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鲁迅当“官”
鲁迅这一生，与官也沾了一点边的。从1912年到1926年，鲁迅始在南京临时政府，进而到北京北洋政府，为教育部部员。1912年8月21日，时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任命三十二名教育部佥事，据专家考证，相当于今天的正处长，其中就有周树人、许寿裳。鲁迅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写到：“晨见教育部任命名氏，余为佥事。”鲁迅在教育部度过了他三十二岁至四十六岁的大好时光。
到厦门大学，如果按照今天的时尚，大学处处与官场相比照，鲁迅也是混了个“文科学长”的；到了中山大学，鲁迅则被任命为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这两个职务，按今天的说法，是相当于正处级或副厅级。
鲁迅初入官场时，似乎是有所热望，有所憧憬，但政府的所作所为很快让他失望，鲁迅渐次游离官场文化，重新找寻自己的精神寄托。在《不是信》中，鲁迅说，官职不过是他的饭碗，衣食所在而已，“目的是在弄几文钱，因为我祖宗没有遗产，老婆没有奁田，文章又不值钱，只好以此暂且糊口”。
在缓慢游离官场文化的过程中，鲁迅开始渐渐看不顺身边的人在仕途上的努力。1924年，孙中山北上，拟开善后会议，共商南北政府议和大事，鲁迅的好友杨莘耜任善后会议秘书，为此常与代秘书长许世英及安福系政客混在一起。有一天，鲁迅遇见杨氏，半含讥讽地笑说：“你现在奔走权门了！”从此，二人关系疏远下来。此时，鲁迅对积极仕进者不说有恶感，也绝无好感可言，他在1926年6月26日所做的《马上日记》记道：
午后，织芳从河南来，谈了几句，匆匆忙忙地就走了，放下两个包，说这是“方糖”，送你吃的，怕不见得好。织芳这一回有一点发胖，又这么忙，又穿着方马褂，我恐怕他将要做官了。
文中所说的“织芳”，就是鲁迅的学生荆有麟。鲁迅猜得不错，不到一年，荆有麟为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办起了报纸。此后又两次央鲁迅写举荐信，寻求进身之路。鲁迅能央求谁呢？荆有麟找错了人，他最好去找胡适，胡适是乐此不疲的。
鲁迅为“官”时，从来没有半点官的样子。鲁迅是鄙夷官场的，甚至不愿继续为官。
在厦门大学，他除了写情书、发牢骚、上上课以外，哪点有“文科学长”的派头？如果有，去银行领工资，人家也不至于要先打一个电话，落实一下此人是不是周树人了；如果有，马路边挑担的理发匠也不会问他要不要理发了。
至于在中山大学的任职，可以说一上任就不想干了。1927年2月25日他给章廷谦的信中说：
中大定于三月二日开学，里面的情形，非常曲折，真是一言难尽，不说也罢。我是来教书的， 不意套上了文学系（非科）主任兼教务主任，不但睡觉，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想设法脱卸这些，专门做教员，不知道将来（开学后）可能够。但即使做教员，也不过是五日京兆，坐在革命的摇篮上，随时可以滚出的。不过我以为教书可比办事务经久些，近来实也跑得吃力了。
怎样忙得“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了”，鲁迅在《在钟楼上》一文说得具体一些：
在钟楼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务主任”的纸冠的时候，是忙碌的时期。学校大事，盖无过于补考与开课也，与别的一切学校同。于是点头开会，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配卷子，…… 于是又开会，讨论，计分，发榜。工友规矩，下午五点以后是不做工的，于是一个事务员请门房帮忙，连夜贴一丈多长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于是又写榜。于是辩论：分数多寡的辩论； 及格与否的辩论；教员有无私心的辩论；优待革命青年，优待的程度，我说已优，他说未优的辩论；补救落第，我说权不在我，他说在我，我说无法，他说有法的辩论；试题的难易，我说不难，他说太难的辩论；还有因为有族人在台湾，自己也可算作台湾人，取得优待“被压迫民族”的特权与否的辩论；还有人本无名，所以无所谓冒名顶替的玄学底辩论……（《三闲集》）
鲁迅的描述是充满幽默的无奈，还有无聊。整天都是如此让人头疼的无聊的事情，而且没完没了，这样的破官，当了有什么意思呢？弄权者可能会从中体会到指使人的快感，而较鲁迅而言，无异于一种折磨。鲁迅能不去职吗？1927年1月25日，中山大学举行欢迎会欢迎鲁迅，9月27日鲁迅便离开了广州，往上海去了，前后待了八个月。对官迷来讲，这时间实在太短了，对鲁迅而言，这真是饱受折磨、实在难熬的日子！
在做具体的行政事务这一问题上，我想，鲁迅是一介书生，是以文立身的人，不是办事的人。事实上，如果让鲁迅这样的人去办具体的事，很大可能是要误事的。另外，让不是办事的人去办事，也是对他们才华的极大浪费。鲁迅终于做不成种种的“官”，他最渴望的生活是读写生活。
于是，他回到了自己。
何满子说：“谁记得神圣罗马皇帝？但人们永远讴歌但丁的《神曲》；谁记得詹姆斯一世或伊丽莎白女王？但莎士比亚却永远是英国人的骄傲；谁记得魏玛大公和维也纳神圣同盟的各国帝王们？但歌德却光辉奕世。”诚哉斯言！
（摘自《领导文萃》2017年3月上）
稿件来源：《鲁迅这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