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从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创办，至1949年5月27日终刊，是我国出版历史最悠久的报纸之一。它历时78年，全面记录了晚清、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其出版时间之长，影响之广泛，为同时期其他报纸难以企及，在中国新闻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人称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为了保存和便于学界开发、利用这座资料宝库，经过长期准备和不懈努力，上海书店于1987年正式出版全套400册的《申报》影印本。随后又经相关单位和个人共同努力，历时二十年，于2008年将全套30册的《申报索引》（1919—1949）编成付印，与新版《申报》影印本同步出版，成为近现代文献出版的一大盛事。今年正值《申报》创办150周年，为纪念这份我国新闻史上出版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报纸，我社现推出“《申报》创刊150周年专刊”，经作者授权，将陆续刊发部分专家、学者在4月30日由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联合举办的《申报》创刊150周年纪念座谈上的发言（个别文字作者有修改和补充），以飨读者。今年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广泛的上海《申报》创刊150周年，我个人的研究与这份独特的市民化报纸也有着一定的渊源，所以也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参与这个纪念会议并撰文讲述我对这份报纸的感受和理解。在我看来，无论是将《申报》作为近代报纸资料来源，还是探讨报馆、报人与政治力量、都市、资本家的关系，都会给我们提供很深的启发。我个人早期的研究对象偏重平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但通过研究《申报》副刊《自由谈》，对左翼文化和左翼文化人有了更多的理解，可以说让我获得了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理解上的一种“内在的平衡感”。因此，《申报》对我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我认为《申报》的角色与功能首先要放在近代中国报刊三足鼎立的版图中间，权且将报刊分为《申报》《新闻报》代表的商业型报刊、《大公报》所代表的新闻专业主义取向的政论报刊以及《中央日报》《解放日报》为标志的党报三种类型，《申报》是近代中国存在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而且比较偏市民文化的商业报刊。▲《申报》和《新闻报》是近现代中国并驾齐驱的两大民营报纸1930年代林语堂在美国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新闻舆论史》，对《大公报》与《申报》做了比较，那时候在上海创办《宇宙风》《论语》和《人间世》等幽默刊物的他对于《申报》和《大公报》有着这样的臧否：“《大公报》无疑是中国最为进步、编辑最佳的中文报纸，而《申报》和《新闻报》则是旧时保守大报的代表，同时也均在编辑最差的报纸之列。两者的区别仅在于《申报》的编辑水平差强人意，而《新闻报》则毫无编辑工序可言。不过这两报却是当今发行量最大的大报，两者皆称发行量达到15万份，但实际调查显示，目前这两家报纸的发行量均不到10万份，而《大公报》公布其发行量为3.5万份。由此可见销量最好的报纸却是编辑最差的，因为这些报纸都是以广告作为主体，新闻反而退居其次，仅仅用以填充广告排完后剩余的零散空间。而编辑水平更好的报纸只能影响较少公众。当然，这种现象是完全正常的。何况，编辑水平不错的报纸也有问题，通过我们对《大公报》的分析可见一斑。《大公报》的排版、印刷和新闻业务水平都无可挑剔，但它却明显倾向于迎合一部分受过优良教育的受众。”这自然是林语堂一家之言，或许有可商榷之处，不过也给我们打开了另外一些视角来认知和解读《申报》，即使在1930年代，对《申报》和《大公报》的认知也是见仁见智的。▲办报历史悠久，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公报》《申报》除了在近代中国史研究中是重要资料，从报纸本身的专业主义进程来对比也是另一种研究视角。《申报》起初是自觉去政治化的商业报刊，后来开始介入政治，针对国民党对中共根据地的“围剿”发表批判性言论，认为是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政策导致抗争政治的产生。当蒋介石1930年代初内外交困而被迫宣布下野时，史量才在《申报》上刊发题名为《欢送》的时评，并呼唤一个政治革新的后蒋新时代的来临。而《申报》对于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挪用救灾款的辛辣批评，更是激起了朱的愤慨。1932年7月15日，朱给正焦头烂额地忙于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去信：“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的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例如《申报》的《剿匪评论》，对于南京中央大学学潮的记载和评议，《申报·自由谈》和《申报月刊》登载陶行之等的文章，黄炎培做《申报》的设计部长，都是不利于党国的。”蒋阅后暴跳如雷，命令禁止邮递《申报》，于是从当年7月16日到8月21日长达35天的时间内，《申报》无从在蒋控制的区域内与读者见面。后经多方斡旋，才获恢复邮递。▲申报馆在抗战时期出版发行的《申报月刊》（曾改名《申报周刊》）《申报》批评蒋介石的“围剿”行动，是在制造更多的无家可归者被逼上梁山，直言这种现象产生的根由不在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而根植于持续的种植鸦片、不断攀升的苛捐杂税、地方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国民党军队对乡村的破坏，换言之，造成中国贫弱的根源在于专制横暴的国民党政权自身。针对民权保障同盟会总干事杨杏佛的被蒋刺杀，以及更早的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的被刺等，史量才积极参与由宋庆龄等发起的反蒋社会活动。1931年12月20日，《申报》全文刊登了《宋庆龄之宣言》，宋在文中指出：“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它早已丧失革命集团的地位，名誉扫地，遭到全国人民的厌弃和痛恨。”《申报》也援引刚从法国回来的湖南人黎烈文主编“自由谈”副刊，吸引了大量左翼文化人比如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在报纸上发表专栏、随笔，讲述社会贫富两极状况，通过文艺来进行政治动员。蒋介石对此很不满，史量才也被国民党特务刺杀。抗战时没有跟随政府内迁的《申报》在1945年后自身存在的正当性遭受质疑，后被国民政府渗透并全面控制，相对于《大公报》，社会影响力下降。从去政治化到介入政治，到最终被政治力量操控，反映了《申报》自身的历史脉络。有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在特定时代里，政治力量试图操纵言论的时候，报馆该怎么处理与政治力量的关系。其实并不存在完全独立的媒体，媒体不可能生存在完全去政治化的真空里，所有媒体都可能要小心翼翼地处理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来维护一个有限的表达空间。这也是《申报》和《大公报》的媒体生命力横向对比可以留给我们的一个启示。▲1931年12月20日《申报》第17版发表的《宋庆龄之宣言》《申报》不仅是报纸，还有很多延伸产品，比如《申报月刊》、申报流通图书馆、量才补习学校、《读书生活》杂志等。《大公报》更多是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著名学府以及平津上层知识分子有更多互动，可以说走的是精英主义的报人报国路线；《申报》则服务于地方、城市和市民阶层，更多面向中小知识青年甚至学徒工等群体，具有独特的平民主义特点，这也在1930年代的公共舆论里形成南北对峙的有趣对比。我曾在研究中将左翼知识分子分为三种类型：以左联党团书记为代表的组织化左翼、以鲁迅为精神领袖强调精神独立的左翼，以及注重社会科学通俗化的左翼知识分子。《申报》主要面向普通大众讲述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等，比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1949年之前印刷了48次之多）和柳湜的《街头讲话》就是其中典范，将因为个体生活处境而对政治和社会不满的中小知识青年都纳入读者群体之中，形成了一个抗争不公不义的“想象共同体”，起到了在都市里进行革命动员的作用。▲《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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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感到困惑时让哲学来帮忙：《哲学与人生：张汝伦演讲录》再版2《四十年艺坛回忆录(1902—1945)》

编著本书入选2021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为“宝卷文献丛刊”之一种，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01《美术生活》创办的背景和缘起1934年4月，一份8开全彩印刷，名为《美术生活》的期刊出版了。由于印制特别精美，选题高雅，内容丰富，该刊一经问世，就受到美术界、艺术界的高度重视，被时人誉为“全国唯一的美术杂志”。鲁迅曾对《美术生活》的印刷质量有很高的评价，他在1936年1月8日写给赵家璧的信中说：“回寓后看到了最近的《美术生活》，内有这回展览的木刻四幅，觉得也不坏，颇细的线，并不模糊……说明中国的最好的印刷只能如此……”。滑动查看更多▲《美术生活》封面《美术生活》由上海三一印刷公司出版发行，月刊，创办人金有成。金有成（1886-1988），浙江余姚人，是中国近代印刷业的先驱人物。1928年，金有成与他人合作，在上海昆明路797号开办了三一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业务以印制发行古今中外名画、历史人物、香烟牌子等画片为主，还承印公司股票、债券等印件。▲三一印刷公司承印的彩色画片、票证金有成在三一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刚成立时就购买了对开双色胶印机一台，全张胶印机五台，对开单色机一台，新式照相、晒版等机器多台，这些设备都是当时世界上最新颖最先进的印刷器材。他还聘请留法归国的柳溥庆担任照相平版部长兼技师长，总管公司的印刷技术。柳溥庆（1900-1974），江苏靖江人，中国现代印钞业的泰斗。1924年4月赴法勤工俭学，专攻美术和印刷技术，期间与邓小平一起创办《赤光》杂志。上海解放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厂总工程师兼印刷技术研究所长。1931年柳溥庆应聘于上海三一印刷公司，他一经到任，便开始推行新的印刷工艺，尤其是在《美术生活》的印制上首次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四色平凹版印刷工艺。柳溥庆还在《美术生活》上发表了《近代平版印刷术之理论与实施》《照相凹式平版》《平版印刷术之基础》等介绍印刷工艺的文章。▲柳溥庆先生及其撰写的介绍印刷工艺的文章《美术生活》能获得成功除了得益于三一印刷公司提供的资金支持和技术保障外，也离不开由上海艺术家群体组成的编辑和作者团队。该刊的编辑成员有国画家钱瘦铁、钟山隐，雕塑家江小鹣，摄影家郎静山、李尊庸，建筑设计师杜彦耿，工艺设计师张德荣，印刷专家柳溥庆，电影专家苏怡，文学家吴郎西等，还聘请张大千、徐悲鸿、林风眠、黄宾虹、吴湖帆、贺天健、陈抱一、汪亚尘、王陶民、孙福熙、雷圭元等名家担任特约编辑，齐白石、张善孖、叶浅予、黄苗子、庞薰琹、万籁鸣等大家也经常撰稿。能够汇集如此数量众多、阵容空前的名家大师为刊物编辑供稿，可见《美术生活》在当时美术界、艺术界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其他的美术杂志难以企及的。▲《美术生活》版权页上的编辑名单02内容丰富、提倡整体艺术发展的美术期刊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美术运动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一大批留学欧洲、日本的美术留学生、文化艺术学者纷纷归国，他们创办美术期刊，在继承发扬中国美术传统的同时，又积极介绍西方的美术思潮和理念。《美术生活》的编创团队中就有许多有留学背景的美术家、艺术家，使得期刊呈现出一种中西交汇，兼容并包的特色。正如该刊宗旨所示“表彰我国固有之灿烂文物，使国人知所眷顾；介绍世界新兴艺术，使国人有所借镜。”刊登的艺术作品涉及国画、西洋画、工艺美术、建筑设计、版画、漫画、雕塑、摄影，同时还介绍书画展览、艺术家传记和美术理论。可以说，《美术生活》提倡的是近代整体艺术的全面发展，笔者试就其中的部分作品和作者做点简单的介绍：1、近代国画《美术生活》上的国画作品多为名家画作，既传播了传统绘画艺术，又提高了读者的审美情趣，还提升了刊物的档次和收藏价值，可谓一举多得。如第1期刊载的高奇峰的两幅画作《孔雀》和《狮》。高奇峰（1889-1933），“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被誉为“岭南三杰”之一。少时随父兄习画，后东渡日本，对京都派名家技艺有深入研究，他把传统笔墨功夫以及“撞水”、“撞粉”等花卉画中的特殊技巧，运用于绘画飞禽走兽和山水，达到形体逼真而又生气勃勃的效果。高氏尤擅画雄狮和猛禽，两幅画作用笔老辣，功底深厚，自成一体。▲高奇峰的《孔雀》《狮》第2期刊登了黄宾虹的《山水》。黄宾虹（1865-1955），原籍安徽省徽州歙县，生于浙江金华。初名懋质，后改名质，字朴存，号宾虹，别署予向。近现代画家，擅画山水，为山水画一代宗师。所作重视章法上的虚实、繁简、疏密的统一；用笔如作篆籀，洗练凝重，遒劲有力，在行笔谨严处，有纵横奇峭之趣。本幅画作也体现了画家显著独特的画风。▲黄宾虹的《山水》2、西洋画《美术生活》刊登的西洋画作不乏一些青年画家，尤其是女画家的作品，而所选作品又务求精美，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为今人研究中国近代绘画艺术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如第4期刊登了方君璧的《人体》一幅以及潘玉良的《人体》两幅。方君璧（1898-1986年），福建闽侯人，曾留学法国，被誉为“东方杰出的女画家”。她潜心尝试西画与中国画之间的沟通融汇，想用西画的写实笔法，画出东方的意象。方氏所作《人体》设色淡薄、透亮，笔意潇洒，流丽动人，背景、衬布写实厚重，与人体形成强烈对比；潘玉良(1895-1977年)，近代著名女画家。1921年考得官费赴法留学，先后入里昂中法大学和国立美专、巴黎国立美术学院。1929年，潘玉良归国后，曾任上海美专及上海艺大西洋画系主任，后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潘玉良喜画裸女，两幅《人体》作品的人物造型流畅，人体肌肤富有质感，气韵生动。▲方君璧、潘玉良的《人体》3、木刻版画木刻版画是我国古代传统的艺术形式，近代以来欧洲版画艺术日臻成熟并影响到国人。鲁迅先生就曾努力提倡版画艺术，并向国人积极介绍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她的艺术风格和实践也影响了许多中国的青年艺术家投身到版画创作中。《美术生活》第30期就刊载了一篇“凯绥·珂勒惠支版画”的介绍文章，随文还配发了《耕夫》《失业》《死和女人》《死亡》《德国的孩子们饥饿着》《自画像》《面包》七幅版刻，多为题材凝重，反映底层民众痛苦的作品。▲凯绥·珂勒惠支版画第5期刊登了唐英伟、李桦两位广州青年艺术家的木刻作品。唐英伟的《裸女》，用简约的刀法刻画人物，采用大块阳刻表现强烈的艺术效果。另一幅作品《休息》使用不同刀法组合，通过对人物、服饰、背景的组织排列，创造出丰富的黑色层次。李桦的《冲庐附近》《小猫》《东山风景》三幅作品用丰满密集和萧疏简淡等不同风格来衬托表现主题，具有一种朴素的魅力。▲唐英伟、李桦的木刻版画4、漫画漫画因其幽默、简洁的表现形式也更容易吸引读者关注，增加刊物的阅读趣味。《美术生活》通过漫画来讽刺社会弊病、不良现象，揭露侵略者丑陋的嘴脸，激发民众积极向上、追求光明的决心。如第4期，黄士英的《欧洲军缩写真》，通过描绘三只互相剪尾巴的猿猴，表现了帝国主义列强假裁军，真备战的面目。宝辉的《无独有偶》，画了一幅日本军阀在亚洲用镣铐锁住斯大林，希特勒在欧洲锁住法国人的漫画，反映了当时世界两大法西斯集团崛起，成为战争策源地的现实情形。沈小红《夸狂的妖魅》，用一个写着“伐美、征俄、灭华”三只手的妖怪正在追捕地球先生的形象，来代表日本军阀企图用武力统治世界的狼子野心。▲《美术生活》刊登的漫画作品5、工艺美术设计《美术生活》刊载了大量的艺术设计作品和介绍性文章，涉及建筑与室内设计、图案设计、家具设计、插画设计、工艺产品设计、服装设计等，反映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设计艺术的整体水平。建筑设计有第1期上海市建筑协会彭伯刚的“美式住宅”、刘家声的“英式住宅”等。室内设计有第9期的“室内新式布置”、“餐食兼客堂布置”、“书房、会客室布置设计图”等。图案设计有第1期居永的“地毯图案”、林裕“葡萄图案”、杨雪玖“纺织图案”等。家具设计有第1期张德荣设计的书柜、写字台等“三种经济木器”，第8期西平的“会客室器具的设计”等。插画设计有第1期林裕的“壁画之一部”，徐毓莹的“幽夜”等。工艺产品设计有第4期张一帆设计的“欧化之中国瓷器”等。服装设计有第10期的“西式儿童服装汇图”等。左右滑动查看更多>>>▲《美术生活》刊载的工艺美术设计6、介绍西方艺术家和中西方艺术理论的文章《美术生活》除了直接刊登大量西方美术、艺术作品，还用大量篇幅介绍了西方知名艺术家和中西艺术理论，涉及范围包括了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各种艺术思潮和各种流派的名家大师，有助于对读者了解一点西方艺术史及其代表人物和作品。介绍艺术家的如第1、2、4期连载朗鲁逊写的《法国十九世纪三大雕刻家》分别介绍了鹤虞特、加波、白利三位法国浪漫主义、新派雕刻家，第2、3、5、8期刊载了由居永相继撰写的《印象派的叛徒都绯》《人体美的大家法俄利》《一片光芒的风景画家莫勒》《写实的民众画家夏丹》等系列文章。介绍艺术理论的如第1期到第5期连载的唐隽所作《艺术上自然派与理想派一致底论证》，第1期钟山隐作《世界交通後东西画派互相之影响》，第2、3期连载钟山隐作《中国绘画之近势与将来》，第3期窳父作《中国绘画与民族性》等。滑动查看更多▲《美术生活》发表的艺术理论文章03期由艺术之大众化，以达到救亡图存观念之普遍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落入日寇手中，伪满洲国等傀儡政权相继建立。面对民族危亡的关头，救亡图存成为当时有识之士和爱国知识分子普遍的共识，《美术生活》的办刊宗旨

