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馆剪报资料》再出新篇：4136份资料纪录了上海高校几乎每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编者按：

由上海报业集团收藏的“申报馆剪报资料”被誉为继《申报》后又一民国大型史料宝库，其中已初步完成篇名、来源、时间和专题整理的“上海卷”部分，约计15万份。自2017年以来，上海书店出版社携手上海报业集团相继推出了《申报馆剪报资料·上海卷：历史掌故专辑》（全4册）《申报剪报资料·上海卷：淞沪抗战专辑》（全12册）等专辑，本书为最新整理影印的《高等院校专辑》（全8册），专门收录了20世纪30、40年代关于上海各大高校的历史概况、重大事件和学生运动等方面的剪报资料，按照年月日的顺序编排，具有资料系统、内容丰富等特点。本文为上海书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申报馆剪报资料》编委会编委唐晓云为《高等院校专辑》撰写的导言（内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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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申报馆剪报资料·上海卷：高等院校专辑》共辑入了4136份“申报馆剪报”资料。它们以简讯、消息、速写、访谈、散记、评论等多种新闻写作形式，记录了20世纪30—40年代末近代上海高校的几乎每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及细枝末节，以其史料的纪实性和丰富性令人惊叹。

▲《申报馆剪报资料·上海卷：高等院校专辑》

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7月版

今天，当我们细读这批纸张泛黄的文献史料，数千份剪报会不时地幻化成一幕幕穿越文字的历史影像，全景式地展现近代上海高校百多年来，从艰辛创校、举步维艰，到薪火相传、终成文化地标的清晰轨迹。
当我们把时光倒回一个世纪，今天的著名学府，彼时创校之初是何等窘迫、困顿，乃至步履蹒跚！“剪报资料”为我们留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像——
1935年3月2日《新闻报》特载“上海之高等教育”之“国立同济大学”（署名叔异）：

民国纪元前若干年（引注：1893年。下同），有德人宝隆者，在沪行医，嗣创设同济医院于白克路（今凤阳路），后又附设同济德文医学校，是为该校创办之始，时民国纪元前四年（1908年），医本科在同济医院，医预科及德文科，设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民国六年，因欧战关系，法人遂将辣斐德路校舍封闭，校中一应设备，悉行没收，是为校具损失之第一次，不特此也，学校亦因此停顿。后由华董会及学生代表等向北京教育部请愿，时任教部次长者袁观澜先生，袁先生主张改归华人自办，并竭力维持，校名改为公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其经费则由江苏省国税项下担负，校舍则租赁中国公学及海军学校之一部；八年，另由苏省拨款圈购吴淞镇北民地，并兴建校舍，十一年新校舍落成，校基由是巩固……（见第一册第12页）

▲《新闻报》1935年3月2日特载

“上海之高等教育”之《国立同济大学》

两个月后，1935年5月3日《新闻报》又刊文介绍“上海之高等教育”之“私立复旦大学”（署名叔异）：

该校创办于民国纪元前七年（引注：1905年），由震旦学院一部分离校学生组成，推马相伯先生为校长，由江督拨吴淞提督行辕为校舍……称复旦公学。后二年，严几道先生为校长，经江督端方奏准月拨官费二千元，旋张人骏继任江督拨吴淞官地七十余亩，为建筑校舍之用（按即今江苏水产学校校址），然未兴工，辛亥，校舍为淞军司令部占用，学生星散，校务中辍，其间长是校者，亦屡有更易，初为夏剑丞先生，继为高凤谦先生，最后由马相伯先生复任。民元，由同学会合谋恢复，呈准南京临时政府立案，并准拨补助费万元，复由苏沪当道拨徐家汇李公祠为校舍（至今为附属中学校舍），仍推马相伯先生为校长。民国二年，马校长去职，推教务长李登辉博士继任。李博士苦心擘划，维持至今……（见第一册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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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漫步浦江外滩，徜徉衡复街区，人们更多注重老建筑的外貌，欣赏它的西洋风格，面对一个立面、一根立柱，会啧啧赞叹它的历史感，令观光客激动不已。然而在上海，还有年轮同样绵密的一群老建筑，亦历经百年的风雨沧桑，却默默藏身于绿荫深处。它们有老建筑共有的古朴风格，更有其丰富的人文内涵，它们聚集在上海高校的一座座美丽的校园之中。
这些老建筑是何时建造的？彼时校园呈现出怎样的风貌？“剪报资料”也为我们留存了丰富的历史记忆——
1934年11月3日《申报》刊载了《大夏大学现状鸟瞰》一文，作者傅式说（时任大夏教授）在大夏建校十周年之际，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大夏校园的旖旎风光。

