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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适夷|茅盾和《文艺阵地》(下)

楼适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4-04-14


06


我担任这代编的任务,实际上只要勤恳一些,困难是不算大的。茅公已经把一切基础都奠定好了,我就是萧规曹随,坐享其成,很顺利地就动手工作起来。由我开始独力编辑,预定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七期,正如该期《编后记》所说:“本期之稿,除一二新到以外,皆茅盾先生校阅选定,我只是作了一道编排的手续。”这新到中的一篇,便是丁玲同志从千里迢迢的陕北,特地接受我的约请,首先作为我的第一支援者寄来一篇报告:《冀村之夜》。


丁玲《冀村之夜》,

载《文艺阵地》第二卷第七期


当时我们在全国几个战区,都已有经常连续寄稿的许多作家,在东战场,亲身作为战斗员参加了别动队的作家骆宾基,寄来了连续登载的长篇,茅公给起了一个总题为《东战场别动队》。司马文森在第四战区的粤北战地,连续寄来了《粤北散记》。萧红在武汉最后仓皇撤出,刚刚在重庆安顿下来之后,就寄来了她的新作短篇《黄河》。从第五战区,碧野、黑丁、曾克都不断地寄来他们的战地新作,周而复给寄来了《延安的文艺》的通迅,后来又寄来新作《播种篇》。不久以前,从纳粹德国回国,在成都的s.y.(刘盛亚),连续寄来报告《在卍字旗下》。这些都成为《文艺阵地》在报告文学上所显示的特色。而同时,从武汉沦陷以后,各地交通混乱,敌军封锁加紧,《文艺阵地》也逐渐增加了运转的困难。我们通过港沪海轮上的工友,送到上海去付印的第二卷第九期的原稿,竟一下子被敌军扣留而全部损失了,这里面包括潘梓年同志特地给我们从重庆写来的《作品中的语言问题》,刘白羽从延安寄来的《一个从札萨克来的人》和骆宾基从东战场寄来的《东战场别动队》的第八段等,使我们不得不一面急忙把准备在第十期用的稿子,提前改为第九期,一面向作者告急,希望有底稿的把底稿寄来,没有底稿的尽可能地补写和重写。


骆宾基《东战场的别动队》,

载《文艺阵地》第二卷第五期


《文艺阵地》是半月刊,从作者寄稿,编辑发稿,印刷成册,再装运到发行,必须处处通过敌人的封锁及其它阻难,从后方到海外,又从海外到“孤岛”,然后再从原路回程,在每半个月之间,作两度往返,随时随地都可以遇到意外的挫折,而刊物总是能够按时出版,广泛发行于大后方及各处战地,达两年之久,简直是令人不能相信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主要是香港和各处生活书店同志的精心筹划和忘我劳动的成果。


07


使我有成为孤儿似的感觉的,却是茅公一别之后,很难得到他的音讯。约摸经过了两个月之后,我们才收到他于一月二十三日从兰州的来信:


……兄或以为我早在迪化,其实明日始有希望起飞。此因天气不佳,第一次迪化来机,途中去了十天,而到此后又有苏联人要回国,弟等大队,似难同走,故请杜先生杜夫人等先走,而弟则候二次之专机……在此住了那么多日,本又可以写点东西,然而斗室中挤了四人,实在非工作之场所,加以电灯不明,入晚阅书尚不可能,遑论写作,只好到迪化后再谈矣。兄以后来信请寄兰州生活书店薛迪畅转,因兰迪间无空航,然薛君或可托便人带迪。否则,试从欧洲转,亦速于由国内转也。


这是茅公离港后的第一次来信,当时还听到传闻“他们的一行,已完成了三万余里的长征,平安到达迪化。”后来知道,其实这个传闻是不确的。以后一直到五月间,我们才得到茅公从新疆写于四月三十日的来信:


