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馆剪报资料》上新：1931—1949年上海新闻出版的方方面都呈现在这里了
本文为上海书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申报馆剪报资料》编委会编委唐晓云为《新闻出版专辑》撰写的导言（内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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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馆剪报资料·上海卷：新闻出版专辑》
（全12册）
上海报业集团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当我们感叹“纸媒正在消亡”时，可曾想到在并不遥远的一个世纪前，纸媒正迎来它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的诞生地和集散地，是在靠近外滩的一条南北向的狭窄马路山东中路——那时叫“山东路”，人们还习惯性地叫它更早的路名“望平街”。
著名记者曹聚仁曾说：“一部望平街的历史，便是现代中国的报业史。”在望平街，先后有《新闻报》《申报》《时报》《民立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等著名报馆相继出现或同时并存。“望平街”成了“报馆街”的代名词，在近代中国新闻报业史上留下了抹不去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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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平街是上海一条小马路，南起福州路，北到南京东路，长306米，宽约10米，如今是山东中路的一段。
一
早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新闻报馆已建成了五层楼房，“宣统元年落成迁入”。汪汉溪掌事后，《新闻报》注重经营管理，实行报纸企业化，进口双层轮转印刷机，采用卷筒纸印报，提高报纸质量和印报速度，又自置无线电台，收录电讯稿。为扩大发行，还在全国各地设立分馆、分销处500余所，发行量最高日销15万份。相比之下，申报馆直到1918年才建造五层大楼，购进新式印刷机，销量日增，与《新闻报》一起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两份日报，一时并称报界双璧。
▲早期的申报馆与新闻报馆
《今报》1946年11月1日起连载“二十年来之新闻报”，作者潘竞民。之前的二十余年间，潘竞民一直供职《新闻报》。抗战胜利后，《新闻报》复刊在即，其时他已在《立报》供职，应《今报》邀约，讲述20世纪20年代初至抗战胜利前供职《新闻报》期间的所见所闻。在“前言”中他写道：
“日销十五万份，广告效力最大”。中国自有报纸以来凡稍阅读的人，看了这十足自豪的口号标语（现在的日销，听说已超过此数，当然另有一个口号。）谁也知道这是历史悠久拥着广大读者国内唯一报纸的新闻报罢。
……以前二十年中，既有不少可供写述的资料，而且我想写的，无非是一鳞半爪，零碎片断，毫无用心，不成系统。与其说是二十年来之新闻报，毋宁说是我二十年间服务的回忆，雪泥鸿爪，聊留纪念。（见第五册第1页）
这些可看做是潘竞民的自谦之词，因为“前二十年”同在《新闻报》供职、且地位名望更大的前辈如李浩然、严独鹤诸先生还健在，他绝不敢胡说八道，更不至无中生有，完全可以作为史料的补充。
众多论著在讲述史量才收购《新闻报》一节，大多一笔带过：民国十八年（1929）福开森意欲将全部股权转让给史量才，却引起了《新闻报》原股东与史量才之间的一场股权风波。至于风波如何，则语焉不详。
