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正是在“忍耐”与“等待”中显现出过人的高明之处，成就了领袖和导师的地位；他能够引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不是偶然的。
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接受英国记者斯坦因采访。在回答是否曾因处于少数地位而使自己的主张得不到实行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自己曾经有过处于少数地位的情况。在这种时候，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此前，毛泽东在4月9日给陈毅的信中还说过，“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对于一名政治家来说，“等待”和“忍耐”是一种个性特征，还是一种共性的必备素质？不妨以毛泽东的经历和言论来做几点解读。
外在态度：
在“等待”与“忍耐”中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
等待与忍耐，首先是对政治家在面对逆境时的态度要求。在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最大的逆境莫过于20世纪30年代初受排挤的那段时间。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经过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进军赣南闽西的斗争、三次反“围剿”斗争，毛泽东已初步探索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但他的正确主张却被一些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权威自居的教条主义者讥笑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他的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正确思想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评和指责；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解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让其到后方专做政府工作；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把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正确主张指责为“富农路线”，提议免去他的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与此同时，与毛泽东亲近的家人和同志也遭到株连打击，一时间“连一个鬼也不上门”。
在这种逆境下，毛泽东在“忍耐”和“等待”。一方面，毛泽东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宁都会议后，他服从组织决定，回到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在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土地改革方面都卓有建树。特别在经济建设方面，他指出要重视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提出经济工作的一系列指导原则和工作方法。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忍耐”和“等待”中不断积蓄新的力量，途径就是抓紧时间读书。1932年4月，红军攻下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没收了一批书籍，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等。毛泽东如获至宝。当年在长征路上同毛泽东一起行军的刘英曾回忆说：“毛主席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打杠杠。有时通宵地读。”毛泽东不但自己读，他还推荐给其他领导人读。如他将《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推荐给彭德怀阅读，并说看了这些书才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大革命时期如果读这些书，就不会犯错误。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令那些曾经指责他为“狭隘经验主义”的人刮目相看。
政治家在面对逆境时有多种态度，有人意志消沉、一蹶不振；有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有人则在“等待”中寻找时机，在“忍耐”中不断积蓄力量，不断提高完善自我。可以说，毛泽东的“等待”和“忍耐”成就了他自己，也使中国革命绝处逢生。
内在修养：
在“等待”与“忍耐”中正确对待自己和他人
等待与忍耐，还体现为日常工作生活中政治家在处理人我关系时表现出的内在修养。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后方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热血青年纷纷投奔延安。大家从四面八方来，各有各的观点，难免发生分歧。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的萧军对延安有些现象一时想不开，他给毛泽东写信并辞行。1941年8月2日，毛泽东在给萧军的复信中说：“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毛泽东所说的“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其实就是说待人处事要“忍耐”，要将侧重点放在“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上，即着重强调主观方面，强调主观修养。萧军看后深受启发，决定留在延安并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忍耐”和“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缺点”，则显得更为重要甚至是必修课了。1944年4月9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回信中对此作了新的诠释：“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毛泽东的这番话是针对此前饶漱石对陈毅的排挤打击说的。毛泽东这些话及4月10日的面谈，使陈毅思想上的疙瘩开始解开了。他在4月11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今后要从重新认识自己着手，“由己及人，变更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法”。大半年后的12月1日，陈毅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实无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那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的自己条条做到的态度，实在要不得。”对陈毅的这种认识，毛泽东极为高兴：“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
在毛泽东看来，作为一名担负重任的政治家，在遭遇批评和各种不顺之时，不要总是一副受委屈、不得志的样子，不要一味认为别人不理解自己，不要高傲自负、以傲霜残菊自居。别人怎么看你，你不能完全掌控，你能决定的只有你自己。要多省察自己的缺点，打掉自己思想上的包袱，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改正不足。唯有这样的内在修养和高度自觉，方能“安心立命”，方能心无挂碍任随往，“到处是坦途”。如果只图一时痛快，冲冠一怒，那也许会给自己、给事业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
气度胸怀：
在“等待”与“忍耐”中最大限度地团结同志
