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可贵的妥协
每年7月4日独立日这天，美国人都会通过各种形式怀念他们的国父。
独立日这天，国父们中排名第二的约翰·亚当斯和排名第三的托马斯·杰斐逊格外受人们重视，原因在于这两位的逝世日期恰好也在7月4日—1826年7月4日。这两位一起干革命的兄弟，最后还闹了个同年同月同日死，按说应该“亲爱精诚”吧。恰恰相反，这俩国父生前斗得一塌糊涂。
约翰·亚当斯是美国宪法的主要执笔人，第二任美国总统，原本应该是个以反对英王专制统治为己任的人，但他早年的历史让人大跌眼镜。美剧《约翰·亚当斯》不但没给这位国父树立光辉形象，反而上来就翻他的旧账：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夕，一名英军士兵打死殖民地民众，使得北美殖民地群情激愤。然而，在法庭上，为英军士兵辩护的律师摆事实、讲道理，竟迫使法庭做出了无罪判决。庭审结束后，殖民地民众向这位律师投去了愤怒而鄙夷的目光，而这位律师就是约翰·亚当斯。
律师出身的约翰·亚当斯，是一个遵守法律、规则到近乎刻板的人，曾说过“以往所有时代的经历表明，民主最不稳定、最波动、最短命”“记住，民主从不久长。它很快就浪费、消耗和谋杀自己”，甚至“民主很快就会倒退到独裁”等“反民主”的言论。让这样的人来执笔美国宪法，得写成什么样子？
很多美国宪法研究者指出，1789年的美国宪法原稿的确是一部“多共和、少民主”的宪法。美国宪法谈得更多的是联邦和各州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而对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着墨不多。似乎选民除了定期选总统、个人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侵犯，就没更多权利可言了。所以很多立国时自称参照美国宪法的国家，最终搞成了集权体制一点也不奇怪。说到底，美国宪法在亚当斯的影响下，其实也不怎么“民主”。
美国宪法之所以会是后来的样子，得益于本文另一位主角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作为美国国父之一，也是独立战争的元勋之一，但1789年宪法出台时，他正被派往法国做大使。在收到宪法草案后，杰斐逊当场就炸了——与亚当斯坚持“法制”和“精英治国”的理念不同，杰斐逊也许是美国第一个“民主派”政治家。与法律的神圣相比，杰斐逊更强调个人自由。美国建国之初，一名叫谢斯的军官因迟迟领不到军饷而拉杆子造反。面对这场名为“起义”，实为“武装闹饷”的“叛乱”，亚当斯等人怒骂其为叛军，而身为驻法大使的杰斐逊却表示支持，还说出了那句名言：“自由之树必然时常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灌溉。”
可想而知，推崇公民自由的杰斐逊对这部“多共和，少民主”的宪法是多么不满。但木已成舟，怎么办？聪明的杰斐逊想了个法子：搞修正案！美国立国200年间一共出了27条宪法修正案。而其中前10条，都是在1789年宪法颁布当年由杰斐逊提出的，被统称为《权利法案》。在《权利法案》中，杰斐逊不仅确立了“法无禁止即许可”的伟大原则，将宪法未规定的所有权利归还给人民，还规定公民有言论、信仰甚至持枪等自由。可以说，在杰斐逊的补充下，美国宪法才终于成为一部平衡公民与国家权利和义务的良法。
当然，杰斐逊与亚当斯迥异的观点，也造成了美国立国后最早的党争。亚当斯所主导的联邦党与杰斐逊所领导的共和党在美国政坛的酣战，造就了美国后来两党制的雏形。以今人的眼光看来，这两位国父的观点其实都不完善，如果没了杰斐逊的反对，亚当斯梦想中的美国其实不过是个“少了国王的王国”；而如果不是亚当斯的掣肘，偏激的杰斐逊也许会成为一个早生百余年的托洛茨基。这两位互为政敌的国父成就了彼此，更成就了他们的国家。
（摘自《领导文萃》2017年1月上)
稿件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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