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位中国反新文学运动：《“学衡派”与新文学运动》

20世纪初，“学衡派”人物在美留学期间，积极探讨中国文化的现代出路，从学理和理论构想上给出自己的文化救国方案。然而，陈独秀认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只有白话文才是正宗。如此绝对的态度，让原本不同意胡适白话文学革命方案的“学衡派”人物，走到了白话文运动的对立面。本次推送摘编自上海书店出版社近期出版的《“学衡派”与新文学运动》绪论部分。

▲吴宓及刊载于《学衡》上的杂志宗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1915年初夏，帮章士钊办《甲寅》杂志已将近一年时间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了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等人为他举行的“洗尘”宴会。失去了左膀右臂的章士钊很快停办了《甲寅》杂志。陈独秀此时则在内心中酝酿着一场大的“革命”，一场可以席卷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革命”。在这一年的9月15日，经过汪孟邹等人的撮合，陈独秀与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合作出版了《青年杂志》，将会影响整个中国历史文化走向的新文化运动，就此拉开了帷幕。

▲《甲寅》杂志

与此差不多同时期，也是在1915年的夏天，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和他的同学梅光迪、任鸿隽等人在绮色佳讨论了关于中国文学的问题。讨论过后，在这一年的9月17日，胡适给梅光迪写了一首诗，即《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诗中写道：“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这是胡适第一次使用“文学革命”一词。这个时候的胡适，已经开始朦胧地思考如何进行“文学革命”的问题了。从1915年夏开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胡适和梅光迪等友人关于“文学革命”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过程中，胡适受尽奚落，丝毫没有占到上风。

在1916年10月1日出版发行的《新青年》第2卷第2号上，“通信”栏目中刊出了胡适致陈独秀的信函。在这封信函中，胡适将他关于“文学革命”的思考首次用“八事”的形式呈现出来。后来，他将这“八事”的意见稍作修改，敷衍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1917年2月1日出版发行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新文化运动至此才算找到一个真正的突破口，才得以在这些“捕风者”的引领下朝一个明确的目标开展进行。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新文化运动及后来的“文学革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寂寂无声，没有太多人注意到他们。旧派文人对他们不屑一顾，乃至新文学阵营要用唱“双簧戏”的方式“引蛇出洞”就是最好的证明。林纾在与新文学阵营对阵的过程中将自己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历史的天平悄悄地移向了新文学阵营这边。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又助了新文学阵营这些年轻人一臂之力，使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最终能够取得决定性胜利。“五四”与新文化运动裹挟在一起推动了中国历史文化前进的潮流。这股潮流势不可挡，以至于1920年代“学衡派”及后期“甲寅派”的成员即使从西方取得“真经”也无法将其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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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光迪（左）在美留学期间与

杨杏佛（右）、任鸿隽（中）合影

 “反新文化运动”

1925年4月20日，张定璜在《语丝》第23期头条刊出了《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文。文中谈论了辜鸿铭在日本东京演讲时说到的“有Culture的人就没有国界”一句话。张定璜说道，辜鸿铭之意“只是指明他能够理解日本人，兼带嘉许日本人也能理解他，此外绝无丝毫非绅士的不纯正的企图包含在那句话里面，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由辜鸿铭一事，张定璜引申了日本学者西本省三的一些观点。

有关西本省三的观点及张定璜的评论文字录之如下：

同样，我们若听见一位西本省三先生说中国有所谓“反新文化运动”，而据他看起来，这并不是“反动”，而是“反本”。那就是说，反本归源的反本。我想我们也可以相信西本省三先生所要表示的是日本人真懂得中国人原来有的而现今遗失了的中国文化，是日本真有“支那通”这个名词所包括的通晓中国现状的人。不然，如果读了这样的一段文章：

“从这个道理（西本省三先生在上面讲的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分发出来的便是所谓五伦君亲的道，所以亲亲尊尊的道理是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决不得变更的，然而支那人的祖先圣贤贻给后世的，这个无可动摇的五伦君亲的道，自从支那本国于十数年前把国家变成共和政体，没有了紧要的君臣一伦以来，就成为好比一个身体的五体里没有了头脑似的形势了。因为只是没有了头脑的四伦的动作，所以支那比起以前的支那来，更便于引起思想界的混乱，更容易使他恶化。于是有非常离奇的话说出来了，第一孔孟就被摈斥了……”