《二十年来之新闻报》之“股权风潮”，有过详细的描述。
从汪氏父子先后总理馆事起，福开森以监督名义，主持大政，始终是一个权威者。他鉴于报馆营业虽逐年发展，但中国时局经几次的剧变，深感应付棘手，而且他有事故都，不常来沪，意态消极，感萌退志，于是决将全部股子出让。当时承购者是申报主人史量才先生。史氏独资创办申报，时期更早于新闻报二十年，声势可相匹敌，与汪汉溪先生，同具经营干才魄力，有一时瑜亮之称。不过申报营业销数，终较逊色，史氏在处心积虑之下，想出釜底抽薪之计，毅然承购福氏全部股权。此事进行极为秘密，事机成熟后，新闻报同人犹毫无所知，等到董显光膺史命入馆，揭露真相，方大起冲动，连夜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一面照常出版，一面刊登大幅启事广告，誓死抵抗，启事词意是反对“托辣斯”，垄断舆论，馆内各处满贴标语，做来有声有色，闹得满城风雨。史氏鉴于形势紧张，僵持下去，不是了局；第三方面人士，也愿斡旋，于是经由虞洽卿等名流，多方折冲结果，史氏允将一部分股权退出，让给第三者；钱新之、吴蕴斋等，及馆中极少数同人，因此得加入为股东，一场风潮始告平息。（见第五册第23页）
对于史量才最终的妥协与退让，作者也有公允的评说：“史先生以身殉报，逝世也已十二周年，平心而论，当时一个愿卖，一个愿买，合法授受，并非强抢豪夺，而先生终能尊重舆论，顾全大局，足证他的气度宏大，值得后人钦佩。”
▲福开森与史量才
经此一役，1929年前后的史量才，成了上海滩名副其实的报业大王。凭借在报界的雄厚实力，他迅疾向其他产业发展……
据统计，上海报业在1920、1930年代，除已有数十年历史的大报外，以《晶报》《金钢钻》《罗宾汉》《福尔摩斯》等所谓“四大金刚”为代表的各色小报，先后创刊竟有六七百种之多。“新申两报”在这一时期，也从日发行三五万份，猛增至十四五万份，十年间增长了两三倍之巨，因为读者在增加。日益激增的外来移民定居上海，学生、知识青年、小商人及企业主，是报纸的忠实受众，成为都市文化和纸媒的消费主体。
二
战火的肆虐，受冲击最大的往往要推工商业，交通中断、物资匮乏、百业凋零、市面萧条……而报业却逆势上扬，关注时局成了上海市民的头等大事。每天清晨，只要一出报，形形色色的报贩们争先恐后，把一条窄窄的山东路挤得水泄不通。每当有“号外”出版，那种争抢批报的场面更为激烈。
▲望平街清晨的报市
《新华报》1939年9月24日刊载的《报人素描》（第30节）中有一段叙述，记录了山东路报市的异常性繁荣：
“八一三”的战事，终于爆发，上海的各报馆不仅没有影响，销路反增加了几倍；单以……大美晚报每天号外就出十多万份。承印的立报馆，开足两架卷筒机，还是供不应求，望平街的报贩，聚得密密层层，人山人海，马路的交通也被塞断，吵得简直像天反地覆，你抢我夺地争着批报。（见第一册第229页）
▲申报馆外的报贩
《华美早报》1938年11月10日刊载《山东路报市巡礼》一文，采用白描手法勾勒了一组山东路报市镜头，更为生动。好在篇幅不长，全文照录。
天还没有亮，山东路上靠麦加圈南北一带，有一个闹忙的市场。如果给它定一个名子，大概谓之“报市”，是最妥当的了。
当太阳尚未出来，都市里的人们还在甜梦里逗留着的时候，这里便已经挤满了报贩们了。
他们都是穿得那样旧污破碎的衣服；你如果是第一次看见，还会以为是什么地方跑来一群逃荒的难民，手里差不多全托着一块纸板，什么时候从老远跑出来一个报馆的“发报人”，怀中抱着一大束的报纸，大家便蜂拥地挤上去，吆唤着：“××报我来三十张”，或是“我要二十份××报”。
在马路边的地上，发报人将各色各样的大小报纸，摊成了一片，匆忙地数点着，一面分派给批报的小报贩们，有的是十一二岁尚未成年的孩童，也有五六十岁的龙钟老太婆；从哪些饥饿而焦急的面孔上，可以看出来都不缺少用血汗与时间去讨生活的那欲望。
孩子们一攫得了报纸，便朝人们稀少的地方奔驰着，响起尖锐的喉咙：“××报出来哉，看看中国杀败东洋的消息啊！”声音响亮地惊扰着正留恋着作梦的夜都会。
有着脚踏车的较优越一些的报贩们，便闪着腰身，脚踏车像一条箭似地从人丛中飞窜出去，找他们的主顾，和他们的长期订户。