1935年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红军中的统治地位，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袖地位；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抗战以来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确立了他的政治领袖地位。但真正形成《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是在1945年，离遵义会议召开已整整十年。这十年，是一个漫长的“等待”时期。
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仍坚持过去的错误，广大党员干部也仍然没有认清教条主义的危害和实质。为帮助全党尤其是高级干部认清教条主义的危害，自1940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形成了《六大以来》。12月4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但仍有人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使毛泽东认识到，要解决历史问题，首先必须进行整风，统一干部的思想。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会前，中央把《六大以来》发给大家认真阅读分析。“九月会议”后，毛泽东集中力量领导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1944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1945年8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回顾这段历史，人们不禁感慨，作一个历史问题决议竟需十年之久。原因就在于当时犯错误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从根本上说，犯错根源在于我们党还没有学会正确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历史问题便得不到正确解决。1945年5月，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说得更明白：“内战时期，喜欢图简便，不愿意同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共事，‘一掌推开’、‘简单明了’的那样一种作风是不好的。最近十年，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
毛泽东认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不能采取“无情打击”的办法，也不能采取“一掌推开”的办法，而要耐心地等待他们觉悟，同时积极创造条件让他们有机会认识和改正错误。在整风和制定历史决议的过程中，毛泽东强调不应着重追究个人责任，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毛泽东后来还曾说，团结主要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有分歧、甚至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如果总是意见一致，那就没有团结的必要了。
如果说在自己处于少数地位的情况下，“等待”与“忍耐”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态度；那么，在自己已经处于多数地位的情况下，“等待”与“忍耐”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反映了政治家的气度和胸怀。能团结人，方能成大事。从历史结果看，毛泽东的目的达到了。他在七大前十年的“等待”和“忍耐”中“润物细无声”，逐步使全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他本人也完成了从军事领袖、政治领袖向思想领袖的转变与升华。
眼光智慧：
在“等待”与“忍耐”中领悟生活和历史辩证法
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看，“等待”和“忍耐”其实体现了一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通达和智慧。这种眼光和智慧，不妨用毛泽东的四句诗词来表达。
一、“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是毛泽东1949年4月劝解民主人士柳亚子的诗句。大千世界，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在一个团体、一个政党内,有意见分歧很正常，政治家对此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如果稍微一碰壁或受挫即一蹶不振，是不会成就一番事业的。认识到这一点，在政治活动和为人处事过程中，就应该多一些“忍耐”与“等待”，少一些牢骚与不满。以长远的眼光看，问题总会得到解决。
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是1949年4月毛泽东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写下的诗句。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心中一定要有“正道”，要相信一切符合历史规律和符合人民愿望的事物总会取得最后胜利。胸中有了这种“大道”和明确的目标，自己就多了一份责任和担当，也就能正确地看待和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为了远大的理想和目标，为了正义的事业，适当的“等待”与“忍耐”便成为必须。如果没有这种大道和正气，没有“胸中日月常新美”，就会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小目标，失去了一种大格局和大气象。
三、“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这是1933年夏毛泽东重过瑞金大柏地时留下的诗句。当时毛泽东被剥夺红军领导权，在后方专做政府工作。大柏地是他1929年2月和朱德一起取得自下井冈山以来第一次大胜仗的地方。四年之后重过故地，面对排挤和打击，毛泽东并没有消极，而是选择“等待”和“忍耐”。祸福相依，雨后总会出太阳，表面上看起来不好的事，只要积极应对，说不定会转化为好事。正是因为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事情总会有转机，因而“等待”与“忍耐”便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
四、“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这是毛泽东1935年10月在长征路上的诗句。千秋功罪，后人自有评说，历史自有公论。政治家有了这样的眼光和境界，便不会汲汲于一时得失，执着于是非对错，看问题就会平和一些，就能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恰当的选择，其一时的“忍耐”与“等待”便显现出一种更长远的历史意义。毕竟，一切终究要归入历史，终究要接受历史的经验。有了这样的眼界和智慧，一时的委屈又算得了什么，一时的困难和矛盾又算什么，沧海一粟而已！
看来，政治家的“忍耐”与“等待”不仅是一种政治策略，不仅是一种道德修养，更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体现出一名成熟政治家的高度历史自觉和洞若观火的历史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讲，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正是在“忍耐”与“等待”中显现出过人的高明之处，成就了领袖和导师的地位；他能够引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不是偶然的。
（摘自《组工文萃》2014年第五期）
稿件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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