▲《语丝》第23期

▲《语丝》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如果读了这样的一段文章，我们就疑心到西本省三先生在那里暗示爱新觉罗·溥仪先生为天下计为黔黎计，理应重践帝祚，那岂不是西本省三先生作了清室总社党的“夷”孽，也附和着那班叩头如捣蒜的遗老遗少们在那里仍旧想为那傻哥儿图个死灰复燃吗？这无论如何我想你就令西本省三先生向天起誓，他也是要否认的。

自然，这样的“支那通”究竟于我们，于中国于日本有什么用处，那另外是一件事。西本省三先生承认中国人近年来渐渐知道“反本”了，因为民国九年上海出现了《民心周报》，因为有些人知道了“君子所好，小子所憎”的文言到底比“好人喜欢的就是坏人讨厌的”的口语强，因为民国十年成立了“亚洲学术研究会”，尤其是因为民国十一年“学衡社”的创立。但不知怎么回事我们都健忘，这些东西我们都记不十分清楚了。我们的大多数似还没长进到西本省三先生所称知道“反本”的地步。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有一个注，写道：“读者如有工夫，请参看《大东文化》第二卷第四号里的《支那的反新文化运动》。”西本省三这篇名为《支那的反新文化运动》的文章笔者暂时无法找到。张定璜提供的文字至少让我们知道，这位名叫西本省三的学者早在1925年或者之前就已经指出了中国文化界的“反新文化运动”现象。以张定璜发表这篇文章的1925年4月为限，这个时候的《学衡》杂志办了有近40期，《甲寅》周刊还没有出版。西本省三大概是最早指称中国反对新文化运动之思潮的学者，而且他对其持支持态度。

▲《学衡》杂志

目录

序 杨扬/1

绪论/1

第一章  中国旧文学的大崩溃/15

第二章 “学衡派”的聚合/68

第三章  《学衡》与“学衡派”的新文化理想及新文学实践/151

第四章  后期“甲寅派”的文学活动/229

第五章  结语：意义与余绪/303

参考文献/332

后记/341

▲《“学衡派”与新文学运动》目录

本书关注民国时期的反新文学运动，这里的“反新文学运动”一词即从西本省三的“反新文化运动”而来。应该说，反新文学运动是反新文化运动思潮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一部分。民国时期，中国的反新文学运动思潮主要有三股力量，即上文提到的：

“五四”前期以林纾为代表的旧派文人的反新文学运动、

1922年以来“学衡派”的反新文学运动、

1925年以来后期“甲寅派”的反新文学运动。

民国时期的反新文学运动有三股力量虽然都站在新文学阵营的对立面，彼此交集的机会却并不多。如林纾1924年10月去世，当时《学衡》已经创刊2年多的时间，但他在世时并没有在《学衡》上发表过文章。《学衡》一直到第70期才刊出了他的一篇遗稿，即《吴孝女传》一文。又如1926年，因为中华书局不愿再续印《学衡》，刊物有停刊的危险。吴宓在为之奔波的过程中，后期“甲寅派”的成员梁家义等人为他出谋划策、分忧解难。遗憾的是，吴宓始终未曾和后期“甲寅派”的统帅章士钊谋过面。所以，“学衡派”与后期“甲寅派”也错过了联合的机会。尽管文学史上在论述民国的反新文学运动时，总是把这些力量放在一起进行论述，但由于他们是各自为政，所以鲜有学者对新文学史上的反新文学运动进行整体研究。

中国反新文学运动的各股力量是分散的，他们彼此之间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也没有真正的交集，但是他们都站在新文学阵营的对立面，都反对废除文言文。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三股力量又是一以贯之的，他们同属于一个阵营。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在对这三股反新文学运动的力量分别进行了研究后，又将这一运动置于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背景下进行了审视和评价。中国反新文学运动不应该被完全否定，文学史需要给予其重新的定位。

《“学衡派”与新文学运动》

高传峰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作者简介

高传峰，1983年生，河南济源人。文学博士，宁夏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编《宁夏小说十七家》《伪满洲国旧体诗集》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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