忆在兰州时曾托港友转上一函,想早收到。弟于二月二十日由兰飞至哈密,三月八日由哈密乘汽车经鄯善、吐鲁番,到了迪化,现在已逾一月又半矣。乃因诸事丛杂,不克早奉片言,至以为歉。此次万里远行,经过昆明、成都、西安、兰州。在昆明住了十多天,兰州住了四十五天。生平未尝至西北,此次乃饱览塞外风物,尤以乘汽车自哈密至迪化一段,横渡大漠,见百数骆驼之大队商,委蛇去来,可谓壮观。尤有可记者,则自港动身后,凡现代水陆空交通工具,几无不用之。自港至海防乘船;海防至昆明走滇越路,盘山而过,计穿过山洞一百五十余个;自昆明至哈密,坐飞机;哈密至此,汽车。而在兰时,又曾坐羊皮筏子渡黄河,履冰而过黄河(皆在兰垣外),盖可谓一试矣。沿途皆有所记,惜尚无时间整理之也。此间新气象,可记者甚多,亦因事冗,未能命笔,暑假时或可为之。尚拟利用假期,游历外区,北疆,如伊犁塔城,或者不乏机会先往也……


这是茅公到迪化后的最初的来信,同时也是我在香港接到的他最后的一信,作为一个代编的人,我真正感到自己是成为一个孤儿了。


1939年2月,茅盾(前排左一)

与张仲实(前排右一)结伴去新疆。




08


在这盼望不到茅公音讯的时候,我在香港的滞留,突然成了问题。我受已迁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老舍先生的委托,请在港大的许地山先生出面发动,成立了“抗敌文协”的香港分会,一时展开了抗战文艺的活动,造成了相当的声势。这一活动是香港当局所不愿意的,他们非常害怕日本人对他们的压力。政治部的探员们,嗅出我是在幕后策动的一人,便设法来寻找我。是一九三九年六月中的一天,生活书店香港分店的甘伯林同志,悄悄给我送来了紧急的情报,要我迅速离开香港。我只身一人,当然什么时候要走就可以走的。但是《文艺阵地》怎么办呢?我是答应过茅公:“不管处境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一定把刊物编下去,直到您重新回来的日子!”伯林同志叫我不必顾虑,他豪爽地说:“没有关系,反正我们是在上海印的,你就在上海编吧。后方的稿子,我们会及时给你送去。”


这样地,我就回到了“孤岛”的上海,从第三卷第五期开始,《文艺阵地》的编辑工作就转移到上海了。这一期,版权页上的出版日期是六月十六日,其实编出来已经在七月里了,因此还来得及编入上海在六月十八日所举行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纪念晚会的报导。


史迁《上海的高尔基之夜》,

载《文艺阵地》第三卷第五期



我们刊物在政治方面,在香港就通过与廖承志同志的联系,争取到党的领导,一到上海,首先是巴人同志,后来是梅益同志,都及时向我传达党对当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使我们能够尽可能地跟随着抗战的形势遵照党的方针政策前进。巴人同志、蒋天佐同志都在上海给我以直接具体的文艺理论方面的支持,甚至远在浙东乡间的冯雪峰同志,也在当前的文艺问题与理论建设工作,给予详细的宝贵的意见。


而在上海特别感到高兴的,在编辑第三卷第十期,即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前,我又接至茅公从新疆寄来的长信:


自来此后,内地音讯,忽然隔绝,邮递之慢,殊出意外,而寄出之信,能否收到,又因种种原因,据言实无把握。加以初到时旅途劳顿,心绪纷乱,且未得兄来信,亦无要事相告,合此数因,遂以迁延。四月下旬及五月上旬,始接一月十五日及三月十五日来信,当即作覆(按,此信迄今尚未收到——适)o……而兄于二月二日由欧洲转之信,则实未经由海外,仍从重庆辗转而来,而到达此间则反后于三月十五日之信一个多月也。至于兄所寄《文阵》,弟仅收到二卷七、八两期,但此两期似像由昆明转寄,非由香港直接也。


前数日始接三之七——十二共六册并五月十一日信,大喜过望。《文阵》事弟未有帮忙,累兄独力支撑,常抱不安,然亦有故,在此“打杂”之忙,甚于在港。第二,与内地文艺家隔绝,即欲作文,恨无题目。第三,此间本地风光,无可写寄。至于由港动身后的沿途印象,亦因无暇,迄未写成。总之出乎意外者太多,故寄稿之诺,遂不能践,且久久懒于握管矣……


……二卷七期至十二期各册弟略翻一过,尚未有时间卒读,然大体感得不坏,兄之努力支持已得报偿…… 《文艺战线》尚未见到,因内地刊物,此间十不见一,老刊物尚可于三个月后见到,新刊物则因不为此间所知,所以根本不知道世间有此物也。


