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昌 | 蔣衡手書十三經考述

内容摘要

隨着清代經學研究的深入，乾隆石經逐漸受到學者的關注，並産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蔣衡手書十三經作爲乾隆石經刊刻所依據的底本，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本文通過對史料的梳理和文本的校勘，考察蔣衡手書十三經的具体時間和文本來源，進而給予蔣衡手書十三經準確的學術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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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鍵 詞：蔣衡；十三經；具體時間；文本來源；學術定位

乾隆石經的刊刻是清代中期的一次重大文化事件。今年來，乾隆石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石經的文本校勘、碑石刊刻以及磨改等方面。作爲乾隆石經所依據的底本，蔣衡手書十三經本身的研究尚不充分。深入考察蔣衡手書十三經，不僅可以爲我們探討彭元瑞、阮元等人的校勘工作提供依據，同時也有助於我們認識乾隆石經整體的文字面貌，從而對乾隆石經的經學地位給予客觀的評價。

一  蔣衡手書十三經的具體時間

 關於蔣衡手書十三經的始末緣由，學界一般使用蔣衡《跋書十三經殘字册》一文的説法。該文記載了蔣衡手書十三經的大致過程，現徵引如下：

（康熙）二年八月，入秦。十月，縱觀碑洞十三經。雖頗殘缺，巍然具存。但衆手襍書，文多舛錯，行次參差，心實悼之。四年春，歸自西安澄城縣。夏初，抵二泉。適王吏部虚舟請假歸，相與作書，鬪勝無虚日，既余寫《法華經》七卷，作大楷，分十四册。虚舟曰；“儒而書佛經，不足道，庶幾書十三經乎？”蓋戲言之也。余唯唯，遂矢志力書。衆拊掌大笑曰：“裱工尚不能獨裝全部，況欲書邪？毋乃爲吏部所愚。”余思久廢舉業，絶意仕途，若無事收束身心，必流爲游惰之民矣，可乎哉？況事雖艱鉅，何必求成。苟完一經，亦足快意。計全經共八十餘萬言，於是先其難者，以《春秋左傳》二十萬言始，凡五年訖工。繼以《禮記》十萬，又二年。其餘《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公羊》《穀梁》《爾雅》《孝經》《論語》《孟子》，又五年。共歷一紀，乃畢事。以碑洞石經爲式，搆善本校正。用東洋紙，界烏絲欄書之。發筆之日，主人張筵，祀先聖，邀衆賓酌酒稱慶。明年，去山東，載之行笥。留曲阜二年，歸，《左傳》克成。又館於山安，寫《禮記》《毛詩》。復歸錫山，成《尚書》。餘則閉關於廣陵瓊花道院，四年而竟。

據此可知，蔣衡發願寫石經在雍正四年（1726），手書前後用時一紀。至於十三經的具體書寫時間，則語焉不詳。又先言書《春秋左傳》“凡五年訖工”，再言“發筆”後“明年，去山東”，“留曲阜二年，歸，《左傳》克成”，自“發筆”至《左傳》“克成”，遠不及五年之久。所謂“發筆之日”就係何時，亦未可知。凡此種種，皆滋疑竇。

民國初年，蔣衡七世孫蔣同超重編蔣衡《拙存堂文集》，卷首有《行述》一篇，載蔣衡生平事跡，其中對於蔣氏手書十三經的具體時間亦有詳細記述，節引如下：

丙午，府君自秦中歸，至和州伯父學署。夏，至舊雨書堂寫《妙法蓮華經》，七卷，凡十四册，五閲月而成。嗣以碑洞石經衆手雜書多謬誤，矢志書十三經……丁未三月三日，於舊雨書堂書《春秋左傳》始，府君曰：“前其難也。”年五十六歲。冬十月，旋里，攜不孝麗、驥至錫山。戊申、己酉，寓無錫楊巷……庚戌春，去山東曲阜，主世尹孔璞齋先生署……辛亥，府君年六十歲，自曲阜歸故里……書《春秋左傳》畢。壬子，書《禮記》……癸丑，書《詩經》……二載俱館山安司馬于公署。甲寅……冬，至錫山天逸徐師沙邨草廬，書《尚書》……乙卯春，寓揚州玉勾洞天……年六十四，書《周官》《周易》。乾隆元年丙辰，府君年六十五……書《儀禮》《公》《穀》……丁巳，府君年六十六……是歲，書《爾雅》《孝經》。戊午，書《論語》《孟子》。凡十有二載而十三經成，共八十餘萬言。裝卷三百，函五十，藏諸舊雨書堂。

