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苏联政治笑话中的干群关系
天性活泼的美国总统里根，给戈尔巴乔夫讲过一个苏联政治笑话：
某天，戈尔巴乔夫嫌司机开车慢，抢过方向盘，开足马力横冲直撞。行人责问交警：“为什么不阻拦？”警察说：“我不敢，他的官太大了！”行人：“有多大？”警察低声说：“戈尔巴乔夫为他开车。”
据里根回忆，戈尔巴乔夫听后哈哈大笑。
政治笑话在苏联社会曾十分流行。转眼间，苏联和苏共烟消云散二十多年了，今天再来回味那些有趣的民间创作，却令人大吃一惊：几乎所有的“段子”，都是干群关系出故障的报警信号。
许多政治笑话嘲讽苏联的社会不公、干部的享乐主义和奢靡风气，干群关系的裂痕清晰可见。
1918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遭遇粮荒，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在开会时饿晕了。为保证革命事业顺利进行，列宁决定建干部“疗养食堂”救急。
当年迫不得已的临时措施，慢慢演化为干部特供商店，高级生活用品和国际名牌应有尽有，老百姓看都不让看。
斯大林的一大发明是给高干发“红包”，比工资厚得多。他喜欢召集大家共享奢华晚宴，不醉不休，天不亮不休。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看不下去了，说老爸浪费了多少钱哦！赫鲁晓夫则抱怨第二天起不了床，中央机关老是停摆。
那群众过着什么日子呢？苏共执政74年、苏联立国69年，一直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买什么都要排长队，排了半天还常常白排。老百姓受不了，关于排队的段子特别多。
苏方接待人员自豪地介绍：“再过几年每家都会有私人飞机。”外宾惊讶地问：“要那么多飞机干啥？”答：“譬如你家在莫斯科，听说列宁格勒卖面包了，可以开上飞机赶去排队。”
群众跟着苏共一起流血流汗度过了峥嵘岁月，现在却一个在地狱，一个在天堂，心中的凄凉和愤懑可想而知，不戳苏共脊梁骨才怪。
但是苏共缺乏自我约束的自觉，作风问题又升格为腐败问题。
格鲁吉亚一所中学，老师让学生谈谈自己的父亲。
萨卡什维里：“我爸爸贩橘子到莫斯科卖，因此赚了不少钱。”
图拉什维里：“我爸爸贩月桂到莫斯科卖，因此赚了不少钱。”
布里泽：“我爸爸在分局工作，每次他俩的爸爸从莫斯科回来，都来看望我爸爸，因此我爸爸赚了不少钱。”
全班发出啧啧声。
查维查瓦泽：“我爸爸是科学家。”
全班哄堂大笑。
“孩子们！”老师严肃地提醒，“不要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最要命的是吏治腐败。1973年格鲁吉亚党中央二月全会检讨：靠幕后操纵、社会关系和效忠个人选拔干部，严重违反了列宁主义原则。文件回避了普遍的卖官鬻爵现象。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的位子标价20万卢布，第二书记减半。
民生问题和恶劣党风，导致党与群众渐行渐远。好在老人们还记得党的光辉历史，如果苏共早下决心加以改变，结果会大不一样。可是，苏共却若无其事地走着老路，靠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混日子，好像在考验人民的耐性。
火车因为没有燃料停在半路，这可咋办？勃列日涅夫指示：大家一起摇晃身体，装出火车还在走的样子。
赫鲁晓夫和柯西金试探过改革经济，遭到体制内的强烈抵制，草草收兵。勃列日涅夫公开批评说：“瞎改什么呀，做好工作就行了。”
集体农庄开会研究两个问题：建造木棚和建设共产主义。由于没有木板，决定直接研究第二个问题。
为了固化既得利益格局，勃列日涅夫甚至搞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包括三任总书记在内的许多领导干部，直接死在任上，苏共成了一池死水。学界公认，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是苏联的停滞期、矛盾积累期，看起来稳稳当当，其实危如累卵，苏联和苏共的最终结局，很大程度上是拜他所赐。
一边压制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边鼓励表扬和自我表扬。就连各地、各部门领导所到之处，都要挂满歌功颂德的横幅，宣读热情洋溢的致敬信，十分肉麻。
在苏联解体前一年，《西伯利亚报》以“苏共代表谁”为题开展读者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代表党政干部的占85%。1991年6月，俄罗斯举行首届总统选举。作为苏共推出的候选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卸任苏联总理不久的雷日科夫，得票率仅16.85%。苏联剧变后，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多次参加总统竞选，得票最高的一回也只有31.96%。
可悲的事实表明人民伤透了心，也解开了一个令人困惑的谜：为什么苏共轰轰烈烈登上历史舞台，退场时却如此孤独，甚至没有几人前来送别！
（摘自《领导文萃》2015年9月上）
稿件来源：《书摘》，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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