本校校址，位于沪西梵王渡中山路傍，占地三百余亩。校场布置，系花园式。最南为大夏新邨，碧水一泓，垂柳夹岸，教职员宿舍，掩映其间。村北为女生宿舍群英斋，斋东为图书馆，其北为森林区，树木阴翳，老干参天，杂以榆杨桃柳之属无数。过森林区越小桥而北，为大广场，可三十亩，中竖旗杆，灌木环绕，绿茵如褥，可资课余休息之所。场北为群贤堂，堂之东西，为男生宿舍群策、群力两斋。其北则为临时大礼堂，科学馆，课余社，浴室，自流井机器房及疗养院。院前为荷花池，大可数亩，莲叶田田，鱼戏东西，大足游目骋怀，自疗养院至校河（即丽娃栗妲河，为荣宗敬先生所捐赠本校者），平原瞭野，一望无际，是为大运动场。校河之东北隅，越一小桥，则为小岛，川流曲屈，水清可鉴。服务本校毕业生筑亭其上，颜曰“夏雨”，可资休息。运动场之南，为附设大夏中学校舍，美轮美奂，气象焕然。鸟瞰全校，有古木，有原野，有清流，有池塘，无市声之叫嚣，富自然之风景，洵青年修业良好之所也。（见第五册第17页）

▲《申报》1934年11月3日刊载的《大夏大学现状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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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这些卓尔不群的近代建筑，大多竣工于民国时期所谓的“黄金十年”。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随之爆发了八一三事变。地处江湾五角场一带的沪江、复旦、同济，首先遭殃，美丽的校园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顷刻间化为断瓦残垣。
1937年9月，就像前不久平津三校南下组建“长沙临时大学”、继而组建“昆明西南联大”一样，上海的复旦、大夏、同济等高校也随即开启了艰苦卓绝的西迁之旅。文化不死，民族永存，这片百年来屡遭蹂躏的国土，承受力之坚韧，生命力之顽强，亘古罕见！

一、复旦、大夏西迁

部分高校撤出上海的早期计划，媒体是这样报道的：1937年10月1日《申报》刊载了一则简讯《沪四大学  赣联合大学本月底可开学》：

沪复旦、光华、大夏、大同四大学在赣黔设联合大学，赣为第一联大，容一千五百人，欧元怀、吴南轩特来省勘察校址。据该联大系永久性质，将来战事结束，依然存在，现正与教厅商洽设校事宜，十月底可望开学。（见第一册第79页）

由此，我们了解到上海部分高校的迁徙路径及变化是这样的：最初，复旦、大夏、大同、光华四校共组“联合大学”，计划西迁。旋即大同、光华改变初衷，仍留上海，四校联合遂成两校联合，初在庐山牯岭设校。后战火迅速延烧，不得已两校再次分立，复旦西迁重庆，大夏西迁贵阳。
时任复旦副校长吴南轩在《文汇报》（1939年4月3日）刊发《复旦川校近况》一文，为我们简述了复旦西迁经过。

我们的学校与民族国家共命运：随国事之动摇而动摇，随国事之稳定而稳定。员生五百余人，于跋涉一月之后，到达行都。学校在重庆菜园坝复旦中学校址继续上课。秋季学期结束之后，经一个月之筹备，与友校大夏分立以后的复旦，又出现在离重庆百五十里之遥的北碚黄桷镇上。

黄桷镇是嘉陵江畔的一个荒镇，自然没有现成的校舍可资应用。于是以庙宇为办公厅，以煤栈为宿舍。在物力人力，两俱拮据的种种困难情形之下，我们的学校，居然能撑持下去，并打出了一个相当的局面，为日后的发展，铺就了坚实的基础……（见第三册第220页）

▲《文汇报》1939年4月3日刊载的《复旦川校近况》

二、同济西迁

同济的西迁之路，称得上可歌可泣。八一三之后的整整三年，同济一直处在颠沛流离之中：上海→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广西八步→云南大理、昆明→四川李庄。这整个的西迁之路，尽可以在“剪报资料”中读到追踪性的详尽报道。
历经“三年流离，六次搬迁”，为求“一张平静的书桌”，同济千余师生先后辗转浙、赣、桂、滇，直至1940年末落脚四川宜宾的李庄古镇，得以度过平静的六年。由于同济的到来，也由于中研院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的到来，更由于梁思成、林徽因等一众大师级的人物齐聚古镇，使李庄成为了抗战文化的象征。
1946年3月13日《申报》报道：具有卅九年历史的同济大学

