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增先｜拍板首届上海双年展是我冒险作出的一个决策
方增先（1931—2019），当代美术名家，新中国成立后培养起来的著名中国人物画家之一、“新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与推动者，为当代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历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上海美术馆馆长，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2019年12月3日逝世。
▲2020年12月1日在上海市文史馆举办《方增先口述历史》出版座谈会
今天，是方增先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为缅怀先生，特刊出我社最近出版的《方增先口述历史》部分内容，以此纪念这位从浙江兰溪乡村走出的美术大家。
《方增先口述历史》
方增先口述 张鑫 撰稿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0年11月
冒风险决策
上海双年展于1996年在上海这座底蕴浓厚的国际大都市创立，是上海城市的一张闪光的艺术名片，也是文化艺术的经典品牌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自信。它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展示，构建了世界级的当代美术交流平台，影响广泛而深远。
首届上海双年展是我拍板的。我也不知那时怎么魄力这么大，以致有一位老同学干脆在电话里问我：“方增先，你搞双年展，实在令人看不懂，如果现在还是‘文革’中你肯定早被抓去当牛鬼蛇神了。”我说你就放心吧，第一，“文革”不会再有了。第二，我那点对现代抽象的前卫艺术的了解，还是从青年人那里学来的。如果现在画有问题，那就先去抓年轻人吧，是他们教我们的。当然这是顺口开玩笑，说说而已。听筒里传来爽朗的大笑。
说管说，可以说得轻松，跟没事儿一样，真做起来，阻力不小，个中甘苦，一言难尽。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因我参与海内外的美术活动较多，眼界拓展，且广交了一批年轻的美术界朋友，有许江、郑胜天、张建军、陈正雄、刘国松等，我们常有聚会或喝茶聊天，聊到85新潮、前卫思潮，还聊“新古典主义”和“新学院派”等。他们思维活跃，与我切磋创作中的表现性、写意性、象征性和抽象性，滔滔不绝，讲得头头是道。还介绍当今国际上最具权威性的美术大展双年展，如意大利威尼斯国际双年展、巴西圣保罗国际双年展、法国巴黎国际双年展，其中威尼斯双年展历时已整整一个世纪，相当于当今艺术竞争的“奥林匹克”。
有一次，胡项城找到我，一脸真诚地说，你们为什么不搞个双年展呢？双年展的源头虽然在威尼斯，但时下成了世界流行的展览。上海是开放性的国际大都市，应该与国际有接轨，搞个有影响的、可持续发展的大展—双年展，也是上海美术馆的应尽义务嘛。后来旅法艺术家陈振雄也提出了这个建议。有不少年轻画家张健君、郑胜天等陆续给我相同的提议，建议我们美术馆牵头主办当代艺术展，譬如双年展。听后，我心动了，认为时机似乎成熟了，上海如果搞双年展，对中国现代艺术、前卫艺术的发展是一种推进。举办双年展可扩大中国艺术的影响力，也可使前卫艺术于中国生根、开花、结果，这也是海派文化的胸怀。
那时关于双年展，中国其他大城市没举办过，无参照可言，要办，我们就得首开先河。可我真的没底气，虽说考察了很多当代的艺术品，虽然有很多作品连我也搞不清楚，但周围的年轻人跟我说，这个问题可以搞清楚的。我索性想，那就办了再说，也许举办了以后就会搞清楚现代艺术的问题。还有好心的同行劝我说，连领导层面觉得这些艺术品来路和目的都搞不清楚呢。这使得我举棋不定。
这期间，正好上面希望办一次大型美术展，我也想做些有别于以前各种展览的套路，作点新尝试，为中国艺术的繁荣做点实事。
1995年的下半年，在一次专业人员的会上，我让大家出主意，会上大家七嘴八舌，其中就有人提及办双年展的事。专业人员在会上议论纷纷时，自然地围绕举办双年展展开。我一听，觉得这事有点眉目。加上我也想搞清楚现代艺术到底是什么，因为理论的困惑，永远吸引着每个探求真理的人。于是当场表态，我们是否可以朝这方面作些努力。有不少人表示赞同。
