》說：“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以“機”字比喻君王乃國運走向的關鍵，極妙。同樣的民眾，遭逢不同的君王，面貌可以迥異，《郭店楚簡·尊德義》說：“禹以人道治其民，桀以人道亂其民。桀不易禹民而後亂之，湯不易桀民而後治之。”可謂透徹之論。
夏商周三代，聖賢之君不過六七作，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已。大道既隱後，鳳鳥不出，但其德行載在《詩》《書》，為後世帝王的典範。宋仁宗趙禎自幼苦讀儒家經典，躬行孔孟之道，立志要成為堯舜之君。
《大學》說“為人君，止於仁”，仁始於孝，孝乃先王“至德要道”，趙禎拳拳服膺，身體力行，《宋史》贊美仁宗“天性仁孝”，不好殺人，死後而得“仁”的謚號，乃實至名歸。《甫刑》說：“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要使兆民賴其慶，當如《大學》所說“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做萬民的表率。趙禎在位四十二年，依孔孟教義立身行事，每日不是臨朝議政，便是批劄子，終身不敢懈怠。《清平樂》中，趙禎與曹皇后閒談時感慨系之：“普天之下，最胡鬧不得的，便是你我二人。”自奉之嚴若此。
滿朝大臣，或忠或奸，或直或佞，各色諫議都要耐心聽取，這需要雅量。仁宗欲為張貴妃之伯父謀要職，包拯激烈進諫，唾沫濺及仁宗之面，仁宗以袖遮擋，繼續傾聽。骨鯁之臣歐陽修屢次批評仁宗，《歐陽修傳》說，“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慶歷年間，仁宗任用天下名士，歐陽修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在群小構陷歐陽修時，仁宗調其編修《崇文總目》，修撰《新唐書》《新五代史》，設法保護。
仁宗駕崩，舉國哀痛，京師罷市巷哭，軍民、婦孺“旦夕東向號哭，紙煙蔽空，天日無光”；訃文傳到契丹，“燕境之人無遠近皆聚哭”；仁宗之深得人心可見一斑。這些都不是“封建專制帝王”一詞可以解釋的。
自兩周至兩漢、及於兩宋，執意以殺戮、暴政治國的帝王間或有之，但不為主流；希冀以仁禮為政的君王卻是前後賡續，可以舉出很多，只是政績優劣不等罷了。真正的專制，出現在明清兩代。用“封建專制”四字棒殺兩千年古代史，似有不厚道之嫌。
治國離不開能臣，古今中外，無不如此。仁宗朝最光耀之處，是擁有如歐陽修、范仲淹、韓琦、富弼、晏殊、蘇軾、文彥博、司馬光、包拯等一批飽讀詩書、立志治平的大臣，《范仲淹傳》論曰：“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諸賢，無愧乎此。”誠為不刊之論。
仁宗朝品格高貴之臣，以范仲淹為最。趙禎親政之初，士人不以風操砥礪，但凡仁宗與某官起爭議，其他官員均作壁上觀，明哲保身。范仲淹為刷新士風之第一人，《范仲淹傳》說，范仲淹“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清平樂》中，仁宗稱贊范仲淹在朝議政，“從不揣摩上意，只說自己該說的話”，哪怕由此會觸犯小人、罷貶出京，亦義無反顧，“他的理想是要做無瑕君子”。《告子下》云：“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無論身處廟堂之高，抑或江湖之遠，均能矢志不移。《岳陽樓記》所謂“進亦憂，退亦憂”，乃是為天下憂慮的真情流露，絕非矯揉造作之語。
《清平樂》展現的是“君臣共治”的治國氣象，絕非“封建專制”。王夫之《宋論》說：“仁宗之稱盛治，至於今而聞者羨之。帝躬慈儉之德，而宰執台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君臣共治”的理念，並非北宋獨創，其源蓋出自《尚書》。舜、禹即已悟出聖人不能獨理天下，必待賢臣輔佐乃成的道理。若以聖王為元首，則輔臣為股肱耳目，兩者一體，缺一不可。“股肱耳目”一語，反復出現於《尚書》。《益稷》記舜與禹、皋陶等議政，舜希冀禹“作朕股肱耳目”，推行自己的治國理念，“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舜歌唱道：“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孔疏：“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皋陶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說命》云“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孔傳：“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君牙》載，周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亦是如此，“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所言無一不是君臣一體、共治天下之義。