在民国时期异彩纷呈的各类期刊中，由永安公司主办的《永安月刊》绝对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永安月刊》是近代上海重要的海派文化艺术期刊，连续发行长达10年之久。它依托永安公司的资金支持，将商业性的广告宣传和文化艺术的创新传承兼容在一起，它的内容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凡文化艺术、社会生活、家庭知识、工商制造等无所不包括，融知识性、可读性、趣味性于一体，是研究和了解上海近代社会发展，商业品牌、电影戏剧、海派文学、都市女性、市民文化生动的资料宝库。上海书店出版社鉴于该刊独特的文化价值，将全部《永安月刊》按大16开精装，分装12册，影印出版。所有原刊封面、彩图仍依原样彩印，并编制所有图文广告的篇名总目，以便读者检索利用。本次推送文章介绍了永安月刊的主办人和创刊背景、刊物的基本内容和特色，以期广大读者能更了解这份海派期刊里的文化明珠。（一）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当时尚在英法等列强控制下的上海租界，四面都是日军侵占的沦陷区，时人称之为“孤岛”。由于租界内相对中立和平的环境，大量租界以外的地区和上海周边的大量富商、居民和逃难者纷纷涌入，资本和人口的暴增，使得上海经济在战时的中国竟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繁荣状态，租界里的工商业也出现了兴旺发达的景象。▲上海公共租界里繁华的外滩景象由上海永安公司主办的《永安月刊》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开办的，它从1939年5月创刊到1949年3月终刊，每月都按时出版，前后持续达10年之久，共出刊118期，成为民国时期办刊时间最长、最具海派特色的综合性文化艺术期刊。提及《永安月刊》不能不先谈谈它背后的主办人和企业资本——香山郭氏和永安公司。上海永安公司的创立人是以郭乐、郭泉等为代表的郭氏商业家族，他们原籍广东香山县（今广东中山市），是近代华侨工商实业家中的杰出代表。郭乐（1874—1956），字鸾辉，号景崇，家中排行第二，是永安企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他青年时代去澳大利亚悉尼谋生，做过佣工和小贩，后经堂兄郭标介绍，进入郭标和马应彪合开的永生果栏任职（“果栏”就是水果批发行，马应彪也是最早在南京路开办四大百货公司之一“先施公司”的老板）。▲永安百货创始人郭乐（1874—1956）1897年，郭乐和友人合资创办永安果栏，随着业务不断发展壮大，郭氏不仅在斐济岛拥有了自己的香蕉园，也在郭泉、郭葵、郭浩、郭顺等兄弟的辅佐下建立了永安集团企业。1907年郭氏兄弟创办香港永安百货公司，后又开办了永安货仓、大东酒店，永安水火保险公司、永安人寿保险公司、永安银行等。数年后，郭氏开始进军“世界四大都会之一”“中西商贾竞争驰聘”的上海，1913年招股筹建上海永安公司，1916年以每年5万两白银从地产大亨哈同手里租得南京路浙江路口地皮，于1918年建成了英式6层的永安大厦，大楼位于先施公司的对面，后又在1932年买下邻近的新新舞台，新建19层的永安新厦，在第4层架起2座封闭式天桥与永安大厦相连。公司以经营全球百货为主，兼营旅馆、酒楼、茶室、舞厅、游乐场、银业汇兑等业务。▲南京路步行街上的永安百货公司大楼1939年郭乐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定居，由家族第二代掌门人郭琳爽接管公司。郭琳爽（1896—1974），为郭乐三弟郭泉之子，又名启棠。1921年毕业于岭南大学，获农学学士。1923年至1927年赴欧美考察商业，回国后在家族企业中任职，1933年成为永安公司总经理，主管公司主要业务。在他的领导下上海永安公司也一跃成为四大百货公司之首的龙头企业。解放后，郭琳爽推动将永安公司改造为上海第一家公私合营的百货公司，曾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和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二）正在郭琳爽全面掌管永安公司的当年，公司的高层职员郑留主动向郭琳爽建议创办一份杂志，既可以为保存、传播文化服务，也可以作为公司的软性广告，宣传公司形象。这一提议得到了同样热心文艺的郭琳爽的赞同，并给予了郑留极大的办刊自主权。于是，一份由中国企业自办的海派期刊诞生了，郑留秉持“文艺为经，美术为纬”的宗旨，力图打造一份“纯粹以文艺和美术构成一种艺术化的美化综合刊物”。▲永安企业第二代掌门人郭琳爽（1896—1974）封面是期刊的招牌，最能给读者带来视觉冲击，留下深刻的印象。《永安月刊》的封面人物基本由永安公司旗下的永安摄影室专门拍摄，采用三色铜版纸精印，大多为当时著名的社会名媛、电影女星，每期一星，美不胜收。永安创刊号的“封面女郎”就是郭老板的千金郭志媛小姐：她身穿白衬衫并挽起袖子，外搭工装背带裤，头上别着粉红色蝴蝶结，梨涡浅笑。郭大小姐的玉照，想来一定会引起普罗大众的好奇心，产生巨大的社会宣传效果。《永安月刊》封面发表的著名女星有陈云裳、陈燕燕、袁美云、顾兰君、周璇、龚秋霞、陈娟娟、陈琦、王丹凤、李红、慕容婉儿、李丽华、上官云珠、苏曼意、白杨、蒋天流、秦怡……浏览《永安月刊》精美的女性人物封面，我们也能从中看出当年上海电影公司版图的变化和电影女明星们的兴衰更替。滑动查看更多▲《永安月刊》封面优秀专业的编辑团队是期刊顺利出版的保证，也决定了刊物的质量。《永安月刊》的编者们大多是永安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且都有着期刊编辑所需要的专业素养。如主编郑留，时任上海永安公司秘书，他一直都有创办一份期刊的愿望，在郭琳爽的支持下，自始至终精心经营着刊物；麦友云，时任广州盛兴隆庄副司理、永安乐社编剧，积极为期刊出谋划策；宋得其，时任上海东方美术社经理，主要负责期刊美术部分的编辑；梁燕，时任上海商业美术公司经理，主要负责期刊美术排版方面的编辑；刘鲁文，时任上海永安公司管理，同时也是一位摄影家，主要负责期刊中摄影作品的编辑；刘家彦，时任上海永安公司管理兼《永安月刊》编辑；吴康，时任香港福和公司司理兼《永安月刊》编辑。《永安月刊》从37期起开辟了副刊“繁星”，聘请沪上著名作家、“报刊补白大王”郑逸梅担任特约编辑。在郑逸梅影响下，许多海派文人如周瘦鹃、陈从周、包天笑、胡道静、胡朴安、范烟桥、赵景深、潘且予等纷纷为该刊投稿，大大提高了刊物的文学水准和社会影响力。《永安月刊》的编辑们能够十年如一日地团结合作、为办好刊物尽心竭力，除了将编辑期刊视为公司广告宣传的职业任务，更是出于对保存和发展文化艺术事业共同的热爱。▲掌故大家郑逸梅（1895—1992）（三）《永安月刊》的编者们将期刊大致分为“广告”“文字”“图画”3个内容板块，三者既是每期的独立组成部分，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建出一份丰富多彩、包罗万象的“杂志”。滑动查看更多▲《永安月刊》发表的广告《永安月刊》上的广告数量众多、品种丰富，图文并茂，大致可分为内部广告和外部广告。内部广告是指永安公司自有品牌广告或由永安公司独家代理经销的产品广告，比如公司旗下的永安溜冰场、永安咖啡室、永安百货公司大楼等，永安百货出售的商品有各类国产香烟，绿宝豆奶、康儿素奶粉、银星香皂、马宝山饼干、回力球鞋、洁而精去污粉、拜罗德水笔、旦华水瓶、RCA收音机等日用生活品。外部广告则是指其他企业或品牌广告，如振华制造厂、新光标准内衣厂、全兴雨衣厂、仁立毛呢厂、茂华大药厂、五和织造厂、国光印书局、《申报》《大美晚报》《艺术月刊》等。值得一提的是，永安公司十分重视销售国货，在抗战爆发时专门发布了征求国货的启示，《永安月刊》的广告投放也一直响应公司复兴国货的号召，为多款国货提供广告页面，不仅提高了国货的影响力，而且展示了期刊的爱国主义情怀。滑动查看更多▲《永安月刊》刊载的插图《永安月刊》的图画内容除了精美“吸睛”的封面外，内页的图画更是类型多样，精彩纷呈，包括漫画、绘画、书法、摄影作品等，漫画主要是讽刺上海社会不良现象和黑暗的社会现实。绘画书法作品以自然风景、花鸟鱼虫为主，也有部分时装设计、工艺设计、建筑设计等，摄影作品有明星写真、社会写实、影视戏剧以及部分国内外的时事剪影。图画内容的供稿人有美术家倪贻德、庞薰琴、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大厂居士，摄影家郎静山、卢施福、刘鲁文、张印泉、邱启福，漫画家江栋良、于国宝、胡亚光、倪长民、何基，服装美术设计师张碧梧等一大批著名艺术家。这些印制精美、高水平的图画作品极大地提升了期刊的艺术气息和整体格调，为广大的艺术爱好者所喜爱。滑动查看更多▲《永安月刊》发表的的文章《永安月刊》的文字内容体裁广泛，有小说、诗歌、随笔、散文、笔记、掌故小品等。文章多是以实用性和趣味性为主，包含了生活日用、健康养生、文化消费、医疗知识、服饰美容、婚姻知识、法律常识等极具实用性的文章，也有如影视戏剧、地理风俗、运动健康、幽默故事等颇富趣味性的文章。文学作品主题更是丰富多样，如反映民风民俗、市井生活、青年恋爱、民族情怀、国际局势和品评掌故的各种佳作，这些文字作品大大扩充了期刊的内容，为饱受战乱的读者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和健康的消遣方式。（四）对于广大市民而言，娱乐休闲是劳动生产之余，日常生活必需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丰富多彩的娱乐休闲就无法养成健全的人格和完善的人生。彼时在上海的娱乐场所丰富多样，包括歌舞厅、游乐场、公园、戏剧社、电影院等，这些娱乐场所高频率地出现在《永安月刊》上。以当时受众面最广的戏剧和电影为例，期刊第1期就介绍了永安乐社，它是由永安有限公司成立的表演粤剧的剧院，演员和观众基本为永安公司的广大粤籍职工，但每逢灾祸流行，也会为帮助难民做公开义演，将获得的收益用来做赈灾慈善。从第2期到第37期有一个专门宣传电影戏剧的版面，几乎囊括了当时上海所有著名的影视公司，有新华公司、博纳公司、莱纳公司、国泰公司、国华公司、雷电华公司等，介绍有《琵琶记》《女练习生》《热血男儿》《王熙凤大闹宁国府》《隐身女人》等大量佳片。上海近代经济的繁荣推动了影视戏剧的发展，为中国艺术史增添了许多华丽的光影佳作。滑动查看更多▲《永安月刊》上的电影资讯作为一份面向广大市民读者的期刊，《永安月刊》除了提倡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也始终密切关注上海社会的现实问题和民生艰难。“孤岛”中的上海看似灯红酒绿，车水马龙。但在这种虚假的繁荣之下，却是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富人牟取暴利、贫民食不果腹的畸形现实。《永安月刊》的“漫画月辑”专栏中有很多漫画作品讽刺了上海贫富悬殊的现象，比如胡亚光的作品《贫富两重奏》展现了这样的场景：一栋楼房窗户旁站着2个衣着华丽的贵妇冷漠地俯视着楼下4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江栋良的《假使没有了难民》画的是2个贪婪的商人，一个恼怒地看着报纸上一条条为难民叫苦的相关报道，一个愁眉苦脸地看着街上游行的难民队伍。林迟的《卖花女》中写道：“现在又是春天了，虽然大上海的气候还是很寒冷，街头上还是每天发现‘冻死骨’，尤其是天天被轧米买煤的队伍，塞满了每一条马路，使我们一点嗅不到‘春的气息’”。《永安月刊》中关于此类型文章很多，作家们对于这种看似欣欣向荣实则乞丐遍布的社会现状十分愤懑不平，但却无可奈何，只能对穷苦的人民表示同情。滑动查看更多▲《永安月刊》上反映社会民生的漫画上海居，大不易。不断上涨的物价和高昂的生活成本威胁着每个在上海生活的普通人。刊物中有很多的文章、漫画都反映了物价的变化，甚至编者也多次提到飞涨的物价。江栋良的《涨价》《上海衣食住行的预测》、倪长民的《假使米价再涨下去…》等都用漫画的表现方式描写了上海物价飞涨，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陈少祥《食饭难》讽刺米价飞涨，导致市民连解决温饱都变得异常艰难。陈浩雄更是在《不久以后的上海生活》的连载漫画系列中预言道“衣料缺乏，夏日裸体，冬日全家合穿一衣内”“日用物品缺少，商店开门极迟而关门极早”“没有汽油了，公共汽车改造成住屋出租”“买不起燃料，每餐只可生食”“大饼亦要无量数法币方可买到一只”“房间不能再增添了，乃广掘地下室出租”……1949年3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的前夕，由于国统区恶性的通货膨胀、经济崩溃，上海人民早已对国民政府彻底失望。随着战事的逼近，《永安月刊》在举步维艰中选择了停刊，而它的老板郭琳爽面对家中长辈多次劝说返港的来电，经过几番思忖，最终选择留在祖国大陆。1949年5月25日，永安公司的绮云阁升起了上海解放的第一面红旗！26日的清晨，彻夜未归的郭琳爽从永安新厦15楼的办公室向窗外望去，街道上是一排排席地而卧的解放军战士……点击图片购买

思考、批判现代性的问题和危机，哲学已经做了一个多世纪，效果并不理想。只有把理论的批判变成实践的批判，哲学才能恢复它的活力和它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张汝伦教授一直致力于向青年学生普及哲学，鼓励青年学生做“无用”的事，推动哲学走出学院，成为多数人的精神追求和思想方式，这是张教授的实践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近日出版的《哲学与人生：张汝伦演讲录》一书，就是张汝伦教授针对青年学生面对的教育和人生问题所开出的哲学良方，本次推送为该书序言，略有删节。（文末有福利）▲张汝伦教授我不是一个喜欢演讲的人，可在大学工作，不免会有人来请去演讲，盛情之下，不得不去，几乎都是如此。由于演讲一般都是针对一般的大学生，除了受一些学校的哲学系之邀去演讲外，我都不会演讲专业学术的内容，那只适合在专业人士的范围内，在一般大学范围内的演讲是不适合的，因为并不是所有来听演讲的学生都会对那些专业问题有兴趣，更不用说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了。所以收在这部演讲录中的所有演讲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业学术演讲，而是针对一般大学生的思想文化演讲。我之所以接受学生的邀请在复旦大学和其他各个大学作演讲，不是喜欢扮演“青年导师”的角色，而是套句孟子的话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按照中国古人的说法，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但现在实际上常常只剩下了授业一事。现代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赋予学生一定的就业资格，说得更粗鄙些，是让学生能找个较好的饭碗。无论是学生、家长抑或是教育机构，都把找饭碗作为教育的最高和最终目的，凡是与饭碗无关者也与教育无关。因此，传道和解惑似乎是多余的了。学校的好坏是以升学率和就业率来衡量的，恒不管受教者不是器而是人，他们将来不但会有饭碗问题同样会面对家国天下的问题，因为人毕竟生活在社会中，人类的命运与社会国家是休戚相关的。▲《哲学与人生》