據此可知，雖然蔣氏發願手書十三經在雍正四年，而“發筆之日”實爲雍正五年（丁未）三月三日。蔣衡北上曲阜是在雍正八年（庚戌）春，蔣衡《跋書十三經殘字册》所言“發筆”後“明年，去山東”云云不確。據《行述》，十三經的具體書寫時間依次爲：雍正五年至雍正九年，《春秋左傳》。雍正十年（壬子），《禮記》。雍正十一年（癸丑），《詩經》。雍正十二年（甲寅），《尚書》。雍正十三年（乙卯），《周禮》、《周易》。乾隆元年，《儀禮》、《公羊傳》、《穀梁傳》。乾隆二年（丁巳），《爾雅》、《孝經》。乾隆三年（戊午），《論語》、《孟子》。

乾隆四年（1739），蔣衡手書十三經由河道總督高斌進呈御覽。蔣衡賞國子監學正銜，手書經本則被藏於内府。

二  蔣衡手書十三經的文本來源

關於蔣衡手書十三經的文本來源，馮登府《石經補考》云：

《易》分上、下二卷，十翼十卷，共十二篇，此古本也。王弼從費氏《易》，以《彖》《象》《文言》分入每卦中，别爲《繫辭》上、下、《説卦》《序卦》《雜卦》五篇。朱子用吕大防、吕祖謙古本，離上、下經與十翼爲十二，以復孔氏之舊。今石經從之。《尚書》,石經悉依孔傳本，惟《書序》統爲一卷，在經之後，蓋從馬、鄭之本, 與孔傳各列篇首者不同。《詩》，石經分卷與今本同，惟《詩序》合爲十篇，在經之末。《石經考文提要》云：“鄭康成謂諸序本自合爲一篇，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今從《欽定詩經傳説彙纂》寘經末，以復其舊，其間異字、脱簡有足訂今本之譌者。”

張國淦《歷代石經考》：

《周易》用朱子《本義》本。《尚書》用孔傳本，《書序》列經後，用馬、鄭本。《詩》用今本，《詩序》列經後。其餘諸經，俱用今本。

馮登府僅僅是對乾隆石經《易》、《詩》、《書》三經篇章結構予以説明，並未明確指出其文本來源，且不及他經。張氏云云，檢其注文，知張氏亦以馮氏之言立論，所謂“其餘諸經，俱用今本”，不過臆測之語，無他着落。

乾隆石經雖然以蔣衡手書十三經爲底本，但上石之前經過石經館臣的大規模校勘，而且碑石經過數次磨改，已經與蔣衡手書的文字面貌大不相同。因此，無法取作考察蔣衡手書十三經文本來源的依據。探討蔣衡手書的文本來源，我們只能尋找其他更爲原始的文獻資料。

乾隆五十六年（1791），石經刊刻被提上議事日程。十一月二十一日内閣奉上諭：

前曾特命所司，創建辟雍，以光文教，並重排石鼓文，壽諸貞珉。而十三經雖有武英殿刊本，未經勒石。因思從前蔣衡所進手書十三經，曾命内廷翰林詳覈舛譌，藏弆懋勤殿有年。允宜刊之石版，列於太學，用垂永久。

现存勵宗萬《陝搨十三經考異》一册，卷首云：“臣按陜搨十三經刻於唐開成年間，今與蔣振生所書十三經校對，其中互異之處，敬録於後。”卷末云：“乾隆十一年正月，臣勵宗萬奉敕敬録。”可知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皇帝曾命廷臣勵宗萬以唐石經拓本校勘蔣衡手書十三經。上諭“曾命内廷翰林詳覈舛譌”云云，殆由此出。勵宗萬《陝搨十三經考異》一書，詳列其所見唐石經與蔣氏手書十三經之異同，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蔣氏手書的原始面貌，成爲我們探究其文本來源的重要參考。

下面選取《周易》、《尚書》、《儀禮》三經來具體考察蔣氏書經的文本來源。

1.《周易》

馮登府、張國淦等人根據乾隆石經的篇章結構來判斷，蔣氏手書《周易》的文本來源是朱熹的《周易本義》。

現存《周易本義》主要有兩個版本系統：一個是以南宋咸淳元年（1265）吴革建寧府刻本爲代表的十二卷本系統，其體例乃是以經分上、下爲二卷，十翼分列其後，各爲一卷，計十二卷。一個是明代後期以來流行的“分經合傳”的四卷本系統，乃是以《彖傳》、《象傳》和《文言》分入每卦之中，合爲二卷，而以《繫辭》上、下爲一卷，《説卦》、《序卦》、《雜卦》合爲一卷，計四卷。乾隆石經《周易》以經分上、下，而十翼分列其後，其篇章結構與十二卷本《周易本義》相同，而與四卷本《周易本義》迥然有别。從客觀條件上，蔣衡獲得南宋吴氏刻本的機會較小，但康雍間内府曾影刻該本，其時曹寅在揚州亦有翻刻，蔣衡以十二卷本爲底本書寫《周易》是完全有可能的。

