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艾略特和汤因比推崇备至的道森，留下这样一部极富预见性的力作

《世界历史的动力》为当代著名的文化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的代表作之一。作为与汤因比齐名的大家，克里斯托弗·道森被誉为“新时代的先知”，艾略特推崇其为“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汤因比称赞他的作品“真诚而又深具独创性”。

《世界历史的动力》追溯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考察了文明的核心动力，反思了人类整体经验。面对现代世界的普遍危机，尤其是精神文化文机，道森的灼见充满了预见性。

本次推送文章节选自本书译者、青年历史学者武可撰写的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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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的动力》

克里斯托弗·道森  著武可 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 1889—1970)，通常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位活跃于20世纪前期的宗教与文化研究者，他对艾略特和汤因比有着重要影响。道森在安利甘宗(英国国教会)的环境下成长，却在1914年皈依天主教，20世纪30年代后成为英语世界颇具影响力的天主教作家。他一生写过二十余本著作，被誉为“20世纪英语世界最重要的天主教史家”。道森对世界历史也有着宏观的思考，这集中体现在《世界历史的动力》一书中。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约翰·穆勒伊(John Mulloy)在道森的首肯与帮助下，选取道森此前论述世界历史的著作与文章，按道森的思想内在理路重新编排，取名为《世界历史的动力》，在1958年首次出版。

《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面向一种历史社会学”包括三章：“历史的社会学基础”“世界历史的发展”“城市主义与文化的有机本质”。这些文章系统体现了道森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历史的治学路径，他以世界各地的古代历史表明：一个社会及其文化的生命力源于二者与宗教的有机联系；但这一有机联系在近代以来的西方被打破，从而导致当代西方文明的危机。第二部分“世界历史的观念”则分为两章：“基督教与历史的意义”与“史家的视野”。前者侧重从史学理论的角度阐明基督教对西方历史观念的贡献。后者则从史学史的角度聚焦基督教的历史观念对西方史学发展的影响，其中有五篇文章以西方史学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为例来具体说明，除奥古斯丁与吉本外，威尔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都是20世纪前期从宏观角度思考世界历史的典型代表。

从《世界历史动力》的“书中各章来源”看，书中收录文章的最初发表时间，大部分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其余则集中在二战之后。概言之，这些文章的写作时代，大体是一战之后至20世纪中期。而这一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使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变。欧洲本身的地缘政治格局改变；西欧失去了昔日在全球所享有的政治和经济上的霸主地位；相应地，19世纪末西方人的那种乐观态度也消失了。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种种暴行，更使西方学者反思自身：西方近代文明究竟存在怎样的问题，会导致这些惨剧发生。

许多亲历这一时代的西方学者，往往从哲学的高度去反思现代性。这既包括英国的汤因比、罗素和柯林伍德，也包括欧洲大陆上的雅斯贝斯等，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卡尔·贝克尔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当然，这些学者的学科基础与知识背景存在差异，他们的侧重点与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各不相同。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共性。近代西方的发展方向确立于18世纪。此后自由主义的进步观支配着政治领域的思潮，科学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工业化成为主流。近代西方在物质层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与此相对，人在精神层面却未能与新形势相协调。精神层面的变化未能及时适应物质层面的飞速变化。这是西方近代文明出现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因此，西方人需要反思自身的精神世界。

▲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 1889—1970)

道森对世界历史的思考正是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展开的。他的学术背景与宗教信仰，影响着他的认识。道森在20世纪上半叶学术谱系中的地位与价值，主要是他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贡献。他主要接受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专业训练。当然，道森学识渊博，对史学本身也不乏深刻洞见。他主张史学应与社会学及人类学相互对话，学习吸收彼此的长处。而对社会学及人类学，他的基本出发点是反思19世纪末20世纪初占主流地位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他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社会演进，或为社会改良提供蓝图；而是结合历史，研究具体社会的文化。在他看来，传统的社会学过分关注社会的物质层面，忽略了精神或文化的一面。而精神文化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不亚于物质。他试图在考察社会时，将物质与文化的因素协调起来。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准确把握社会的性质。