▲丁悚（1891-1969）丁悚是漫画家丁聪的父亲，他不仅是一位创作颇丰的画家，还是美术教育家、艺术活动家，他多才多艺、博采众长，在美术、戏剧、电影、摄影乃至文学创作等众多领域里都卓有建树、影响深远，是海派文化史上开一代风气的不应被忽视的代表人物。1944年至1945年间，他为《东方日报》撰写“四十年艺坛回忆录”专栏文字，记述清末民国海上艺坛各种逸事奇闻，内容包括鲜活生猛的艺坛八卦、亲力亲闻的精彩趣事、前卫开放的都市文化等等。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四十年艺坛回忆录（1902-1945）》由丁悚之孙丁夏先生整理并集结成册，本次推送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顾铮教授为本书写的序。民国视觉文化巨人丁悚这是一个我们用现在“斜气”（很）时髦、非常流行的“斜杠”“跨界”“跨媒介”等说法来形容其工作与事业而绝无半点违和感的人。在他活跃的当时，他的“斜杠”，一“杠”又一“杠”得是如此的自然，其“跨界”，又跨得是这样的风生水起，而他“跨媒介”的一招一式又都是那么地道得法，总之，他所付诸实践的一切的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没有任何刻意为之的嫌疑。此人，名叫丁悚，字慕琴，1891年出生于民国辖属浙江省金山枫泾（今上海市金山区），1969年在上海去世。丁悚在艺术上活跃的时期，可说与民国时期相始终。举凡民国时代的各种视觉表达与传达样式，他无不与事。他少小先习洋画，再水墨，而后又投身商业美术，画技名震沪上。美术教育方面，他曾长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教务。而长该校者乃与军阀孙传芳就人体模特儿“斗法”的“艺术叛徒”刘海粟。他也曾执教于沪上大学与中学，传播美术美育的种子，作育艺术人才。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月份牌，为民国商业美术中的大宗。他因画技高超而被中外烟草公司“猎头”青睐，成为月份牌绘画的最早纵笔者之一。当时上海纸媒发达，大量见诸报章杂志的封面画、插图以及平面广告设计，他多主其事。他亲自操刀的这些图画，画面清新，构思独特，令各报刊版面生辉，读者争睹。而在那个可以放论诡谲多变的时事民情的时代，漫画更是丁悚发表意见，参与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无论是以连续画的方式展开的时事针砭还是独幅漫画的一针见血，都是他的拿手好戏。丁悚，因其漫画与平面图像而有功于民国纸媒的发达甚大。上海这个大码头，日日上演各色戏剧。作为票友，他欣然客串，活跃舞台气氛，甚至撰写剧评，道尽其中奥妙。当时跑上海这个“大码头”的名伶名角，丁悚靡不相熟甚至相知。当早年民国的新兴城市中产们流行摄影时，他早已是摄影的行家里手了。民国，是声音与图像借不断进步的技术手段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时代。艺人灌唱片求更多传播，中产市民置备留声机（电唱机）居家听唱片，成为当时一大时髦。丁悚热衷于此，此中掌故于他如数家珍。电影，是当时大众最喜欢的文艺休闲活动，丁悚当然是电影院的常客。久而久之，与沪上电影圈极其熟稔的他，也曾经起意拍摄，而且叫得动的大牌明星竟是周璇。更有甚者，他还执笔弄管，写过多篇小说，给上海文坛灌入阵阵清风。▲周璇与丁悚（©丁悚家藏）丁悚，从来没有畛域观念，且样样来得，无一不精。而他所活跃的大舞台，是上海，是当时远东（此地理名词今已弃用）的最具活力也最潮流、最时尚的地方。在战火没有打破上海的安宁与繁荣时，交友开阔的丁悚，常常呼朋引类，“啸聚”于他所居住的“天祥里”（后为恒庆里）这条弄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家客厅，就是当时上海文坛交际的沙龙，丁悚本人则是当年上海艺坛各种信息中转的交通所在。他所亲历亲闻的种种，早年曾经刊发于沪上《东方日报》，名为《四十年艺坛回忆录（1902―1945）》。其回忆录里的各个篇章，娓娓道来，风趣幽默，可长可短，道尽民国上海艺坛的各种逸事奇闻。今天，他的这部回忆录终于结集成书出版，自是可喜。其回忆所具有的一手性质，为我们深入迷宫般幽深的民国都市文化提供了一条别样的路径。他的记忆或可有不确之处，但光是由其回忆所打开的天地与提供的线索，就足以引人入胜了。这个“胜”，就是丁悚本人投身其间的民国文艺界，他所称的“文坛”。这个“文坛”，包括了文学、新闻、电影、戏剧、音乐、美术与摄影等各界。那些后来在另一个时代被称之为“牛鬼蛇神”的并不芸芸的艺坛众生，在丁悚笔下，可说是倾巢而出，精彩、风采目不暇给。▲严独鹤与丁悚（©丁悚家藏）值得一提的是，收入《艺坛回忆录》中的老照片弥足珍贵。这些照片，最珍贵者无疑是丁悚本人所摄。此外还有丁悚本人珍藏的友朋之间相互馈赠的照片，其中有些照片上还有当时馈赠者的亲笔签名。由于战火离乱，丁悚经手的这些照片能够安全存留至今者实在不多。幸亏丁悚后人仍有少许收藏，现在终于可以在书中与读者相见，幸何如之。丁悚热衷于新事物，而摄影在他当时是一等一的最新成像手段，他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丁悚既经常身挎照相机，随时为身边红男绿女朋友们“影相”，也以创作心态拍摄各种事物，涉及题材广泛，包括都市景观、家庭肖像、人体摄影等。尤其是他的这些摄影“创作”，使他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的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而友朋间相互交换照片，作为一种当时的社交方式，也使得珍重友情的丁悚先生得以保存许多珍贵的赠照。幸运的是，这些照片在经历了历史的大动荡后，穿越历史风云幸存下来，来到我们面前，让我们目睹了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他拍摄的照片还是他珍藏的照片，我们都可从各式人等的身上穿着窥见民国时尚之一斑，也可见当时人物的心气与精神。所有这一切，在在跃如（相）纸上。后人如欲考订当时人物形象，这些照片也成为重要线索（可与其他照片交相印证相貌）与证据（一些在场与相互交游关系的证据）。▲白虹（©丁悚家藏）更有意思的是，丁悚在《四十年艺坛回忆录（1902―1945）》中不时夹杂苏南沪上方言，这些今已弃用的词语，成为了方言的化石。书中丁悚绘声绘色所描述的一些事相，被他以方言描述，更显生动。有些语言表现，比如“急得吊人中”（第47则）读来不禁令人莞尔。丁悚及其活跃于中的时代，大致可以1937年抗战军兴为界。其纷乱与动荡，以及在文艺各方面的成就之辉煌、耀眼与驳杂，无法不让我想起欧陆同时代的德国魏玛共和（1918―1933）。将丁悚身处的民国时代与魏玛时期做比较或许颇可商榷，在可比性方面可能需要更多的陈说与争辩。但至少，我觉得，在民国上海与魏玛柏林（魏玛文化的主要生产地）这两个不同地方，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各个方面的各种力量的博弈之下，迷恋于两地现代气氛的艺术家们，趁势而起，争取一切可能的表现自由这一点上，是有着一致性的。借用美国学者雷勤风（ChristopherRea）的形容，那是一个“大不敬的时代”，尽管有种种审查与压制，但他们头上的政府都受各种制约，在上海，更复杂的是上海还多了殖民地当局这一重管辖与管制。因此，无论柏林还是上海，那些当局者不是那么强势，或者说无法强势是可以想象的。也因此，在这两个地方生存的、天生追求表现自由的艺术家们，无论上海还是柏林的艺术家们，在享受、利用文化自由的特殊的历史条件的同时，也都以各自的卓绝才华，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催生了令后人瞠目结舌的灿烂无比的文艺之花。柏林的艺术家们由于一战大屠杀所引发的幻灭，他们的“新客观主义”艺术具强烈的批判性。而上海艺术家们或许虽同样沉浸于资本主义消费所带来的享乐，但面对的贫富分化、政治压力与殖民耻辱，所激发的批判性并不弱于他们的德国同行。在回忆录中，丁悚曾忆及在西安事变时，因一幅时事漫画而被国民党中宣部党部老爷叫去南京“问话”的事。当然，所幸结局还好，属有惊无险。从与现实密切相关的视觉表达上说，丁悚他们当时最可活用的表达与传播空间，是大量发行的漫画杂志与报纸副刊。包括他本人的大量创作在内的时事漫画作品，由于其批判性与时事性，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画卷中最为璀璨的篇章。而且，魏玛柏林的一些艺术家，尤其是视觉艺术家如乔治·格罗兹等，作为民国漫画家的同时代人，其工作直接影响到了民国的一些艺术家。比如蔡若虹、陆志庠的有关上海都会生活，尤其是都市庶民的日常的漫画作品，可以明显看到格罗兹的影子。如果考察丁悚的工作，能够稍稍着眼、着力于这样一个比较视角，或许会获得更为有趣的成果。这是我看他的回忆录所获得的、也是很想与读者分享的所感。▲丁悚绘《百美图》（之一）近期，国内学界有关民国时期的视觉文化的研究渐成热潮。对于过往不入主流美术史的摄影、漫画、平面设计与商业美术的大家巨匠们的实践的研究逐渐展开。比如张光宇、陈之佛等人的工作开始受到较大关注。这一趋势或可视为一种美术史向视觉文化的“转向”。就丁悚在视觉文化实践方面的整体来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属于张氏上一代的丁悚，由于其工作需多摸索而更具开拓性，所遇困难似更大，所求理解也更难。尤其是他的商业美术实践，如何在“美”与“商”之间取得平衡的经验与宽容是当时所缺，因此他要面对的不解、误解甚至是轻视往往要比张氏当时更甚。但丁悚通过自己的出色工作，让当时的人们意识到，商业美术作为生活之必需，也是生活本身之一部分。尤其是其所反映的时代趣味，更为后世了解当时提供了重要的视觉参数。与此同时，更有一个重大难关需要他以及后人、同人们去努力达成的目标是，来自欧美的商业美术形式与传播要求，无论是在语言风格上还是在传播方式上如何转化为中国人乐见的形式令国人接受，所谓在地化，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深加探索的。所幸有包括了丁悚在内的诸多先辈的开拓与摸索，使得包括张光宇在内的后来人才得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克绍箕裘，展开更为深入的探索，终至形成民国时期视觉文化有声有色的壮观局面。▲丁悚绘《游戏杂志》封面丁悚活跃其中的时代，正好是商业美术（月份牌）、漫画、默片、有声电影以及摄影等开始成为信息传播的新形式，并且日益与都市大众发生密切关系，逐渐成为大众娱乐与消费的主要形式的时代。这些新兴的“低”视觉样式，与当时占据优势地位的“高”精英艺术如水墨与油画等并存于世，并迅速涌入大众日常生活，形成一种视觉生产与消费的新趋势与新现象。在丁悚的回忆录中，既有江新这样的掌握雕塑这种“高艺术”样式的海归高手，也有如沈泊尘这样的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漫画先驱，但他都一视同仁，以幽默的文笔兼收并蓄于自己的亲切回忆中。这些“高”“低”之间的边界、壁垒、门户，在他这里早就烟消云散，不成问题。丁悚以及他的同时代人的全面开花的视觉文化实践，给当时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发展以及趣味转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为都市大众打开了眼界。从根本上说，他所活跃的时代，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都会开始生成、都会文化开始发育发达的时代。在民国上海以自己的三头六臂打开一片新天地的丁悚，为都会文化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才华，而丁悚本人也成为了都会文化的一部分。丁悚的包括了社交在内所有文化活动，都在为上海这个当时的东方“巴黎”的都会文化的形成做贡献。可惜的是，至今对于他的工作的研究还不深入，因此人们也比较难于把握他的历史贡献与影响为何。而他的这本回忆录，则是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他的这种贡献与影响的重要材料与证据，相信也会为重新评价他的工作带来新的契机。凯文·林奇曾经说过：“狄更斯和伦敦的建城者同样帮助我们认识了伦敦。”我们今天看丁悚的贡献，或可将林奇此话稍作更改敬献于他：丁悚和上海的建城者同样帮助我们认识了上海。《四十年艺坛回忆录（1902-1945）》丁悚

上海书店出版社近期出版的《超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心身一体的演员训练法》一书引起了戏剧界的广泛关注，得到了著名表演艺术家张先衡、著名导演王晓鹰、著名演员胡歌、于和伟、周野芒等鼎力推荐。该书译者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导演李梦泽，该书作者为英国剧作家贝拉·莫琳。本次推送为书中《序幕》，讲述了作者一段不同寻常的演员训练经历，这也是她写这本书的缘由。●说到表演，我们实在不该在内、外、体验、表现上争论不休。书中提到的“心身一体的演员训练法”，不正是演员创造角色的最终追求嘛？！

作为一部全面总结两千多年来殷周金文研究史的学术著作，上海书店出版社近日出版的《中国彝铭学》一书，在金文学和金文学史方面是难得而罕见的成果，可以说是一把打开青铜器铭文宝库的钥匙。该书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一经出版便荣登“世纪好书”2022年1月榜单。本次推送改编自《中国彝銘学》的引言和跋，大致概括了本书的内容和价值，请大家一睹为快。《中国彝銘学》（上下）刘正

雅典领导的希腊，庞大的东方帝国波斯固不能令其屈服，但其霸权在新锐马其顿的挑战下却一戳就破。何以至此？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宿命与遗产：雅典城邦兴衰史》一书作者张龚认为，虽然雅典的民主从政治上集聚了城邦和人民的力量，铸就了雅典在希腊世界的强大和霸权；但民主也有天然的缺陷，诸如缺乏智慧、多数者的暴政等等，民主也不能解决人性的卑恶、傲慢和贪婪，还常常予以放大。张龚出身法学硕士，好读书深思、追根溯源，酷爱读史，尤爱希腊罗马。本次推送特摘编《宿命与遗产：雅典城邦兴衰史》前言，敬请读者品读。《宿命与遗产：雅典城邦兴衰史》张龚

“哲学是什么”是一个贯穿人类发展史的长久主题，“为什么要学哲学”是一个相伴相随的追问，是一个关于“无用之大用”的深奥话题。关于哲学是什么，哲学家们穷尽一生思考并给出回答，然而答案莫衷一是。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最美的哲学史》是一部特色鲜明并引发广泛关注的哲学入门书。与其说它是一本关于源远流长的哲学思想发展史的回顾，梳理自古至今重要哲学家如何回答“哲学是什么”的著作，不如说它探讨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要学哲学”，接近哲学的途中我们能够收获什么，期待过一种怎样的生活，并使自己成为何种人。下文为该书前言。世界冲突频发，竞争逻辑在全球化中大行其道，似乎所有人都在盲从，无论是权杖撑天的政府首脑，还是跨国公司的商界精英，没有人可以改变这种逻辑的运行。于此，哲学愈发引来人们的目光，它也许是找回我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希望。与那些传统观念、宏大叙事（宗教的，爱国主义的，革命的）相比，想要从宿命感里逃脱的欲望更加强烈地占据着我们；前者曾启迪我们如何生活，如何更有价值地生活。然而如今的事实是，它们已经失去了地位，它们严重地丧失了信念应该具有的力量。既然我们不再充分服膺于那些传统观念和宏大叙事，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不在某种怀旧情绪中自我陶醉，就得寻找另一个捍卫精神的舞台。在我们看来，是什么使生活值得一过？既然死亡无可避免，那么要如何辩护那些我们必须为人生付出的努力？在这一背景下，人们重拾对哲学思考的好奇心，也就并不奇怪了。悖谬的是，尽管会一时兴起，然而对于大多数外行，甚至是博学善文的外行来说，哲学显得太过高深莫测了。而且，作为我们文化传统的重要领域，也许唯独哲学，哪怕是给它一个大致的定义，都让我们大多数现代人费尽了心思。就连哲学家们自己也经常给人这样的印象：他们没有元哲学观（原文可以直译为“对哲学学科的一般理解”，意思是如何看待哲学本身是什么，“元哲学观”简洁地对应着这层意思。——译者注）的共识。这就是为什么在讲述哲学故事——人类的潜在力量让这番哲学故事充满迷人的探索，它们给生活赋予意义——之前，我们必须预先回答一些问题：什么是哲学？我们对它有何期待？其“用处”何在？我们是否还需要它？如果答案是“需要”，那么在一个不断推崇技术革新以及经济谋略——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世界”——的时代，当一切都在献身于创造手段，无人关心人类所能憧憬的目的时，哲学如何帮助我们摆脱这种状况？让·弗朗索瓦·勒维儿在他著名的小书《为什么要有哲学家》里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将看到一个不容小觑的回答。因为哲学完全不是我们经常想要还原成的“批判思维学校”。如果哲学仅仅是这个东西，就像帕斯卡尔说的，哲学不值得我们花“一小时功夫”。再者说，科学家、技术工作者、法学家、商人、农民，这些人当中，我们能在谁身上看到他们诉诸哲学是为了有个批判性思维呢？相反，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政治改革和艺术创作，尽管这些积聚了茂盛的精神财富，然而它们并不会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达到哪种真理，它们不足以辩护我们的道德价值，它们也满足不了我们对好生活的追问；好生活，它属于我们必有一死的人类，它能够拯救我们无足轻重的存在，那种无足轻重感预示着人类的短暂和偶然。用纯粹的人类理性去应对这个挑战，这绝对是哲学的终极目标。这就是我们将追踪的线索，哲学史沿其不断推进，我们可以感受到哲学的多次复兴，“哲学之船”在历史海角处蔚为壮观的转舵，也可以发现那些改变我们世界观的新颖思想。沿着时代引线，我们将看到在众多关键时刻哲学面临的挑战，它们令红极一时的观念突然贬值，也引领最伟大的哲学家们开辟出常常出乎意料的新的思想航线，这些航线是如此具有洞见，照亮了我们通向遥远时代的大道。虽然哲学道路会有唐突曲折，然而哲学史所揭示的，即使不能算作一种逻辑，也至少是时间线上的进步形式，这里的进步关乎两幅互补的哲学图景。一方面，起初我们对好生活的追寻都根植于外在或超越人性范畴的地方（宇宙的和谐，神性），这种追寻方式在人类经验世界的重大时刻（先是理性，再是自由，最后是我们的亲身经历和情感）受到愈来愈多的深刻批判。另一方面，哲学将致力于一步一步整合那些曾被遗忘，被边缘化，被压制的存在维度（性欲，男性的女人味，女人的男子气，幼童期，人类的兽性以及本性，无意识，经济决定论等等）。在哲学的这场演变中，我们将划分五个伟大的时代，本书将它们依次展开。我们将重温那些伟大哲学家们思想作品的起源和发展，从中会发现他们每个人所带给我们的东西都是不可替代的。重温的过程就是讲述一段我们最美历史的过程：这段历史里，人类逐步深入地构建起自我意识，渐渐懂得什么是值得过的生活。对人类自身的这种渐进挖掘，显然也在我们这个时代进行着。这就是为什么还需要顾及当代背景以及哲学家们为这个时代做出的新回应，以此完整我们的伟大故事。其中，那些为“存在的理由”提供正当性的原则道理将得到揭示。“存在的理由”如今看来问题重重，然而我们却好像从未需要过这种理由一样。《最美的哲学史》［法］吕克·费希

《宋词通论》是宋词研究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了解宋词全貌的必读之作。书中按宋词内部发展分六期论述词史，品评宋代各名家词人作品得失。作者薛砺若先生重视词作的社会意义，把词作看作社会意识与心理的结晶。本次推送选编上海书店出版社《宋词通论：插图典藏版》的出版说明，该书以开明书店1935年本为底本，横排简体，校订原书排印错讹，配以精美插图，以飨读者。薛砺若先生虽说是同辈人，但从实际上说，他是我们的老师。虽然我写了《宋词三百首注释》《全宋词》等书，但从词的学问来说，其高度是不及薛砺若先生的《宋词通论》的。——词学家、词林宗师

《国学季刊》，全名《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由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编辑，胡适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出版部发行。1923年1月创刊于北京，季刊，1937年6月出至第六卷第二号停刊。1950年7月复刊，出版第七卷第一号，改为不定期刊物，并将抗战时编印的《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作为第六卷第三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油印论文集作为第六卷第四号，1952年12月出至第七卷第三号终刊，共出版27期。该刊是近现代国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性刊物，原刊完整保存至今者较为罕见。上海书店出版社为保护、传播近现代文献，推动学术文化发展，现将该刊所有期数按16开精装，分装12册，影印出版。原刊第六卷第三号，虽经多方查找仍未寻得，现将《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上》单行本作替补内容。为便于读者检索，特将所有期刊篇目编制总目录和篇名索引、著者索引。本文系胡适为《国学季刊》所作发刊宣言。▲胡适（1891—1962)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三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古学界表面上的寂寞，遂使许多人发生无限的悲观。所以有许多老辈遂说，“古学要沦亡了！”“古书不久要无人能读了！”在这个悲观呼声里，很自然的发出一种没气力的反动的运动来。有些人还以为西洋学术思想的输入是古学沦亡的原因；所以他们至今还在那里抗拒那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学术。有些人还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所以他们至今还梦想孔教的复兴；甚至于有人竟想抄袭基督教的制度来光复孔教。有些人还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的保存了；所以他们至今还想压语体文字的提倡与传播。至于那些静坐扶乩，逃向迷信里去自寻安慰的，更不用说了。在我们看起来，这些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这些行为，不但不能挽救他们所忧虑的国学之沦亡，反可以增加国中少年人对于古学的藐视。如果这些举动可以代表国学，国学还是沦亡了更好！我们平心静气的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再观察眼前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现状，我们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国学季刊》创刊号封面，鲁迅设计，蔡元培题字自从明末到于今，这三百年，诚然可算是古学昌明时代。总括这三百年的成绩，可分这些方面：（一）整理古书。在这方面，又可分三门。第一，本子的校勘；第二，文字的训诂；第三，真伪的考订。考订真伪一层，乾嘉的大师（除了极少数学者如崔述等之外）都不很注意；只有清初与晚清的学者还肯做这种研究，但方法还不很精密，考订的范围也不大。因此，这一方面的整理，成绩比较的就最少了。然而校勘与训诂两方面的成绩实在不少。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阮元、王引之们的治“经”；钱大昕、赵翼、王鸣盛、洪亮吉们的治“史”；王念孙、俞樾、孙诒让们的治“子”：戴震、王念孙、段玉裁、邵晋涵、郝懿行、钱绎、王筠、朱骏声们的治古词典；都有相当的成绩。重要的古书，经过这许多大师的整理，比三百年前就容易看的多了。我们试拿明刻本的《墨子》来比孙诒让的《墨子闲诂》，或拿二徐的《说文》来比清儒的各种《说文》注，就可以量度这几百年整理古书的成绩了。▲周祖谟《〈说文解字〉之传本》，载《国学季刊》第五卷第一号（二）发现古书。清朝一代所以能称为古学复兴时期，不单因为训诂校勘的发达，还因为古书发现和翻刻之多。清代中央政府，各省书局，都提倡刻书。私家刻的书更是重要：丛书与单行本；重刊本，精校本，摹刻本，近来的影印本。我们且举一个最微细的例。近三十年内发现与刻行的宋元词集，给文学史家添了多少材料？清初朱彝尊们固然见着不少的词集；但我们今日购买词集之便易，却是清初词人没有享过的福气了。翻刻古书孤本之外，还有辑佚书一项，如《古经解钩沉》《小学钩沉》《玉函山房辑佚书》和《四库全书》里那几百种从《永乐大典》辑出的佚书，都是国学史上极重要的贡献。▲孟森

