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细说中苏关系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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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在国内搞所谓“公开性”和“民主化”，提出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外交上主张缓和苏美关系和苏中关系。小平同志敏锐地捕捉到这个新动向。1985年10月9日，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访华。邓小平通过他向戈尔巴乔夫传话：“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够办到的话，我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会见。我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我可以破例。”同齐奥塞斯库谈话后，小平同志对陪见同志说：“今天，我打出了一副大牌。”
邓小平为改善中苏关系释放的试探信号很快获得苏联方面的积极回应。1985年12月13日，戈尔巴乔夫主动提出会见路过莫斯科的李鹏副总理。戈氏对李鹏说，他收到了齐奥塞斯库转达的信息，苏方提议举行双边高级会晤和恢复两党关系。
恰在此时，发生了苏联客机遭劫持被迫降落我国的事件。当时，在事件处理上，中方在中苏关系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以一种热情友好的方式来妥善处理劫机事件，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平安返回苏联，而且被劫持的飞机也归还了，这对苏方产生了触动。这个事件为缓和中苏关系的紧张气氛提供了契机。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讲话，着重谈苏中关系。在戈氏的谈话之后，中国将采取何种对策，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1986年8月13日，吴学谦外长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表达了中方意见，主要内容是：首先，表示谨慎的欢迎；其次，强调苏方迈出的步子还不够大，离消除中苏关系障碍的距离还比较远，特别是回避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中方不满意；第三，提出了两国恢复边界谈判的建议。中方表态恰如其分，把戈尔巴乔夫踢过来的球又踢了回去，各方反应比较好，在国际上和苏联内部也比较得人心。
1986年夏季，中苏双方在除柬埔寨问题之外的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取得共识。为拔掉最后一个钉子，小平同志继续打外交牌。1986年9月8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塔雷津访华。中方选在此访前一天公布了邓小平关于中苏关系的谈话，突出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提出如果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邓小平本人愿意去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苏方对此未做正式答复，只是说，关于这个问题，苏方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
中苏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虽然一时没能谈拢，但其他两个障碍的清除工作已经开始着手进行。与此同时，苏方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的态度逐渐开始松动。
1987年11月16日，小平同志在会见土井多贺子率领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再次表示，只要苏联在柬埔寨问题上采取行动，他愿前往苏联任何地方会见戈尔巴乔夫。27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赞比亚领导人卡翁达时说，他注意到邓小平同土井多贺子的谈话，他本人期待在北京、莫斯科或任何地方同邓小平会见，但中方不应预设“先决条件”。这是戈尔巴乔夫首次对中方举行中苏峰会做出公开回应。
1988年9月1日，苏方团长、副外长罗高寿发表谈话时说，苏方希望越南“明年撤出其全部军队，这样做肯定会给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带来积极影响”。9月16日，戈尔巴乔夫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发表谈话称，苏联愿意立即着手准备苏中最高级会晤，不久前的苏中副外长级磋商扩大了双方对柬埔寨问题的相互了解。此后不久，中方即同意两国外长互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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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经过几轮试探摸底之后，双方就改善关系的目标和切入点基本达成共识。中苏关系正常化随后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1988年12月1日至3日，钱其琛外长访问莫斯科，为中苏首脑会晤做准备。这是时隔三十多年后，中国外长首次访问苏联，是中苏关系的破冰之旅。两国外长会谈时，双方就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达成一致。戈尔巴乔夫在会见钱其琛时主动表示希望到北京访问。钱外长则当面转达了中方希望邀请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访华的意愿。双方同意将峰会时间定在1989年的上半年。
1989年2月2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华。这是对钱其琛外长访苏的回访，目的是为戈尔巴乔夫访华做准备。这是中苏关系正式正常化前的一次重要访问，访问很有戏剧性。
越南入侵柬埔寨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之一。中方与苏方在北京已经谈妥，要把越南应从柬埔寨撤军这一立场写入联合声明。谢瓦尔德纳泽来华当天即转飞上海，准备次日会见邓小平。但当天夜里，苏联人突然变卦，原先谈好的越南撤军问题不承认了。我们商定等快天亮时报告钱其琛外长，争取把苏联人的立场扭回来。早上五六点钟，我们就把钱外长叫起来。钱外长一听汇报，惊得嗓音都变了，要我们赶紧找苏联代表团的人。谢瓦尔德纳泽是超级大国的外长，自然不是一般角色。他那次确实想耍滑头，走边缘，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逼迫中方接受他的立场。后来，他见中方态度很强硬，策略难以奏效，开始转换立场。
第一轮交手，苏方的策略没能得逞。我们担心谢瓦尔德纳泽接下来会到邓小平那里胡搅蛮缠，就由田曾佩副外长和我先去找小平同志汇报情况，请他在谈到戈尔巴乔夫访华问题时，就说双方还在商量，还没谈好。当谢瓦尔德纳泽见邓小平的时候，还真的想在这件事上蒙混过关，寄望小平同志不问青红皂白就拍板定案。但小平同志回答得比我们预计的还要精准到位。他不紧不慢地说，我听说戈尔巴乔夫访华的事你们还在谈呐，那就继续谈吧。
这样，谢瓦尔德纳泽虽然见到了邓小平，但戈尔巴乔夫访华的事情还是没最终定下来。当天晚上，谢瓦尔德纳泽要去巴基斯坦访问。离开北京时，钱外长到机场送他。在机场贵宾室告别时，钱外长说了几句很厉害的话：“中苏关系现在还没有实现正常化，你们就这么干，出尔反尔，那以后我们还怎么打交道？”
谢瓦尔德纳泽说：“那好吧，把两个司长留下来，继续谈。”这样，他们的司长就留下来，继续跟我谈。当天晚上对方就要和我谈，我说不谈了。我其实是有意要拖他一下。第二天双方继续谈，下午基本达成协议。苏方司长说，他需要报告已在巴基斯坦的谢瓦尔德纳泽。我这边就报告钱外长。到晚上11点半，我们再次见面，苏方说谢瓦尔德纳泽同意了。联合声明终于谈定了，我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中苏高级会晤的举行标志着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摘自《领导文萃》2016年8月下）
稿件来源：《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