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逸麟|能够跟着谭其骧先生做历史地图是我人生的幸运

邹逸麟，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历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史志学会会长、《辞海》副主编；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民盟第七届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我社出版的《邹逸麟口述历史》记述了他在上海租界弄堂里的一个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家庭出生，先后在教会学校和社会主义新型大学求学的历程，并详述了他师从谭其骧先生从事《中国历史地图集》研究而开启的治学之途，记录了六十年间亲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所有重大项目以及晚年主持的多项国家级大项目。他的生命历程再度诠释了先贤的经典：认真做事，老实做人。

以下文字选自该书第五章《天赐良机》

1957年1月23日，我走入位于上海虹口北苏州路上的河滨大楼报到， 我的学术生涯由此起步。说来走出这一步还真是老天的眷顾，天赐良机啊！1956年夏我毕业分配时，山大毕业生到上海工作的名额只有一个——上海图书馆。很自然，这个名额给了一位已三十多岁、在上海已有家眷的同学；我和另一位上海女同学被一起分配到了位于北京东城、东四头条一号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进所报到后，不由分说地被直接分到了秦汉史组，虽然学生时代我的兴趣在明清史。部门领导也没安排什么具体的工作任务给我，上班就是在供热充足的暖洋洋的办公室里捧着《史记》天天读，日子过得轻松而茫然。

     ▲1956年冬在京工作期间留影

东四头条一号大院，不知曾是哪位达官贵人的府邸，只知因与俄国私订《里瓦几亚条约》而被判斩监候的晚清大臣完颜崇厚就曾住在东四头条。虽然我们进了豪门华府，下班栖身的宿舍却令人望而生畏：那是王爷府侧边的一溜两层砖瓦房，我和复旦历史系毕业的王文楚合住一间。进得屋内，抬头只见高高的天棚上掉掉挂挂地布满蜘蛛网，低头则是坑坑洼洼的冰冷的青砖铺地，几块铺板搭起两只硬板床，中间安置一个带烟筒的铁皮炉子，有个老师傅每天帮我们生炉子。我们猜测，此地该是当年王爷府中下人的栖身之所吧。办公室在隔壁的九爷府，听说是那桐的故宅，走到宿舍仅几分钟，我们这些单身汉，晚饭后仍旧回到办公室坐着，有人拿来了留声机，听听音乐、京剧，聊聊天，九点多回宿舍睡觉。
不久，所里有传闻，中国科学院将要在上海搞分院，分院内设历史研究所，周予同先生将出任所长。那时所里有五六个上海人，其中王文楚的境况和我一样，也是已婚的，我们俩私下商量后，就一起给所领导尹达打了请调报告，准备通过内部调动去上海分院的历史所工作。

▲1957年1月离京前与王文楚（左）在颐和园合影

尹达所长对我们两个小青年的请调报告并无回应，原因是成立上海分院的事始终只是传闻而已，并未正式列入有决策权的领导们的议事日程，没有得到回应的我们也日渐心灰意冷。可是，上帝虽然关上了一扇门，却又打开了另一扇窗。1956年年底，借调在京工作已近两年、正主持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谭其骧先生，明确要返回复旦大学了，他的项目需求给我们带来了回上海的机会。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间隙，同在一组的毛主席曾请教吴晗：古地名“鸣沙”在哪？由此谈起，读《资治通鉴》时最好有一本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因为解放前出版的一些历史地图，只画了一些大政区，绝大部分历史地名在地图上找不到，满足不了主席读《资治通鉴》之类史书的需要。吴晗当即想起清末民初的杨守敬编绘的一套《历代舆地图》，内容相当详细，正史《地理志》中的州县一般都有，再说是用古墨今朱套印的（古地名用黑色、今地名用红色），很适合毛主席的读史需求。但是从当下的读史需求来看，《历代舆地图》存在不少局限：一是这本地图集是用连史纸印的线装本，共有三十四册，使用起来十分不便；二是该图不是按政区分幅，而是将一朝版图分割成几十块，以北京为中心，按自东而西、自北向南的次序排列，查阅起来颇为麻烦；三是杨守敬地图上的“今”源自清同治年间胡林翼刊行的《大清一统舆图》，与当时的“今”相较，山川框架、政区地名已有很大的不同，已不能满足现在读者的古今对照所需。因此，吴晗向毛泽东主席建议，用现时的地图为底图，采用现代制图、印刷、装帧技术，改编重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以适应当代读者的需要。毛主席还谈及《资治通鉴》未标点、理解起来有点困难的问题。随后，毛主席就将改编重绘《历代舆地图》和标点《资治通鉴》这两项任务交吴晗办理。

