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跟到走”：长征中的邓小平
长征胜利结束几十年以后，女儿问邓小平：“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轻描淡写地回答了三个字：“跟到走（跟着走）。”
这样的总结着实过于简单，这主要由于邓小平的性格。他一向言语简练，不喜欢谈自己，尤其不愿意谈自己的贡献。现在人们看到他留下的“自述”或者称得上回忆自己的文字，要么是根据组织的要求填写在履历表上的，要么是几次挨整时被迫写的交代材料。他在长征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工作”，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也没有从他本人那里得到解答。其实，我们只要梳理一下邓小平在长征期间的职务变迁，就能领会到他到底是如何“跟到走”完了长征。
1933年，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亲自指挥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此时，邓小平正遭受第一次政治挫折。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苏区全面推行“左”倾路线，他们错误地认为坚持毛泽东主张的邓小平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必须在江西进行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在中央苏区，站在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斗争前列的除了邓小平，还有毛泽覃、谢唯俊、古柏。
邓小平遭到不公正对待时，得到了党内正确力量的支持。反“围剿”作战成为中央苏区的中心工作后，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萧向荣调往前线，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正住院疗伤，临时负责工作的贺昌推荐邓小平担任秘书长，王稼祥亲自向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提出此建议，几经努力后得到同意。不久，邓小平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次工作调动，并不是“升迁”，而是“解救”。
一个月后，邓小平提出想多做一些实际的工作，总政治部分配他到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于是，他开始主编《红星》报。
1934年10月，在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机关撤离瑞金前夕，邓小平收到了随军转移的正式通知。为便于行动，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机关及直属单位人员编为两个野战纵队，邓小平和《红星》报编辑部被编入第二野战纵队。长征开始后，党在中央苏区的其他报刊都已停办，《红星》报是跟随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唯一报纸。编辑部的两名工作人员各挑着两只铁皮箱子，走在队伍的中间，铁皮箱里面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一台“钟灵”牌油印机、几盒油墨、几筒奥国蜡纸、两块钢板、几支铁笔和一些毛边纸。
黎平会议后，中革军委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压缩机关人员，充实战斗部队，也调整了一些干部。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邓颖超在长征出发前就得了肺结核病，她向中央请求不再担任该职。因此，邓小平调任中共中央纵队秘书长，也就是中共中央秘书长，《红星》报主编由陆定一接任。此时，长征进行了两个多月，《红星》报在长征路上出版了七期。
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后，邓小平开始参加重要会议，并兼管中央军委纵队警卫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1935年1月9日，邓小平随军委纵队进驻贵州遵义。15日-17日，他参加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并担任会议记录。与八七会议一样，邓小平再次以会议秘书的身份参与了党的历史上的重要转折。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机，也是邓小平政治生命的重要转机。
在遵义会议上，邓小平囿于身份没有作正式发言，也没有留下反映他的活动的原始文字记载。因而在多年后，他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一度成为历史的疑点。遵义会议纪念馆1955年建成开放时，陈列的会议参加者名单中没有邓小平。1958年11月3日，邓小平在视察贵州时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走进当年的会议室，他肯定地说：“会议室找对了，我就坐在那个角里。后面原来是蒋家大院，大家都住在那里，现在没有房子了。那个院子的结构复杂，是几进的院子。记得当时在走廊里议论走四川的问题。那个时候觉得走廊很宽，现在觉得窄了。”随后，纪念馆派人查证，周恩来等一些亲历者均证实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文革”时期，林彪、“四人帮”诬蔑邓小平“篡改历史，硬把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是捞取政治资本”。会址陈列室墙上他的照片，也一度被取了下来。其实，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我一生的历史已经够光荣的了，参加遵义会议也添不了我一份光荣，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也抹杀不了我一份光荣。”邓颖超也曾说过，遵义会议时，邓小平是中央秘书长，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证明”。
随后，邓小平随部队四渡赤水，再渡乌江，又见证了红军军事斗争的精彩华章。他后来评价道：“毛主席军事思想最光辉的一页，就是长征中的四渡赤水”，“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经过五个月的斗争，最后只用七天时间，就渡过了金沙江，把敌人远远甩在后面，真是了不起”，“七天后，蒋介石的部队才赶到，只捡到红军的一只破草鞋”。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之后，为加强前线的领导力量，中央决定调邓小平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由刘英接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务。
邓小平此次去担任政治部宣传部长的红一军团，是毛泽东亲自创建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之一，起家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赣西、赣南起义的部队。长征中，红一军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担负着非常重要的战斗任务。当时，军团长是林彪，政委是聂荣臻，参谋长是左权，政治部主任是朱瑞。除林彪外，其他几位都是邓小平的老朋友。聂荣臻是老乡，也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同学；左权、朱瑞则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邓小平与他们配合非常默契，心情也很愉快。
9月，部队抵达甘肃境内。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红军陕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邓小平所在的红一军被编为第一纵队。
在行军中，写宣传标语是纵队宣传队的一项重要任务，邓小平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一天傍晚，部队在甘南一个村子宿营。这天行军路程很长，到宿营地已经日落西山，宣传队的一些队员便不打算去写宣传标语了，吃过晚饭后就烧水洗脚，有的抱来麦秸摊地铺，准备睡觉。邓小平既批评了他们，又耐心地向他们讲解利用写标语做宣传的重要性。大家明白了道理，就提起石灰桶，扎起火把，又去写标语了。此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凡是到了一个新地方，宣传队员都是放下背包就去写标语。
10月19日，邓小平随陕甘支队到达陕北的吴起镇（今吴旗镇）。月底，陕甘支队从吴起镇出发东进。11月初，陕甘支队在甘泉下寺湾同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会师。至此，邓小平随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长征胜利结束。他后来回忆：“红军一出六盘山，看到戴赤卫队袖标的陕北游击队，真是高兴得不得了。长征一年没有个家，这回可算到家了。”
纵观邓小平“跟到走”完长征的经历，应该说，邓小平的自我评价，显然过于低调和谦虚。诚然，在长征中邓小平并没有处于影响全局的领导位置，解释为“跟到走”，比较形象和客观，但从他在长征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对他日后人生的影响看，绝不仅仅是“跟到走”。邓小平在80年前那次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中，锤炼成钢。此后，他在接下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逐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由此可见，邓小平长征中的“跟到走”意义非凡。
（摘自《领导文萃》2016年12月下）
稿件来源：《党史纵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