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兴衰背后：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
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在踏进20世纪的门槛时遭逢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维多利亚女王树立起不朽的时代丰碑，而慈禧太后留下的则是满目疮痍的山河。面对无情的历史，人们不禁要产生这样的疑惑：为什么慈禧太后殚精竭虑，力图振兴雪耻，到头来却凄凉退场，落得个祸国殃民的骂名？而维多利亚女王安心担当“虚君”的角色，甚少干预国家大政，却被英国人由衷地尊敬和怀念，连她的名字也成为繁荣富足的象征？
权欲面前，人人一样
在中国近代史上，慈禧太后一直以权欲熏心、穷奢极欲的形象招致骂名。然而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同一时期的维多利亚女王的所作所为，就会明白，在权欲面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两位女王的专制欲望并无本质不同。
维多利亚女王留给人们的似乎一直是温文尔雅，不计得失甘当幕后英雄的淡泊宁静形象。事实上维多利亚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她有时温柔善良，有时却强硬冷酷；有时顺应时代潮流，有时却又顽固地与之对抗……特别是当她坐稳王位后，一有机会便会毫不犹豫地去维护、巩固甚至企图扩大自己的王权。
1868年到1874年是被维多利亚称为“骚乱不安”的六年。普法战争后，法国帝制的废除，共和国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国内激进的共和主义思想的发展，报刊上不断出现攻击王室、攻击君主政体的言论。作为君主制度的象征，女王成为各种激进分子攻击的靶心，他们甚至提出了废除女王，成立共和国的要求。而自由党首相格拉斯顿的上台，更把已经风声鹤唳的维多利亚逼向绝境。他居然准备接受查尔斯·狄尔克爵士入阁。这个家伙是个狂热的共和主义鼓吹者，他要求废除君主政体，建立共和国。女王怎么可能容忍这样一个反对自己的敌人进入内阁呢？而格拉斯顿也不愿意做出让步，双方僵持了近一个月。有人出来劝导女王说，如果她一意孤行，很可能会导致一场政局危机，那时女王将成为全国舆论攻击的焦点。维多利亚这才不得不退让，狄尔克最终担任了外交大臣助理之职。
不久，女王与内阁之间一场更为激烈的冲突发生了。1881年初，女王在出席议会致辞时惊讶地发现，未经自己许可，她的讲稿竟被篡改了，这是她坚决不能接受的。争执之中，在枢密院会议上，有的大臣甚至以辞职相威胁，他们认为女王粗暴地干涉了政府的政策，放话说不让女王出席会议。双方难以达成妥协，内阁大臣们一个个拂袖而去。临出门时，他们冷冰冰地抛过来一句话：“君主只能按内阁大臣们的意愿致辞。因为君主的职责是，只能点头，而不能争辩！”
格拉斯顿触及君主利益的改革浪潮接踵而至。这个一向倔强的女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当格拉斯顿把一份份代表内阁的议案摆到她的办公室上逼她签字时，她愤怒得恨不能一把火烧掉这些完全违背她本意的文件。但形势再明白不过：要么签字，那她所醉心的君权依然可以得到有限度的保留；假如一意孤行拒绝签字，那么将面临激怒民众并被掀下宝座的巨大风险。
在无奈的一声哀叹之中，她终于在空白处歪歪斜斜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女王也不能无法无天
为什么慈禧专权能得以成功，而同样身为一国之主的维多利亚却不得不淡出王权？为什么慈禧勇于任事却“越帮越忙”，而维多利亚女王全身而退悠游林下，大英帝国却能蒸蒸日上？最根本的答案，蕴藏在慈禧和维多利亚处理的两起刑事案件中。
1882年3月2日，英国温莎车站，维多利亚女王刚下火车，正准备上马车，一个年轻人突然在几码远的地方举枪向她射击。千钧一发之际，另一位来自伊顿的男孩条件反射般用手中的雨伞打向了年轻人的胳膊。子弹打偏了，凶手束手就擒。
1896年2月17日，北京菜市口人潮如海，一位身着重囚罪衣的太监正准备接受极刑。雪亮的大刀片闪过，顿时血流满地，头颅乱滚。此人名叫寇连材，因为违背清朝“太监不得干政”的祖制，慈禧立下狠手，将寇连材交刑部议处，明令从速正法，以儆效尤。两起相隔遥远的刑事案件，都因两位君临天下的女人而起。
而不同的判决，却彰显不同政体下的不同结果。
这是维多利亚女王40年中，第7次也是最后一次遭遇枪击事件。尽管行刺者的动机不尽相同，但法庭最终多以“精神错乱”进行轻判。为避免因对女王犯罪而判决过重，1842年英国甚至专门通过一项法令，规定任何试图伤害女王的行为都定为轻罪，判处流放7年或监禁，同时服3年以下苦役。对于这样的结果，女王非常生气，然而在神圣的法律面前无可奈何。
至于那位太监寇连材的死因，至今仍然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对于乾纲独断的慈禧太后来说，别说这么一个蝼蚁似的小太监，就是权倾一时的当朝重臣，生死也操控于她的一念之间。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在慈禧一类宗法专制者的头脑中没有任何位置。皇权的专断决定了其合法的伤害权、抢劫权。
兴衰背后的千年死结
由此可以清晰看出，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的治国之途之所以南辕北辙，区别不在于个人素质的高低和道德胸怀的差异，关键是她们背后的制度文化在起决定性的作用。
不同的制度路径，衍生出她们不同的权力观念，从而导致中英迥异的国运拐点。英国君主立宪制，经过女王与内阁的反复磨合较量，终于达到一种平衡，并基本定形。维多利亚女王后来安心于担当“虚君”的角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生涯中，虽然她的政治权力愈来愈少，但她作为英国象征的政治价值却越来越大，维多利亚也因威望日炽而成为国民信仰的支柱，赢得了她在英国历史上的不朽和荣光。
十分有意思的是，慈禧生前对维多利亚这种“统而不治”的方式也是五味杂陈。德龄作为慈禧的贴身宫女在清宫生活了两年，她在回忆录《清宫二年录》里，记载了慈禧太后一段值得玩味的话：“英国是世界上的列强之一，但这并不是维多利亚女王独断的功劳。她总是有议会里的那些能人帮助她，凡事都替她想得非常周全。她其实对国家的方针政策无话可说，只需要文件上签个字而已。再看看我吧，我的四亿臣民，都是依仗着我的判断。虽然我也有军机大臣一起商议国家大事，但这些人主要负责官职任命之类的事情。遇到大事，还得我亲自做主。”
慈禧和维多利亚的经历说明，推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障碍不在民智未开，而是官智未开。当时的统治者不是不懂得建立现代文明法制的好处，而是不愿意自己手中的特权依法受到严格的监督和限制。
（摘自《领导文萃》2017年2月上）
稿件来源：《同舟共进》
长
按
关
注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订阅本刊
领导文萃公众号
微信号 : ldwczzs
新浪微博：@领导文萃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