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大清官场拼爹化
一个千年巨变在1905年发生：科举制度被废止。
其积极推动者是体制内的改革派领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基于他们的建议，中央最高层决心从这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此前，庚子事变（1900年）后，在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建议下，已经废除了捐纳买官制度。四年之内，先停捐纳、再废科举，延续两千年的中国官员选拔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科举制度的作用，是无法忽略的，相比注重血缘的世卿世袭制、注重空洞品德的察举制、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其为平民阶级提供了性价比最好的参政议政机制，更为公平、公正和公开。草根阶层得以“怀牒自进”，有作为一定能够有地位，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向上流动的理想。
从唐太宗说“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开始，历代有不少抨击科举制的。但是，更多的人也看到了科举实际上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扩大执政基础的一种“相对最优”途径，可以为执政集团输送新鲜血液，优化了干部队伍，避免利益集团的过早过快固化及执政集团的过早过快僵化。
对于满清来说，科举有着更为强烈的现实意义，能有效地规避其先天带来的种族问题，用以平衡其远较之前任何汉族政权都更为复杂的官民关系。
科举制度的重要补充，最早始于秦代的捐纳制度。历代捐纳，关键在于只“鬻爵”、不“卖官”，买主所得仅仅是一种级别、待遇和尊严，并非实权。满清入关后，虽时刻警惕于明朝的政治缺失，但也继承了捐纳制度，第一动力当然是财政困难，需要多方敛财。但是，即使在康乾盛世，捐纳也没有停止，而其中被主流史学者们容易忽视的是，除了敛财的动机外，还有更为深刻的政治考量：羁縻人才。
天下承平日久，而知识分子的出路除了科举做官外，并无他途，公务员的录取比例很低。出路影响思路、屁股指挥脑袋，大量的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待业”或“失业”状态，可能就会成为一种危险的力量，而捐纳就可成为一种有效的减压阀。康熙皇帝曾经高姿态地表示：“国家用人不必分其门而阻其途，实政惠民， 不必格于成议而拘迂见。” 而雍正皇帝则毫不掩饰，认为正途人员容易徇私结党， 因此，保持捐纳渠道，就可以“藉以牵制科甲，庶合先圣立贤用人无方之意。”
盛世卖官，还可算是生财有道及政治羁縻，到了乱世和衰世，就成了饮鸩止渴了。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来自捐纳的收入，成为大清财政的支柱之一。大清国的官场日渐成为“将本逐利”的市场，甚至还出现了集资合股买官的雷人故事。捐纳本身带来的官场退化，也反过来影响到了捐纳的敛财效率，捐纳所得被大量地揣入了那些有着组织人事任免权的官员兜里，公家所得甚少，而且，捐纳贬值厉害，朝廷不得不打折降价处理。
无论科举、还是捐纳，其存在的问题显而易见，关键是，用什么来取代？
传统的官员选拔路径，除了科举、捐纳两条之外，还有第三条通道，即所谓的“保荐”——由领导干部们推荐。相比之下，科举讲求八股面前人人平等，捐纳讲求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倒是所谓的保荐，最容易产生黑箱操作。
晚清时先后废除捐纳与科举，虽然新推出了针对留学生的考试录用，但毕竟人数很少，“保荐”就成为选拔官员的最主流方式，这催生了一个“拼爹”的时代。即便相比原先的捐纳，保荐制度下，无非是将“公卖”转为“私售”，“官价”变为“黑市”，比改革之前更为混乱与腐败。
平民子弟基本断绝了进入公务员队伍、分享政权的机会，这直接导致了执政基础的萎缩与弱化。更为吊诡的是，这些失业且失意、甚至心怀愤懑的读书人，却得以大举进入正在进行改革、对兵员素质有着高要求的新军，意外地得到了比笔杆子更管用的枪杆子，这正是新军日渐成为不稳定因素的重要原因之一。
(摘自《组工文萃》2014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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