李庄在一个较大的谷地里，江水从西北角的谷里流出，向李庄辞别似的，在李庄前恋恋不舍地弯了一个大湾，然后滔滔地流向东方，流向她——同济将要回去的老家。李庄的背后是山，长江的对面也是山，她有恬静的幽香，也有秀丽的清甜。这里除同济外，有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及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的一部分，这里离重庆约一千华里，这是最适合学者们研究的地方。这里在抗战中从没有跑过一次警报，同济因此从没有受过警报的骚扰。（见第四册第312页）

三、交大西迁

交大西迁较复旦晚，也不似同济数省转徙。八一三战事爆发后，地处徐家汇的校舍被日军占领，交大被迫迁入法租界。1937年11月始，租借震旦、中华学艺社的校舍上课。
交大西迁在1940年。彼时，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大后方急需大量的工程技术人才。该年9月，交大先在重庆小龙坎设立分部；1942年10月，由小龙坎迁入九龙坡，建立交大本部。此时，交大已扩充为机械、土木、航空、造船等九个系，师生近2000人，成为大后方高等工程教育的重镇。在滔滔长江边上，交大与其他西迁的高校一样，也度过了艰苦卓绝的难忘岁月。生活清贫，却不乏浪漫情趣。
1946年6月30日《申报》刊登了一篇回忆性散文《忆九龙坡》（署名：陈循介），描述当年交大在九龙坡黄桷坪的清苦而诗意的生活，可视为研究交大渝校时期的一份珍贵史料。

公路就打校门前经过，过路的客人们，在翻过小小的山凹后，就可以看到整齐的屋舍。首先入眼的，恐怕就是黄桷坪贴对面的工厂房；再前几步，就是交大的、恐怕也是全九龙坡最漂亮的一座礼堂。它耸立在路旁，表现出抗战期间交大屹立不动的雄姿，它表现出交大整个的精神……

礼堂的旁边，一排一排的平房，是同学们的教室，礼堂后面，一行一行的，是同学们的宿舍，再后面，小土山上，是教授们的住所，和女生的宿舍。整个的讲起来，屋舍很简陋，但整整齐齐一行一列，在晨曦和夕阳里，分外显出平房的美丽。这里曾藏着中国一部分的精华，这里曾是一千五百多个青年学子攻读地。（见第二册第127页）

▲《申报》1946年6月30日刊载的《忆九龙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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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抗战胜利后，大约在1946年2—3月间，西迁学校先后筹划返沪复学。期间，又是一次长途跋涉，或取长江水路，或绕道陕甘陆路，千里迢迢返回上海。
此后的两三年，上海高校在民国时期有过最后一波的短暂发展，扩充院系规模，扩大招生数量，添置教具仪器，修缮原有校舍，兴建新的大楼。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交大重建“文治堂”。那阵子各报纷纷刊发消息……这里，摘录《益世报》1947年1月14日在文治堂奠基典礼后刊登的一篇简讯《唐文治先生  亦莅校参加》，让我们一窥当时的盛况——

本月十二日交通大学上海同学会，在徐家汇该校举行年会，同时举行重建文治堂奠基典礼，到会者计有校长吴保丰，及历届毕业同学赵祖康、赵曾珏……等五百余人。前校长唐文治、凌鸿勋二氏，亦均参加。唐氏年高八十有三，皓首丹颜，精神殊健，开会时，由赵祖康任主席，理事赵曾珏报告会务：该校成立已五十年，如以十年为一代，今已在第五代，唐氏以四十年前老校长莅会，可谓五代同堂。凌氏主持重建文治堂奠基典礼称：渠为母校毕业同学，长校时，适逢三十周纪念，爰以唐氏之名名校之礼堂，一以示纪念，二以“文治”二字，象征和平与民主……（见第二册第187页）

▲《益世报》1947年1月14日刊载的《唐文治先生 亦莅校参加》

掩映在绿荫下的高校老建筑，历经一个世纪的沧海桑田，品性依旧，风骨不减。它们经受过新文化运动的熏陶，抵御过战争烽火的侵扰，又迎来了新时代的嬗变。一栋栋老建筑仍巍然屹立，以其独有的建筑魅力，默默地向一代又一代学子讲述着学校的过往。
当我们把这些历史建筑串起来“阅读”时，其内涵就会大过建筑本身。置身在中西合璧、古朴典雅的大楼前，仿佛当年那一列博学儒雅、气节凛然的伟岸身影，正向你款款走来——蔡元培、马相伯、唐文治、李登辉、马君武、王伯群、胡敦复、张寿镛、刘湛恩、吴志骞……

2021年5月1日

《申报馆剪报资料·上海卷：高等院校专辑》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1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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