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陈嘉庚提的两个议案
1950年春，陈嘉庚先生从新加坡访问回到厦门，时任厦门市长的梁灵光为了厦门的建设和发展，几次去拜见陈先生。一天，梁灵光回来后对时任厦门市副市长的张维兹说，陈先生建议在集美与厦门岛之间的海峡，就是高崎——集美的高集海峡，修一条石头海堤，把两地连接起来。因为当时厦门岛孤悬海上，与对岸的联系仅靠船只，双方互相来往十分不便。陈先生说他在新加坡看到英国修了一道长石堤，把马来亚与新加坡连起来，英国人能修成，我们新中国也能修成。梁灵光很赞成这个意见，他认为如能获得上级批准，可就地开山取石，建筑材料不成问题，难度不大。
当时的厦门受到盘踞在金门的国民党军队海上封锁，航运中断，工厂停工，失业严重，群众生活困难，而这项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可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这个建议如果实施利军便民，对巩固海防和促进厦门经济发展都极为有利，张维兹听后表示完全拥护，期待这个工程能落实建设。
张维兹是山东海阳人，幼年在烟台上学，他就知道晚清李鸿章搞洋务运动时，曾在烟台港修了两条防波堤，长的那一条，就是采用在海滩上抛石垒筑而成的，那里的潮浪也不亚于高集海峡。当时主持省委工作的是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司令员兼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他重点抓军事工作，常住厦门，当梁灵光向他汇报此事时，他听后也极为赞成。叶飞对此事很上心，找来一些专家、技术人员进行讨论，都认为高集海峡是潮水从金门和鼓浪屿两个方向涌来的汇集处，退潮时也是向这两个方向退去，建海堤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
1950年秋，
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同志来厦门视察，叶飞、梁灵光把陈嘉庚先生的建议向陈毅作了详尽的汇报。陈毅当即表示完全采纳这个建议。后来，陈毅三次上书毛主席，建议修建高集海堤，得到了毛主席同意修建的批示。
1952年，
厦门市人民政府按照陈嘉庚先生的建议，提出了修建高集海堤的计划报告书，1953年初，计划报告书得到政务院批准。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将海堤作为国家预算外的基建投资，拨了1300亿元（旧人民币，折合新人民币1300万元）专款。这项工程由已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叶飞和已升任副省长兼工业厅厅长的梁灵光组织实施，全权由已升任厦门市长的张维兹负责组织施工的具体事宜。
1952年6月，
高集海堤工程指挥部成立，当时交通部航务工程局和福建省水利局派来大批得力干部，边设计边进行典型试验性施工。苏联专家沙士可夫也常驻厦门指导这一工程。与此同时，对修海堤也有些人持不同意见，他们提出质疑：在沙滩上做海堤是否有把握？这些人对此顾虑重重。当时还有“筑堤不如架桥有把握”的议论。对这些质疑，陈嘉庚先生反复以新马海堤为例说明这项工程是可行的。工程指挥部也做了分析研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筑堤始于军事，不怕轰炸，且有利于就地取材。以此反驳了质疑，坚定不移地展开了工程建设。
在初步设计完成后，叶飞、梁灵光要张维兹向陈嘉庚先生汇报。陈嘉庚先生听完汇报后，又看了图纸，随即提了两条意见：一是设计堤宽21米，建议加宽至25米，预留铁路路面，且应是双轨路面，铁路、公路均应加宽2米；二是在厦门这一侧，铁路与公路应搞个立交桥，以适应厦门经济发展的需要。
这些意见带回来后，却遭到了苏联专家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设计21米都太宽，说厦门现在及将来的经济发展，19米宽足够了，除去胸墙和人行道，余下14.5米，公路、铁路各占7米，符合设计规范。至于立交桥，苏联专家说，按照规范每天通过2000辆汽车才设立立交，当时厦门军、民用车辆不过几百辆，为什么要立交？