下面將《陝搨十三經考異》所載蔣衡手書《周易》與十二卷本《周易本義》的經文進行對比。

通過上表可知，在7條摘句之中，蔣氏手書本《周易》與十二卷本《周易本義》經文不同者多達4條。可見，十二卷本《周易本義》文本蔣衡手書本文字差異較大，不可能是蔣衡手書《周易》的底本。

而將四卷本《周易本義》的經文與上述摘句對比發現，異文僅有1條，即《雜卦》“豐多故”，各本皆作“豐多故也”。如若蔣衡手書《周易》以四卷本《周易本義》爲底本，則蔣氏在鈔寫時對底本的篇章結構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整，這種可能性同樣很小。

浦鏜《十三經注疏正字》云：“豐多故也。案：今本無‘也’字。”浦鏜所謂“今本”，往往指當時通行的讀本。蔣衡手書《周易》在雍正十三年。《周易本義》之外，當時通行《周易》文本還有北監本、汲古閣本等注疏本以及《五經大全》本和《御纂周易折中》。然而，《五經大全》本乃是“分經合傳”，以《彖傳》、《象傳》和《文言》分入每卦之中，篇章結構與乾隆石經不同。北監本、汲古閣本篇章結構與乾隆石經一致，但蔣衡手書本《繫辭下》“網罟”，北監本、汲古閣本皆作“罔罟”，且《雜卦》“豐多故”下皆有“也”字，則其非蔣衡手書所據可知。《御纂周易折中》一書則是以《周易》經分上、下，分列十翼於後，其篇章結構與乾隆石經基本一致。今檢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内府刻本《御纂周易折中》，“豐多故”下無“也”字。將其餘6條摘句核之《御纂周易折中》，字句亦完全一致。

綜上，蔣衡手書《周易》的文本來源既不是北監本、汲古閣本等注疏本，也不是四卷本、十二卷《周易本義》，而很可能是在朱子《本義》基礎之上形成的《御纂周易折中》。

2.《尚書》

勵宗萬《陝搨十三經考異》云：“第三册三十一頁一行《武成》，寫本照蔡《傳》定本。”“第六册一頁六行後《洛誥》篇首，寫本照蔡氏定本添入‘惟四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四十八字。”勵宗萬認爲，蔣衡手書《尚書》來自於蔡沈《書集傳》。

下面將《陝搨十三經考異》所載蔣衡手書《尚書》與蔡沈《書集傳》的經文進行對比。

上表所列18條摘句中，蔣氏手書本《尚書》與蔡沈《書集傳》所引經文不同者僅1條，即蔣衡書手《康誥》“又曰非汝封”，《書集傳》作“非汝封又曰”。今檢《書集傳》原文：“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其下引朱子語云：“‘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可知，蔣衡手書《尚書》之時吸收了朱熹的意見。

蔣衡手書《尚書》在雍正十二年，當時通行的蔡《傳》系統的文本還有《書經大全》和《欽定書經傳説彙纂》。上表摘句與《書經大全》對比，兩者文字偶有出入。如：蔣衡手書《大禹謨》“洚水儆予”，《大全》作“降水儆予”。《禹貢》“北會爲匯”，《大全》作“北會于匯”。由此來看，蔣衡手書《尚書》底本爲《書經大全》的可能性較小。將上表摘句與國家圖書館藏清雍正八年内府刻本《欽定書經傳説彙纂》進行對比，兩者文字亦有出入。如：蔣衡手書《禹貢》“北會爲匯”，《彙纂》作“北會于匯”。《多士》“今爾其曰”，《彙纂》作“今爾又曰”。可知蔣衡手書所據並非《欽定書經傳説彙纂》。

蔡本系統之外，通行《尚書》文本還有北監本、汲古閣本等注疏本系統的文本。將上表摘句與北監本、汲古閣本《尚書注疏》對比發現，18條摘句中異文多達9條，可知蔣衡手書《尚書》决非來自注疏本系統。

