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舟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本文内含剧透）
最近在翻译一本类型电影的书，对类型研究者还有类型写作的人来说，最幸运的就是总能看到一些杰出的电影人将干巴巴的理论践行成好看而经典的实例，让你对理论的理解与体会变得直接而生动，比如最近热映的《毒舌律师》，我会将它引入我的课堂，成为类型写作的新示范。
好莱坞剧作书里常常会说到随着影片的推进，“赌注升高”是持续吸引观众跟着影片走下去的有力武器，raise stake，怎么做到呢？《毒舌律师》做了完美的示范，一开始案件只是一起虐童案，一个单身妈妈疑似心情不好推倒女儿致其后脑受伤入院，律师包括银幕前的观众都以为这是一桩“洒洒水”过场热身的案子，演几分钟就完结，大戏正菜还没上呢。一般的类型片确实会这样处理，用一桩案子热身兼刻画人物，然后上正菜进真正的主线案件，《毒舌律师》绝就绝在，它全片始终就只有这一宗案子，这就是把一个事就地按倒往死里磕，这样做的好处是集中，但也有风险，就是可能会单调，这就要考剧作大厨是否真的能把一条鱼吃干抹净做尽做足。《毒舌律师》的花样不是从一宗案子换到另一宗案子，而是将一宗案子变成另一宗案子。开始就是一宗虐童案，如律师所说，就算罪名成立判罚也很轻，所以女孩妈妈——案件委托人和观众都没怎么在意。然后，急转直下，女孩死了！虐童案变成了误杀案，同一宗案子，性质变了，实际上就变成了另一宗案子，如果罪名成立，要坐监十余年，赌注陡然升高了。到后面，这桩案子有机会重审，还是从前桌上的筹码已经不够了，《毒舌律师》要玩个更大的，检方改诉女孩妈妈谋杀，重审赢了，无辜释放皆大欢喜，但是如果输了，女孩妈妈就不是把没坐完的十几年牢坐完，而是会判终身监禁，坐牢坐到死。这就是香港赌片中我们熟悉的那一幕，梭哈！最后一把，我赌桌上所有，再加一条腿，跟吗？剧作书里还常说，影片张力和情绪以波浪线走高，即高低起落交杂而行，一段高了之后，紧接着要让它掉下来，但不是真的掉下来，只是为了给观众一个虚假的缓冲，其目的是为了后边又一次高上去，而且高点要比前一浪更高。也就是股民们最爱的逐级上升浪的曲线。
《毒舌律师》将这一看似虚渺的描述完全具象化，如前所述，随着赌注升高，剧情的整体张力是持续走高的，但是上升也不是说一条坡度直线顶上去，（当然，姜文的电影几乎就是一条斜坡直接顶上去），而是上升、下降交替波浪上行。《毒舌律师》屡次用虚晃一枪的方式将剧情张力放下来，虐童致女孩入院，紧接着女孩醒了，表示不是妈妈推她，她爱妈妈，这就是虚晃一枪，将律师和观众内心的紧张情绪卸掉了，之后女孩死了，紧张又起，律师去找女孩的生父，生父表示他去看女儿的时候，家里门是开着的，这意味着可能有别的人进入屋内伤害女孩，对女孩妈妈是非常有利的证词，律师和观众又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女孩生父在法庭上反口，咬死门是关着的，律师和观众当时就懵了，除了惊愕更多的是被欺骗、被戏耍后的愤怒，情绪张力一下子就顶上去了。是女孩生父戏耍了律师，但其实质是编剧戏耍了观众，当然这里绝不是贬义，而是说编剧非常精准老道地把控了观众的情绪。而这是一个优秀的类型创作者看家的本领。类型片不崇尚间离，而追求观众的完全入梦，力求把观众关在编导者打造的通风管道里，沿着事先设计好的路线一路到底，观众从管道的孔缝中频频掉落，也就是出戏，对于类型作者，是事故。在对观众的情绪把控方面，《毒舌律师》和印度版《误杀》其实有点像，片中都是弱者对强者的胜利，而要观众与弱者产生完全的情感认同，匹配的道德审判至关重要，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尤其重要。类型书上说，电影是生活的摹写，它讲述的不是真实的生活，而是一种应该的生活（the life that should be），在这种应该的生活中道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生活中，坏人也许不会受到惩罚，但在绝大多数观众喜闻乐见的经典电影里，正义必得伸张，坏人必遭谴罚，这是人类朴素的道德观在发挥作用。道德的力量远比你想象得要强大得多，起码在电影这个本身就是想象出来的故事世界中，道德是至高无上的法则。要想让观众与你的主人公产生绝对情感认同，那么就要在道德审判中做到罪罚匹配。就像《教父》中白兰度扮演的维托·柯利昂答复前来央求他替女报仇的人：央告人：我要他们死。