至于弟在此间生活,约略可述如下,来后成立一文化协会,弟与张仲实,现即主持此会工作。此会为半官办、半民众团体的性质,各民族文化会之负责人为此会会员,人数颇多,然日常事务则由三数人负之,弟与张仲实即为三数人中之二人。然此间民族既十分复杂,而社会情形亦颇复杂,新来者茫无头绪,此等工作,实非弟等所宜,今惟在编书方面(小学教科书)略尽其力耳。水土不服,身体日感衰弱,是个人方面的困难。两儿常念及江南风物,又以此间无适当学校可进,闲居在家,亦甚无聊。新疆学院弟担任功课每周十七小时,而大半功课与文艺无关。盖此校主要教员仅弟与仲实二人,他差不多包办了政济系功课,弟则包办了教育系功课。学生不多,约百二三十人,其中尚有五六十人为高中。内地一般青年,不知实际情形,以为新疆学院如何如何,要求进去。此辈青年,幻想太大,来亦无益也……弟饱经忧患,所见稍多,既未有幻想,自亦无所谓失望与否,个人生活从前享受已多,所谓从绚烂中过来,今在中年,已归平淡,故无所谓,唯独与世隔绝,深恐久居将成为文化上之愚蒙者耳。此间虽与苏联接近,然苏联书报,亦殊少来,无现购之书店,唯有订阅,然在三月杪订购之书报,至今未见到来,此则殊出意外,深觉闷闷者也。


最后关于《文阵》,甚望兄支持下去,编辑体例,照现在样子,就已不坏,似无改革之必要,短评则常有更妙——此间青年作者,寥寥无几,所作太公式主义的了,由于读者太少之故,且亦由于所读范围不广之故。……


原来盛世才在新疆搞独立王国,伪装进步的姿态,标榜所谓亲苏、联共的政策,企图吸收一些进步文化人装点自己的门面,茅公和别的许多进步人士,乃至党的重要同志,以积极建设边疆的热情,应邀前去。他们一到,才知道盛世才是一个心毒手狠的两面派。表面装进步,内心里对革命恨之入骨,经常杀戮革命人士和进步群众。对茅公等人虽不敢明目张胆地压迫,暗地里却戒备森严。这一种紧张的情况,茅公在信中虽未公开透露,却已有了隐约的暗示。幸而得到在新疆的地下党人毛泽民、徐梦秋同志等的负责安排,及杜重远先生的从中尽力,茅公一家与张仲实同志等,才得于一九四○年五月离开迪化,而且中途几乎在哈密被扣,幸而盛世才的密令落在我们地下党同志的手中,才得未遭毒手,安然脱出。后来,在新疆的毛泽民、陈潭秋等同志和杜重远先生,都遭到盛的毒手而壮烈牺牲,杨之华、萨空了、赵丹同志等都遭受了长期的牢狱之灾。


从茅公这一封信中,想象他陷入了这样恶劣的处境,被完全与他不相称而他还是想尽量尽力的任务所困扰的情况下,仍在遥遥万里之外,心心念念地关心和怀念自己亲手哺育的《文艺阵地》。可惜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方法取得联络了。一直到一九四○年入冬时他经过延安回到重庆的时候。


09


作为一个代编的人,虽由于遭遇的颠沛,与形势的变动,但主观努力之不足,我实在是非常不称职的,未能很好完成茅公的嘱咐,把刊物办得更好一些,但它在大后方,在各战区,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仍被作为一个全国性的重要的文艺刊物而受到重视。按照茅公的临行的叮嘱,我尽量在无名的投搞者中间,探觅新人。在评论方面,我找到了在港的黄绳、楼栖他们,给我以很大的帮助。新的无名作家,我也忘不了在昆明中学教书的周正仪,香港生活书的一位职员寒波,在西北的乔穗青……在上海的田青,可惜前二人我以后没有见到他们的下落,乔穗青写了一些新作品,后来也不继续下去了,田青在解放后没有音问,也不见他的作品,他们实际上是有才能的。当我离港的时候,送行的青年中有一位是袁水拍,后来他在重庆以马凡陀的名字成了名诗人。其它原来已有成就的青年作家,为《文艺阵地》尽过很大的力量,而至今仍活跃于文艺界并成为文艺界领导工作者的,当然用不到我一一点将了。