綜上，蔣衡手書《尚書》的文本來源很可能是蔡沈的《書集傳》。

3.《儀禮》

探討蔣衡手書《儀禮》的文本來源，同樣需要藉助勵宗萬《陝搨十三經考異》。首先來看勵氏一書所載唐石經與蔣氏手書《儀禮》的異同。

乾隆五十六年石經刊刻開始後，首要的工作便是對蔣衡手書十三經的校勘，其中《儀禮》部分由石經館臣阮元負責，最終的校勘成果便是留存至今的《儀禮石經校勘記》。我們來看《儀禮石經校勘記》中涉及上述摘句的部分條目：

（1）“介俎脊脅胳肺”，《通解》、敖本、監本、《義疏》、殿本皆如此，石經、楊本、李本“脅”下多“肫”字。

（2）“改取一个挾之”，石經及諸本皆作“取”，惟監本訛爲“作”字。

（3）“楅髤横而拳之”，石經、《釋文》、李本作“拳”，《通解》、楊本、敖本、監本、《義疏》、殿本作“奉”。

（4）“拜賓降筵”，石經、宋本、楊本、敖本、《義疏》皆如此，監本、聚珍板李本、殿本作“拜賓賓降筵”。

（5）“主人拜送觶”，石經及諸宋元本皆作“送”，惟監本訛作“受”。

（6）“於寢其牲狗也亨”，石經、李本、楊本、敖本、《義疏》皆如此，《通解》、監本、殿本脱“其牲狗也”四字。

（7）“大史在干侯之東北”，石經、《釋文》、諸本皆作“大史”，惟監本訛作“大夫”。

（8）“賓揖升”，石經、李本、楊本、敖本、《義疏》皆如此，監本、殿本作“賓揖乃升”。

（9）“主人洗觚升實散”，石經、《通解》、諸本皆如此，惟監本訛“觚”爲“酬”。

（10）“上射降三等”，石經、諸本皆作“三”，監本訛作“二”。

我們將10條校勘記的意見與上表進行對比發現，蔣衡手書本《儀禮》與《儀禮石經校勘記》所用一個校本的文字相同，這個校本就是“監本”，即明萬曆北京國子監刻本。在阮元所校各本之中，有北監本誤而他本不誤之處，蔣衡手書本《儀禮》摘句正與北監本《儀禮》相同。由此我們推測，蔣衡手書本《儀禮》的底本可能是北監本。

我們將蔣衡手書本《儀禮》摘句與北監本對比發現，蔣衡手書本《儀禮》摘句與北監本《儀禮》亦略有出入。

上述5條《儀禮》異文，要麽是蔣衡據北監本鈔寫時的訛誤，要麽是蔣衡鈔寫的文字别有所本。阮元《儀禮石經校勘記序》云：

臣今總漢石經殘字、陸德明《釋文》、唐石經、杜佑《通典》、朱熹《經傳通解》、李如圭《集釋》、張淳《識誤》、楊復《圖》、敖繼公《集説》、明監本、《欽定義疏》、武英殿注疏諸本，以及内廷天禄琳瑯所收諸宋元本、曲阜孔氏宋本，综而核之，經文字體擇善而從，録成四卷，用付經館，以待總裁加勘。時五十七年六月十三日，臣元敬識。

儘管阮元所用參校本多達十餘種，但有兩個與北監本有直接因緣關係的注疏本阮元並未參校，一個是北監本的底本明嘉靖李元陽刻本，一個是以北監本爲底本的明毛氏汲古閣刻本。蔣衡所依據的底本會不會是李元陽本或者汲古閣本呢？

我們再將蔣衡手書本《儀禮》異於北監本的摘句與李元陽本、汲古閣本進行對比，結果列表如下：

通過上表可以看出：蔣衡手書《公食大夫禮》“左擁簋粱”，汲古閣本“擁”作“擯”，“擁”“擯”二字字形相差較大，不可能是鈔寫時誤書，可知汲古閣本並非蔣氏所據底本。蔣衡手書《公食大夫禮》“左擁簋粱”、《喪服》“寢有席疏食”，監本皆有異文，而李元陽本皆與蔣氏手書本同。較北監本而言，李元陽本與蔣衡手書本更爲接近。

那麽，李元陽本《儀禮》會不會就是蔣衡手書所依據的底本呢？不太可能。原因有二：其一，李元陽本刊刻於明嘉靖前期，在清雍正時期已經十分稀見。其二，如前文所説，蔣衡鈔寫時所依據的底本往往是當時通行的讀本，而不採用卷帙浩繁的經注疏本。

