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建设“法治体系”亟须解决的若干问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并阐述了一系列相关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其中涉及到一些需要深入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笔者认为，要提高我国立法质量，必须不断完善我国立法操作的具体指导思想。当然，在我们国家，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总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是还要解决立法操作的具体指导思想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立法中存在着这样的具体指导思想，就是：“有比没好”、“快比慢好”。这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是可行的。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现在已不是无法可依的状况了。而且我们已经认识到，不是所有的法都能治国、也不是所有的法都能治好国。因此，在立法操作的具体指导思想方面，要与时俱进，不能满足于“有比没好”、“快比慢好”。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我国立法的质量。
为此，在立法操作的具体指导思想上，现在需要强调两条：一是适度超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形成和网络时代的背景下进行立法，一定要强调适度超前。不要出现某项法律刚出台不久就不适用了的状况。二是细化。法治要细化的，良法不厌细。因为只有细化的法治才管用，才能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2关于政府的机构和权限法定化的问题首先谈谈政府机构设置的法定化问题。我们这么一个大国，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在什么范围内是合理的，是有利于建设廉洁和高效政府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用法治办法把它们固定下来，这就是《决定》讲的法定化。我们要用法治手段把多年来政府机构改革成果巩固下来，这并不妨碍每届新政府可以根据情况变化，对机构和人员编制进行适当调整。
其次，谈谈对政府权力集中部门制约的法定化问题。这是人们反映很强烈的问题，因为权力集中部门极其容易出现寻租现象。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决定》对此作了重要的规定并采取了针对性、操作性很强的举措。如，明确了要加强对这6类权力集中的部门或岗位的权力制约，这些是：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国有资产监管、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公共资源转让、公共工程建设等，提出了5项具体措施防止这些部门或岗位权力滥用。这些措施是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这些规定和举措都是很好的，下一步关键是把它们法定化。
3关于司法改革中的“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化”的问题关于“去地方化”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中已经作了详细和明确的论述。这对今后司法体制改革，非常重要。比如，关于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关于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两项改革非常有利于排除对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的干扰、保障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非常有利于构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
关于“去行政化”的问题，也就是司法体制不完善问题。这方面的改革涉及到组织人事制度。目前我国司法系统队伍是按照公务员的要求来管理的。公务员管理其实也就是行政管理。依照目前管理体制，要做到一点行政色彩都没有是不现实的。但是，行政色彩太浓这就叫行政化。不去除行政化就谈不上司法体制改革。比如，现在的体制是法院院长领导副院长，副院长领导庭长，庭长领导主审法官。这就叫行政化。这样的行政化不去掉，就无法做到“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再比如，现在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考核体系的某些指标还有行政色彩，如改判率和发回率等。这些考核指标会迫使下级法院不得不请示上级法院，容易造成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办案或审理的干预。因此，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就必须解决司法领域的去行政化问题。
（摘自《领导文萃》2015年5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