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我眼中的中国达官显贵
他亲历了中国近代最反复的政权更迭——从没落的清王朝开始，到共产党政权取得最后的胜利——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中国的一切，早已经融入他的灵魂，而独特的视角与位置，也让这个美国人，看到并了解到关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的许多个另一面。他是1949年之前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1919年春，我来到北京。那时全中国上下互相倾轧、矛盾重重。对我来说，在这个各方为利益打得头破血流的时代里，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拜访不同阵营。于是，我开始主动拜访中国的官员，为的是让他们了解基督教大学的宗旨，为了显示他们对于基督教教育的友好，我们有时也会向他们筹集资金。
山西都督阎锡山是在那个混乱时代中的显赫人物。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他与伯顿教育委员会之处时。而后，我又对他进行了几次拜访。从总体上看，他在能力和人格方面给我留下了比较正面的印象。最初，阎锡山的梦想是做一个“模范都督”，但是这个梦想被残酷的现实打破。改革并不是人们所想要的，而且又接连有外国人和中国人欺骗他。尽管山西在实际中成了“国中国”，但事实上，他的本意是让山西处于民国治下。他被迫逃到日本是因为反对蒋介石，日本人设法拉拢他，尽管并没有成功。他忠心耿耿地为国民党打江山那是以后的事情了。1936年，他邀请我去山西帮他搭关系，那时他想要在省内大力发展工业。虽然一些计划在当时制订下来了，可日本人很快打了过来。
孙传芳是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的总司令，他和浙江督军打了一场江浙战争，随后他在蒋介石1927年发动的北伐中被击溃。他曾经在一次与我的会面中问：“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中国教育中国人？”我回答：“文明无国界，文明属于国际。如果想要对彼此的文明有更深刻的认识，就应该将全世界的文明汇聚在一起。携手中国传统文化一起努力开拓出新的文化是我们的目标。”
“谢谢好意，那你来见我的目的是？” “筹集资金。” “和您改天再谈。”孙司令站起来后，露出了一脸不感兴趣的表情。不过他后来还是给燕大捐助了100美元，之后又给了2万大洋。燕京大学里后来出现了孙司令一个儿子的身影，他学习非常努力。日本侵华后，他因要从事“爱国壮举”而离开燕大。司令本人在解甲归田后在佛堂被刺杀，他是被一个欲报夫仇的女子暗杀的。
另一个独立的地方高官是韩复榘，他能够在国民政府之下保留自己的势力。从很多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进步的统治者，比如他清剿了全山东的土匪。不过他这个人十分独裁。日本人几次三番地想要拉拢他，他本人虽然也想站在一个坚定的立场上，但又担心蒋介石不支持他。
1935年，我去见蒋委员长，韩主席拜托傅泾波和我同去，以确定他的态度。一上来，蒋介石就勃然大怒：“国策这种事，这些地方官员无权过问。国家大事自然有人处理，你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向他辩解：“理是这个理，可数百年来中国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在中国文化中，最高尚的品德是忠心。想让他成为你真正的朋友，就需要和他搞好关系。”
蒋介石被我这番话气得够呛，最后他冷静下来说：“好吧，你跟他说，他只要坚守阵地，我就会不离不弃。”回到济南，我们建议韩复榘去拜访蒋介石。后来，他去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友好的谈话，并取得了其谅解。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双方关系，蒋介石又派出自己的人去了山东。1937年，日军发动进攻，韩复榘没有守住立场，他犹豫不决，最后带领军队向西撤退。他被蒋委员长派去的人逮捕，最后在军事审判后被枪毙。
和韩复榘经历相似的是宋哲元，但不同的是，他直到去世之前都在对入侵的日军进行抵抗。当时，河北省由他负责管理，他曾在国民政府和日本人之间无法抉择。我曾对蒋委员长劝谏，如果宋哲元能够得到政府的适当支持，那么他一定会忠心耿耿，誓死抵抗入侵的日军。卢沟桥事变之后，他被蒋介石督促去省会保定抗战。但是，他却在一次日军的奇袭后悄悄溜走了。等他后悔开始积极抵抗占领北方的日军时，已经晚了。
冯玉祥冯玉祥是在中国叱咤风云20年的人物，他有时会被人称为“基督将军”。他是个体态庞大、脸颊很宽的人，他性格豪爽、强势、直率，可惜却喜怒无常。他曾经皈依基督教，那是因为感情上的问题，不过，这些都只是表面问题，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克伦威尔和早期的冯玉祥很像，他们的军队都纪律严明、组织严密。有一段时间，他的军队里甚至还有随军牧师。但当他被张作霖打败以后，这些牧师就不见了。
我同他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当时，他对蒋介石颇有微词。他到达南京后，官居一职，可因为不满又离开了。后来，他去了泰山隐居。傅泾波和我去拜访过他一次，当时，他正在读一本古籍，并练习毛笔字，他的书法十分有名。“如果他们不再互相倾轧，我就回南京去。”他狠狠地对我说：“叫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他们愿意抵抗日本人，给我最高官位我能做，给我最卑微的差事我也认了。”有一回，我肩周炎发作了，正巧去拜访他。他知道我的问题后，立即拿出了一种膏药。这膏药是北京一家有名的药店出品，成分以熊脂和虎骨粉为主，冯玉祥司令一直将这种膏药随身携带。他坚持亲自为我上药，我将左肩的衣服脱下，他在我肩膀的前后方各贴了一块，这期间，他的助手还照了张相。最后，也不知道是药膏的作用，还是美国传教士大夫的治疗，又或者是逃离了南京潮湿的气候，总之，当我抵达北京后，疼痛就完全消失了。而后在一次重庆的招待会上，这件事被冯司令当作笑话一样地讲了出来，下面的宾客被逗得哄堂大笑。
最后一次见到冯玉祥时，是在重庆。当时，他正在读乔治·华盛顿传记的中文译本。谈起美国的革命，他颇有兴致地讲到卖国求荣的叛徒、饥寒交迫的民众和溃不成军的部队，最后他告诉我：“我们中国人还没受过这样的罪，所以，一定能够熬过难关。”
（摘自《领导文萃》2015年7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