▲  20世纪60年代历史地理研究室全体员工在办公楼（今日本研究中心）前全体合影（ 左五谭其骧、左六邹逸麟）

吴晗得令后，迅速磋商相关人员及部门，于当年11月成立了“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编重绘杨守敬地图工作委员会”，由范文澜与吴晗牵头。顾颉刚作为标点《资治通鉴》的总校对，与王崇武、周一良、邓广铭等十位历史学家组成标点小组；改编重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简称“杨图”）的工作，经吴晗推荐，决定由谭其骧进京主持，尹达、侯外庐、翦伯赞等都是成员。所以1955年初，中国科学院通过高教部向复旦大学借调谭其骧先生至京，谭其骧先生先后住在地图出版社和历史研究所，开始“杨图”的改编重绘工作。
谭其骧先生到京工作不久，就意识到“杨图”的改编重绘工作远比高层预估的棘手，将杨守敬图中的古地名搬到今天的地图上，需对原地名一一重新考证，非常耗时费力。时至1956年底，近两年的时间，仅完成了秦汉图初稿和一部分清图底稿。由于当初约定的借调期为一年，所以从1956年2月起，复旦校方就屡屡通过高教部催促谭其骧先生返回复旦。中科院的领导吴晗、竺可桢等，则意图借机留下谭其骧先生，以主持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相关项目。复旦的校、系领导陈望道、蔡尚思、金冲及等，或去函或赴京面谈，催其返校。

▲20世纪70年代工作照

（左起：吴应寿、谭其骧、邹逸麟、王文楚、周维衍）

经过近一年的拉锯，无可奈何之下，谭其骧和历史所商议决定还是先回学校，将历史图的工作带到上海继续完成。临行前，谭其骧向历史所副所长尹达提出，从历史所派两名助手随他去上海，协助编历史地图。此要求于尹达是正中下怀、顺势传球，“正好正好，这两个上海小青年跟你去吧”。既解决了搁置多日、让其为难的我俩的请调报告，又满足了谭先生的条件，真是一个三方都赢的解决方案啊！对借调回上海工作之事本已心灰意冷的我们，就如此这般地竟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了！
1957年1月7日，我和王文楚寻至谭先生的宿舍，那是历史所内的一间平房，他恰不在，我们就站在门口等着。谭其骧的名字我在山大历史系读书时就曾听到过，系里的杨向奎、童书业教授，三十年代与谭其骧先生一起在禹贡学会工作过；但他们讲课时从未谈起历史地理学，我也从未读过谭其骧先生的文章，所以对历史地理学科一无所知。来京工作后，虽然都住在东四头条一号同一府邸，但对谭先生也只是耳闻而已。不一会儿，谭先生回来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谭其骧先生。王文楚是复旦毕业的，认得谭先生。“哦，你们跟我去，好好。”谭先生应道。我们问谭先生要做什么准备工作，“我开两本书，你们到资料室去查查吧，将来经常要用的书。”那是编历史地图必读的主要工具书，有《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他还与我们约定了回上海报到的时间。我们拿了谭先生写的书单，连忙到历史所资料室查查、翻翻，先见识一下是什么样的书，心中依然一片茫然。其实，此刻的我们已经无心看书了，上海的家里都已在第一时间接到报信了，我们的心也早已飞回了上海。