通过对原始社会及上古文明的研究，道森认为宗教在社会的发展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一个社会的活力在于它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一个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如何正确处理文化与宗教之间的有机关系。一旦这种有机联系出现问题，社会和文化也就失去了活力。结合世界历史，道森认为，这一有机联系贯穿人类历史发展的始终。而近代西方文明的起点，恰恰是打破这种有机的平衡关系。宗教因素在社会发展中逐渐被忽略甚至是遭到排斥；这也正是西方近代文明种种问题的根源。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恢复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平衡。

20世纪70年代道森去世时，西方的史学范式正在发生转变。逐步形成的史学新范式受其他学科的启发，最主要是社会学与人类学，以及语言转向的哲学。从学科自身的角度来说，新范式也与史家对自身从事的学科进行反思有关。以新范式为标准回望，道森至少在以下三方面的认识有值得肯定之处。

首先，道森在《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强调社会学与史学的结合。而他的这一设想，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开始逐渐为职业史家所实践。无论是年鉴学派，还是新文化史(包括新政治史)，都借鉴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路径去考察历史。当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在内容与路径上都已不同于道森写作的时代。

其次，道森敏锐地意识到历史认识中史家思考认识的预设前提问题。《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元史学的问题》一文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述。在他看来，史家思考历史时，带有预设前提，这些自觉或不自觉为史家认识或未认识到的假设前提，就是“元史学”，它制约着史家的思考。而职业史家往往忽略了对这些假设前提的自觉反思。这表现为只谈事实不谈理论，甚至认为历史研究只需要摆事实，不需要任何哲学上的理论进行支撑。史家是否能有史识，史识的高下之分，其实取决于他能否自觉地意识到“元史学”的问题，对此有怎样的思考。在此意义上而言，道森所关注的问题和海登·怀特有共通之处。当然，道森关注的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哲学，而怀特关注的则是分析的历史哲学。

最后，道森主张将历史置于其自身的过程考察，在晚期古代与中世纪早期研究的学术史上仍有一席之地。这具体表现为他对罗马帝国衰亡范式的反思。他在对吉本的论述中指出：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忽略了拜占庭是一个独立的文明周期，也忽略了正是从罗马帝国晚期的转变中产生了中世纪的拉丁基督教世界，而中世纪的拉丁基督教世界则是近代西方之源。道森对传统意义上晚期罗马帝国的理解，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提出的晚期古代(Late Antiquity)这一概念有着密切联系。

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格局，给世界带来难以弥补的伤痛，也暴露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弊病。追寻现代社会弊端的根源、对人类社会前途的忧虑，是当时西方知识界的共同关注焦点。道森身为天主教的思想家，也参与了这些讨论。他运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方法，坚持强调天主教对转变中的西方社会具有必不可少的意义。在晚近的学术语境下，他提倡社会学与史学的结合、关注“元史学”问题，仍有积极意义；他在晚期古代与中世纪早期研究的学术史上也有一席之地。他急于用历史为当代辩护的态度已不再为今天的职业史家所认可，但他的观点和治学方法对我们仍有借鉴与启发。道森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是时代的缩影：面对20世纪前期的社会变化，天主教以灵活务实的策略和手段来捍卫自身的保守立场。他的思考折射出天主教本身的矛盾：如何在坚持传统的同时适应时代变革。

对吉本的评论曾指出：我们阅读史书的角度不仅是史书如何说明了过去，更重要的是它如何说明了作者的世界。我们唯有知道一个时代如何认识过去，才能理解这个时代。因为每个时代都在重新构建着自身对过去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则成为构建未来的因素之一。因此，《世界历史的动力》不仅为我们认识特定时期西方学者如何认识自身的历史提供了参考，也为我们反思自身所处的当代环境和历史提供了借鉴。我们如何认识自己的历史？在此过程中带着什么现实关切？我们借此怎样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如何在保持并发扬这一自身传统的同时顺应时代需要？这些问题的答案，有待读者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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