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从“识人”到“用人”的李鸿章
李鸿章以一介书生突然当上江苏巡抚，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空降”。“空降当官”，自然毫无基础。他的当务之急便是在重要部门安排“自己人”，不然就只是政令难行的“光杆司令”，依然难有作为。而江苏官场的混乱腐败，恰为他整顿当地吏治、安排亲信提供了合理合法的借口。所以他在上《初到上海覆陈防剿事宜折》时，就同时附上此《奏保郭嵩焘片》，“折”要公开，“片”较秘密，涉及人事，当然要尽可能秘密。
大而言之，全国的官场一片腐败，不过因为久经战乱，江苏吏治尤其败坏。在给他人的信中，李鸿章认为现在江苏吏治败坏应由曾任江苏按察使、布政使而后于1860年升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字雪轩）负具体责任。王有龄本人是经“捐纳”而成为浙江盐大使，说白了，即花钱买官进入仕途、步步高升的。他的为官之道就是媚上欺下，左右逢迎，结党营私，贪赃枉法。他长期在江苏做官，把江苏的官风带坏了，到浙江任巡抚时间虽然不长，浙江官风也为他败坏。所以李鸿章在《复吴仲仙漕帅》中说：“吴中官场素习浮靡，自王雪轩当事，专用便捷、圆滑、贪利、无耻一流，祸延两省，腼然不知纲常廉节为何物，其宗派至今不绝。”
作为驻防上海的江苏巡抚，他知道时任苏松太道管理海关并署理江苏布政使的吴煦，和买办出身、时任苏松粮储道、“综理夷务”的杨坊是两个关键人物。此二人长期经营上海，并且早就与“洋人”来往。早先联络外国武装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后来在太平军进军上海时向英美法“借师助剿”、勾结美国人华尔组成“洋枪队”等均是此二人具体办理，而且杨坊还将女儿嫁与华尔为妻，足见他们与“洋人”关系之深。关税、厘金都由他们管理。他们手下还有一帮搜刮钱财的爪牙，遭众人嫉恨却又无可奈何。可以说，上海的钱、粮、财、物、人事及与“洋人”的关系，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在上海为官，如果不依赖他们，就要除掉他们。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又是由曾国藩举荐当上江苏巡抚，曾国藩现又为一言九鼎之重臣，有关江苏官场的事情，李鸿章自然要与曾相商。对吴煦等人，曾国藩早有自己的看法。早在李鸿章离开安徽前往上海的时候，曾国藩就叮嘱他说：“不去煦，政权不一，沪事未可理也。”
到上海后，李鸿章对此感觉更深，他就此与曾国藩频频通信，两人紧锣密鼓地筹划整顿吏治，除掉吴、杨之事。在给曾国藩的许多信中，他都表示了对吴煦等人的愤懑。吴煦“用人则是王雪轩宗派，沪吏十有七八系浙人勾结把持，直是无从下手”。吴、杨等人勾结一气，一方面化公为私，一方面搜刮民脂民膏，“远近皆知”。
他虽然希望能采取果决手段使吏治立即“澄清”，但又知道这并不现实，自己现在还没有这个实力，不能完全取而代之，只能采“节取而惩劝”的办法。他首先裁撤了吴煦的一些党羽，然后实行关税、厘金分开的政策，吴煦仍管关税，厘金另派人管理，削减了吴的权力。不久他又免去了吴的苏松大道（即关道）之职，由当过上海县令、也有与“洋人”打交道经验且品行端正的黄芳接替。稍后又荐举以廉洁自守著称的当地知府刘郇膏为署理按察使、布政使。在给曾国藩的信中，他说黄、刘二人才干虽然有不足之处，但品行非常端正，这样“沪中吏治渐有返朴还醇之象”。
对杨坊，李鸿章也采取了一系列打击措施。杨坊知道来者不善，便想以退为进，主动提出辞去苏松粮储道之职。但此正中李鸿章下怀，于是“照例出奏”，并附密片举荐郭嵩焘。在这则《奏保郭嵩焘片》中，奏保的理由是“苏省吏治凋敝，监司大员必须有文武干济之才，廉正敦悫（笔者按：悫音却，为诚实、谨慎之意）之品为之表率，庶可渐挽颓风”；郭嵩焘“学识宏通，志行坚卓”，又有相当的从政和军旅经验，所以是补苏松粮道之缺的理想人选。