陈嘉庚先生两条意见都没有被采纳，张维兹回到厦门也不敢向他汇报。直到海堤建成了，陈嘉庚先生才知道堤宽是19米，极为生气，一再批评张维兹他们没有远见。今天看来，陈嘉庚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若采纳这些意见，就不至于有后来需要再拓宽及架高一层公路桥的被动局面出现。再说，建设这条堤和后来建设集杏海堤一起，实际才花了940万元，如果当时采纳陈嘉庚先生的意见，也不过多开支约250万元，中央拨的专款仍够用。对于这个教训，张维兹常常感到内疚。
按照原设计，海堤没有留航道。后来，在施工中，国防部副部长粟裕来厦门视察，听了汇报后认为应在深水处留一航道，军用民用都是非常需要的，尽管工程有困难，但困难完全可以克服的。陈嘉庚先生知道后，也竭力主张这样做。叶飞、梁灵光采纳了这个建议，施工时在技术上采用了沉箱法，完成了这一设计施工。历史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
高集海堤工程1954年1月全面施工，1955年9月竣工，同年10月正式验收，交付使用。海堤全长2215米，顶宽19米。
在高集海堤即将竣工的时候，中央批准修建鹰厦铁路，铁道部选派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苏联专家来到厦门，研究铁路从漳州进入厦门的线路问题。他们带来的方案是从角美向东北延伸，再沿着杏林湾东岸向东南经集美进入厦门，即绕海线。
陈嘉庚先生知道这些情况后，把张维兹叫到他的住处，询问情况。张维兹向陈嘉庚先生介绍了上述初步方案后，陈嘉庚先生当即认为不妥，他建议铁路从角美经灌口向东，修建一条杏林至集美的海堤进入厦门，即海堤线。陈嘉庚先生说：这道海堤应该修成不透水的。它有很好的经济效益，一是铁路不用朝东北绕个大圈，可缩短里程9公里；二是可围垦三四万亩良田，每年可增益160万-300万元。
张维兹带着这一意见与负责修高集海堤和负责修铁路的两方面苏联专家共同研究，他们认为陈嘉庚先生意见是行不通的。理由有二：一是这条新堤的来潮冲击力大，不能用原海堤的修建办法；二是要做到不透水，就要用钢板桩，而钢材供应困难，建设资金也难以解决。因此这一意见不可取。
这么好的建议不予采纳。无奈，1955年4月21日，陈嘉庚先生致函陈云副总理，进行详细辩释。信中说：“钢板隔离，水泥封闭，工程浩大，当然不能办到。但如果采用石料，则近处多有，采运便利，工价低廉，而且可以以工代赈，可免花外汇。石料累积高出水面，其重量压力极大，堤背则填筑泥沙，宽达数十公尺，与石料相结合，可以断绝内外，不逊于钢板水泥，了无疑义。”陈嘉庚先生在信中还列举了闽南沿海乡村一带利用海滩挖土筑堤、养淡成田的一些具体事例，用以说明修建海堤与围海造田的可行性。并说，“采用海堤线比采绕海线费用大些，但路成之后，火车来往每次可少走9公里，如是日日积算，获益无穷。此单就铁路而言，至于增辟农田所得利益，更难限量。”
后来，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王震，此前他曾担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听说了陈嘉庚先生的建议，便亲自与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了反复研究，认为陈嘉庚先生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可行的。再后来，国防部长彭德怀和王震一道来厦门，同叶飞一起研讨，认为如按陈先生的意见办，仅就节省时间一项来讲，于军于民，都是划得来的。这样便确定下来铁路走杏林线，以修高集海堤的人员和设备移师修建杏林堤，以400万元的造价，由厦门市政府向铁道部承包，结果只用了300万元就修成了。
集杏海堤于1955年10月开工，1957年竣工，全长2820米，顶宽19米。
修完这两条海堤，资金还节余400余万元。经叶飞和梁灵光决定，拨作厦门发展工业建设和安置修海堤员工的经费。这笔资金对50年代中期的厦门市的工业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
（摘自《领导文萃》2017年8月下）
稿件来源：《各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