这儿简直是什么大小报纸，全要汇集到这里，才能批发出去，仿佛成了一个报贩们最中心的不可更移的地盘了。凑在这个报市来做小生意的，有卖粢饭油条的，也有卖豆腐浆大饼的，这些价廉而最能充饥的食品，当然也最为报贩们所欢迎了。
要到上午八点钟光景，报市上的人们才渐渐疏散开。
黄昏晚报出版时，照例报市又来一次闹忙的市集。争夺报纸的小贩们，完全把交通也阻断了。黄包车经过这里，要费不少时间才能通过去。
正如其它商业相仿，报市也被几个人所把持着，他们不容许别人跨进这个圈子，除非是小本经营的小报贩们。把持报市的少许人物，如果以经济学上的术语言之，则可谓为报市托辣斯了。他们是报市里的富有阶级。（见第七册第290页）
三
孤岛时期，新闻界也有一群勇敢的斗士。他们置生死于度外，所谓“书生有笔曰如刀”。乱世中并不缺少英雄，但孤岛中的英雄，更多是文弱书生。英雄也并不都能功成名就，更多的是在他们年富力强的时候，满怀一腔正义与愤懑倒在了无声手枪之下。然而，正是这样一批英勇的报人，谱写了近代新闻史上应特别标记为英雄的篇章。
《大美晚报》编辑朱惺公便是其中的一个。孤岛时期，朱惺公以其主编的“夜光”副刊为阵地，撰写了大量政论、杂文。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朱惺公对汪精卫早年行刺摄政王载沣未遂，于狱中所写《被逮口占》中的“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五言绝句，被极其巧妙地每句添上二字，改为“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以讥讽汪精卫的卖国行为。
朱惺公《“奸”“奸”新论》一文，用嬉笑怒骂的笔法，对一帮汉奸冷嘲热讽：
本题两个“奸”字，所以必须刮弧者，因有两种解释。上面一个“奸”字，是“奸臣贼子”之奸；下面一个“奸”字，是“奸夫淫妇”之奸。“维新”之“奸”，为了要便利自私的“讨小老婆”逞其“奸淫”的兽欲起见，特行提出修改民法上的“重婚”与“通奸”罪……但是，“只许男人嬲奸，不许女人养汉”！汉奸的太太们，就真的会屈服吗？看她们给颜色你看！（见第六册第246页）
《为什么要做汉奸？》一文，朱惺公更对汉奸的头面人物直接指名道姓，挖苦讽刺。要知道，这些人在当时可谓地位显赫、权倾一时。与他们叫板是需要勇气的，朱惺公正具有这样的一种勇气。
举个例子来说：像卢英这样一个人……终于做了汉奸……再如梁鸿志那家伙，年纪老得快要爬进棺材里去了……然而他竟做汉奸了！……复次，殷汝耕是的的确确镀过金的留学生，温宗尧也跟着先烈喊过“革命”口号的，如今他们干的把戏，固然是“一丘之貉”！（见第六册第259页）
▲汪伪特务魔窟极司菲尔路76号原址
不断收到“76号”的谩骂、警告和恐吓，算是稀松平常的。1939年6月15日，朱惺公又收到“76号”寄来的一封带子弹的恐吓信。他依然临危不惧，自题挽联“懦夫畏死终须死，志士求仁几得仁”，并在五天后的6月20日，继续在“夜光”副刊发表《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的长文，矛头直指“特工总部”：
贵“部”所发之书，余亦慨然承惠一份。此余之不幸耶？抑余之宠遇耶？检阅内容，则谓余所编之版，今后如再发现“反汪”之文，即将派员对余执行“死刑”等语。夫生犹寄，死犹归也。余寄生于兹浊世，垂四十年，其平时足以致死之道，本已不一而足，如薪菲所入，仅图口腹，既不能趋炎附势、求官谋禄，又不屑仰人鼻息、乞食嗟来。数根穷骨，一股寒酸，是“穷”即可致余死命也。又如瘦骨嶙峋，身如鸡肋，既不堪当老拳之一击，更难避佛说之三灾。继晷焚膏，苟延残喘；疾病时侵，摄生无术。是“病”亦可致余死命也。至若平时因乏车资，出门每多安步，偶一不慎，则横逆之来，安知不作车轮下之鬼？而生平耽嗜鞠生，得暇辄赴市楼，冀谋一醉，或饮如过量，安知不似南京“新贵”之中酒毒，遂为不清不白之酒鬼耶？总之，吾人生于方今之世，无时不可致死，亦无地不可致死！死固然耳！……余对于死，乃绝无所畏！二年来之寄生孤岛，早如待死之“囚”！（见第六册第290页）