搞不搞双年展，其实我暗中已拿定主意。我首先考虑这是一件好事，觉得为早日让中国当代艺术走向世界，不要老处在被动与外围的地位，我们就需要做出大胆的尝试，将千差万别的艺术语言探索，通过艺术家的表现手法呈现给专业人士与广大观众。双年展国际上很流行，但一般人并不理解。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也拿不出答案，毕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再者架起这座通往世界的艺术桥梁，让艺术家沐浴新兴的世界艺术风尚，从中吸收养料，及让他们始终保持创作活力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把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传播于世界。
后经多次馆中干部会议磋商，上海双年展的构想渐趋明朗，大家思想也统一了。我觉得时机基本成熟，当即做出决断：摸着石子过河——搞！并表态：现代艺术只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我当馆长，也是因为党和国家信任我，让我挑起这副重担。假如为这事，上级怪罪下来，当不当馆长我也不介意。我就是个画家，不让我做，我可以回家画画去嘛。正因为有这样坦然的心态，我搞双年展的信念更坚定了。随之，我们正式打报告给上海市人民政府，提出申办上海双年展。组织团队正式开始运作。
举办大规模展事，是让外国人一睹即将崛起的中国自己的国际级别的美术展，让他们对长期封闭的中国当代艺术现状有所了解。而从纸上谈兵到实际运作，不论是计划的制定还是每项工作的细枝末节，包括经费、宣传广告、邀请单位、邀请画家、国内外参展者的食宿和每一项目具体落实，都要环环相扣，依靠全馆上下齐心努力。我们还为每个画家做介绍，画作名称，哪怕再多也一条条写出来。因为这对艺术、艺术家、观众都是有帮助的。
为什么工作一定要做细？有一年，我看了威尼斯双年展，有一件作品画面是十只硕鼠，背对观众围成一圈，它们尾巴勾结一起。当时我就联想到古代现实主义诗集《诗经》中的《国风·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觉得作品通过硕鼠反映贪而畏人者，即贪官污吏。但实际作者意图是表现城市人的心态，总想往外跑，却又在一起。我提问：为何选择老鼠作为表现主题，作者答：老鼠能够表现人的灵活。这一解说，让我豁然开朗，原来中西文化有共通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主题思想的表现与理解，因文化背景也可不同。假如请外国人看中国画，得出的结论与作者意图相背也属正常。再说不同体系，不同派别、支系，均会形成差异。这项工作做好了，明了这些差异，方能互相理解尊重。
▲方增先作品《卡扬》，1983年
几件化险为夷的事
关于当年首届双年展，我们处在探索中，立足可进可退之地，因为它在中国艺术界还是个新生事物，甚至连能否继续举办下去都是个问号。我们都认为建立一个双年展的机制，不要期待第一次展览就达到国际标准，如果无法做下去，也可将这个机制取消。
我们首先考虑传统与现代艺术的接轨，用世界的眼光来聚集中国，于是我馆美术学术部集体讨论，把主题确定为“开放的空间”，这是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引喻，也与深化改革开放中的上海比较贴切，参展作品的媒介也是受到限制的，展览取名亦几经讨论、斟酌，结果最终使用了“’96上海（美术）双年展”展现于公众面前，而非首届上海双年展。首届双年展后，接着延续前届主题，确立主题相对来说容易些，第二届我们考虑的是兼具传统与实验的水墨画为主，即“融合与拓展”；第三届主题更明快些，叫“海上·上海”。
