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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手机,是陪伴还是病症

2017-01-05 殷罗毕 领导文萃

   我们日夜摩挲着手机屏,其实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并不是手机,而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出了某种问题。

当下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一个最大变故,是手机在日益控制我们,作为一种陪伴性的宠物,它占据了我们最私密生活的中心。

与自己的手机同枕共眠,已经成了当下很多人的生活常态。据2014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在线调查显示,85.1%的受访者有睡前玩手机的习惯。在2015年一项手机睡眠的应用统计中,中国人的平均睡眠时间是半夜12:32,也就是到这个点他们还在使用手机。

对着手机入眠,和捧着一本书睡着,有着截然的区别。尽管表面都是同样的观看和阅读行为,但书是一个固定有限的物理对象,而手机却是一个热的媒介。在连线的玻璃屏上,你每时每刻都期待更新消息。让手机这个电子活物陪自己睡觉,带来了睡眠状况的改变。《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每天使用屏幕超过4小时的人,睡眠时间大幅缩减到5小时以下的可能性,会增加3.5倍。这其中有着一种生命时间和节奏的转变,人从日升日落的自然节奏开始被一种随时随地都能接入、刷新的电子节奏所接管。

这种转变,美国左翼文化研究学者乔纳森·克拉里将其放在晚期资本主义的背景下考察,并宣布了“睡眠的终结”。这个终结的形式,克拉里归结为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全天候时间制度——24/7,以我们身处其中的最新现象为论述主题,正是《247》此书令人振奋和富有阅读吸引力的所在。

当我们试图在书中寻找对问题症结所在的精细分析与探讨时,却发现一头撞进了文艺大词的迷雾之中。睡眠被压制和控制的问题,原本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学问题,但克拉里先生却快速地将论题转移到社会现实之外的种种学术文本和艺术文本之中,就如同我问你抗日战争时期的我军军火供应问题,你给我一本小说《铁道游击队》作为历史学解答,这能说得清楚吗? 

而在某些重点个案中,乔纳森·克拉里也往往被自己的一套概念云山雾罩绕在其中,反而未见庐山真面目。  

比如他说:“最先预见到在一个昼夜通明的世界里还有地方存在幽灵的,便是塔可夫斯基的《飞向太空》……生活在空间站,身体被暴露在光亮中,人的认知控制崩溃了。科学家们被幽灵的出现所击垮。……在塔可夫斯基看来,近在咫尺的幽灵和回忆的力量使我们在一个非人的世界里依然成其为人。”有点搞,我觉得他把问题搞复杂了。克拉里在此谈论的电影原名叫做《索拉里斯》,是一座神秘奇异的星球。你会发现,在电影中,主人公在此遇到的是他的亡妻,让主人公纠结难以自拔的,不是空间站里24小时灯太亮,而是对妻子自杀的愧疚和罪感,这种在人类日常生活中也普遍存在的伦理问题。

当我们从电影场景回到社会场景,一个有趣的现实问题水落石出。在我看来,我们日夜摩挲着手机屏,并被貌似24小时不停息的商业灯光所引诱,其实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并不是手机,而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出了某种问题。按照当下心理学的解释,手机和购物成了一种替代性的安慰剂。当一个人和热恋中的女友见面时,他还会总是低头看手机吗?如果这时还时时玩手机,那就是感情出了问题。当没有手机时,这种替代安慰剂可能是烟草,麻将,饮酒(见考特莱特的《上瘾五百年》),只是手机与在线商业的便利性和时时更新的能力让人对这种安慰更容易上瘾。

这种加剧的上瘾性是如何实现的,在身体—神经和心理层面,或者社会学层面上的案例、统计与探讨,克拉里在书中未有真止深入的展开。这也是该书引起读者的巨大兴趣之后难免产生的失落之感。

(摘自《公务员文萃》2016年第三期)

稿件来源:《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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