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魏晋的人才闸门是如何打开的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思想纷呈、人才辈出的时代。儒释道三家各有时代的代表人物,互相辩论而不失其雅量。
那个时代礼赞人才,尊重对手。南朝佛教鼎盛,反佛的声音也能表达。于是范缜出现了,并写下了驳斥佛教的《神灭论》。毕生向往佛门、多次舍身出家的梁武帝带头和范缜辩论,亲撰《敕答臣下〈神灭论〉》,双方都是有模有样不失风度地据理力辩。
范缜以一己之身与当时的皇帝口舌相争,不可谓不勇敢。而之所以这样,也和梁武帝能够守持思想辩论的规则有关。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说:范缜的勇敢是倚仗于梁武帝的大度,这二者都是难能可贵的。由此可知,在当时能形成我国历史上人文鼎盛、著述宏富的一代文化景观,不是偶然所致,而是自有渊源。
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才闸门是如何打开的?寻根索源起来,关键人物不是别人,乃是大名鼎鼎、千秋万世骂名不绝于耳的魏武帝曹操。
这个“转移数百年世局”的历史作用,得从曹操的“求才三令”说起。所谓“求才三令”,指的是曹操在建安年间接连颁布的三道诏令。第一令提出了“唯才是举”的鲜明口号,表示迫切希望与贤人君子“共治天下”。第二令是补充第一令所不够具体者,特别说明,不怕用有缺点的人才,尤其不必处处都以德行来限人。第三令网开更大,提出用人甚至不在乎有没有“污辱之名”。此令词赫然写道:“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即使“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也并非不可以起用。这未免太过于出人意料了。
此三令一出,各类人才、人物,河满江泻矣。陈寅恪先生认为,曹操之所以颁此三令,目的是破除汉以来既有的吏治结构,而以“有德者未必有才”的口号相昭示,其打破陈规的作用自必可观。虽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况在所难免,但最终毕竟酿成汉魏六朝人才鼎盛之局。
（摘自《组工文萃》2014年第六期）
稿件来源：《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