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创刊150周年专刊｜唐小兵：《申报》与上海左翼文化运动

《申报》从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创办，至1949年5月27日终刊，是我国出版历史最悠久的报纸之一。它历时78年，全面记录了晚清、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其出版时间之长，影响之广泛，为同时期其他报纸难以企及，在中国新闻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人称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

为了保存和便于学界开发、利用这座资料宝库，经过长期准备和不懈努力，上海书店于1987年正式出版全套400册的《申报》影印本。随后又经相关单位和个人共同努力，历时二十年，于2008年将全套30册的《申报索引》（1919—1949）编成付印，与新版《申报》影印本同步出版，成为近现代文献出版的一大盛事。

今年正值《申报》创办150周年，为纪念这份我国新闻史上出版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报纸，我社现推出“《申报》创刊150周年专刊”，经作者授权，将陆续刊发部分专家、学者在4月30日由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联合举办的《申报》创刊150周年纪念座谈上的发言（个别文字作者有修改和补充），以飨读者。

今年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广泛的上海《申报》创刊150周年，我个人的研究与这份独特的市民化报纸也有着一定的渊源，所以也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参与这个纪念会议并撰文讲述我对这份报纸的感受和理解。在我看来，无论是将《申报》作为近代报纸资料来源，还是探讨报馆、报人与政治力量、都市、资本家的关系，都会给我们提供很深的启发。我个人早期的研究对象偏重平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但通过研究《申报》副刊《自由谈》，对左翼文化和左翼文化人有了更多的理解，可以说让我获得了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理解上的一种“内在的平衡感”。因此，《申报》对我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我认为《申报》的角色与功能首先要放在近代中国报刊三足鼎立的版图中间，权且将报刊分为《申报》《新闻报》代表的商业型报刊、《大公报》所代表的新闻专业主义取向的政论报刊以及《中央日报》《解放日报》为标志的党报三种类型，《申报》是近代中国存在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而且比较偏市民文化的商业报刊。

▲《申报》和《新闻报》

是近现代中国并驾齐驱的两大民营报纸

1930年代林语堂在美国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新闻舆论史》，对《大公报》与《申报》做了比较，那时候在上海创办《宇宙风》《论语》和《人间世》等幽默刊物的他对于《申报》和《大公报》有着这样的臧否：“《大公报》无疑是中国最为进步、编辑最佳的中文报纸，而《申报》和《新闻报》则是旧时保守大报的代表，同时也均在编辑最差的报纸之列。两者的区别仅在于《申报》的编辑水平差强人意，而《新闻报》则毫无编辑工序可言。不过这两报却是当今发行量最大的大报，两者皆称发行量达到15万份，但实际调查显示，目前这两家报纸的发行量均不到10万份，而《大公报》公布其发行量为3.5万份。由此可见销量最好的报纸却是编辑最差的，因为这些报纸都是以广告作为主体，新闻反而退居其次，仅仅用以填充广告排完后剩余的零散空间。而编辑水平更好的报纸只能影响较少公众。当然，这种现象是完全正常的。何况，编辑水平不错的报纸也有问题，通过我们对《大公报》的分析可见一斑。《大公报》的排版、印刷和新闻业务水平都无可挑剔，但它却明显倾向于迎合一部分受过优良教育的受众。”这自然是林语堂一家之言，或许有可商榷之处，不过也给我们打开了另外一些视角来认知和解读《申报》，即使在1930年代，对《申报》和《大公报》的认知也是见仁见智的。

▲办报历史悠久，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公报》

《申报》除了在近代中国史研究中是重要资料，从报纸本身的专业主义进程来对比也是另一种研究视角。《申报》起初是自觉去政治化的商业报刊，后来开始介入政治，针对国民党对中共根据地的“围剿”发表批判性言论，认为是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政策导致抗争政治的产生。当蒋介石1930年代初内外交困而被迫宣布下野时，史量才在《申报》上刊发题名为《欢送》的时评，并呼唤一个政治革新的后蒋新时代的来临。而《申报》对于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挪用救灾款的辛辣批评，更是激起了朱的愤慨。1932年7月15日，朱给正焦头烂额地忙于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去信：“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的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例如《申报》的《剿匪评论》，对于南京中央大学学潮的记载和评议，《申报·自由谈》和《申报月刊》登载陶行之等的文章，黄炎培做《申报》的设计部长，都是不利于党国的。”蒋阅后暴跳如雷，命令禁止邮递《申报》，于是从当年7月16日到8月21日长达35天的时间内，《申报》无从在蒋控制的区域内与读者见面。后经多方斡旋，才获恢复邮递。

▲申报馆在抗战时期出版发行的《申报月刊》

（曾改名《申报周刊》）

《申报》批评蒋介石的“围剿”行动，是在制造更多的无家可归者被逼上梁山，直言这种现象产生的根由不在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而根植于持续的种植鸦片、不断攀升的苛捐杂税、地方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国民党军队对乡村的破坏，换言之，造成中国贫弱的根源在于专制横暴的国民党政权自身。针对民权保障同盟会总干事杨杏佛的被蒋刺杀，以及更早的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的被刺等，史量才积极参与由宋庆龄等发起的反蒋社会活动。1931年12月20日，《申报》全文刊登了《宋庆龄之宣言》，宋在文中指出：“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它早已丧失革命集团的地位，名誉扫地，遭到全国人民的厌弃和痛恨。”《申报》也援引刚从法国回来的湖南人黎烈文主编“自由谈”副刊，吸引了大量左翼文化人比如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在报纸上发表专栏、随笔，讲述社会贫富两极状况，通过文艺来进行政治动员。蒋介石对此很不满，史量才也被国民党特务刺杀。抗战时没有跟随政府内迁的《申报》在1945年后自身存在的正当性遭受质疑，后被国民政府渗透并全面控制，相对于《大公报》，社会影响力下降。从去政治化到介入政治，到最终被政治力量操控，反映了《申报》自身的历史脉络。有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在特定时代里，政治力量试图操纵言论的时候，报馆该怎么处理与政治力量的关系。其实并不存在完全独立的媒体，媒体不可能生存在完全去政治化的真空里，所有媒体都可能要小心翼翼地处理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来维护一个有限的表达空间。这也是《申报》和《大公报》的媒体生命力横向对比可以留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1931年12月20日《申报》第17版

发表的《宋庆龄之宣言》

《申报》不仅是报纸，还有很多延伸产品，比如《申报月刊》、申报流通图书馆、量才补习学校、《读书生活》杂志等。《大公报》更多是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著名学府以及平津上层知识分子有更多互动，可以说走的是精英主义的报人报国路线；《申报》则服务于地方、城市和市民阶层，更多面向中小知识青年甚至学徒工等群体，具有独特的平民主义特点，这也在1930年代的公共舆论里形成南北对峙的有趣对比。我曾在研究中将左翼知识分子分为三种类型：以左联党团书记为代表的组织化左翼、以鲁迅为精神领袖强调精神独立的左翼，以及注重社会科学通俗化的左翼知识分子。《申报》主要面向普通大众讲述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等，比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1949年之前印刷了48次之多）和柳湜的《街头讲话》就是其中典范，将因为个体生活处境而对政治和社会不满的中小知识青年都纳入读者群体之中，形成了一个抗争不公不义的“想象共同体”，起到了在都市里进行革命动员的作用。

▲《申报》 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

▲2008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再次影印的《申报》及《申报索引》（1919-1949）

延 伸 阅 读

扫码关注我们

微信号 :sbph_shsdsj 

新浪微博/小红书：上海书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