考虑到一系列现实原因，包括国内外艺术界人士的接受度，场地等限制原因，第一届我们定下以油画作品为主，突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多元并存、异彩纷呈的气象，内容以油画这一外来艺术样式在中国的发展为重点，包括具象、表现、抽象以及装置艺术等多种风格，参展艺术家有陈钧德、尚扬、邱瑞敏、徐芒耀、何多苓、罗中立、于振立、周长江、俞晓夫、曾晓峰、张正刚、郭正善、周春芽、许江、李燕、阎平、张国龙、叶永青、林永康、任戎、徐晓燕、罗发辉、丁乙、常青、毛焰、夏俊娜、谷文达、陈箴等来自全国各地的油画家，以及旅居海外的装置艺术家，展出作品共160件。策展人我们邀请了王林，他是四川美院的教师，评论家，是由水天中、徐虹引荐给我。我要用他的理由：一是人才，曾策划广州当代艺术广场展，有较多的社会人脉关系；二是他近来始终处于中国艺术发展的前沿，理念较新颖，且有文化前瞻性。筹备期间，他基本在美术馆安营扎寨，为双年展做出重大贡献。
回眸上海双年展，也有先天不足之处。按照国际惯例，作为城市文化形象的代表，一般双年展是由市政府出面主办的，并由市长出任双年展组织委员会主席或基金会主席，整合资源，协调运作机制，进而扩大城市的国际影响。而在上海双年展的筹备中，开始政府部门没有表态，这也使得办展方有诸多无奈，什么都需要我们自己担当。
启动此项工作后，迎头碰到第一个难题是资金问题，因为呈市政府报告中，我们表示自筹资金来解决办展经费。最尴尬的事是离开幕不到50天，三家单位前后以各种理由给我们“断炊”，几乎要断资金链。曾承诺独家集资双年展经费20万元并立下合同的某公司，突然中止了合作；同一天，香港某公司一纸传真，谢绝了原先答应承担画册印制及一部分经费支出的邀约；接着，某拍卖公司订下的20万元的赞助合同，也因公司利润微薄而提出削减出资。连续不断的变故，使得我们处于四面楚歌的状态。
双年展的存亡迫在眉睫，怎么办？我急得团团转，进退不得，于是在一次会议上表态一定要搞，即使把上海美术馆的家当当掉也要搞。因为我们已处于骑虎不能下的关键时刻，我只能给大家鼓劲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火速找到市政府，谒见了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龚学平，十万火急地汇报了情况。没想到见到他后，事情马上有了转机，他给上海双年展特批了50万元项目专款，并要求，虽然有些艺术品来路和目的搞不清楚，但一定要保证此展不能出任何差错，作品不能越底线。当场我都接受了条件。这才“近水”解了“近渴”。首届上海（美术）双年展的资金总算落实，此时距离展览开幕仅一个月。
▲2004年方增先（左二）
在上海双年展第二次新闻媒体见面会上
为保证筹备工作有序进行，关于作品入展的条件，我提出三点要求，第一，政治波普不能搞，太政治化的作品不选录；第二凡涉及军事的作品，如刀、枪等物件的作品不选录；第三行为艺术不支持。有人提出非架上艺术作品可以吗，我想了想，同意了，因为展览需要有新意，有亮眼的东西。
录用作品一波三折。我们录用的作品，内容形式为具象、抽象、表现以及装置艺术，这批画家为当时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表，在当今画坛有分量、有影响，其中展出三位上海籍海外艺术家的装置作品，他们是谷文达、张健君、陈箴。当然，当代美术作品肯定涉及社会问题，因为当代性是一种新的时间意识，一种对历史的敏感性。作品意识超前、带有超常思维，体现社会革命与思想革命前卫精神。对此，我们选择作品时，也是倍加小心，因为我们毕竟是代表政府方的美术馆。这个尺度如何把握，责任重大。
首届双年展以油画为主，综合材料和装置作品也有少量，它们不是架上作品，有视觉化、情感化、现场化的效果。我当时有一个取舍参展作品的原则，即“要权衡好作品的观念与展览主题的关系。某一件作品的取舍不重要，双年展的持续举办最重要，一定要让双年展活下去”。在宣传方面我们采取比较低调的方案，只做新闻报道，不做深度采访。
成功举办及社会反响
▲2000年方增先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介绍上海双年展
有一位资深评论家这么评述：“参展艺术家属于中国当代美术创作的中坚力量，展示和收藏他们的新近的创作成果，乃是首届上海双年展对中国美术事业的一大贡献。”此外，我们惊喜地看到年轻一代的油画家正在摆脱学习、模仿的痕迹，并在创作中大胆融入了本土文化的元素。对今后举办双年展打下基础并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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