王宇信，一九四O年五月生于北京平谷区和平街，一九五六年北京平谷中学初中毕业，一九五九年北京良乡中学高中毕业，一九六四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胡厚宣教授甲骨学商史专业研究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字博物馆顾问、中宣部、教育部语信司等“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顾问、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研究院教授。专攻甲骨学与先秦史，并参加了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的编纂工作，后任《甲骨文合集释文》组组长，协助主编胡厚宣教授工作，并任《合集释文》总审校。合著有《甲骨文字诂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先秦卷）、《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商周甲骨文》、十一卷本《商代史》等。主编并参与撰著有《甲骨文精粹释译》《甲骨学一百年》《甲骨学发展120年》《殷墟文化大典》（三卷六册）等等，另主编多部论文集。个人主要著作有《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西周甲骨探论》《甲骨学通论》《甲骨学导论》《西周》《新中国甲骨学七十年》等，有论文数十种。《中国甲骨学（增订本）》（上下）（经典力量）王宇信著语言文字学家与历史考古学家研究甲骨学的侧重点是不同的。语言文字学家研究甲骨学的侧重点在于甲骨文字的考释、文字产生的历史和语法结构、句子结构等文字学本身的问题。“它的内容既包括铭刻学的资料，也包括像许慎《说文解字》之类的并非铭刻的辗转抄下来的书本上的有关资料”[1]。因此，今日的语言文字学家，既要精通传统古文字学形体、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知识和方法，也要对铭刻上的各种古文字材料进行研究。而历史考古学家，则利用和吸收语言文字学家考释甲骨文字的成果，从历史考古学的角度，研究甲骨的占卜方法和契刻规律、文字的早晚变化以及文字内容所反映的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变化等等。就研究的内容和范围说来，比语言文字学的研究要丰富和广阔得多。这本《中国甲骨学》，是从历史考古学的角度，对从开始学习甲骨学，到研究进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介绍一些必要的甲骨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研究方法。希望有志于甲骨学研究的读者，在阅读本书的基础上，再阅读书中所开列的基本甲骨学书籍，熟悉并学会收集材料，能够独立地对甲骨学本身的一些问题以及殷商史、考古学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我们力图在本书中充分体现一百多年来甲骨学研究的成果，尽量将已经解决和正在解决的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对一些正在讨论的问题也有所介绍，以期引起读者的思考并投入讨论中去。这次本书增订再版时，我们还将对一些问题的讨论文章收入，或对读者的研究有所启示。书后附有的甲骨学论著目和甲骨学大事记，也希望能给对甲骨学有一定基础的研究者了解百年来甲骨学发展史和研究工作提供一些方便。由于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出土较早，积累的材料非常丰富，研究较为成熟；而西周甲骨的出土和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而且出土数量较少，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2]。因而传统的所谓“甲骨学”，一般是指殷墟甲骨文的研究而言。我们这本《中国甲骨学》，仍以殷墟甲骨文研究为主，是为本书上编的内容；有关西周甲骨的研究和我们的一些看法，在本书的中编叙述。西周甲骨研究虽然限于材料的不多和研究的尚不充分，内容没有殷墟甲骨文丰富，但西周甲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现和研究，毕竟使甲骨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今后的任务是使它进一步完善和丰富；而较之狭义的甲骨学更为宽泛的殷商文化的有关研究和探索，收入本书的下编，或可对读者了解殷商文化的专题有所帮助和启示。[1]夏鼐：《〈殷周金文集成〉前言》。[2]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第一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中国甲骨学（增订本）》目录左右滑动查看更多“经典力量”丛书“经典力量”丛书待出书目：《历史哲学》

马上就要迎来壬寅虎年了，本次推送特选录知名农学专家胡淼新著《中华生态古诗的博物学解读》中解读《猛虎词》的篇章，提前祝本社的新老读者们虎年大吉、阖家安康。猛虎词【唐】储光羲寒亦不忧雪，饥亦不食人。人肉岂不甘，所恶伤明神。太室为我宅，孟门为我邻。

于和伟●学习表演是悟空的过程，感谢这本书的出版，它让我明白：身着袈裟的，不一定是僧侣。——著名演员

31.《卧底警局：一位法国记者的潜入调查》警察暴力是如何成为老生常谈的话题？法国警察内部是滋生偏见和种族主义行为的温床吗？为什么惩罚警察这么困难？这些宣誓过的警察男女到底在想些什么？[法]

20世纪90年代，英国剧作家、演员贝拉·莫琳从伦敦来到莫斯科接受演员训练，她回到了伦敦之后将在俄国所学的方法运用在表演、导演等多个实际训练中，皆大获成功。她用文字写下这份亲身经历的当代演员训练评定，记录了她学习一个实实在在技巧的过程，这就是《超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心身一体的演员训练法》。多年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导演李梦泽将其翻译成中文，他认为这本书将会颠覆许多从业者对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认知，帮助演员解决在排练时与导演的隔阂。本次推送为中国国家话剧院原副院长、著名导演王晓鹰为新近出版的该书中文版所写推荐序，原序标题为：《超越不是摒弃，而且学习、掌握之后的发展》。青年导演李梦泽翻译的《超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心身一体的演员训练法》是一本对于当今中国话剧表演艺术非常有意义甚至有可能起到“正本清源”效果的难得好书。一写作此书的是英国演员、剧作家以及表演教师贝拉·莫琳，她曾于1993年在莫斯科接受演员训练并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原则有了重新认识，之后又在多个国家以工作坊的方式传授如何成为一个“心身一体的演员”方法，其间对那些新认识进行了实践印证和深入探讨。她以一个来自完全不同的戏剧文化传统的英国人角度，深入、系统地对俄罗斯表演艺术进行学习、实践和思考，使得她写的这本书十分真切而且十分清晰。《超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心身一体的演员训练法》的书名初看上去以为是对斯氏表演理论的颠覆，可是读了才知,莫琳其实通篇都在讲斯氏体系本身或者是发展到今天的斯氏体系，这本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所谓“超越”，不是“绕过”更不是“摒弃”，超越是在“理解”“掌握”基础之上的“开拓”和“发展”。贝拉·莫琳所倡导的“心身一体”表演方法的坚实基础是“行动分析法”；“行动分析法”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谪传弟子们在他们的老师去世后对“斯氏体系”的新发展；而事实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在逝世前已经将主要精力放在对“身体行动理论”的研究和教学上了。“行动分析法”可以说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自己的所谓“体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发展，他的这份“未竟事业”在他身后被他的继承者、助手、学生们发扬光大，从而使斯氏体系从各个角度得以深入理解并向前发展。由此可见，简单地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体验派”是很不严谨的。斯氏体系的核心要义是“在体验基础上再体现”，这也可以理解成是对先于斯氏体系之前出现的“体验派”的超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有个过程的。中国演员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接触到的关于“内心体验”“从自我出发”“当众孤独”“有魔力的假使”等等论说，只是体系的一小部分，斯氏《全集》的第二、三、四卷分别是《体验创作过程中的自我修养》《体现创作过程中的自我修养》和《演员创造角色》，这三部分加在一起才算全面表达了演员面对角色进行艺术创造的完整过程。而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形成并非只是他一个人的心血，其发展也没有因为他的逝世戛然而止，他最默契的合作者丹钦科给过他很多启发，他的诸多学生，还有学生的学生，在继承、研究、实践、传播体系的过程中，也有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甚至是关键性的发展，这其中有波波夫、查哈瓦、托甫斯托诺格夫等艺术大师，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已经形成的那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基础上所做的更进一步的发展。二我们曾长期被到底是“从自我出发”还是

译延伸阅读《于阗史丛考》｜一千多年前的西域，曾有这样一个“金玉国”欲知世界各地之真相，可取此书读之：《马可波罗行纪》再版引言

中国绘画的演化发展呈现了心与性两个同中存异的阶段，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必然，一个人的本然的不可分割性固然朗若日月，而前后两段的差异却泾渭分明。中国画是心知的艺术，更是性情的艺术。所以，中国画是修心养性的。近日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画的心性》中申论的从“物趣”“理趣”到“天趣”，既是中国画审美的境次，也是中国画修养的进程：由心达性。今日推送为《中国画的心性》的后记。《中国画的心性》江宏

1995年，乔布斯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软件在计算机创新中的重要性：好的软件要降低用户的使用难度，让用户不用为工具烦恼，把精力放到实现创意的地方。一年后，乔布斯重回自己创建的Apple公司，随他一同回来的NeXT团队提供的操作系统也成为后来MacOS

珍稀文献影印，是上海书店出版社自上世纪50年代以上海古旧书店起家时即开始介入、以后数十年长期坚持、在业界享有盛誉、至今仍常抓不懈的领域。而《民国期刊集成》正是这一传统的延续。该系列分批选收影印民国时期文史、社科、美术、国学、戏剧等领域内最具代表性的期刊，注重刊物的稀见性、文献价值和实用性。从2011年重新影印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开始，历时十余年，至今已出版了二十余种。系列里每个品种均完整收录原刊内容，并按照原刊版式、原样制作，最大程度再现了民国期刊的历史面貌。同时为便于读者检索利用，每种图书都编制有篇名总目录，部分图书还制作了人名索引。《民国期刊集成》不仅是研究和了解民国时期社会、学术、文化、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重要资料，更是兼具文献、艺术和收藏于一体的经典书系。年底活动多多书店社重磅福利又来了~~如何获得赠书？答案在文末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以散文为主的文学刊物——简短犀利的思想杂感，任意而闲谈的随笔《语丝》（全11册）《语丝》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由语丝社编辑发行。1927年10月因遭北洋军阀查禁而停刊。同年12月自第4卷起在上海复刊，由鲁迅主编，北新书局发行。本社按照原刊影印出版，共11册。第1册16开，第2至第11册为大32开。该刊因语丝社成员创作的具有共同特征的散文而得名。主要撰稿人和代表作家有梁遇春、周作人、鲁迅、林语堂、钱玄同、孙伏园、俞平伯、刘半农等。他们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他们从事社会文化批评，所写杂文和散文形成一种具有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因而被人们称为“语丝派”。该刊在反对封建复古逆流，反对封建军阀政府镇压北京女师大学潮、制造“三一八”惨案的斗争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滑动查看更多

珍稀文献影印，是上海书店出版社自上世纪50年代以上海古旧书店起家时即开始介入、以后数十年长期坚持、在业界享有盛誉、至今仍常抓不懈的领域。而《民国期刊集成》正是这一传统的延续。该系列分批选收影印民国时期文史、社科、美术、国学、戏剧等领域内最具代表性的期刊，注重刊物的稀见性、文献价值和实用性。从2011年重新影印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开始，历时十余年，至今已出版了二十余种。系列里每个品种均完整收录原刊内容，并按照原刊版式、原样制作，最大程度再现了民国期刊的历史面貌。同时为便于读者检索利用，每种图书都编制有篇名总目录，部分图书还制作了人名索引。《民国期刊集成》不仅是研究和了解民国时期社会、学术、文化、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重要资料，更是兼具文献、艺术和收藏于一体的经典书系。年底活动多多书店社重磅福利来了~~如何获得赠书？答案在文末“五四”新文化思想的旗帜，

中国史学会精选史家精编的史料集，嘉惠学人——过去与现在，内地与海外，影响也超出了史学界。将来会有学人探讨这套史料集的本身，展开学术史被忽略的一页。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出版事业的发源地。一大批党的早期领导人和重要党员都曾投身党的图书出版事业，努力传播革命的火种和真理。值此百年华诞之际，上海书店出版社和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合作，共同推出了《原版初心——党的出版早期文献萃编》，旨在专门整理、影印中国共产党早期在上海出版发行的具有重要代表性和文献文物价值的图书，以追寻、回顾和展示党的早期出版在上海的光辉历史和丰硕成果，为推进党史研究和深入“四史”学习提供丰富的原版资源。《原版初心——党的出版早期文献萃编》共八册，收录了据原版影印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在上海的重要出版物十五种，这些图书跨越了党的创建、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共三个历史时期，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也有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著述和中国共产党致力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实践的论著，为启蒙大众、传播真理、思想建党、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出版事业和革命斗争历程的熠熠光芒。《共产党宣言

他15岁时亲睹父亲遇难他曾与炸弹擦肩而过，死里逃生他曾目睹了人类史上最大的海难——江亚轮失事他亲历解放嵊泗列岛本次推送选自“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中的《杨小佛口述历史》一书。该书以杨小佛的个人经历为主线，对其家世、亲友、交游和阅历进行了综合性的回顾。他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胡适、黄炎培、宋子文、唐腴胪、林语堂、徐荷君、赵叔雍等许多民国名人亲身交集，同时在历史潮汐中跌宕起伏，为宋子文北站遇刺案善后、“八一三”大世界炸弹惨祸、上海解放后军管会对航政局的接收、1950年解放军攻克嵊泗列岛、新时期港澳经济研究启航、“文革”后中外经济学重新开始交流的第一次国际盛会，乃至《沪港经济》创办、“按揭”理念引进等许多历史片断，留下了许多未见他处披载的资料。《杨小佛口述历史》杨小佛

于阗国是信奉佛教的重要古代西域王国之一，我们可以在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的壁画中见到不少于阗国国王、皇后、王子、公主等供养人画像。今天推送的内容选自张广达、荣新江所著《于阗史丛考》（增订新版）中《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一文，考证了敦煌壁画中于阗公主像题名中的“金玉国”。▲莫高窟第61窟曹延禄姬金玉国（Ysarnai

江南文化是中华文化家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江南人民在漫长历史中创造的、有别于其他区域、极具活力的地域文化。江南地区山水相连，壤土相接，彼此人民语言相近，习俗相通，有无相济，流动频繁，认同感强，亲密度高，故文化一体性程度很高。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地区共同的文化标记。吴韵苏风、皖韵徽风、越韵浙风和海派文化，虽各具特色，但都是江南文化一部分，或是在江南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发展，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江南文化提供精神资源和精神动力。江南江南文化研究的先哲顾炎武，曾将原创性学术成果比喻为“采山之铜”。可以相信，这批成果的问世，对于拓展、深入理解江南文化的内涵，对于推动江南文化研究，对于推动长三角地区一体化，都会有重要的价值。冯贤亮

龚继先，著名书画家、美术出版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5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师从李苦禅、李可染、蒋兆和、叶浅予、郭味蕖、王雪涛、田世光、俞致贞等名家，1963年毕业后长期在上海工作、创作，接触南北名家众多。他是新中国美术出版史的见证人。下文摘自《龚继先口述历史》的一节“永远在路上”，展现了一位艺术家的人生态度。我在中央美术学院读书的时候，已经开始阅读艺术类书籍，书法的、建筑的、园林的，甚至武术的都读。看多了，觉得中国艺术都是一个道理，叫“违而不犯，和而不同”。后来再看很多画论、画史仍然脱不开这个说法，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创新，画画必须先有规矩。中国人讲“道法自然”。万物皆有规律，自然中四季轮回，春种秋收。艺术也是一样，必须守法自然，先了解规矩，否则再怎么创新也无济于事。许多世界级的大画家，印象派的也好，现代派的毕加索也好，中国的齐白石、潘天寿，都是功底扎实，传统绘画炉火纯青之后，才寻求突破，开宗立派。他们看似已经进入艺术的自由王国，没有规矩了，其实都是在规矩中做到最大的自由。从炉火纯青走向登峰造极，勤奋也好，天赋也罢，始终离不开艺术规矩。▲1959年春,刚刚入读中央美院国画系的龚继先（左一）跟随李可染先生（中）在颐和园写生时合影

近日，知名农学专家胡淼先生的新作《中华生态古诗的博物学解读》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这也是他继《〈诗经〉的科学解读》和《唐诗的博物学解读》之后历时八年的心血之作，一经出版即因其独特的写法、广博的知识量和强烈的人文情怀而引发学界和读者关注。现刊出该书前言（有删节）。▲《中华生态古诗的博物学解读》（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古诗，是我国古代文明中光辉灿烂的艺术瑰宝。古诗又像温润如玉的琥珀，通过它们，许多历史人文故事，各式各样的自然生态环境，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等，得以生动地记录保存下来。这个认识是我写《诗经的科学解读》和《唐诗的博物学解读》两本书的思想基础。在那两本书中，我对自然生态环境和物种多样性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但我总觉得还是远远不够。所以，2009年我曾向人许诺，下一本书要写环境环保古诗的科学解读。但那时我主要精力是在《唐诗的博物学解读》的那本书。这本书的起笔虽然2012年就开始了，但主要部分都是在2015～2018年间完成的。2018年9月完成了初稿，并根据方家提议，书名定为《中华生态古诗的博物学解读》，现呈献于读者面前。本来还有一种想法，就是想通过本书，以微声呼唤世人对环境环保的关注与重视，以利可持续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因此，当2016年《文汇报》记者金久超先生问及我下一本书的方向时，我很坦然地告诉了她。出乎意料的是，我国生态环境整治的工作，从2017年开始有了急剧的改进，并且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特别是2018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高屋建瓴，博大精深，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纲领，感到欢欣鼓舞。由于我这本书写的进度太慢，没能赶在之前出版，但作为解读古诗的内容，不会过时，而且这是我的创举。▲《〈诗经〉的博物学解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唐诗的博物学解读》（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写这本书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早先写《唐诗的博物学解读》这本书的时候，本来打算写成《唐宋诗的博物学解读》的，因为篇幅太大，宋的部分就留了下来。但如果再以《唐诗的博物学解读》的方法写宋，就显得有点落套，而且宋诗的内容远不如唐诗丰厚。所以决定另僻蹊径，以我一向关注的生态环境与环保为切入点，时间跨度从先秦到明清，尽量把宋诗包容进去，并收入个别清末作者的作品。秦先以《诗经》和《楚辞》为重点。《诗经》已单独写了。而且准备出修订本。《楚辞》又近乎散文，未加收入。但在许多章节的讨论中常常提到它。为了使《诗经的科学解读》《唐诗的博物学解读》与《中华生态古诗的博物学解读》这三本书之间取得一定的平衡，就要尽量加大唐五代以后，特别是宋诗的份量，关于这一点，主观上是尽了一点努力，但可能还是不够。我国古诗源远流长，如果把它们比作海洋，那么秦先是一个源头的远海，汉魏六朝也是一个较远的海，唐五代是个浩翰的大海，宋诗和元明清也都是海。而且唐诗太强大了，其他朝代仍然无法与之匹敌。然这也是比较客观的情况。全书一共选用156位作者和6篇民歌民谣乐府在内的共366首诗篇，另外，书中又全文引用了7位作者的诗歌9篇，两者加起来，则一共是165位作者的375首诗篇。为了便于阅读和理解，把它们归纳成29个栏目。这些栏目，有的比较顺理成章，也有的比较勉强。这是因为不是古人按栏目为我们写就的篇章，而是我们在借古诗说事。很多情况下，某一篇诗，既可编入A栏目，也可编入B栏目，但由于篇目布局等原因，把它放在C栏目更为合适，读者阅读时可以自行体会。在本书的视野中，收录多、贡献大的，依然是历代推崇的那些著名诗人，但也有些变化。唐代除李杜外，王绩、张说、元稹、许浑等人，比王维、白居易等更为突出。前人对隋末唐初的王绩已有较多研究评说，本书在这里给了他应有的地位。另外又挖掘出初唐的丁儒，和唐末五代的王周。他们的存诗不多，丁儒的诗只收一篇，王周的诗只收二篇，但已足以使他们名垂青史，也使本书增色不少。宋代基本是欧、苏、陆三驾马车，苏轼尤为突出。本书同样也挖掘出一个人，就是张镃。虽然只收他一首诗，因为他是第一个，也可能是唯一一个记述灰蝶的古人，使他占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至金元明清，古诗进一步式微了，同时，诗风和写作技巧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诗似乎更加“专业化”、具体化了，有的近乎科普白话诗。如元好问的《驱猪行》、戴表元的《义蜂行》、魏象枢的《捉虱行》、顾清《观蜣螂转丸有感》、师道南《鼠死行》等。其中《鼠死行》成为世界鼠疫研究的重要历史文献。满清皇帝康熙的诗，不经意间收留了八首，倒不是因为他的诗写得好，只是诗中的内容比较合适而已。▲《中华生态古诗的博物学解读》内页本书既取名《中华生态古诗的博物学解读》，除了从这个侧面向大家展示祖国河山有多么辽阔壮丽，她养育了多少优秀儿女、先贤人物，创造了多么灿烂独特的中华文明等等之外，还紧扣人与自然生态环境这个主题，从衣食住行，京都与地方城邑建设，水陆交通、农牧百业，生活方式、社会文明，生老病死、婚丧习俗，山水风雨等非生命界，及草木虫鱼鸟兽等生物界，在演发和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中的作用，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等方面，进行解读欣赏，顺便阐述人类的历史功过与重大责任。自从世界各国相继进入工业化以来，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与物种消失的速度空前加快，加上水气土圵与食品污染的威胁无处不在，令人惊怵。几乎可以证明，人如何对待自然，自然就会如何对待人。从而告诉人们，只有尊重自然，维护生态平衡，才能建设健康益寿的生活环境，获得有质量的生活享受。本书承接前两本书的精神，仍然很重视探索每篇诗的主旨，写作时代背景，涉及的历史人物，事件及典故；也探及它的艺术创作特点与手法，有无讽喻美刺等等。凡涉及博物学及科技方面的内容，特别是前人无考的疑难之处，则认真地反复考订，在立前人未立之言时，首先掌握切实的科学根据，争取做到准确、可靠、合理，经得起推敲论证。因为古代没有统一的、科学的命名法则，不但多同名异物、同物异名，而且有些文人喜欢随意起名，情况十分混乱，考证起来常常使人有扑朔迷离之感，所以不得不采取逐篇考证、认真对待的办法，坚守学术的严肃性。力争把它写成为集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文艺性与故事性于一炉、信息丰富、适合各个层次人物阅读的读物，为增强文化自信添一把薪火，也可作为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参考读物使用。作者简介▲胡淼（董淑信