▲20世纪80年代与谭其骧先生在云冈石窟合影

我与王文楚去报到的河滨大楼，位于苏州河北岸的北苏州路400号，是1935年建成的高层公寓。因其单体建筑面积达5.4万平方米，曾被誉为亚洲第一公寓；又因其新沙逊洋行投资的犹太裔背景，二战期间，大批犹太难民来沪时，上海犹太难民接待站即设于此，距虹口犹太难民集聚地不远。我们的办公室在四楼，是地图出版社上海办事处租赁的一套公寓，算是该社的“54号图”编辑部吧。（因为这个项目是1954年启动的，且是毛主席交办的，地图出版社视为政治任务，有一定保密要求，内部以“54号图”称之。） 这套老式公寓是两大间，每间都有三四十平方米；谭先生与章巽、吴应寿等老先生在一间，我跟王文楚，还有三个制图人员在另一间。厨房、卫生间都很宽敞，地图社雇了一个阿姨，烧开水，打 扫卫生。地图出版社的上海办事处在北京东路江西路那儿，每天吃中饭，我们只要下楼走过苏州河上的河南路桥，到他们的单位食堂吃饭，上班、生活都方便。这辰光蛮开心的，在那待了九个月。谭先生离京前，时任复旦历史系总支委员、教师支部书记的朱永嘉，曾秉校领导旨意有信给他，明确告知复旦暂没有空余的办公室给“杨图”项目，这就是我们去河滨大楼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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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在历史地理研究所资料室讨论工作

（左起：祝培坤、王文楚、谭其骧、钱林书、邹逸麟、赵永复）

当时在河滨大楼参加编图工作的有五人：谭其骧、章巽（复旦历史系教授）、吴应寿（复旦历史系讲师）、王文楚和我。谭先生不是天天来的，因为他要到复旦上课，还有历史系系主任、复旦工会副主席等行政事务和九三学社的社会活动等。章巽和顾颉刚先生合编过《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古代史部分，当然是历史图专家了；吴应寿原是谭其骧先生在浙大的研究生，浙大历史系停办后，转到北大历史系周一良先生门下读研究生，毕业后曾在新华地图社编过历史地图，已具备一定的编制历史地图的能力；王文楚虽然大学期间是跟胡厚宣学古文字的，但听过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课，多少也有一些历史地理学科知识；唯有我，从未接触过历史地理，对能否胜任这个工作，自己真还心中无底。
谭其骧先生当然是了解我们两个新毕业生在历史地理学科方面的基础的，所以他首先要求我们根据《大清一统志》编制清代行政区域表，让我们从这部检索历史地名的工具书着手，学会查阅古地名，不久又让我们参加西晋图政区表的编制，这样我们就开始接触正史地理志，逐渐进入沿革地理学的大门。

▼谭其骧先生书赠条幅 

▲谭其骧先生书赠条幅

1989年3月1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召开的庆祝《中国历史地图集》八集全部出版的大会上，谭其骧先生在总结发言中说道：“《中国历史地图集》所要描述的疆域之辽阔、年代之悠久，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历史地图所无法比拟的，……全体编绘人员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学术研究，为了共同的事业，发扬了无私奉献的精神，在连续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大多数编绘人员放弃了节假日和业余时间，放弃了个人研究和兴趣爱好，根本没有想到会有署名和领取稿酬的可能，没有工资之外的任何津贴，还要受到各种政治活动的折磨和干扰。……他们为《中国历史地图集》奉献了一生最宝贵的时光，尽管他们所获得的荣誉和报酬同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很不相称的，但他们都以能参加这项工作而感到自豪。”
谭先生所言是非常客观的，我们的工作很有价值，但影响不如其他。搞历史地理，学术面比较窄，有兴趣的人也比较少，但它的研究是比较扎实的，走一步是一步。不像搞文化史、思想史的，影响比较大，因为社会上的人一般都有兴趣；但文化史、思想史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应时而为，后人常常推翻前人的。历史地理学随着学术发展，可能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深，但基本史实不可能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历史地理学研究做得好的话，后人可以在你的基础上往前发展，但不可能绕过你；你要搞这个东西，你非得先看我的书，所以说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是传世的，是永久性的人类科研成果，我们搞历史地理学的学者，心里就是踏实。

（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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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逸麟口述历史》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

邹逸麟 口述；林丽成 撰稿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6年7月第1版

2020年7月第2次印刷

定价：5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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