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唐代政治改革者王叔文的千古沉冤
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下，和平的改革远比暴力的造反来得困难，成功的机会也较少。在唐代有一位政治改革者——王叔文，以失败告终，而且死后被政敌抹黑，成了千古罪人。
官至翰林 明哲保身
唐德宗的太子李诵生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至贞元二十年已44岁，该年九月太子中风，造成全身瘫痪，而且失声，只能仰卧病床。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德宗病逝，太子继位，是为唐顺宗。
顺宗即位，卧病不能言，偶尔被人扶持着上殿却不能说话，群臣只能遥望顺宗下拜而已。顺宗在内宫时由宠妃牛昭容和宦官李忠言服侍，在外朝则信任翰林学士王叔文。
王叔文是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曾以善于弈棋在先帝唐德宗身旁待诏，不久，德宗命叔文到东宫陪太子诵读书。有一次，太子诵和侍读们谈论时政，说到当时“宫市”对百姓的危害。所谓“宫市”乃是皇宫向外采购日用品。在德宗以前，这种采购是由官员办理，到德宗时改由宦官担任。这些负责采购的宦官到市场上看到好的货物便说是皇宫需要，强行用极低的价钱征收，商人纵使赔本也不敢不给，否则货物不但会被宦官强夺，商人还会被关入牢狱。所以长安的商人看到宦官出来采购，就像看到老虎出了栅栏，纷纷躲避，所有的店铺赶快关起店门，以免遭殃。有一天，一个乡下人用驴拉了一车的木柴到长安市场贩售，正好遇到采购的宦官，宦官指着一车的木柴说：“宫中正要这些木柴，你连驴带这车木柴送进宫去。”说罢，取出已经褪色的几尺绢布当作价款，农夫哭泣说：“你给我这一点破布有什么用？”宦官冷笑说：“给你绢布是要你的驴子。”农夫大声哭叫着：“我把柴白白送给你，你还要抢我的驴，我还有父母妻子等我养活，你这是绝我的生路！”于是挥拳打宦官，结果农夫被关入监狱。所以，对长安的百姓来说，宫市真是可怕的景象，这是皇宫赤裸裸地在虐害人民。太子诵早就听到宫市害人的事情，表示要向德宗陈述宫市的弊害，众人都称赞太子的做法，只有王叔文不说话，等大家退出，太子诵独留下王叔文，问叔文何以默默无言，叔文回答说：“太子职当侍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指德宗）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诵大惊，拜谢道：如果不是你这句话，我一定铸成大错而不自知。从此太子诵便特别信任王叔文。
王叔文劝太子诵不要在德宗面前谈论外朝之事，以免德宗疑忌太子在培养势力，这实在是观察唐代历史后所获得的经验。唐自武德九年六月玄武门之变后，历朝太子的地位均不稳，在德宗以前，唐共有太子十五人，其中被废或被杀者多达八人，超过半数，其余七位太子得以继承皇位，但此七人中除李世民（唐太宗）和李显（唐中宗）外，均曾经有被废的危险，可见在德宗以前，太子的地位极不稳定。其实，不仅前朝太子地位不稳，太子诵本身在被立为太子之初，也有被废的危险，幸亏大臣李泌全力保护，太子诵才得以保全。所以面对王叔文的忠告，太子诵会有触电般的感觉，对叔文便产生了感激和信任。因此顺宗即位后，便任叔文为翰林学士（类似皇帝的机要秘书），执掌朝政大权。
然而，由于顺宗的健康状况不佳，经常卧病内宫，王叔文不能随意入宫，于是群臣的奏章送到顺宗床前，顺宗决定可否，交给牛昭容，牛昭容交给宦官李忠言，李忠言交给翰林待诏王伾，王伾交叔文。如果叔文有奏请，则由王伾、李忠言、牛昭容顺序传递。叔文为便于推行决策，便向顺宗推荐韦执谊为宰相，凡叔文裁可之事便交执谊执行。
永贞革新 民心称庆
永贞革新 民心称
王叔文是位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既执掌政权，便和当时著名的士大夫如柳宗元、刘禹锡、韩泰、凌准、程异等结交甚密，积极改革德宗时的弊政。王叔文从贞元二十一年二月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兼翰林学士，开始当权，到同年六月叔文母死，叔文以守丧而去职，当权时间不到五个月，但叔文当权的这几个月中，确实改革了德宗时留下的不少弊政：
一、罢翰林医工、相工、占星、射覆等冗官42人，节省财政支出。
二、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李实为唐宗室，又得宠于德宗，担任京兆尹（类似今之首都市长），贪污虐民，残害百姓，又自恃受宠于德宗，对那些正直的官员也谗言加害。叔文将李实贬官，京师人人相贺。
三、德宗建中元年实施两税法，规定在两税之外，官吏敢另有加敛者，以违法论罪。但这项规定未被遵守，建中元年以后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而且因为德宗鼓励“进奉”，于是官吏借口进奉而巧立名目，私自加收捐税，压榨百姓，叔文当政后，下令禁止正税之外再征苛捐杂税。同时禁止官吏向皇帝进奉。
四、罢宫市，宫中所需的物资由京兆府官吏采购，不许宦官假借皇宫之名外出采购。这一措施受到长安百姓大声喝彩，认为真是大善政。
五、禁五坊小儿为害。所谓五坊指雕坊、鹘坊、鹰坊、鹞坊、狗坊，每坊中养育一种动物，供皇帝娱乐。小儿指在五坊中畜养动物的工人。德宗时，五坊小儿常在长安市区欺凌百姓，恐吓施暴、诈财、骗食，像是从皇宫里出来的一批流氓恶霸，官府也不敢管。叔文当政后，下令禁止五坊小儿为害百姓，并要官府查办。百姓闻讯，无不称庆。
