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杂志》于1922年8月在上海创办，世界书局出版发行，严独鹤、施济群主编。32开，至1924年7月停刊，共出两卷一百期，另有增刊一期，纪念号一期。1924年8月世界书局又推出改名后的《红玫瑰》，至1932年“一·二八”事变，沪战爆发，刊物遂告终刊，共出版7年，总计7卷288期。《红杂志》与《红玫瑰》是前后相续的姊妹刊，也是“鸳鸯蝴蝶派”寿命最长、影响深远的代表性刊物。▲魏子安著《花月痕》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鸳鸯蝴蝶派是始于二十世纪初，盛行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近代小说流派，得名于清之狭邪小说《花月痕》中的诗句“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这个名称很美丽，却是当时新文学文人和后世学者给这一流派贴的标签和绰号，带有鲜明的嘲讽和批判色彩，“鸳蝴派”的文人作家也从不以此自名。热播历史剧《觉醒年代》第5集中，钱玄同向陈独秀介绍刘半农时称之为“上海著名的鸳鸯蝴蝶派报人”，刘半农默然心许，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崛起的新文学阵营，为了争夺文学阵地、掌握社会舆论话语权，对鸳鸯蝴蝶派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和攻击。早在1915年，鲁迅任职于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担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时，便雷厉风行地一口气查禁了32种鸳鸯蝴蝶派小说，沈雁冰批评鸳鸯蝴蝶派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成仿吾骂鸳鸯蝴蝶派文人是“文妖”，郑振铎先生贬之为“文娼”，郭沫若则称之为“流氓派文人”。如果说新文学代表了理想主义的精英文学，那么鸳鸯蝴蝶派文学则是世俗主义的大众文学。新文学精英们虽然主导了当时和后世学术界的话语权，但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在商业上的成功和对市民阶层的影响力却是前者始终无法比拟的。鸳蝴派最早的代表期刊以创办于1914年的《礼拜六》最为著名，民国初年风行一时，是广受市民欢迎的休闲读物，至二十世纪20年代初，日趋没落,《红杂志》便继之而起，和《红玫瑰》一起成为当时最具影响的通俗文学刊物，鼎盛时期销量高达五万册。说起《红杂志》的创办不能提及它的前身《新声》杂志。1921年元旦，居于沪上的作家施济群有感于通俗文学的商业价值，便卖掉两间祖屋做为创业资金，下海开办《新声》期刊。彼时，正值上海商务印书馆著名文学期刊《小说月报》实行改革，聘沈雁冰主持编务，开始启用新文学作家，原本聚集于该刊的通俗小说家们则多不留用，这批文人群体虽多有本职，并非全靠卖文为生，写小说仅为兼职，但已成嗜习，又复技痒难耐，便纷纷转寻其他刊物，《新声》恰逢其时，得到众多名家投稿，遂获得一举成功。此时，正在积极筹办世界书局的出版英杰沈知方，以其精准独到的商业眼光，发现了施济群和《新声》的巨大价值，便行商业并购，聘请施济群为主编另办新刊《红杂志》，编辑风格及作家群体完全延续《新声》办法，又聘请与《礼拜六》主编周瘦鹃并称“一鹤一鹃”的严独鹤挂名主编，一时间名家云集，《红杂志》成为鸳蝴派名家写手聚集的重镇。沈知方头脑精明，堪称商业鬼才，他将世界书局总部大楼整体涂成红色，名之曰“红屋”，一时成为沪上奇闻佳话，引得大量市民前往猎奇观摩，大大提高了出版社的社会知名度，《红杂志》与《红玫瑰》也成为“红屋”的代表性刊物，为世界书局发展壮大，成为当时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鼎足的第三大出版社立下了一份汗马功劳。▲世界书局办公大楼旧址
(今上海福州路390号 外文书店)
《红杂志》与《红玫瑰》虽是面向市民读者群的通俗性文学期刊，但主编者也有着自身独特的审美品位和艺术追求，主旨虽注重“趣味”，但又力戒轻薄和下流，封面设计、彩色插图都堪称精美雅致。封面采用三色铜版精印，内容包括风景花卉、时装美女、社会风俗，尤其是《红玫瑰》第六卷的36幅封面画，由朱凤竹绘画、徐卓呆题句、王纯根写字，三位才子合作总名为“上海的生活写真”，成为一组上海市井生活的风情画，写尽了魔都社会的众生相，涉及人物有舞女、挑夫、帮佣、苦力、堂倌、厨娘、鞋匠、卖报童、拉车夫、姨太太、阔少奶、失志博士等，在滑稽幽默，辛辣嘲讽中展现世态炎凉、人生百态。封面、正文间又配有铜版彩图，分美术画作和摄影照相两大类，美术画有古代山水、名人墨迹，照相有名人、名伶、风景名胜等，刊物的插图无不以“美”为标准，力求“繁简合宜，雅俗共赏”。期刊版式设计也多精心巧构，力求雅趣，内页间多配有插图，标题、书眉、版框也多用花卉等图案作为装饰。二十世纪20年代，随着现代化的商业经济发展、都市生活的兴起和西方思潮的涌入。传统与现代糅杂冲撞，中国与西方交融激荡，在思想文化领域寻求创新、变革成为时代的主流，《红杂志》与《红玫瑰》面对新文学的挑战，积极主动调整，呈现出与以往“鸳鸯蝴蝶派”杂志不同的风格，在继承旧体通俗文学传统的同时，也注重表现社会的热点问题和都市的生活日常：栏目设置上，有《编余琐话》、《花前小语》、《滑稽小品》、《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小说研究》、《社会闲论》、《海上珍闻》、《妇女》、《新鲜笑话》、《中外趣闻》、《电影消息》、《对本刊之批评》等，丰富多彩。