1930年7月创刊的《柯达杂志》是美国柯达公司在中国上海创办的以宣传、推销摄影材料为宗旨的摄影杂志，由上海柯达公司出版发行，沈昌培编辑，32开，月刊。1937年8月出至第八卷第八期，因淞沪会战爆发而被迫停刊。该刊以“提倡摄影学术，鼓舞摄影兴趣”为办刊宗旨，对于了解和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摄影发展、柯达公司摄影产品、各地风景名胜、乡村和都市生活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资料价值。上海书店出版社为弘扬海派文化、推动学术发展，现将该刊按大32开精装，分装五册影印出版，收入“民国期刊集成”系列，并将原刊文章篇名、照片名编制成总目录和人名索引，以便读者检索利用。以下为历史影像研究专家徐家宁先生所作《柯达杂志》影印前言，有删节。避开人潮汹涌的外滩，沿着南苏州路向西，在新天安堂的背后有一条不长的街道与外滩平行，路西侧与原英国驻沪领事馆相对，有一座褐色面砖的大楼，其原址是外侨在上海最早开办的剧场兰心戏院，故这座建筑被称为兰心大楼。对摄影术在世界传播有着巨大贡献的柯达公司就曾将上海分公司设在这座大楼里。▲上海市黄浦区圆明园路185号兰心大楼1888年，伊士曼柯达公司在这一年推出了第一款柯达相机。相机内部装有一卷可拍摄一百张照片的纸基底片，配备广角镜头和简易快门，底片拍完可寄回公司冲洗，柯达公司当时的广告语就是那句著名的“您只管按快门，剩下的交给我们”（You

于阗，西域古王国，地处丝绸之路南道交通要冲，自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1世纪初，在传播佛教、促进东西文化交流上起过巨大作用，于阗史研究对西域史、中西交通史和佛教史研究均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张广达、荣新江两位学者以敦煌汉文文书为基础，参照欧美学者数十年来研究于阗语文献的成果，广泛搜集难以得见的中外新材料著成《于阗史丛考》。本书对唐宋于阗乃至整个西域史研究多有贡献，1993年首版以来广受学界赞誉，是于阗史及西域史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本次上海书店出版社在1993年首版和2008年修订版基础上推出增订新版，除修改前版差错外，书末新附作者亲编索引，方便读者检索阅读。作者简介张广达，历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在法国、瑞士、美国等国学术机构和大学任职。1989年荣获法国亚洲学会荣誉会员，1993—1994学年度法兰西学院国际讲席教授，2003年荣获法国巴黎高等实验学院荣誉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唐宋史、西域史、中外文化交流史、欧美日本汉学与东方学史。著有《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等。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博雅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隋唐史、西域中亚史、敦煌吐鲁番学等研究。著有《归义军史研究》《敦煌学十八讲》《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等。▲Hedin24

现代社会中，与汽车相关的交通事故让人提防和恐惧。上海书店出版社近期出版的新书《驶于当下：技术理性的个体化阐释》的作者徐前进，在2019年冬天也遭遇了一次小小的车辆相撞事件。经历不安的事后追悔、严肃的事故处理和繁琐的理赔程序后，他对汽车、道路与技术有了全新的认识。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个道德领域，也不是一个法律领域，而是一个损坏—修复的物质与功能领域。他将自己的独特体验和思考写入这本有些特别的新书中，以下内容选自该书。11月13日下午三点半，我打开车门，进入驾驶室内。这辆车已经安全行驶了三年半，没有出现一次故障。现在，我要去幼儿园接小孩。她已经入幼儿园两个月，最近有些慌，总说在幼儿园的时间太长了，竟然要吃两顿饭。她还说自己在幼儿园不会哭，但爸爸妈妈要早一点去接她。汽车离开停车区进入主路，我迅速踩离合，挂挡，踩油门、抬离合，时速提高到20公里。前方亮起红灯，但不限制右转弯，我的汽车迅速变换方向。这一天是暖冬结束的时刻，温度急剧变化，最初是大气温度降低，然后是地面温度降低。前一天下过雨，温暖得像春天。这一天上午下雪，一落到地上就融化成水，但下午气温骤降，地上的水结冰，出发前一小时又突降大雪。然而，车内的暖风系统给了我一种错误的感觉，让我忘记外面的寒冷，也忽略了轮胎对于覆盖着积雪的结冰路面的应付能力。我以平常的速度行驶，在第二个路口前进入左转车道，打开左转向灯等待，“哒…哒…哒…哒……”。绿灯亮起，我趁着对向车辆起步缓慢的机会踩下油门，用二挡起步，迅速穿过十字路口，进入主路，时速提高到40公里。行驶3公里后，汽车向右转，进入城市主干道路。前方红绿灯处车辆密集，我的时速减慢到20公里。在离前车20余米处，我像平常一样踩下刹车减速。但异常状况出现了，刹车踏板变得很硬，同时ABS（刹车防抱死系统）启动，ESP（紧急情况下车上稳定系统启动）启动，轮胎处在非正常转动状态，在ABS和ESP的干预下勉强掌握方向，车速维持在10公里左右。我意识到与前车的碰撞不可避免。出于本能或逃避的意识，我不想直接撞向前面的车。在那个时刻，我的想法是将坏的结果往后推，希望在碰撞之前还有其他的可能，总之要极力避免撞到眼前这辆车。刹车失效，我旋即拉起手刹，同时向右侧打方向盘，希望从前方车辆和右侧车辆的中间过去。我的车尾向左后侧偏移，车头钻过两车中间。那是一个仅容一辆车通过的极限空间，在这个时刻我只有这个选择。车身向前滑去，ABS发挥着功能，轮胎一转一停，“咔…咔…咔…咔…”。车辆转向系统部分有效，车身稳定系统勉强维持着车身的稳定性。在钻过这个空间后，我回正方向盘，然后向左行驶，但已经没有机会，右前方的那辆车就在正前方。我迅速向左打方向盘，轮胎在路面上滑行，失去转向能力，右侧车头撞到了这辆车左后方的挡板，“砰……”。我坐在车里，雪花飘落在挡风玻璃上，很快就看不清前方。我知道我要负全部责任。我按下安全带卡扣上的红色按钮，“啪”。在这个时刻，我不想听到这种声音，只想躲在车里，幻想着有一个力量，能让乱糟糟的状况复原。我按动左侧车门处的开门锁，车行驶到10公里以上四个车门会自动锁闭，“咔”。在这个时刻，我也不想听到这个声音。对于被动进入这个事件的人，我感到十分抱歉。虽然碰撞并不严重，但我将他们拉进了现代时间的涡流中。他们要在这个时间涡流中旋转几个小时，在大雪里等待交警的出现，看着减速的车辆拥堵在一起。之后，他们要离开这个涡流，转移到另一个关于汽车修复的涡流。这是一个与物质-技术功能相关的、具有期待性的涡流。开车三年多，我的车已行驶12636公里，期间从未有过失控的状况，只有一次急刹车。在双向八车道的路上，我在右侧第二车道以时速60公里行驶，一辆黑色轿车侧向过来，没有打开转向灯，直接加速进入我的车道，我只能急速刹车，减到时速20-30公里。汽车的ABS自动启动，双闪警示灯自动启动，“哒…哒…哒…”。对于这一类驾驶行为，我不时会有正面撞击的愿望。他们或是因为看手机而导致偏离车道，影响到其他车辆的正常驾驶，或者是有意别车，干扰我的驾驶思维。在城市快速路的一个出口，我减至时速10公里，打开右转向灯，示意后方车辆让行。这一切符合这个路口的交通规则。但一辆出租车鸣喇叭加速通过，到前方后又急速左转，并入我的车道，然后快速地踩了两次刹车，刹车灯闪了两次。当时，我想撞上去，但出于本能反应，我踩下刹车，并压住怒火。这是我想撞的车，他们将道路理性推向了一个极端，但今天停在路上的这两辆车不是我想撞的。我在复杂的心情中等待着交通警察。半小时后，一辆警车缓缓开过来，一汽佳宝V80小型面包车的警用版，红色与蓝色的警灯在车顶上闪闪烁烁。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第一次意识到这种灯光是为我而来。一个五十多的警察快步走来，左手拿黑色对讲机：“我这里有事故，你等等再说”，然后举起右手，用手机跟人通话：“有没有撞到人……责任有没有争议……没争议先挪车，别挡在道上……好了，先别说了，我这里有事”。放下手机，他来到这里：“谁开的车……撞成什么样了……谁的责任……有没有人受伤……有保险吧……责任清晰吗……挪车，挪车，别挡在道上，我还去其他地方，别耽误时间”。那个男司机将车开到路边，开着双闪警示灯。前方那辆被撞的高档车在冰雪路面上方向失控，我和警察帮忙推到路边。警察站在路中间，示意其他车辆停下，我的前方出现了一个20米左右的空旷地带。我迅速上车，将车缓缓开向路边。这是一个具有纯粹实践性的高密度话语和行为空间，修辞技巧在这个空间中没有任何作用。之后，警察要求我们三个人出示驾照，然后将之摆在汽车后备箱上：“来来来，你们三个都拍照……你们都留下责任人的电话，试试能不能打通”。我将电话告知另两个人，他们给我打来电话。“如果你们的责任清晰，就走保险，赶快开车离开……大雪天开车出来干啥”。然后，他举起对讲机：“有什么事，讲……”，然后又举起电话：“咋的了……”。警察的新任务离这里不远，警车没有开走，警灯在闪闪烁烁。这是一个人，但在这个时刻，在现代制度意义上，他是一种应对突发交通事故的功能。我打开车门，坐在车里，我与这辆车的物质—技术体系的关联性进入了一个新时刻。此前三年间，我逐渐感觉到我的神经系统，尤其是感觉系统已经与这辆汽车慢慢融合，车身轮廓、动力系统、转向系统、刹车系统是我的感觉的外延。这次事故打断了这个进程，轮胎与地面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是这种外延的盲区。我无法把握轮胎的行驶状况，并根据路况确定车速、转向程度与刹车距离。我踩下离合器，挂一挡。我的手在发抖，我的脚也在发抖，而且抖得很厉害，“哒哒哒……”，这是一个难以抑制的动作，就像买车后第一次上车启动时一样。前方的车堵在路上，一片红色的汽车尾气在缓缓上升，从天上落下的雪花也被照成红色。一路上，我都在用一挡往前滑行。我努力控制着左腿，使之安静下来。这场事故改变了我的驾驶心理状态，并让我意识到日渐生长的汽车文化。这是现代城市生活状态的一个方面，也是一种与机械相关的公共状态。被撞的驾驶者，以及经过事故现场的驾驶者展示了最大程度的善意与宽容。我的驾驶行为引发了交通事故，但没有受到任何一方的责难，被排除在集体道德评判之外。我的车速保持在6公里左右，我透过玻璃看着前方，车内开着暖风，落在玻璃上的雪很快融化。我打开雨刮器，每五秒刮一次，“嗒…嚓…，嗒…嚓…”。前方的视野很清晰，我却看不远，仿佛坠入一个雾团里。我向右转入另一条路，前方都是车。我决定将车停在路边，坐地铁回家。我关闭发动机，开门、锁门，下车后来到车辆的右前方，看着这个受到撞击的机器，它不会说话，没有意识，只知道听指挥，却是一个改变人的空间感、距离感与时间感的机器。它是奴隶制度的替代者。如果有一天，人类社会的机器都不运转了，奴隶制度中的动力类别会不会重新回归？我又回到发生事故的地点，地上铺满了被撞碎的塑料器件。那辆被撞的高档车由于是后驱系统，在冰雪路面上前轮方向控制几乎失灵。那个女人的丈夫来了，他负责开车，她在一侧推着车身，防止撞到路边石头。我上前帮忙。等停下车，她的丈夫从车里下来，我们握手，我再次表达歉意，“没事，大雪天正常，谁愿意撞车”，“等事故处理完了，我请你们吃饭”，“不用不用，都忙”。那个男司机也回来了。他与我的思维一样，先将车停在一个地方，想其他办法回家。他嘴里叼了一根烟，我向他要了一根。他嘿嘿笑，拿出一盒烟，6元的迎春系列，又掏出火机：“哥们，你别上火，没什么大不了的，上一次在快速路上，我的车被夹击……前一辆车急刹车，在快速路上谁也不知道会急刹车啊，我也跟着急刹，后面还有一辆出租车，也刹住了，但第四辆没刹住，直接撞上了，然后四辆车堆在一起”，“谁的责任？”“最后一辆车的，倒霉啊”。说完，我们挥手而去。保险制度让个人在应对日常生活的异常状态时具有了更高的尊严，不再用拳脚获得正义感，以此补偿受损的心理。在我报警之后，本地调频的交通栏目很快捕捉到这个路段的拥堵状况，向全市发布提示信息：“此处有事故，请途径车辆注意躲避，或绕行”。事故结束后，我根据城市电子地图提供的交通数据，看到这个路段上一度有两公里的拥堵，拥堵处全部显示为红色，未拥堵处显示为蓝色。在这个日常生活的异常状况出现时，世俗道德自始至终没有介入，法律体系也没有介入。我在交警队确认责任方时，交通法短暂介入，但是以告诫的语气，而不是惩罚的语气。很快，我收到交警队发来的短信：收件人：我主题：事故通知您于11月13日，在吉**路发生交通事故，经民警认定，您全部责任，文书编号为220102420198008029。对方***，无责任，联系方式*******；***，无责任，联系方式*******。如您对认定有异议，可在三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复核申请。您可通122.gov.cn或“交管12123”APP查看事故详情。文章节选自：《驶于当下：技术理性的个体化阐释》

“本文摘自最近广受关注的热门新书《流动的丰盈：一个小区的日常景观》。作者徐前进是一名历史学专业的青年学者，他在居住的小区里四处游荡，饶有兴趣地观察、记录，发现每一个角落，都堆满了故事。本书是他野心勃勃的日常生活档案系列的第一种，他希望在鲜活的日常生活与冰冷的历史档案之间构建一座前所未有的桥梁。01小区的夜晚很安静，偶尔有救护车、救火车或警车的鸣啸，以及一些刺耳的声音。初冬的一个午夜，小区中部西侧有一对吵架的男女，女人在哭喊，男人在咆哮，之后是单元门摔碰的声音。女人安静了一刻，之后又大声呼叫，男人的音调也高起来。转年又一个夜晚，大雪纷纷下，小区北侧路上有一对拌嘴的夫妻，他们边走边吵，对立的气势越来越激烈，女人突然提高声音说：“你敢，我就看你敢？”她停下脚步，站在那里，男人也停下来，呼吸急促，吹散了从面前落下的雪花。俩人眼神严厉，不容许外人侵入他们的空间。女人瞪着眼睛，再次厉声问男人敢不敢。“噗通”，女人被摔倒在地，男人大步向前。第二天，那处雪地里隐约有一个凹陷处。这是一种在亲密关系中才会出现的问题，在一个时刻他们怒目相向，但他们仍旧是最亲密的人。在日常生活的意义上，这是一种奇异的景观，而奇异意味着很少出现。小区的街道上更多的是那些挽着手倾心交谈的夫妻、在默契中沉默不语的夫妻。