在清前期，有一個通行的讀本與李元陽本《儀禮》有着直接的因緣關係，這個讀本就是明崇禎間葛氏永懷堂刊刻《十三經古註》本。永懷堂本《儀禮》乃係删削李元陽本而成，其經文直接來自於李元陽本。我們進一步將上表蔣衡手書本的摘句與永懷堂本對照。

唐石經、李元陽本、北監本、汲古閣本《大射儀》“蓋幂加勺”一處，永懷堂本、蔣衡手書本作“蓋幂如勺”。《大射儀》“蓋幂加勺”謂以幂覆尊，幂上置勺，作“蓋幂如勺”則不文。蔣氏手書本作“蓋幂如勺”，正係沿襲永懷堂本之誤。永懷堂本《儀禮》無衍生之本，儘管清嘉慶中有翻刻之本，已遠在蔣氏鈔寫之後數十年，自不可能爲蔣氏所用。

蔣氏手書本《儀禮》與永懷堂本異文有二：其一，永懷堂本《鄉射禮》“立飲不拜既爵”，蔣衡手寫本作“立飲不拜爵”。“不拜既爵”之文見於《儀禮》者數十處，謂不行拜而飲畢，“立飲不拜爵”則不文，可知乃蔣氏鈔寫之時脱去一“既”字。其二，永懷堂本《燕禮》“大夫大夫皆”，蔣衡手書本作“大夫皆”。其文句作“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就席”，知蔣氏手寫時脱去“大夫”二字。

綜上，蔣氏手書《儀禮》的文本來源爲明崇禎間葛氏永懷堂刻《十三經古註》。

三  蔣衡手書十三經的學術定位

蔣衡手書《周易》出朱子《本義》系統，《尚書》出蔡沈《書集傳》系統，而《儀禮》則出葛氏永懷堂刻《十三經古註》，或者説出自注疏本系統。由此可以看出，蔣衡鈔寫經書所依據的底本往往是當時通行的讀本，但作爲一個整體的手書十三經，其文本來源不一，雜亂無章。

造成這一現象，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蔣衡手書十三經始於雍正五年，畢工於乾隆三年。當時官方頒布的御纂、欽定諸書皆本程朱之學，理學範疇下的經學研究仍然佔據主導地位，求古從善的經學觀念尚未成爲學界的共識。直至蔣衡手書十三經進呈御覽的乾隆四年，官方主持下的武英殿本《十三經注疏》的刊刻才剛剛開始。

第二，通過蔣衡《跋書十三經殘字册》一文可以看出，蔣衡當時醉心書法，與王澍（虚舟）“相與作書，鬪勝無虚日”，手書十三經帶有明顯的書法目的。因此，蔣衡手書十三經的書法屬性遠大於其經學屬性，鈔寫完成後，寓目者無不以書法作品視之。

第三，蔣衡《與黄楚惟》：“我昨《易》已寫完，將事《周禮》，而案頭本與石經迥别，若高齋有注疏及他善本，祈檢付來，對校後即繳還也。”蔣衡乃一介經生，經濟能力和社會地位有限，甚至連注疏本都難得一見，更别談宋元善本。從手書《周易》、《尚書》、《儀禮》的文本面貌來看，蔣衡參校注疏本或其他善本的願望最終也未能實現。

不僅如此，蔣衡以一人之力遍寫群經，魯魚亥豕，實所難免。阮元云：“若蔣衡工於書法，疏於字體，以代墉，省篋成，如斯之類，舛誤實多。”

就其經學價值而言，用“乏善可陳”形容蔣衡手書十三經並不爲過。正因如此，乾隆皇帝在决意刊刻石經之後，組織了彭元瑞爲首，包括阮元、沈初、邵晉涵等一流學者在内的專業隊伍，對蔣衡手書十三經進行全面的校勘。而從最終刊刻上石的文本來看，校勘工作無疑是卓有成效的，同時産生了阮元《儀禮石經校勘記》、彭元瑞《石經考文提要》等高水平的校勘學著作。

當然，無論石經館臣如何努力，終究無法改變蔣衡手書十三經作爲乾隆石經底本的史實。我們今天再來審視碑石拓本，乾隆石經的底色仍在不經意間顯露出來。

作者簡介

姚文昌，男，1988年生，山東樂陵人，山東大學文學院博士後，主要研究方向：目録版本學、石刻文獻學。近年代表性論文有《乾隆石经磨改考实》（《清史研究》2020年第1期）、《蜀石经〈毛诗〉摹写本考原》（《中国典籍与文化》2020年第4期）。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學》第二十八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微信版注釋從略。

编辑：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