体裁形式上，涵盖了中西新旧的各种文体样式，比如小说、散文、游记、掌故、随笔、译著、日记、书信、新闻、诗词、笑话、影评、剧评等，无所不有。内容题材上，涉及国家时政、民族危亡、社会黑暗、人生百态，从军阀混战、抗日爱国到民生问题、劳工问题、婚姻问题、儿童问题等，无所不包。描写人物，有资本家、工人、银行家、私人侦探、洋场阔佬、学生、店员、职业作家、流浪汉、革命者、江湖侠客、地主、军阀、会党、演员等，形形色色。叙述场景，有街道、电车、汽车、酒吧、舞厅、交易所、百货公司、赌场、电影院、游戏场、戏园、茶社等，林林总总。作为一份重要的文学期刊，《红杂志》与《红玫瑰》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经典的佳作。以数篇长篇小说代表作为例：《红杂志》、《红玫瑰》连续刊载了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平江不肖生（1899—1957）、本名向恺然，湖南平江人。以江湖地位而言，向公不仅是香江武侠小说金庸、古龙、梁羽生诸名家的业界前辈，更是学术意义上的近代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爷。与前述业界诸公以笔演武不同，向公本自文武双修，均有深厚造诣，生平也是侠士风范。早年间东渡日本，即为革命青年学子，归国后又任倒袁护法北伐军第一军法官，1932年应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之聘，创办国术训练所和国术俱乐部，解放战争时随程潜起义，建国后于湖南省文史馆及政协任职。1957年，准备撰写《中国武术史话》，不幸患脑溢血逝世。著有武术理论著作《拳术见闻录》、《拳术传薪录》、《拳师言行录》、《拳经讲义》。《江湖奇侠传》为其武侠小说处女作，描写昆仑派、崆峒派分别帮助湖南平江、浏阳两县争夺赵家坪而产生的武林冲突，情节曲折离奇，现实与神幻交织。一经发表，遂名震大江南北，开近世武侠小说之滥觞。1928年明星电影公司将《江湖奇侠传》改拍成电影《火烧红莲寺》，又开中国电影武侠神怪片之先河，连拍18部续集，造成社会轰动，万人空巷，引起中国武侠电影的热潮。《红杂志》发表有海上说梦人的《新歇浦潮》。海上说梦人，本名朱瘦菊（1892－1966年），上海人，祖籍南通启东。通俗小说家，剧作家，电影人。曾任百合影片公司编导、上海电影杂志编辑，并组建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任总经理兼编导。《新歇浦潮》是其成名代表作《歇浦潮》的续篇，以宏大的视角，生动的笔法描写了上海“十里洋场”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张爱玲谈及如何走上写作道路，提及熟读的小说，曾将《歇浦潮》与《红楼梦》、《海上花列传》共八部作品并称，甚至在其小说中能直接找到和《歇浦潮》对应的段落和语句。《红玫瑰》连载有李涵秋的《新广陵潮》。李涵秋（1873—1923），扬州人，清末秀才，曾做过史地教员和国文教师，后赴上海主编《小时报》，兼写小说，一年后辞职返扬州，未几病逝。《广陵潮》与《歇浦潮》、《人海潮》（“网蛛生”平襟亚著）并称民国文学“三潮”，《新广陵潮》为其续作，两书以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后大事件为历史背景，以主人公男女情爱纠葛为中心线索，介绍了扬州七十年间的社会发展、民间风情和吕巷习俗。张恨水在1946年为《广陵潮》再版作序时说：“我们若肯研究三十年前的社会，在这里一定可以获得许多材料”
由于纸张印制和历史流传等原因，时至今天，民国期刊的保存较诸古籍更为困难，尤其一些稀见刊物被众多有识之士称为“新善本”、“新孤本”。《红杂志》、《红玫瑰》两刊距今将近百年之久，完整留存至今者极为罕见，作为民国通俗文学第二代期刊的代表，它们面向普通市民的阅读需求，风格生动活泼，展现了近代都市的日常生活和市民阶层的喜怒哀乐，是了解二十世纪20、30年代城市生活面貌和通俗文学发展的重要窗口。上海书店出版社有鉴于该刊的重要价值，为推动学术发展，丰富藏书文化，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知识体系，于2019年3月，将全套《红杂志》与《红玫瑰》收集整理，按原32开精装，影印出版，《红杂志》分订为洋洋20册，《红玫瑰》分装为煌煌60册。所有原刊封面、彩页仍照原貌彩印，用纸上佳、印刷精良、字墨清晰、读之可喜，集文献史料、艺术鉴赏和收藏价值为一体。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3月版《红杂志》与《红玫瑰》书影
红杂志（全20册）
开本：大32开精装
出版日期：2019年3月
ISBN：978-7-5458-1703-4/I·445
红玫瑰（全60册）
开本：大32开精装
出版日期：2019年3月
ISBN：978-7-5458-1702-7/I·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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