述及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史料编纂，我们情不自禁地会想到张静庐先生（下文为叙述方便，省略“先生”）。我曾经在论著中将他和阿英称为近现代中国翻译出版史研究中“史料学派”的两个代表。如果整理和辑注史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研究是从张静庐起步的。20世纪50年代起，他以一人之力编辑了《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以及《中国出版史料补编》8册，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前30年中国出版史学界独步一时的人物。一、闯荡海上的“出版界野马”张静庐（1898—1969），1898年5月7日（农历四月初七）出生于浙江镇海龙山乡西门外村（今属慈溪）的一个屠户之家，原名张继良，“静庐”两字是在民国五年（1916）才起用的笔名。他在自传中特别提到自己的家乡“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人杰地灵”，产生了一位近代伟大的企业家“阿德哥”——中国民营航运业巨子虞洽卿（1867—1945），“有了像阿德哥般的大人物出现，然后这小小的龙山镇，就具备了现代化的都市雏形”，有电报局、自来水、小菜场、救火会所和小火车等，堪称“浙江第一村”。步入现代化小镇孕育了张静庐，但其一生几乎都活跃在上海这一出版中心，1965年从中华书局编审职位上退休，寓居上海，1969年逝世，享年72岁，叶落归根，墓葬于慈溪市龙山镇龙山公墓。▲张静庐张静庐出版事业的成功离不开上海这个现代都市的书业大舞台。1912年15岁的张静庐小学毕业后离开家乡赴上海天潼路的“同庆永”烧酒行当学徒；1913年在上海新开河新康洋纸行“学生意”，后在浙江路小醉天酒保当外帐房。业余时间经常到毗邻的福州路一带的书店阅览书刊，爱书成癖，于是也有了“棋盘街巡阅使”的雅号。这些经历为他后来成为编辑、出版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7岁他自筹资金创办了《小说林》、《滑稽林》刊物，因缺乏经验和资金不足而夭折。1916年，他到天津担任《公民日报》副刊编辑，这是当时国民党华北总部的机关报，后随报社迁至北京，因张勋复辟而停刊。失业后他开始了辗转流浪的生活，当过国文教员，做过卖枣子的小贩，在运输公司充任过文牍。两年后，其父不幸过世，急需用钱的张静庐寄居在老家镇海，依靠亲戚的接济过活。▲民国时期的棋盘街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运动的风潮从北京、上海、宁波传到镇海乡下，这股爱国热情极大地感染和激发了张静庐。事业连番受挫而又遭丧父之痛，作为失业青年张静庐前往上海支援运动，1919年8月22日张静庐还与张东荪、虞澹庐、沈玄庐等发起成立了“新思潮学社”，他主要负责主持出版及编辑。积极投入“六三”运动，参加上海救国十人团联合总会，主持机关报《救国日报》编务，他还被宁波市各界联合会推举为该会出席全国工商学各界联合会代表。期间他还致函同乡大佬虞洽卿，对其保免被通缉安福系祸首之一的李思浩表示质疑。1920

不一样的白，展现出最瑰丽的色彩；冷冷的冰感，包裹艺术创作的热烈。2020年度“最美的书”（原“中国最美的书”）评选中，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凌听》以其简约而不简单的设计特色最终入选。“最美的书”是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主办，上海长江出版交流基金会协办的书籍设计年度评选活动。邀请海内外顶尖的书籍设计师担任评委，选出中国大陆出版的优秀图书25种，授予当年度“中国最美的书”称号并送往德国莱比锡参加“世界最美的书”的评选。从2003年至今，中国书影不断出现在莱比锡，屡获成就，不仅体现中国书籍设计者在世界设计潮流中不断探索和创新的精神，也将融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思维推向世界。▲《凌听》《凌听》全书共384页，内含12册手工缝线单本，并首尾相连粘贴结集；每册讲述一位艺术家，短诗、散文、访谈录、作品图丰富其中。由于每个单本的封面用纸不同，从书脊可看到不同的纹理与色泽，代表着在当代艺术大背景下的不同个体，呈现着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同时也保持着对艺术、对美的一致追求。纯白色的设计由设计师给予不同的白而饱含极其丰富的层次，如同访谈的背后，有彷徨、有疲累、有不妥协、有悲苦、有欢愉。透明PVC材质包裹全书，丝网印刷其上的文字低调呈现，如同低语。整本书初见有着纯净而通透的感觉，打开后呈现处处巧思，精致唯美。▲设计师

每天在小区进进出出，你是否注意过楼道中层出不穷的小广告、绿化带中偶尔窜出的猫猫狗狗；每天在道路上来来往往，你是否理解大堵车的路怒心理、菜鸟司机的新手恐惧……这些司空见惯、被人忽视的日常在青年历史学者徐前进眼中却有别样的意义。就像本雅明笔下的“闲逛者”，他对目睹的城市生活的普通景象怀有无穷的好奇心，并且始终在思考该用什么方法描绘日常生活中流动的场景、无言的物质。▲《流动的丰盈：一个小区的日常景观》“小区居民处在散落状态，进进出出，保持着不自然的陌生状态，研究者与小区里的各类知识体系仍有距离感。要跨越这种距离感并非不可能，但要在观念上有所冒险，即小区里的各类知识体系虽然相互独立，但在内涵与类别上有相似性。即使突破了距离感，构建现代城市的日常生活叙事仍旧具有挑战性。日常景观每天在街巷里重复出现，而重复性会消解人的好奇心。在好奇心消失的地域，创造知识的愿望并不强烈。一切看起来是琐碎的，被剥夺了阐释意义的琐碎不会成为历史记忆。所以，在突破距离感的基础上，构建城市日常生活叙事的另一个前提是接纳琐碎的状态，将之视为日常生活的普遍特点，进而从中发掘独特的时代精神。”

编者按：《国学季刊》，全名《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由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编辑，胡适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出版部发行。1923年1月创刊于北京，季刊，1937年6月出至第六卷第二号停刊。1950年7月复刊，出版第七卷第一号，改为不定期刊物，并将抗战时编印的《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作为第六卷第三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油印论文集作为第六卷第四号，1952年12月出至第七卷第三号终刊，共出版27期。该刊是近现代国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性刊物，原刊完整保存至今者较为罕见。上海书店出版社为保护、传播近现代文献，推动学术文化发展，现将该刊所有期数按16开精装，分装12册，影印出版。原刊第六卷第三号，虽经多方查找仍未寻得，现将《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上》单行本作替补内容。为便于读者检索，特将所有期刊篇目编制总目录和篇名索引、著者索引。本文为傅杰教授为最新出版的《国学季刊》影印本所作序言，有删节。01一九二二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除招收研究生作专题研究，陆续成立了考古学会、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方言调查会、明清史料研究会，最显著的业绩之一，是次年开始出版的《国学季刊》。▲《国学季刊》创刊号封面，鲁迅设计，蔡元培题字《国学季刊》改自《北大月刊》，核心人物是原《月刊》主任编辑胡适。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六日胡适日记叙及：“四时开学刊编辑部会议，决定废止《月刊》，另出四个季刊”，第一个就是《国学季刊》，“由我去邀集”，他觉得“此事确也好”，只是担心“不知能持久否”。又廿一日日记：“下午开《国学季刊》编辑部会，他们仍要我做主任编辑。”他还记录了编辑人名单：胡适、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马幼渔、朱逖先、李守常、单不庵、刘叔雅、郑奠、王伯祥（八月一日校长蔡元培向北大评议会第九次会议提交季刊编辑员议案，国学组成员增加了蔡元培与顾孟余）。▲胡适（1891.12.17—1962.2.24)一九二三年一月《国学季刊》创刊号问世，内容包括马衡《石鼓为秦刻石考》、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钢和泰《音译梵书之与中国古音》、沈兼士《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朱希祖《齐梁旧史考》、顾颉刚《郑樵著述考》、王国维《五代监本考》以及伯希和《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等。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卷首胡适执笔的《发刊宣言》。在这之前就卷入了国故与新潮关系争议的胡适充满激情，条分缕析，和盘托出了他对整理国故的意见。他指陈清代学者的得失，“借鉴于先辈学者的成功与失败，然后可以决定我们现在和将来研究国学的方针”，提出今日古学研究，应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并逐条做了举例说明。他且主张“国学的使命是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的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他理想中的中国文化史包含了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等各个方面：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只有这个目的可以整统一切材料，只有这个任务可以容纳一切努力，只有这种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门户畛域。回溯清三百年的古学史，认定前人的缺陷都可补救，“返观现在古学研究的趋势，明白了世界学者供给我们参考比较的机会，所以我们对于国学的前途，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而“国学前途的黑暗与光明全靠我们努力的方向对不对”。▲《国学季刊》发刊宣言02《国学季刊》问世前后，胡适、沈兼士、钱玄同等编辑委员话题常围绕于刊物，念兹在兹，殚精尽虑，付出了无数心血。例如一九二三年九月三十日研究所国学门假城南龙树寺抱冰堂召集恳请会，由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作报告，在逐一介绍了编辑室、考古学研究室、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整理档案会工作后，沈氏借机发布征文广告：大学四种季刊中有《国学季刊》，亦由国学门办理，编辑内容已有胡适之先生的发刊词说明，已出三期，第三期有须特别制版铸字者，故印刷甚为迟缓。近以清代学者戴震二百年的纪念，同人拟以第五期《国学季刊》作为戴东原专号，现在在此向大家报告一声，以代征文的广告。我看这个题目尚不算枯窘，戴氏所治学术方面极多，如小学、经学、算学、哲学、地理、校勘……等，均可就其一门从事论述，此外或泛言其治学方法，或综考皖学流派，或订正段著《年谱》之疏失，用新方法再作一部戴氏年谱，均未尝不可。大家倘能多多投稿，不胜欢迎。▲沈兼士（1887.7.31—1947.8.2）又如约王国维稿，则由马衡、沈兼士、胡适、容庚等轮番上阵。据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初，岁在己未夏，北京大学文科拟聘先生为教授，请先生友人鄞县马叔平（衡）先生为先容。先生却之。庚申，又提前请，先生仍以不能北来为辞。辛酉，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函聘先生为通信导师，强之乃就。”王氏才刚松口，马衡紧跟着就为《国学季刊》约稿：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承允担任指导，同人闻之，不胜欣慰，聘书当于明后日寄呈也。研究所现正编辑季刊四种，中有《国学季刊》《文艺季刊》（文学艺术皆属之），拟征求先生近著，分别登载。想先生近两年来著述未刻者甚多，且多属于此两门范围之内，务求多多赐教，以资提倡，无任感祷！……又法国伯希和博士关于东方古言语学之著述，先生曾将译稿付衡，本拟刊入《史学杂志》中，该杂志迄今未能出版，殊负盛意，今将刊入第一期《国学季刊》中，已由胡适之先生校勘一过，其中尚有疑问，特将原稿寄呈审定，并附适之原函，乞察核。▲王国维（1877.12.3一1927.6.2）这里表达的不仅是他个人的意愿——除了胡适“原函”，沈兼士也曾怂恿马衡：“本校现正组织《国学季刊》，需赖静安先生指导之处正多。又研究所国学门下学年拟恳静安先生提示一二题目，俾研究生通信请业……新《国学季刊》行将付印，静安先生如有近作赐登，不胜欢迎之至。”创刊号一并刊出了王氏所著《五代监本考》与所译《今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之后陆续刊出《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序录》《韦庄的〈秦妇吟〉》。而王氏应沈兼士之请为研究所特拟的研究题目，以及他就研究题目对学生作的答疑，也在《国学季刊》刊布。胡适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七日亦就将出的戴震专号向王氏约稿，只是由于一九二三年四月王氏奉废帝溥仪之旨，北上入直南书房，见次年年底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的直斥清皇室破坏古迹的《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而盛怒，致函沈兼士与马衡要求取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名义，同时停止排印“拟登大学《国学季刊》”的由胡适索去的《书戴校〈水经注〉后》与由容庚抄去的金石文跋尾，跟北大的关系由此划上句号，后转任了新成立的清华国学院导师。有了来稿更须编校。在胡适、钱玄同的日记里都留下了“开《国学季刊》稿件审查会”、“《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开会，讨论第二期的编辑事”之类的记录。某些文稿的审校只有内行才能胜任，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沈兼士致陈垣信，告知《摩尼教入中国考》“已编入《季刊》第二期”，而“其中有须与外国原文对照者”由胡适做了编辑加工。在第一卷第三号出刊前，胡适致函钱玄同：“半农的两篇文字（《实验四声变化之一例》与《守温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请你校读一遍，也交《季刊》发表。”不仅竭力约稿校稿，身为名教授大学者的编辑委员为了保证《季刊》质量，甚至可以不厌其烦把来稿亲自抄一遍。一九二三年二月五日钱玄同日记称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的抄稿“校对标点，错误太多，且汪氏举例之处几乎每句都有罗马字母拼成之字，偏偏抄了直行，校对直撇横撇讨厌极了，于是发愤将它重新抄过，由我自己来抄”，当天“抄了一半光景”，次日“抄汪文未毕”——他们就是这样兢兢业业地对待《国学季刊》编辑工作的。有这样一流的作者与一流的编者，才能吸引一流的读者。对《国学季刊》，王国维自亦颇为关注。他或向容庚催讨：“阅报知大学《国学季刊》第三期已出版，而弟处尚未收到，请告寄报处即送。”或向唐兰推荐：“《式古堂书考》中所收孙愐《唐韵》初本，弟有《书后》一篇，近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索去登载，将来印出后可以奉遗。”胡适显然也把第一期寄给了杨树达，以致杨氏在一九二三年四月一日致胡氏函中得陇望蜀：“北大《国学季刊》第二期已出否？如出了仍乞一份，以便先读为快，至幸！”。03大体说来，《国学季刊》中的多篇文章基本融贯了胡适在《宣言》中倡导的治学精神与治学方法，往往善于利用新材料，采用新方法，开拓新领域，获致新知识，既不抱残守缺，又无妄言空论，代表了当时学术的发展方向，体现了当时学术的研究水平。在法国学术大师伯希和眼里够得上世界级高水平的两位学者王国维与陈垣，都是《国学季刊》创办之初的主要作者。余英时论及胡适早年所号召的要以“评判的态度”来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指出“在所谓‘新文化运动’中最有长久价值的学术成绩主要出于‘整理国故’这个领域”——而《国学季刊》中的不少论文，都无愧是“最有长久价值的学术成绩”。如王国维《五代监本考》之于版本学、胡适《校勘学方法论》之于校勘学、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之于经学史、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之于训诂学、魏建功《论〈切韵〉系的韵书》之于音韵学、孙楷第《唐代俗讲之科范与体裁》之于敦煌学、汤用彤《竺道生与涅槃学》之于佛教史、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之于道教史、陈乐素《徐梦莘考》之于史学史、郑天挺《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补注〉》之于清代学术史，都堪称各领域绕不开的经典。而影响最深远者，或可以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与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为代表。史学大师陈垣本是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又与胡适、沈兼士交往密切。把中国学术研究推向世界最高水平，是他们共同的心愿。曾就学于研究所国学门、后来成为史学大家的郑天挺在《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中追记，一九二一年研究所国学门集会，“陈老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陈氏连续发表于《国学季刊》的诸文都不失为这样的发愤之作，而尤体大思精者允推《元西域人华化考》。其文既出，日本汉学权威桑原骘藏发表书评，赞叹陈氏的中外关系研究“裨益吾人者甚多，氏之创作以《元也里可温教考》始，次如《国学季刊》所揭载之《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两篇，资料丰富，考据精确”；《元西域人华化考》尤“博引旁搜元人之文集、随笔等一切资料，征引考核，其所揭之各题目，殆无遗憾”。陈文八万余言，《国学季刊》刊出的是上篇，后以经费不足暂时停刊，四年后下篇在《燕京学报》发表。一九三五年陈寅恪为其书作序，亦称赏“是书之材料丰富，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见工力”，而“为中外学人所推服”。他更由此针砭时风：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先生是书之所发明，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然则是书之重刊流布，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岂仅局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一事而已哉！▲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编），载《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比生于一八八〇年的陈垣还年长两岁的汪荣宝早年留学日本，投身政治，不废学术，既是著名的外交官，又著有《法言义疏》这样的传世之作。他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不应忽视的人物，更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不敢忽视的人物——后者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在《国学季刊》发表了《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发表了也是国学门导师的著名东方学家钢和泰的《音译梵书之于中国古音》，用比较的方法，利用梵汉对音研究汉语音韵。论文是跟钢和泰学过梵文的胡适译出的，胡氏在《发刊宣言》中特别提到过近时西洋学者如高本汉、钢和泰“用梵文原本来对照汉文译音的文字，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古音上的许多困难问题”。受其文之影响，汪氏在梵汉对音外，又用日译吴音与日译汉音等材料来研究音韵，发表了国内这第一篇用音标来拟测上古韵值的论文，并掀起了一场古音学大辩论。何九盈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中说：一九二三年北大《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了胡适翻译的俄国汉学家钢和泰写的《音译梵书之于中国古音》，国人开始认识到梵汉对音资料在古音研究方面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同年，该刊第一卷第二期就刊登了汪荣宝的《古读考》，以日语中的“吴音”“汉音”及佛经译音等资料考证古音⋯⋯此文发表后，在语言学界引起了一场辩论。唐钺的《歌戈鱼虞模古读管见》、钱玄同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附记》、林语堂的《读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书后》、李思纯的《读汪荣宝君〈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书后》、洪瑞钊的《论鱼虞模古读侈音与汪先生书》同意或基本上同意汪荣宝的意见。持反对意见的有章炳麟、徐震等人，前者写了《与汪旭初论阿字长短音书》，后者写了《歌戈鱼虞模古读考质疑》，一九二五年汪荣宝又发表《论阿字长短音答章太炎》。▲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载《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二号赵金铭在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家》所撰的《汪荣宝》篇中说：汪荣宝这篇文章的发表，震动了传统的汉语古音研究，使汉语音韵学研究的面貌为之一新。它与过去的研究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从研究的目的上看，它不再继续划分韵部，而是为了给清代和近代学者们已经分出的韵部拟测具体的音值；从研究所用的材料上看，它已经摆脱了汉字的束缚，而主要着眼于汉语和外语的对音和译音；从研究方法看，不是传统的声训考证，而是着眼于译音的对勘，特别是梵汉对勘，文中说：“华梵对勘，尤考订古音之无上法门。”这些不同于传统音韵学研究之处，为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这种“广泛的注意”持续至今已近百年，其间众多音韵学著作，都不能略过汪氏的名文及其学说，早期如王力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写就的名著《中国音韵学》；近期如在台湾作为“部编大学丛书”被不断翻印、广泛采用的竺家宁的《声韵学》，在上古韵值的拟测中列了六家：汪荣宝、高本汉、董同龢、王力、李方桂、周法高——这后五位中外学者都是各有专著、声名显赫的汉语音韵学大师，只有汪氏是仅凭这篇《国学季刊》的论文开风气之先而名列前茅的。即此既可知汪文的影响，亦正可知《国学季刊》的价值。04上世纪末陈平原撰《北大传统：另一种阐释》，抚今追昔，打抱不平：九十年代的中国学界，有两件值得关注的雅事：一是清华大谈国学研究院和四大导师，一是北大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并出版《国学研究》。这两件事，与蔡元培当年创办研究所国学门大有关系，可即便是北大校方的宣传材料，也都不曾提及此中因缘。更令人费解的是，明明着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放着名正言顺的“研究所国学门”不说，反而“高攀”以传播西学见长的《新青年》。对于并非校史专家的论者来说，出现上述偏差，其实不足为怪，只是说明曾经名闻遐迩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已经在以政治运动为主线的叙述中，日渐被世人所淡忘。我们可以顺着陈氏的话说，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应该接续的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传统；而《国学研究》应该接续的是《国学季刊》的传统。无论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还是《国学季刊》，在中国现代学术史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都是不应被世人淡忘的。《国学季刊》自《发刊宣言》到多篇论文，曾被反复征引，并被收入各家文集与文选，但全套《国学季刊》从未影印再版，而收齐各期的图书馆也已不可多得。上海书店出版社经多方努力，搜齐《季刊》重加影印，给学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值得我们特别感谢。