實現君臣共治有兩大前提，一是君有自知之明，懂得自己能力、知識有限，且隨時可能犯錯，而生求賢若渴之心；二是臣有盡忠之心，敢於為天下萬民說真話。舜起於側微，處事尤為謹慎，《益稷》記舜言：“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我若違道，你當以義輔弼。不可當面順從，退下後卻說我不可輔正。殷高宗武丁聘傅說為相，使常在左右，《說命上》記高宗語，“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孔傳：“言常納諫誨直辭，以輔我德。”並以金、舟楫、霖雨為喻：“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說命下》又以曲孽、鹽梅為喻：“若作酒醴，爾惟曲孽，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金屬器具須以礪石銼磨方成利器，過大川須待舟楫乃渡；逢大旱須雨霖方得救之；釀酒醴須待曲孽而成；做羹須咸醋之味以和之。這些虛懷若谷的醒世恆言，豈是專制暴君所能道出！與之匹配的是，與明君肝膽相照、至公無私，敢於批評君王過錯的忠臣，郭店楚簡《魯穆公問子思》載子思說：“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這又豈是“封建專制”高壓下的大臣所能道出的金石之言？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實現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核心詞是“公”，唯有君臣都能秉持此理念，方能共治一朝。達到這一境界，非經數千年、數萬年的努力不可。歷史上，往往不是君私心太重，即是臣習氣太壞，很難成氣候。仁宗朝君臣共治的成功，絕非偶然，而是君臣長期學習、踐行儒家經典的結果。
《清平樂》由“正午陽光”影視公司出品，近年佳作疊出，獲得社會廣泛好評，坊間有“正午出品，必屬精品”之說。可惜，我很少追劇，包括“正午陽光”的作品在內很少看過，這些評價是否屬實，無從置喙。但就我認真看過的《清平樂》而言，可以說是罕見的好劇。編劇對仁宗朝的歷史、人物、社會風情等都下過功夫，劇情與史書大體吻合，連太監張懷吉都是見諸司馬光的《涑水紀聞》的人物。片頭的背景圖畫不落窠臼，大有耳目一新之感。仁宗龍椅背後插滿線裝書的鄴架，大殿內的隔扇、窗櫺、桌椅、擺件、茶點、庭院等，設計都很講究。服裝精美，祭服、朝服、燕服，皇后與嬪妃的服飾，復原度都很高，連小太監的衣帽都很得體。市井的點心，路邊的雜耍，酒肆的營生，都細緻復原；畫面很是賞心悅目，大宋文化氣象當如此！
佈景的文化意蘊濃厚，全劇匾額甚夥，而多能與劇情呼應，如“正身明法”“緯武經文”“懷瑾握瑜”“明德惟馨”“日乾夕惕”“藏修游息”“遠至邇安”“志誠高潔”“篤行致遠”“三省吾身”“垂拱而治”“東風入律”“沂水弦歌”“春誦夏弦”等，多與正德明志、禮樂修身相關，深獲我心。
劇中若干類似於“說教”的情節，水平之高，令人拍案叫絕。最精彩的一段是，范仲淹遭貶，外放到睦州，遇見一位原本在宮中掌管花木的官吏，因獲罪放逐至此，范仲淹感慨而作《和葛閎寺丞接花歌》。仁宗讀後贊美范詩，隨後指出，白居易是偶逢歌女，范仲淹則巧遇花匠，兩人都不免感慨橫生，情景雷同，而《琵琶行》在先，范詩在後，不免有模仿白詩之嫌；仁宗一語中的，其識見令人驚嘆。不料，韓琦一番評論，使詩評隨之顛覆：范詩看似模仿白詩，但境界則是大相徑庭：白氏聽歌女泣訴，青衫盡濕，悲嘆“同是天涯淪落人”，如此而已。范氏際遇雖與白氏相似，卻並不傷感，“謫官卻得神仙境”，豁達灑脫，而“不學爾曹向隅泣”一句，則是全詩點睛之筆，范氏愈挫愈勇，志氣更勝一籌。如此先揚、後抑、再揚的論詩，令人拍案叫絕，韓琦真乃范詩的知音！論詩名，范希文不及白樂天，而論品性情懷，則范希文遠勝白樂天，品評人物當如此。看劇而能得到學問的長進，這是其它影視難以企及的。
再如，后妃之德是儒家思想的要點之一。君王治國，需有安定的後宮，《史記•外戚列傳》亟言后妃之德與明君匹配之義，“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所謂“盛德”之君，是夫婦和合，內外兼治，陰陽匹配，相須相成。《清平樂》中的曹丹姝，出身名門望族，自幼飽讀詩書，賢良淑德，一朝選在君王側，而處處約之以禮，貴為國母，言談舉止，雍容雅致，為天下人垂範。因性格矜持，且無子無寵，久為官家冷落，但胸有大局，始終保持君后的尊嚴，與仁宗關係介於君臣與夫妻之間，而以忠君大臣為先。是古裝戲中難得一見的具備后妃之德的皇后，《毛詩序》說：“《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鄙見，編劇與演員對於后妃之德當有較深的探討與理解。
據說，《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收視率幾乎霸屏，而格調更為高雅的《清平樂》卻受到觀眾冷落，這恐怕是觀眾欣賞情趣所致。時下的古裝戲，多以插科打諢、刺激感官來吊觀眾胃口。《清平樂》乃古裝戲的清流之作，台詞多有古文，談論多涉學術，若無一定的文史基礎，很難跟上劇情節奏。劇情沒有噱頭，曹皇后的人設沒有矯情、風騷，不符合吃瓜群眾的期待，某些觀眾給予差評，並非劇本與演員的問題。鄙見，隨著時間的推移，觀眾的文史水平整體提高之後再看此劇，一定會發現它的含金量有多高。
我建議研究生們看看《清平樂》，不是為消遣或追星，希望把它當作正劇與鏡鑒審視自己：你比較像片子中的哪一位？平素以士大夫自命者，尤其當內省反觀，儒學之於己，是否內化於心、外溢於形？如此，方不負編導的一番苦心。
當然，《清平樂》雖為白璧，而微瑕難免，如匾書“雍榮雅步”，“榮”，似當作“容”。再如“塗歌裏舞”，“裏”當作“里”。裏從衣、里聲，本義是衣服裡子。里，則是古代最小一級行政組織，所謂“五家為里”，今人恆言“鄉里”，即其遺義。簡體字合裏、里為一字，兩者之別久晦，道具製作者已不能察覺。又如，仁宗台詞將“元昊從弟”之“從”字讀為cóng，大誤，當讀為zòng，從弟，意即堂兄弟。如此之類，謹供編劇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