六、停盐铁使月进钱。盐铁使自玄宗时开始设置，是主管国家财务的机关，德宗规定盐铁使每月要送钱给皇帝，这是既不合法又不合理的事，叔文当政后，即禁止官吏私人进奉，当然也下令停止盐铁使每月进奉金钱。
七、释放后宫宫女300人及教坊女妓600人，不但可减少宫中之怨女，合于人道，同时也表现君主不重声色的态度。
八、召陆贽、阳城赴京师任职。陆贽、阳城都以正直闻名，由于敢直谏，德宗时二人贬官边地，王叔文召陆贽、阳城返京，人们庆幸正人君子复职，政治将有清新的局面。
除了推行以上的善政外，当时宦官掌握神策军，王叔文有意夺取宦官的军权，于是用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神策军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统管神策军。宦官俱文珍等发现王叔文谋夺军权的计划，六月，遂逼迫卧病的顺宗下令以叔文为户部侍郎，削去翰林学士之职，使叔文不能批阅机要文书。同时，叔文的母亲在家乡病逝，叔文不得不请假守丧。这样一来，王叔文离开中枢，失去了政治权力。
永贞内禅 革新失利
顺宗的太子李纯有意早登帝位，宦官俱文珍等与太子纯合谋，欲拥立太子纯、逼顺宗退位。这当然不是王叔文所愿见，遂造成太子纯、俱文珍一派与王叔文的尖锐对立。俱文珍密结西川节度使韦臬、河东节度使严绶、荆南节度使裴均，三人先后上奏章攻击王叔文，请太子监国。俱文珍也屡请顺宗命太子监国。顺宗久病，在内外逼迫之下，七月，令太子监国；八月，让位给太子，自称太上皇，太子纯即位，是为宪宗。由于顺宗在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八月退位，贞元是德宗的年号，顺宗遂没有自己的年号，于是宪宗把这一年（贞元二十一年）改年号为永贞，算是顺宗的年号。王叔文的改革也可称为永贞革新，而顺宗把皇位让给宪宗，史称“永贞内禅”。
宪宗即位后，立刻贬王叔文为渝州（今重庆市）司户，第二年（即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宪宗赐王叔文死。王伾为开州（今重庆市开县）司马，不久病死。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马（今海南省儋州市），韩泰为虔州（今江西省赣州市）司马、韩晔为饶州（今江西省上饶市）司马、柳宗元为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司马、刘禹锡为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司马、陈谏为台州（今浙江省台州市）司马、凌准为连州（今广东省连州市）司马、程异为郴州（今湖南省郴州市）司马。州司马，是六品小官。这八州在当时人心中，都属天涯海角的边州，后人将韦执谊等同时被贬为边远州郡司马的八人，称为“八司马”。八司马除程异外，其余七人在政治上终身不能得意。
永贞革新的失败，主要有几个原因：
一、最主要的原因是王叔文后台支柱的倾倒。王叔文靠顺宗而当权，然而在内宫的政治斗争中，顺宗败给太子纯（也就是宦官李忠言派败给宦官俱文珍派），顺宗低头，叔文当然也就伏倒。
二、朝臣不支持王叔文。永贞革新的行动中，除叔文和他的党人戮力演出之外，其他朝臣未见参与，更未见喝彩、支持。何以朝臣们都不支持叔文？约有几个因素：
首先，王叔文和他的党人（除韦执谊外）都是中级官员，叔文官职是起居舍人兼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是没有品级的兼职，起居舍人是六品小官，他的党人除韦执谊任尚书左丞（正四品上）同平章事，王伾任左散骑常侍（正三品）外，其余都是五六品小官，当然不能成为文武百官的领袖，王叔文利用翰林学士（皇帝身边近臣）的捷径作间接的领导，这种领导不能服人，反易招致“窃”权之讥，位卑而权重，最易招忌，所以朝臣们纷纷指责和讥评叔文与党人。
其次，叔文的改革主张不被朝臣们接受。叔文和他的党人都是勇于任事、积极进取之人，然而中国古代社会偏向保守，有为进取者常被视为狂妄，尤其叔文党人未顾及旧臣之既得利益，遂制造了不少政敌。
第三，叔文党人不知讲究待人之道。中国传统的待人之道以谦和为美德，以退让为君子，然而叔文和他的党人勇于任事，在待人态度上常当仁不让，以致有盛气凌人之感。
最后，叔文结党，触犯忌讳。中国古代讳言结“党”，孔子认为君子应“群而不党”，荀子说：“不比周，不朋党。”所以古代士人往往将“党”字暗指少数人勾结营私之意，所以把“党”视为奸邪不正，正人君子不应结党。然而王叔文结党几为公开之事，柳宗元自己承认为“党人”，刘禹锡指王叔文和八司马被贬为“党锢”。在传统观念下，王叔文和党人自会被朝臣们视为“小人”而加以排斥。任何改革都要整个政府官吏配合，否则是无法成功的。
三、未获得藩镇支持。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势力强大，对中央政府的政局常有重要影响力，王叔文当权，未寻求藩镇支持，相反的，宦官俱文珍等都密结部分藩镇不断上表攻击叔文，对叔文产生极大的杀伤力。
韩愈撰《顺宗实录》中对王叔文颇多贬抑，指其“诡谲多计”，指叔文及其党人为“群小用事”。《顺宗实录》是依照年、月、日顺序记载顺宗在位时每天所发生的事情，也是记录永贞年间史事的最早实史，之后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都以其为依据，遂也指叔文为“小人”，其党人为“邪党”。
（摘自《公务员文萃》2017年第五期）
稿件来源：《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