编者按：由上海报业集团收藏的“申报馆剪报资料”被誉为继《申报》后又一民国大型史料宝库，其中已初步完成篇名、来源、时间和专题整理的“上海卷”部分，约计15万份。自2017年以来，上海书店出版社携手上海报业集团相继推出了《申报馆剪报资料·上海卷：历史掌故专辑》（全4册）《申报剪报资料·上海卷：淞沪抗战专辑》（全12册）等专辑，本书为最新整理影印的《高等院校专辑》（全8册），专门收录了20世纪30、40年代关于上海各大高校的历史概况、重大事件和学生运动等方面的剪报资料，按照年月日的顺序编排，具有资料系统、内容丰富等特点。本文为上海书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申报馆剪报资料》编委会编委唐晓云为《高等院校专辑》撰写的导言（内容有删节）。No.01《申报馆剪报资料·上海卷：高等院校专辑》共辑入了4136份“申报馆剪报”资料。它们以简讯、消息、速写、访谈、散记、评论等多种新闻写作形式，记录了20世纪30—40年代末近代上海高校的几乎每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及细枝末节，以其史料的纪实性和丰富性令人惊叹。▲《申报馆剪报资料·上海卷：高等院校专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7月版今天，当我们细读这批纸张泛黄的文献史料，数千份剪报会不时地幻化成一幕幕穿越文字的历史影像，全景式地展现近代上海高校百多年来，从艰辛创校、举步维艰，到薪火相传、终成文化地标的清晰轨迹。当我们把时光倒回一个世纪，今天的著名学府，彼时创校之初是何等窘迫、困顿，乃至步履蹒跚！“剪报资料”为我们留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像——1935年3月2日《新闻报》特载“上海之高等教育”之“国立同济大学”（署名叔异）：民国纪元前若干年（引注：1893年。下同），有德人宝隆者，在沪行医，嗣创设同济医院于白克路（今凤阳路），后又附设同济德文医学校，是为该校创办之始，时民国纪元前四年（1908年），医本科在同济医院，医预科及德文科，设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民国六年，因欧战关系，法人遂将辣斐德路校舍封闭，校中一应设备，悉行没收，是为校具损失之第一次，不特此也，学校亦因此停顿。后由华董会及学生代表等向北京教育部请愿，时任教部次长者袁观澜先生，袁先生主张改归华人自办，并竭力维持，校名改为公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其经费则由江苏省国税项下担负，校舍则租赁中国公学及海军学校之一部；八年，另由苏省拨款圈购吴淞镇北民地，并兴建校舍，十一年新校舍落成，校基由是巩固……（见第一册第12页）▲《新闻报》1935年3月2日特载“上海之高等教育”之《国立同济大学》两个月后，1935年5月3日《新闻报》又刊文介绍“上海之高等教育”之“私立复旦大学”（署名叔异）：该校创办于民国纪元前七年（引注：1905年），由震旦学院一部分离校学生组成，推马相伯先生为校长，由江督拨吴淞提督行辕为校舍……称复旦公学。后二年，严几道先生为校长，经江督端方奏准月拨官费二千元，旋张人骏继任江督拨吴淞官地七十余亩，为建筑校舍之用（按即今江苏水产学校校址），然未兴工，辛亥，校舍为淞军司令部占用，学生星散，校务中辍，其间长是校者，亦屡有更易，初为夏剑丞先生，继为高凤谦先生，最后由马相伯先生复任。民元，由同学会合谋恢复，呈准南京临时政府立案，并准拨补助费万元，复由苏沪当道拨徐家汇李公祠为校舍（至今为附属中学校舍），仍推马相伯先生为校长。民国二年，马校长去职，推教务长李登辉博士继任。李博士苦心擘划，维持至今……（见第一册第24页）No.02漫步浦江外滩，徜徉衡复街区，人们更多注重老建筑的外貌，欣赏它的西洋风格，面对一个立面、一根立柱，会啧啧赞叹它的历史感，令观光客激动不已。然而在上海，还有年轮同样绵密的一群老建筑，亦历经百年的风雨沧桑，却默默藏身于绿荫深处。它们有老建筑共有的古朴风格，更有其丰富的人文内涵，它们聚集在上海高校的一座座美丽的校园之中。这些老建筑是何时建造的？彼时校园呈现出怎样的风貌？“剪报资料”也为我们留存了丰富的历史记忆——1934年11月3日《申报》刊载了《大夏大学现状鸟瞰》一文，作者傅式说（时任大夏教授）在大夏建校十周年之际，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大夏校园的旖旎风光。本校校址，位于沪西梵王渡中山路傍，占地三百余亩。校场布置，系花园式。最南为大夏新邨，碧水一泓，垂柳夹岸，教职员宿舍，掩映其间。村北为女生宿舍群英斋，斋东为图书馆，其北为森林区，树木阴翳，老干参天，杂以榆杨桃柳之属无数。过森林区越小桥而北，为大广场，可三十亩，中竖旗杆，灌木环绕，绿茵如褥，可资课余休息之所。场北为群贤堂，堂之东西，为男生宿舍群策、群力两斋。其北则为临时大礼堂，科学馆，课余社，浴室，自流井机器房及疗养院。院前为荷花池，大可数亩，莲叶田田，鱼戏东西，大足游目骋怀，自疗养院至校河（即丽娃栗妲河，为荣宗敬先生所捐赠本校者），平原瞭野，一望无际，是为大运动场。校河之东北隅，越一小桥，则为小岛，川流曲屈，水清可鉴。服务本校毕业生筑亭其上，颜曰“夏雨”，可资休息。运动场之南，为附设大夏中学校舍，美轮美奂，气象焕然。鸟瞰全校，有古木，有原野，有清流，有池塘，无市声之叫嚣，富自然之风景，洵青年修业良好之所也。（见第五册第17页）▲《申报》1934年11月3日刊载的《大夏大学现状鸟瞰》No.03这些卓尔不群的近代建筑，大多竣工于民国时期所谓的“黄金十年”。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随之爆发了八一三事变。地处江湾五角场一带的沪江、复旦、同济，首先遭殃，美丽的校园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顷刻间化为断瓦残垣。1937年9月，就像前不久平津三校南下组建“长沙临时大学”、继而组建“昆明西南联大”一样，上海的复旦、大夏、同济等高校也随即开启了艰苦卓绝的西迁之旅。文化不死，民族永存，这片百年来屡遭蹂躏的国土，承受力之坚韧，生命力之顽强，亘古罕见！一、复旦、大夏西迁部分高校撤出上海的早期计划，媒体是这样报道的：1937年10月1日《申报》刊载了一则简讯《沪四大学

宋代辛弃疾有一首名作，谈到的是江西的一个名胜之地，叫：郁孤台。所谓“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世人应该对郁孤台、对辛弃疾都比较了解，郁孤台是当时江西，也就是唐宋时期我们所说的江南的一个文化非常繁盛的重镇，所以历代文人在郁孤台都留下了很多诗句和墨迹。《宋拓郁孤台法帖》是南宋时期汇刻的一套法帖。这套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收集的都是北宋时期的一些重要的文人和书法家的书法作品，而在南宋时期刻的。举个例子来说，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人，来刻一套吴昌硕当年写的作品。我们这个时代跟吴昌硕距离非常近，那么这套帖同样刻帖的人跟书写的人，他的时间相距不远，所以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优势。那么这个作品，我们说它没有经过反复的翻刻，就可以看到原作最精神、最精彩、最精细的一个作品；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是南宋人辑刻的，我们知道宋代人是求真务实的，也就是说任何事情他们会做得非常细腻、细致。作为同样是把书法作品刻完以后拓的拓本传播的一种方式，我相信宋代人做的可能是最精致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宋拓郁孤台法帖》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它的刻工还是它的这个拓工，应该是最完整地体现了原作的精神的。第二个特点，这部帖中收录的一些帖都不是常见的内容。作为上海图书馆的馆藏孤本，它的流传不是很广。直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有了印刷以后，在上海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下，上海书店出版社才得以拿出来影印，推出了《〈宋拓郁孤台法帖〉精品集》。正因为是流传不多，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罕见作品，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苏东坡。苏轼是宋代的书法四大家，但我们更多的时候看到的是他的一些行书作品，大字楷书可能看的不太多。黄庭坚说苏东坡的字是“被踩了一脚的癞蛤蟆”，到底这个癞蛤蟆被踩得多扁多胖，这套帖会告诉你。苏轼的“肥”我们在这部帖中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原本的面貌，而且这个是大字，细节就会看得更清晰，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了解苏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再比如说像黄庭坚，苏东坡说他的字是“死蛇挂树”，写得就像一条死了的蛇挂在树上。也只有他们两个人可以这么你来嘲讽我、我来嘲讽你，在这个嘲讽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各自的书法特性。我们通过一本印刷非常精致的、当年刻本就非常精致的、此次印刷也非常精致的刻本中间，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翻刻很多次以后就不太清晰的版本中有损失了的内容，以及窥得了反映这个书法原作的真正的一个精神面貌。所以有兴趣的朋友，无论是你学习还是研究，《〈宋拓郁孤台法帖〉精品集》都会对你有所帮助和启发。（以上文字根据视频内容整理）邵琦，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书法专业负责人，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书画院画师。新书信息《〈宋拓郁孤台法帖〉精品集（全四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4月定价：298元《〈宋拓凤墅法帖〉精品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4月定价：298元延伸阅读重磅推荐｜《〈宋拓郁孤台法帖〉精品集》重磅推荐｜《〈宋拓凤墅法帖〉精品集》镇社之宝008｜珍贵的法书遗珍：《宋拓郁孤台法帖》“郁孤台”＋“凤墅”：这两套名帖现在有了普惠的收藏版扫码关注我们微信号

No.0120世纪20年代前后是一个思潮激荡，风起云涌的年代，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等等激动人心的大事件都相继在这一时期发生。在时代的变革中，一大批提倡新思想、新文化的期刊也随之纷纷涌现，最典型的当然是《新青年》。除此之外，在教育领域，提倡新教育的改革家们也创办了一份名为《新教育》的期刊，它被誉为“20年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教育杂志之一”，成为我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版《新青年》（全12册）《新教育》1919年2月在上海创刊，为月刊，每年七、八两月停刊，1925年10月终刊，共出11卷53期。最初由蒋梦麟主编，新教育共进社出版，社址设于上海西门外江苏省教育会。第四卷第二期起改由陶行知主编，编辑部设于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科。后因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三者合并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新教育》也改由中华教育改进社出版。▲《新教育》创刊号封面该刊始终致力于新教育思想的传播和实践，“盖欲在此新时代中，发健全进化之言论，播正当确凿之学说。当此世界鼎沸、思想革命之际，欲使国民知世界之大势、共同进行，一洗向日泄泄沓沓之习惯。以教育为方法，养成健全之个人，使国人能思能言，能行能担重大之责任。创造进化的社会，使国人能发达自由之精神、享受平等之机会，俾平民主义在亚东放奇光异彩，永久照耀世界而无疆。”在20世纪20代宣传科学教育的运动中独树一帜，促进了中国教育科学化、现代化的进程。No.02《新教育》拥有一支专业背景强大的编辑和作者群体。历任主编相继有蒋梦麟、陶行知、徐则陵、夏承枫等，编辑代表有蔡元培、胡适、郭秉文、刘经庶、顾树森等。从第四卷第二期设置了编辑员“为分科编辑、国内教育编辑、国外教育编辑三种”，人员扩充到了50多人，共分21个组。《新教育》在近七年的办刊历史中发表了文章1456篇，共有作者378位，主要撰稿人有陶行知、俞子夷、蒋梦麟、郑晓沧、胡适、陈鹤琴、郭秉文、麦克乐（W.A.Wecall）、推士（G.R.Tuiss）、程湘帆、朱家治、蔡元培、廖世承、黄炎培等，这些人几乎包含了当时中国所有知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以及一些国际教育家。▲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合影《新教育》的创办正值巴黎和会召开，五四运动的前夕。该刊设置了评论、专论、图画、亚东问题、世界知识、人物志、要闻等众多栏目，所谈内容不仅限于教育，更广泛报道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情况，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局势、苏俄十月革命、巴黎和会中日交涉、五四学生运动等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即时性的记述，是了解当时世界格局和中国社会近代风云的重要窗口。▲《俄国革命之一剧》，载《新教育》第一卷第一期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新教育》随即发文表达支持和肯定，第一卷第四期发表的《教育新精神之利用》一文提出“北京学生爱国热诚勃发后，全国学生界相继而起，振刷精神，与黑暗魔力作战，其成败虽未可逆料，而教育之新精神，已于此时产生矣”。时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在《改变人生的态度》一文中将五四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提并论：“这回五四运动，就是这解放的起点。改变你做人的态度，造成中国的文运复兴。解放感情、解放思想、要求人类本性的权利……把中国萎靡不振的社会、糊糊涂涂的思想、畏畏缩缩的感情、都一一扫除。”不久之后，他又发表了《新文化的怒潮》，热情赞颂说：“集合千百万青年的能力，一致作文化的运动，就是汇百川之水到一条江里，一泻千里，便成怒潮——就是新文化的怒潮，就能把中国腐败社会洗得干干净净成一个光明的世界！”。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新教育》同人发表了以《一年来学潮之回顾与今后的希望》为总名的共7篇系列性文章，表达了对学生运动的许多鼓励和建议。▲朱希祖《五四运动周年纪念感言》，载《新教育》第二卷第五期同《新青年》一样，《新教育》也努力鼓吹国语统一、白话文和文字改革。张士一《国语统一问题》一文提出：“国语统一问题，现在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实行统一国语的试验，也可以说在那里进行了……现在请大家抛开成见，然后用科学的眼光一层一层的看去。”黄炎培《小学校用白话文的研究》一文列举了白话文易学、省时、便利的诸多优点。蔡元培《国文之将来》一文积极提倡白话文。庄泽宣《中国的言文问题》一文，进一步提出要造一种新文字代替汉字，还主张采用一种占优势的方言，作为标准语等。▲蔡元培《国文之将来》，载《新教育》第二卷第二期No.03《新教育》积极介绍国外教育的发展趋势和动态，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为促进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刊对国外近代教育的介绍涉及当时所有的发达国家，文章总数超过100余篇，其中重点介绍了欧美国家的教育发展和著名教育家的情况。在创刊伊始，《新教育》就积极宣传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John

南宋朱熹曾说：“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近代学者陈寅恪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可见，宋代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高峰地位，于古今都是公认的。在书法方面，作为文人天堂的宋朝，文学的繁荣也造就了书法的繁荣。宋人的书法因为有了诗人、词人的加入，较之晋唐，更强调意趣而多了抒情的意味，开创了一代新风。书法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各领风骚，宋徽宗赵佶独树一帜，在几乎全民皆会书的宋朝，名臣、学者、文士都曾酣畅于诗词墨翰中。因此，宋人的书法作品浩瀚如烟。而宋距今已七百余年，宋人的墨迹原作大多已散佚，得幸流传下来的基本也已收于博物馆、图书馆中，偶尔才能在展览中得见。而我们如今还能无所束缚、无所制约地一睹宋人书法风貌，缘于宋人刻工。宋太宗赵炅留意书法翰墨，命翰林侍书王著将内府所藏历代墨迹编次摹勒上石，而汇编成了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淳化阁帖》，打破了现书必真迹的限制。此后这样形式的法帖络绎不绝。质量极致的宋纸、宋墨，手艺纯熟、精益求精的宋拓工，将刻石、刻板上的书法文字，清晰精湛地呈现于纸上，如此有了制作精良、下真迹一等的宋刻本。宋刻本在古籍善本市场里，被认为是皇冠上的钻石，早在明朝就有了“寸纸寸金”之说。然而今天在整个中国能找到的宋刻本是十分稀少的。万幸，在上海图书馆，有这样两个宋拓孤本：《宋拓郁孤台法帖》《宋拓凤墅法帖》。作为宋人诗文、宋人法书、宋刻、宋拓的四宋本，这两套法帖，是宋代文化的缩影。在文物价值、学术价值以及书法艺术价值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书法界、金石界的广泛重视。《宋拓郁孤台法帖》为南宋聂子述在绍定元年（1228）辑刻而成。郁孤台是江西赣县贺兰山名胜古迹，台建于唐广德至大历年间。宋宝庆三年（1227）聂子述知赣州府，重建此台，于次年汇刻了这部法帖，并以“郁孤台”命名。本帖原刻卷数无考，仅存孤本残帙二卷，现藏上海图书馆。帖中所收大都为宋代一流书家作品，有苏轼、蔡襄、李建中、黄庭坚、宋徽宗等，而以苏、黄为主。《宋拓凤墅法帖》是南宋曾宏父据家藏宋人真迹编刻而成，原书全帙四十四卷，其中前帖、续帖各二十卷，附画帖、题咏各两卷，仅存部分宋拓残卷及清人残帖释文，现藏上海图书馆。该书以“类吾宋三百年间书法,自成一家,以传无穷”为目的，在宋代书法研究方面具有极为珍贵的价值；由于该帖书家多为两宋时期政治、文化、