维托·柯利昂：那我做不到。
央告人：我只是求你主持公道。
维托·柯利昂：那不是公道（That is not justice.），你女儿还活着。
要公道。所以，维托·柯利昂能成为“教父”，而不是收钱杀人的黑道屠夫。一点点道德审判的失衡失当都会引起观众的情感保留或者反弹，观众甚至都不用思考，道德观受到挑衅后的反应是下意识的。《毒舌律师》中将这种道德法则翻译成“common sense”，公道，在法律诞生之前久远的岁月里，是它支配着人类群体的共存。即使在法制社会里，它依然发挥着潜移默化不可小觑的巨大力量。来看看《毒舌律师》精准的道德判罚，影片最后各人物的结果，精准匹配其道德价值。归根溯源，一切源于男人瞒着老婆有了情人，案件委托人死去女孩的母亲也就是这个情人，她明知男人有妻子还跟他在一起，道德上是有瑕疵的，尽管影片做了淡化处理，但观众下意识的道德雷达还是会扫描到这一点，所以编剧是这样处理的，在影片前面，女孩妈妈说：我跟他不是为了钱，是因为他给了我一个家。而最后，男人所给予的，他又一一地收了回去，作为一个母亲，她失去了孩子，作为一个女人，她以为的男人对她的真爱，就是一个笑话，她还因此坐了两年的冤狱。如果她在道德上有罪，她所承受的这一切已经赎完了她的罪，甚至大大地超出了她的罪，所以她在观众心中是真正的无辜者，甚至是可以提起赔偿诉讼的受害人，观众从感情上无条件无保留地站在她的一方。主角律师一开始由于他的失误造成一个无辜的人被判坐监十七年，这无疑是道德上的大过，不是大醉一场颓废两年就能赎清的，所以黑帮喽啰用烟灰缸狠狠砸在他脑袋上砸得鲜血流了一桌子的那两下，是他该受的，好莱坞剧作书里说：He deserves it，如果他不挨那两下，他的律师女助手还有观众都不会原谅他。参见《骡子》中伊斯特伍德扮演的运毒老头挨的那顿毒打，孽债血偿，人类非常质朴而原始的道德观。剧作书里讲，生活中，我们会规避矛盾，远离暴风眼，而戏剧逻辑恰恰相反，要写好一个故事，必须勇敢地直奔矛盾而去，站在暴风眼的中心，把那里的风景写给观众。《毒舌律师》的主角律师输掉了官司，委托人判监十七年，他一蹶不振，朋友宽解他，你对不起一个人，那么你就帮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够不够？于是，他离开前途大好的律师行，成了为平民诉讼的正义律师。嗯，我差一点就以为剧情会变成一个为名请命的草根大状的养成，生活的逻辑可能真是如此，但是拜托，这是电影，我们必须活在电影的逻辑里，英雄怎么可以逃离暴风眼，他必须回去，屠戮恶龙、止熄风暴、结束灾难是英雄的使命召唤，更何况这一切还都是由他引起的，他更有责任结束这一切。电影里，编剧安排了一个说谎的证人临终时良心发现留下自己曾说谎的证词，主角得到了回到暴风眼的机会，其实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作者必须坚定地让你的主角留在风暴中心，留在故事的中心，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说过：“假如你的照片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If your pictures aren’t good enough, you aren’t close enough）。故事同理。-END-栏目编辑｜李思雨责任编辑｜李子图片｜中国电影资料馆、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