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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曾胡勤王的差异

2017-02-18 刘绪义 领导文萃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一路进击北京,咸丰帝吓得逃往热河。出逃前,咸丰帝飞诏曾国藩进京勤王,并指名要鲍超率湘军万名,“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勿得借词延宕,坐视国君之急”。

此时,皖南战事吃紧,湘军正在全力攻打安庆,太平军西征势头很猛,鲍超又是湘军主力,正对抗太平军的精锐陈玉成部。一旦抽调北上,江南战局不堪设想。  

处于两难之际的曾国藩,从朝廷留恭亲王在京主持和议的安排上,窥探出朝廷的本意在议和。只要议和成功,鲍超即无须北上。更主要的是,在曾国藩心里,北援要尽最大可能,不以破坏江南整个战局为代价。

这时,李鸿章出了一个绝妙主意:“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此言深得曾国藩之心,随即采纳李鸿章的建议,迟延十日之后,他才复奏朝廷,认为派鲍超北上,不足以率师勤王,请朝廷在曾国藩、胡林翼二人中,任择一人,督军入卫。当然,用词造句说得是声情并茂,十分感人。

奏疏在路途往返之际,已历月余。此时,城下之盟已订,北上之事,不了了之。

与此相反,胡林翼于九月初五,接到命荆州将军都兴阿率部入卫的圣旨。他当日致书都兴阿,嘱其掉头改赴京都,称“能早到一日,可早纾圣主一日之忧”,保证供应军饷,专人负责。此外,主动提出鲍军亦可归其统辖。与曾国藩的按兵不动,形成鲜明对比。

曾国藩关心的是分兵北征后,南方战局受损。胡林翼则认为,“此事不容计较利害”“惟大义之所趋”,因而批评曾国藩,  要他“不能以吴楚安危为念”。朝廷并没有调曾国藩入京,也决不会调胡林翼北上。对此,曾国藩、胡林翼十分清楚。但是,曾国藩一方面以请旨入卫作缓兵之计,一方面又信誓旦旦地向胡林翼、左宗棠表白勤王姿态。

可以看出,胡林翼考虑的是顺从朝廷,不管朝廷的决策对不对、有用无用,以解决眼下朝廷的燃眉之急为先,不顾其他;曾国藩考虑问题首先看有效无效,权衡轻重利弊,再谋举动。要说忠诚,谁能说胡林翼和曾国藩哪一个更忠?曾国藩这样做的目的,难道不是替朝廷从长远大局考虑吗?

曾国藩这一招“按兵请旨”之计,表面上是与皇帝虚与委蛇,实则决策有方。

按兵请旨,可收数效之功。一可为安庆战事赢得最为宝贵的缓冲时间,正如他在家书中所说,“不必多兵,但吾与润帅二人中,有一人远赴行在,奔问官守,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职著”,至于北援“有济无济,听之可也”,确实是这样,倘若和议成功,北援既非必要,又大损东南战局。二是一往一返,至少需一个月。这一个月时间会发生什么事,是曾国藩早已预料到的。此举无非是表示对朝廷的态度而已。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胡林翼为何深得朝廷信任、短时间里权利兼收,曾国藩长时间客寄虚悬了。个中奥妙,尽在一个人的骨子里。

(摘自《领导文萃》2017年2月下)

稿件来源:《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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