这样犀利的文字遭来杀身之祸是必然的。仅过二月余，此文竟成谶语。1939年8月30日下午，朱惺公从寓所步行去报馆的路上，突遭“76号”狙击，当即致死，时年39岁。《申报》第二天以《大美晚报编辑朱惺公被刺》为题，做了详细报道，“弹中要害惨死，当获一嫌犯”。
昨日下午四时许，朱氏照例由寓走出，步往大美晚报馆，讵料行经北河南路天潼路河滨大厦附近时，忽遇暴徒三人，由路旁闪出，直驱至朱氏身旁，将其拦阻，而其中一人即出枪向朱轰击，当时朱欲避不能，遂被一枪击中左太阳穴，立即倒地身死。各暴徒见目的已达，亟自逃逸，附近岗捕闻警，立即赶到，并在附近搜索案犯…… （见第六册第306页）
▲《大美晚报》对朱惺公入殓的报道
汪伪政权的倒行逆施，遭到一致声讨，“76号”却变本加厉，更加肆无忌惮，充当打手、杀手。一时间，多家报馆遭受无辜打砸，多名记者惨遭暗杀，喋血街头：1940年7月19日《大美晚报》发行人张似旭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被暗杀，时年41岁；1940年8月17日《新闻报》采访部副主任顾执中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遭狙击，身受重伤；1941年4月30日《华美晚报》总经理朱作同外出路上被暗杀，时年44岁……
四
《今报》1946年11月4日刊出“二十年来之新闻报”之“几个蜕变”。作者潘竞民回顾了《新闻报》自创刊至抗战胜利这五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在组织机构、股权结构上有过重大变化的几个时间节点，其中一个节点就是抗战爆发。作者介绍说：
敌寇压境，（新闻报）又改组为美商太平洋出版公司，机构虽有变迁，但实际仍由汪氏兄弟擘画主持。上海沦陷至太平洋战事后，敌伪逐步控制沪市舆论，经两次短时期的停刊，王松涛氏一度代主馆事，旋由吴蕴斋氏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内部则分由郑鸿彦、程仲权两氏分别负责主持。吴氏去后，挽李思浩任社长，由是奸逆陈日平、鲁风，凭藉敌人优势，先后侵入，从此不得太平，编辑部更全体大骚动，重要负责人员，陆续辞走，发生空前未有的蜕变。胜利以后，经神秘的酝酿，停刊后终告复刊，外貌虽还保持着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但实质已差不多蜕化为由“商”而“官”，汪伯奇氏就此不再出山，汪仲韦氏亦仅存监察的名义…… （见第五册第3页）
这一巨变，“新申两报”如出一辙：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条狭窄的望平街已无法容纳众多报馆，它们被迫选择停刊或内迁；而体量庞大的“新申两报”则受到日伪当局的多种钳制，经营权被逐渐蚕食，以致抗战胜利后被基本认定为“敌产”而被国民党当局接收——由战前的股份制民营公司，到沦陷后的半官半民，再到战后名义上的股份公司而实质上的官办，“新申两报”一转眼变成了国民党的党产。
至此，望平街的黄金时代渐渐落幕，日薄西山，旭阳不再。
▲山东中路上申报馆大楼今与昔
如今的山东中路，是一条弥漫着浓郁的市井气息的普通马路，基本没有拓宽，也还未被完全改造，徜徉在这条近代上海开埠后最早的马路之一，依稀可以遥想百年前的光景。两侧弄堂里的老屋仍杂居着老上海的住户、外来租赁户；沿街面的店铺，各色小店鳞次栉比……可曾想，现如今这一家家便利店、水果店、小吃店，当年曾是一家紧挨一家的报馆、书局，店铺是营业所，楼上是编辑部……
1994年，就在山东中路汉口路相交的东北角，以新闻报馆旧址（原汉口路274号）为主要地块，一幢直指蓝天的27层大楼拔地而起，与申报馆大楼斜角相对，名叫解放日报大厦（今汉口路300号）。这一年，解放日报社从申报馆大楼迁入了崭新的解放日报大厦。1998年，解放日报的子报《申江服务导报》创刊（简称“《申》报”），以此为标志，纸媒的又一个黄金时代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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