在上海半地下状态中编辑的《文艺阵地》到一九四○年的夏季,困难是越来越严重了,但依赖生活书店上海分店(当时对外已改名为“兄弟图书公司”了)负责人许觉民、王太雷 艾寒松同志们的努力,我们在万里外的茅公杳无音讯的情况下,还是准备再接再厉地支持下去。在上海印成的刊物,不能在上海当地发行,运往内地的渠道也愈来愈窄,经过大家重新的擘划,从一九四○年七月开始,把半月刊改作月刊,并由于书店同志的坚持,把我的名字放在茅公之下,也作为主编之一。为了争取能在上海公开发行,使用两种封面,在上海的叫《文阵丛刊》每期标上一个书名,作为书籍发行,第一辑以骆宾基的一个中篇为题,叫《水火之间》,第二辑是鲁迅纪念专辑,则用《论鲁迅》为书名。运往内地的,则作为《文艺阵地》的第五卷第一期与第二期,并标明为“七月号”和“八月号”,可能就为了这一复杂的情况,由于后来的研究工作者的疏忽,特别是在重庆复刊时编者的误记,以为前期的《文艺阵地》出到了第五卷第八期,一共出了五十六期,其实第五卷只出了一、二两期,一共岀了五十期。


一九四○年冬初,茅公脱出新疆以后,在延安留居了一个时候,回到了重庆。国民党正掀起一次一次的反共高潮,重庆的形势已经很紧,从上海运去的《文艺阵地》,以不曾向国民党登记为借口,已不能公开在后方发行,但生活总店还决定争取继续出版,向国民党的重庆市图书审查委员会正式登记,于一九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取得审查证,就在重庆继续出版了。事先生活总店急电上海,要我去重庆继续协助茅公编辑这个刊物。我完全由于个人的原因,经过思想斗争的结果,决定继续困守“孤岛”,没有到重庆去。刊物便组织了欧阳山、曹靖华、章泯、宋之的、沙汀、艾青、以群七人构成的编委会,仍以茅公主编的名义,先由以群,后由罗荪做实际的编辑工作,这样地从一九四一年一月十日第六卷第一期开始,作为月刊,出到了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的第七卷第四期,由于表面上在重庆虽似乎可以公开发行,而各地则实行禁止和扣发,就不能用《文艺阵地》的名义继续岀下去了。后来又用《文阵新辑》的名义,每辑标出一个书名,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到四四年三月之间出了《去国》、《哈罗尔德的旅行及其他》及《纵横前后方》等三辑。在重庆复刊后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连载了茅公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而引起广大读者的瞩目。


人的记忆力是非常微妙的,大家读茅公最后所写的长篇《回忆录》,都感觉到茅公以八十余岁的高龄,他的记忆力之强,是非常惊人的。但那次我偶然和他谈到《文艺阵地》在重庆复刊的事,竟完全忘却,一口咬定并无在重庆复刊的事,还和我争论起来。我估计他那天精神不好,可能是偶然的遗忘,曾预约把复刊后的刊物送给他看。可是我没有立刻实践此事,而后来就来不及了。


茅公的回忆录亲自写到一九三四年为止,关于抗战时期以后的一段,据韦韬和小曼同志说,也已准备一定的资料,我渴望他们能根据资料补续完全,关于《文艺阵地》的一段过程,我便根据记忆和尽可能得到的书面材料,提供以上的资料作参考。今天恰巧在《人民日报》见到张仲实同志所写的回忆(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六日《难忘的往事》),他说茅公去新疆是同他一起从重庆出发的,这应该是他的记忆的错误。

                                           

                         (全篇完)



编者后记


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周年之际,为对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成员、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茅盾先生表示崇敬之情,特附录1981年3月27日茅盾先生逝世前,韦韬先生在其父临终前笔录的两份遗信。


(一)给党中央的第一封信


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

                                              

  (署名:沈雁冰)



(二)给中国作家协会的第二封信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25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致最崇高的敬礼!


 (署名:茅盾)




1981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茅盾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根据茅盾遗愿设立的“茅盾文学奖”,首届评选由巴金担任评委会主任。“茅盾文学奖”是中国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文学奖,鼓励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




文艺阵地(全6册)

茅盾  主编

开本:16开精装

出版日期:202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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