“宋元谱录丛编”汇集宋元时代现存谱录百余种，涉及金石考古、文房用具、花草奇石、饮食茶酒等各方面，反映了时人的趣玩雅好。丛书主编顾宏义，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原所长、教授。主要研究宋史和古典文献学。著有《宋朝方志考》、《教育政策与宋代两浙教育》、《细说宋太祖》、《细说萧太后》、《宋初政治研究——以皇位授受为中心》等。何谓谱录？谱录就是依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撰成的书籍。[1]《释名》释“谱”云：“布也，布列其事也。”又云：“谱，绪也，主叙人世类相继，如统绪也。”《说文》云“谱，籍录也”。而录即指按门别类、依一定次序记载相关人之言行或事物的书籍。因此，中国古代最先出现的谱录，乃与家族世系的记载密切相关，如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又《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西汉秘府藏书，有《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等。因为此类谱录著作的编纂特点，故后人也开始利用谱录来记载不同类别的事物，如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即通过排比《诗经》十五国风、大小雅、三颂的资料而撰成《诗谱》，用以显示其与时代政治、地域风土间的关系。于是后来就出现了单为记载经典所载物品的谱录，如三国吴陆玑撰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进而有晋代戴凯之的《竹谱》，南朝梁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陈虞荔的《鼎录》等。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至此形成了一类以记物为主的书籍，专门记载某物或某一类物品的产地、形态、类别、特性、逸闻趣事及与之相关的诗文等，间附精美插图。至唐代陆羽撰成《茶经》三卷，“其书分十类，曰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其曰具者，皆采制之用；其曰器者，皆煎饮之用。故二者异部。其曰图者，乃谓统上九类，写以绢素张之，非别有图。其类十，其文实九也。言茶者莫精于羽，其文亦朴雅有古意。七之事所引多古书，如司马相如《凡将篇》一条三十八字，为他书所无，亦旁资考辨之一端矣”。[2]由此，此类饶有趣味的图书——谱录的体裁趋于成熟定型，而影响后世甚巨。▲南宋刘松年《撵茶图》中国古代谱录发展至宋代，各种不同类型的谱录著述纷至沓来，卷帙繁复，蔚为大观：与农事有关的如曾安止的《禾谱》、僧赞宁的《笋谱》、范成大的《桂海果志》等，与日常饮食有关的如苏轼的《东坡酒经》、窦苹的《酒谱》、王灼的《糖霜谱》等与蔡襄的《茶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等，另有草木花卉谱如赵时庚的《金漳兰谱》、范成大的《范村菊谱》、胡元质的《牡丹谱》、陈思的《海棠谱》等，有鱼虫禽兽谱如傅肱的《蟹谱》、贾似道的《秋虫谱》、范成大的《桂海禽志》等，有文房四宝谱如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欧阳修的《砚谱》、李孝美的《墨谱法式》等，有玉石古玩谱如杜绾的《云林石谱》等，有泉币鼎彝谱如董逌的《钱谱》、洪遵的《泉志》、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等等。这一文化盛观的出现，与宋代文化尤其是与市民休闲娱乐文化的高度繁荣密切相关。我国近现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指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其原因在唐、宋之际，随着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世人对日常娱乐休闲生活的需求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促进了城市娱乐休闲文化的多元化、平民化，使得娱乐休闲文化自贵族阶层整体下移至平民社会，从而构成了宋代文化大异于前代汉、唐文化的一大显著特征。在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下，宋人撰写了多种专门记录与城市休闲娱乐生活紧密相关的谱录类书籍。与前代谱录多与生产种植内容有关者不同，北宋时人撰写了数量颇众的园林花卉、文人清赏类谱录，前者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沈立《海棠记》等，而杜绾《云林石谱》、苏易简《文房四谱》等显然属于后者。发展至南宋，更出现了与市井娱乐文化密切相关的谱录，其中著名者似当属题名贾似道所撰的《秋虫谱》（也称《促织经》）了。▲元李衎《竹谱详录》所录碧玉间黄金竹宋代斗蟋蟀之风甚盛行，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南宋杭州人极喜养斗蟋蟀，所谓“促织盛出，都民好养”，街坊中辟有专门的蟋蟀市场，供爱好者选购：“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人火斗者。”而且由于玩者众多，所以城外农村里有专门捕捉、贩卖蟋蟀为生者，而城里也出现了专以驯养蟋蟀为职业的“闲汉”。贾似道为南宋末宰相，但也是一个著名的蟋蟀迷。据《宋史》载，当时蒙古铁骑大举围攻长江中游重镇襄阳城，军情危急，但贾似道“日坐葛岭，起楼台亭榭”，与“博徒日至纵博”，甚至“与群妾踞地斗蟋蟀”，由此被后人戏称之为“蟋蟀宰相”。但他所撰的《秋虫谱》，分赋、形、色、养、斗、病等，对蟋蟀进行了详尽论述，可算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影响后世颇大。撰成于南宋中晚期的《百宝总珍集》，也可算是一本奇书。《百宝总珍集》，据清代四库馆臣推测，大概为南宋都城临安城中从事古玩珍宝生意的商贾所编集，但其撰者已不可考。书中所载所记百数种珍宝玩器，每每详列其市场价格、真伪优劣、辨识手段等，并于每种器物前具载七言绝句一首，而行文多用市井口语、鉴宝行话，如卷一“青玉”条诗曰：“青玉从来分数等，滋媚润者彼人观。做造不论大与小，碾造仁相做钱看。”文云：“凡看玉亦有数等，上至不断青，下至碧绿色者，若颜色唧伶，样制、碾造、花样仁相，盏椀或腰条皮、束带、绦环零碎事件之属多着主。如绿色或夹石样范，花样不好，皆是猫货。已上数等皆是卖外路官员，此间少着主。”可见具有很高的古玩鉴定价值，也可由此一窥当时与古玩相关的各色人等以及市井口语、风俗等等。▲宋吕大临《考古图》所录晋姜鼎承宋代余绪，元人所撰谱录虽然数量较少，但与宋代相比，其内容多关于器物及食谱，由此构成了元代谱录著述的一个特色。随着谱录著述之种类、数量都较前激增，于是在宋代书目中开始设置谱录专类以收录此类文献。宋代以前，谱录文献被附入别类之中，如《隋书·经籍志》将《竹谱》、《钱图》等归入“史部·谱系”类中，《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却将《钱谱》、《相鹤经》、《鹰经》、《相马经》、《相贝经》等归入“子部·农家”类。直至南宋中期以前，仍无专类可归，如北宋《崇文总目》将《竹谱》、《笋谱》、《茶谱》、《花木录》、《钱谱》等归入“子部·小说”类，《相鹤经》、《鹰经》等归入“子部·艺术”类；而郑樵《通志·艺文略》将谱录收入“食货”类，其“食货”类下分六小类，其中《钱谱》、《鼎录》、《刀剑录》、《锦谱》等归于“货宝”小类，《墨谱》、《砚录》、《文房四谱》与《香谱》等归于“器用”小类，《相鹤经》、《相马经》、《鹰经》、《禽经》等归于“豢养”小类，《竹谱》、《笋谱》、《茘枝谱》、《花谱》、《木谱》等归于“种艺”小类，而《茶谱》、《酒录》等则分别归于“茶”、“酒”两小类。南宋著名目录学家尤袤有鉴于此，遂在其所编撰的《遂初堂书目》“子部”之下专门设立了用来收录上述相关书籍的“谱录类”。▲蔡襄手书《茶录》石刻拓本对于尤袤在四部分类中设置“谱录类”的原因，清代馆臣如此分析道：“古人学问各守专门，其著述具有源流，易于配隶。六朝以后，作者渐出新裁，体例多由创造，古来旧目遂不能该，附赘悬疣，往往牵强。《隋志》‘谱系’本陈族姓，而末载《竹谱》、《钱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而杂列《钱谱》、《相鹤经》、《相马经》、《鸷击录》、《相贝经》，《文献通考》亦以《香谱》入‘农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于无类可归，又复穷而不变，故支离颠舛，遂至于斯。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所以在其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时，即沿用《遂初堂书目》“其例，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3]但因属初创，故而《遂初堂书目》“谱录类”所收录的尚还混录有《侍儿小名录》、《警年录》之类当归入“传记类”的书籍，而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谱录类”则专门收载记物之谱录，并据图书的内容，还于其下分为“器物之属”、“食谱之属”与“草木鸟兽虫鱼之属”三小类。由此，谱录当以记物为主的定义方才正式定型。因岁月久远，宋元时期的卷帙繁盛的谱录著述多有佚失，其具体数量今日已难以考述。今日可考录的宋元谱录，大致在120种上下，其中宋代谱录约100种。这流传于世的百余种宋元谱录，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其书完整保存至今的，如宋吕大临《考古图》、洪遵《泉志》、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元李衍《竹谱》等。二是其书通过《说郛》等丛书摘要载录才得以传诸后世的，如宋常懋《宣和石谱》、田锡《曲本草》、元宋伯仁《酒小史》等，已非完篇。三是从一书中抄录一篇别出而为单行本者，如宋初陶穀《清异录》本属杂采隋唐至五代典故的笔记著作，其中“茗荈门”被后人抄出单独成书，题名《荈茗录》，成为一本屡为后世引用的茶书。南宋著名文学家范成大撰有《桂海虞衡志》，有志山、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诸篇，被后人分别抄出单行题《桂海酒志》、《桂海果志》、《桂海花志》、《桂海草木志》、《桂海虫鱼志》、《桂海禽志》、《桂海兽志》、《桂海香志》、《桂海器志》等；而元代费著的《笺纸谱》、《器物谱》、《蜀锦谱》、《钱币谱》、《楮币谱》等，也本为其所著的方志《成都志》中诸篇，但为时人所珍视，而抄录别行者。对此，本丛编皆视为单独著述，分别编录于各类之中。▲宋徽宗赵佶《文会图》中文士茶宴场景从现存的宋元谱录情况看，其著者遍及社会各层面，其中姓名可考的，有贵为天子者（宋徽宗《大观茶论》），有官拜宰执大臣的（如苏易简、丁谓、欧阳修、周必大、贾似道等），有著名文人、书画家（如宋苏轼、米芾、洪迈、范成大、陆游，元倪瓒、杨维桢等），有隐士逸人（如林洪等），有僧侣（如释仲仁、僧赞宁等），另外有署名别号的，如题名审安老人者撰有《茶具图赞》、渔阳公撰《渔阳石谱》、鹿亭翁撰《兰》等，或是因为此类谱录乃属“小道”，为免世人“玩物丧志”之讥而不愿题真实姓名者。但也有个别谱录的著者姓名原本失传不详，今所题姓名乃是后人在刻印书籍时所添加，其真伪于今日已不易探考，故本丛编一仍其旧。本丛编所收录宋元诸谱录，大体先据其内容归入其类，同类者大体依据著者生卒年月为序编列（生卒年不详者，即以其主动活动年月为据编排）。每种谱录正文前，皆简述其撰者生平、谱录撰成年月及其主要内容、传世版本等情况；其篇末，酌收有关序跋、题记等，以助于阅读。本丛编所收录诸谱录，其底本一般择其精善且常见者，并酌校他本一、二种，但如其文字语义可两通者，即不予校改，而有明显舛误、脱漏、衍文者，则以圆括号“（）”标示其为误字、衍文，而以方括号“[

1927年10月3日到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生活九年，在这个城市里，他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和思想的激流争鸣。他领导、支持了“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除此之外，从1930年起，他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的定居生活，在鲁迅的人生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在这轰轰烈烈的九年中，景云里、拉摩斯公寓、大陆新村9号等地先后成为鲁迅的居所，鲁迅在思想上的喷薄爆发、文学上的硕果累累、国家前途上的反抗黑暗，都是在动荡不安的生活中度过的。仅在景云里，鲁迅就搬住过23号、18号、17号3次家；在拉摩斯公寓，三年内有两年春节都是漂流避难在外，无法在寓所内好好过一个除夕；甚至连看上去最安定的大陆新村期间，鲁迅也曾因为内山书店两个中国职员有“共党嫌疑”而外出避难。▲

▲鲁迅在景云里1927年9月27日，鲁迅偕许广平在广州搭乘“山东”轮赴上海。10月3日“午后”船抵上海十六铺码头，两人入住码头附近的共和旅馆，正如本书作者（施晓燕）在“楔子

南宋曾宏父曾辑刻有一部宋人法帖，以宋代知名人物的墨迹摹刻，因将刻成的石片置于其庐陵郡的凤山书院内，故此帖取名为《凤墅法帖》（后称《宋拓凤墅法帖》）。据曾宏父的著作《石刻铺叙》记载，《凤墅法帖》全帙共四十四卷，其中前帖、续帖各二十卷，附画帖、题咏各两卷。总计刻石三百五十九片，凡一千三百八十板，十二万一千一百二十九字，刻于宋嘉熙（1237-1240）、淳祐（1241-1252）年间。这部法帖几乎集中了宋代大部分知名人物、尤其是南渡前后许多重要人物的书迹，上自帝皇的奎章御翰，下至名臣、学者、文士的公私信札、文章诗词、汉苑制稿等。作为一部断代汇帖，其在宋代书法与文史研究方面具有极为珍贵的价值。▲曾宏父《石刻铺叙》不过遗憾的是，全帙早已失传，仅存部分宋拓残卷及清人残帖释文，现藏上海图书馆，已属海内孤本。上海书店出版社近日推出《〈宋拓凤墅法帖〉精品集》由《黄太史帖》《石湖诗帖》《东都相帖》《南渡名贤诗帖》组成，按原帖原貌精印，以飨读者。▲管继平先生推荐《〈宋拓凤墅法帖〉精品集》向上滑动阅览上海书店最近出版的《〈宋拓郁孤台法帖〉精品集》和《〈宋拓凤墅法帖〉精品集》，这两本帖是上海图书馆珍藏的本子。《凤墅法帖》因为曾幼卿号凤墅逸客，整个帖子他珍藏在凤山书院，所以他把这一部汇集名人书信、诗稿墨翰的法帖称为《凤墅法帖》。宋代那些大名人，比如说像朱熹、范成大（范石湖）、范仲淹，还有晏殊，我们都知道晏殊叫晏同叔，我们经常说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王国维提到的人生第一境界，就是晏殊的词。比如说还有林逋林和靖，这些文人的手稿，编成这么一部翰墨的法帖，林逋有诗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所以说这部法帖非常耐看，而许多人很少见到这些珍贵的文人墨翰。我们以前对一些比较著名的法帖看了比较多，很少关注文人书信这一块，而这些内容往往非常自然，我们在书写法帖的时候、书写文字的时候，书信是最自然、最隐秘的一种内容，这个在过去是文人之间的通信，原本没有准备公开，也没有准备让天下人作为法帖来临写，所以说这是文人最表露自己个性的一种墨迹。最近这些年我们非常重视这一块，所以说这些字帖我们在以前看得很少。以前比如说写书法都是临摹那些宋四家、唐初四家等一些著名的碑帖，那些碑帖大家都看了很多很多了，难免会有个审美疲劳，而越是新鲜的字帖，越受人重视。我们经常说，过去武林高手对决，他都希望有一个秘籍，秘籍在手就会一下子胜过很多人，那么写字其实也是这样的道理，大家都看多的、看滥的字帖，你再写出来，你再照着写也很难吸引人眼球，如果你有新鲜的，人家反而会去关注。文人大家互相都写字，我曾经说过谭延闿，他用左手写了一幅书法，被另一位书法家看到了，那人就觉得谭是不是又学到了另一本新的字帖了，字体书风一下子就有了变化。所以说，陌生的字帖往往更能吸引人的注意，那么《凤墅帖》的很多名人，这些字帖往往都是我们以前所很少见到的，它是上海图书馆的一个比较珍藏的本子，最近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来出版《〈宋拓凤墅法帖〉精品集》，非常高清。我们以前看到的一些字帖，模糊得不得了，跟我们今天是不好比的。今天看到的这种字帖我们不光可以临写，还可以读帖，阅读和欣赏，那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今天这个字帖随便翻一页，随便看哪一段，你都会觉得非常的赏心悦目，非常的清晰精致。我们在阅读前人的诗词也好，书信也好，即可从书法上欣赏它的一种美，还能从文字的内容中感受那个时代的文人的一种心境，文人之间的交游、互相的一种关系，都能从书信文字中来感受。所以我觉得像这样一套《〈宋拓凤墅法帖〉精品集》，它收藏了那么多宋代文人的翰墨文字，如果我们平时有文史爱好、书法爱好的人，可以从中吸取到非常多的营养。（以上文字根据视频内容整理）管继平，别署推仔，易安阁。自嘲为“书法家中的作家，作家中的书法家”。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文史研究馆特聘书画研究员。出版著作有：《管中窥书》《民国文人书法性情》《纸上性情：民国文人书法》《梅花知己：民国文人印章》等。新书信息《〈宋拓凤墅法帖〉精品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4月定价：298元新书特点一、全面、真实地反映宋代名臣文士的笔迹风貌（书法价值）上海图书馆藏的《凤墅法帖》残帖，收录了近百名书者，大多是两宋政治、文化、学术方面的知名人物，他们的墨迹，上自帝皇的奎章御翰，下至名臣、学者、文士的公私信札、文章诗词、汉苑制稿等，可以全面地、真实地反映宋一代书家的书写概貌。我们所熟知的书家如苏轼、黄庭坚、晏殊、王安中等人的墨迹都汇集其中。《凤墅法帖》为临习宋代书法提供了优良的范本。《〈宋拓凤墅法帖〉精品集》中的《黄太史帖》，收录黄庭坚的十封信札。书写的时间跨度约在十五年之上，涵盖黄庭坚各个时期的书法风貌，可窥得其书法风格在笔墨中的发展变化，这对于其书法的临摹提供了全面的参考。▲黄庭坚《黃太史帖》《石湖诗帖》是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游大仰山时书写的七言诗。自罢官后，他隐居在故乡苏州的石湖，号石湖居士，过着参禅理佛田园隐逸的生活，这部诗帖的名字也因此而来。范成大的行草书遒丽多姿，深得二王与张旭的神韵，至晚年更加优雅老到，法度井然，从不苟且草率，书卷气亦浓。他的好友袁说友谓其行草书如“蛟龙骧腾，蜿蜒起伏，笔端变态不可穷尽”。▲范成大《石湖诗帖》《东都相帖》收录各朝宰相如张士逊、晏殊、庞籍、苏颂、陈执中、王珪、赵挺之、唐恪、刘沆等人的书信诗集。多为手札，以草书、行书、小楷等写就，展现了宋代士大夫日常书写样貌。▲《东都相帖》《南渡名贤诗帖》收录的是南渡时期名人贤士的信札、诗翰和跋文。墨迹多有拟二王及黄山谷等人笔意，又未桎梏其中而有了各自独有的风格。▲《南渡名贤诗帖》二、可作为正误、补漏宋代史实与文学的材料（史料文献价值）《凤墅法帖》不仅能作为书法示范及研习之用，由于其收录了众多宋代政治、文化、学术名士的公私信札及文章诗词、汉苑制稿等，对于未收入文献集的内容，无疑是充分的补漏资料。如范成大之类，文章久已散失，今人只得根据方志、宋人笔记等辑得佚著，而《凤墅法帖》收录的范成大的墨迹，清晰又可靠，正好可供补今人辑佚之不足。因此若将《凤墅法帖》中的书信及诗词、文章墨迹同宋人的总集、别集原文核对，定会在宋代史料文献的补遗漏、正讹误方面有所重要收获。为使世人能目睹这一部极具学术、文学价值的珍本刻帖，上海书店出版社曾先后出版经折装和线装本等版本。近日推出的《〈宋拓凤墅法帖精品集〉》将原法帖中的经典之作精选为一集四册出版，并于随附的小册子附上全册目录和相关考据文章，以使读者更全面了解这部法帖的内容与体例，详尽的资料整理为研究者提供便捷的渠道。三、版本清晰，非翻刻本可比拟《凤墅法帖》是宋人辑刻的本朝人墨迹，大部分是以曾宏父家藏真迹作为翻刻上石的底本，又是精益求精、求真务实的宋人所刻，捶拓之细腻、细致、精湛，可谓“下真迹一等”。版本的可靠性、刻制的精细度、内容的全面性绝非后世一再翻刻而辗转失真的刻帖可同日而语。此次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宋拓凤墅法帖〉精品集》，是以上海图书馆藏孤本为底本影印出版，版本清晰，非一般翻刻本可以与之比拟。是欣赏、临摹、研究宋代书法的一个十分可靠的范本。▲内文高清大图版本说明上海书店出版社自1997年至今，多次以不同形式出版《宋拓凤墅法帖》。延伸阅读镇社之宝008｜珍贵的法书遗珍：《宋拓郁孤台法帖》重磅推荐｜《〈宋拓郁孤台法帖〉精品集》扫码关注我们微信号

▲郁孤台和辛弃疾“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沙海昂（1872—1930），法国人，后入中国籍。1899年来华，任职于京汉铁路工程司。后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顾问。著有《中国铁路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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