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中国式新关系：断舍离与传承续
言及“关系”二字，可能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将这一词汇演绎得淋漓尽致并且使之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在牙牙学语之时，我们就曾听闻或者被灌输一些“金科玉律”，例如：“关系才是第一生产力”，“没有关系，寸步难行”，“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等等，种类繁多，不胜枚举。
“关系”一词，在英语世界中找不到内涵完美的对应翻译，无论是“Relationship”还是“Connection”，均不能完整地表达出我们日常生活中“关系”的概念。在中国，“关系”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际交往概念，而是一个附庸和绑定极多的泛文化概念。
之所以说是一种“文化”，是因为关系确确实实在我们生活中根深蒂固，无人能够逃避，每人或多或少都要遵循；而言之“泛滥”，是因为从古至今的中国式关系中依旧有许多糟粕和急需改进之处。
在科技和资讯如此发达的当今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都已经步入市场化和民主法制化的时代。任何社会都需要人际关系，但是在西方国家，关系对个体的发展只是提供及时有限的帮助，不会对个体的发展造成跨越式的推进或断崖式的阻碍，并且人际关系也不可以超越法律的界限和道德约束的标准。
反观中国，“关系”是夹在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厚重岩层，过分强大的关系链接有时会对个体进行“道德绑架”，而一些被错误使用的关系甚至逾越了法律的边界。有的大到影响地产价格高低和量刑的多寡，有的小到我们经常遇见的情形：亲戚朋友借钱，你借还是不借？
当“谋事在人，成事在关系”成为一种全民遵守的、不成文的、影响巨大的思维模式时，我们不禁要反思为何只有中国出现了这样特殊的情况。包括费孝通先生在内的诸多本土文化学者针对“关系”问题的根源给出了解释，其无外乎古典中国社会是一个农耕文明被封建制度加持的场域，关系意味着少犯错误，意味着生产力节约与共同利益最大化。
经过千年发展、沉淀的“关系”规则已经渗入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土壤，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并且在时代的洪流中不断地往后流传。所以我们的父辈会语重心长地让我们与身边的人和“有用”的人搞好关系，而无论认同还是排斥，我们都在社会、家庭对“关系”的处理中不自觉地学会了如何“拉关系”。
当代中国青年所面临的“关系”社会更加纷繁复杂，他们不仅要面对传统关系的余波，还受到当今各类新型关系的入侵，同时还需要明察秋毫地分辨出“关系”场域中哪些良性因素需要坚持，哪些落后因素需要改进或放弃。
不可否认，当下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希望去到北上广等大城市发展，除却良好的资源配置和更多的机遇等因素，大城市对“关系”的隐性要求也没有小城市和乡镇那样严苛。
很多时候，地方越小意味着关系网的范围越窄，置身于关系网中的人员越少，并且血缘关系与成长关系对个体发展的影响极大。此外，这些地方关系网的内部链接往往也是那么熟悉的几条。反观大城市，由于行业的广泛性和巨大的人口数量，非亲朋关系网难以在固定的几个人之间长效、稳定地链接，所以大城市更看重个体的能力，从而让当代青年人摆脱那些迂腐“关系”的桎梏，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大城市对“关系”的要求相较于规模更小的城镇来说要低一些，但不代表在这些地方当代青年可以完全摆脱“关系”而在社会上立足。中国式新关系正在进行重构，当代青年正处在这场变革的风口浪尖，而他们自身的知识、价值观、成长环境以及切入世界的角度都和上一辈有着天壤之别。也正因如此，当代青年对“关系”的态度呈现出一种在古今碰撞交织下，一面传承，而另一面又在排斥的复杂情绪。而建立一种适合中国青年的理想的中国式新关系就成为了一个迫切的诉求。
古典中国“关系”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原则，其中，最明显的例子要属“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作为道德的五个标准，至今仍是正确且重要的，而“三纲”发展到今天，其含义似乎正在遭受裂变。“君臣”在当代成为下级对上级的唯唯诺诺；“父子”演变为子女对父母无条件地服从；“夫妻”成为了大男子主义横行其道的温床。
这三个维度，恰好又是所有社会活动开展的基础，任何社会行为都从这三个奇点生发开去，并在具体的事务中产生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代青年在这三个维度的“关系”上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更多时候他们选择顺从与遵守，只是为了不因过于特立独行而被冷落。
快速变化的内外环境似乎又让当代青年有了更多的顾虑。以自愿原则确立的劳务关系现在可以让签订双方相互“炒鱿鱼”，跳槽和再选择取代“铁饭碗”，那和领导以及同事的社会“关系”是不是就不需要了？
青春叛逆是一个当代词汇，我们怀着孝顺的心情一面为父母着想，而另一面又总是令他们担心。在矛盾的来来回回中，即时通讯工具出现，高速交通工具出现，实时音画与“千里江陵一日还”不再是奢求。那“父母在，不远游”的家庭“关系”是不是就不需要了？
物质极度繁荣的今天，谈婚论嫁总是绕不开车、房、存款，而金光闪耀的物质背后，“君当如磐石，妾当如蒲苇”的爱情“关系”是不是就不需要了？
答案是否定的。
当代发展的新情况不代表青年需要完全摒除传统“关系”中的基础部分，在传统“关系”的精华部分进行坚守，并且根据现状合理地、灵活地处理个体与形形色色之人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交集，以情感和理智为准则，放弃陋习和与道德法律相背离的部分，我想这才是理想中的中国式新关系。
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与思想的开放，当今社会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新增了人与物的关系。
原来仅仅作为宠物的小猫小狗在当代成了精神寄托的符号，有很多青年人戏称自己是“铲屎官”或“狗奴”，有些持独身主义或丁克主义的青年还把宠物当作自己的家人。人与动物的关系在当代出现了新的特征，而如何理解这些特征，也成为了“关系学”的新分支。
而智能手机的崛起更是重新阐释了人与物的当代关系，我们不禁又想起那些沉迷于手机而不愿意和现实生活中家人、朋友交流的画面。曾经的“钱包、手机、钥匙”出门三件套现在似乎只需要带一件了：之前只有在科幻小说中才出现的付款工具现在叫做支付宝或微信，连在流动摊点买水果都可以刷手机。开门我们不再用钥匙，我们用指纹。
与其说手机是人们的工具，倒不如说人类成了手机的生物附庸，而在全民手机的时代，人与人通过手机建立的虚实交织的关系又从另外一个维度回扣了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命题。
中国式“关系”的河流从古徜徉至今，还将往更深远的未来奔腾而去，而如何理解并处理“关系”，还取决于立足浪尖的年轻人。
（摘自《公务员文萃》2017年第八期）
稿件来源：《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