李鸿章举荐郭嵩焘，可谓用人得当，当然他也有自己的考虑。细细分析他用郭的原因，亦可见他在用人方面的“用心”之深。
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1818年出生，1847年考中进士，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与曾国藩成为莫逆之交。当年曾国藩因母丧回家守制时，太平军发展迅猛，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发谕要曾国藩立即出山组建团练、维持地方治安。理学家曾国藩收到上谕后，对是否违制出山犹豫不决。郭嵩焘听说后急忙赶往曾家，反复劝说曾国藩现在天下大乱，不必拘泥于旧制，应该出来有一番作为，尽忠于皇帝，同时保卫家乡也是尽孝等等。正是在郭嵩焘的一再劝说下，曾国藩才决定出山组建团练。
郭嵩焘劝说曾国藩出山后，自己也受老朋友、湖北按察使江忠源之请到江部帮办军务，参与对太平军的镇压。不久又到曾国藩处帮办军务，曾到江浙一带为曾国藩筹办盐务。1858年，经人举荐，郭嵩焘来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他曾多次被咸丰皇帝召见，颇得“圣上”信任，不久便入值南书房，可以经常见到皇上，几成咸丰皇帝的心腹。这时，天津海防吃紧，咸丰帝便派他到负责津防的僧格林沁部帮办军务。郭嵩焘书生气十足，对僧部的许多事情看不惯，而不可一世的蒙古王爷僧格林沁也根本不把郭嵩焘放在眼里，二人间颇多不快。无论权势还是权术，郭都远非僧的对手。双方明争暗斗一番后，僧格林沁便精心设计弹劾了郭嵩焘。只几个回合，郭就败下阵来。1860年春，悲愤交加的郭嵩焘只得以养病为由，告假回家。
李鸿章此时亟需人才，自然会想到仍赋闲在家的郭嵩焘。首先，他对郭的品行十分了解，由郭管钱粮尽可放心。第二，他知道驻守上海自然要深涉洋务，他自己此时并无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而郭是当时少有的“懂洋务”的人才。第三，他与郭不仅是丁未科同年，而且政见相同，可引为知己。第四，郭与曾国藩私交甚笃，二人是儿女亲家，曾的四女许配给郭的长子，启用郭也可使自己与曾的关系更加密切，以后若有矛盾，可由郭来调和。
不过，李鸿章深知郭的文人气质颇浓，又有曾入值南书房常蒙皇上召见的经历，未见得肯“屈就”自己属下，于是多次写信给曾国藩，请曾劝其重新出山。他在给曾的信中说：“鸿章亟需帮手。冒昧将筠仙附荐，臬司粮道两缺或得其一。敬恳我师切致筠仙公速来。”
对此，曾国藩起初并不以为然，一是因为他对郭了解甚深，知道郭是只讲“是非”不讲“可否”，不通权变，其性情脾气可能很难为官场所容，所以提醒李鸿章，郭嵩焘“芬芳悱恻， 然著述之才，非繁剧公事”，如果启用郭，“将来多般棘手，既 误筠公，又误公事”。二是他与郭是儿女亲家，按清朝制，郭不能在自己任两江总督的辖区内任职，例应回避。他明白自己现在已是“树大招风”，此举易为人乘。然而经不住李鸿章再三劝说，陈明利弊，曾最终同意劝郭出山。不过曾国藩毕竟办事更为周密，所以致书李鸿章，由李再次上奏陈明现在“沪中急须得人，暂不回避”的理由。镇压太平天军是此时清廷的当务之急，早已顾不上回避不回避的制度，当即“著照所请”，并 命郭嵩焘“襄办军务”。郭嵩焘上任后的所作所为，证明了李鸿章举荐的正确。
已初经官场挫折的郭嵩焘对再次出山本来并不热衷，起初一再拒绝李鸿章的盛请。但在李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一再劝说下，于1862年10月终 于决定赴沪上任。上任后，郭果然不负众望，采取种种整顿措施，使湘、淮军粮财状况大为好转。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称赞道：“筠仙到沪后，众望交孚，其才识远过凡庸”，“惟至亲避嫌，鸿章以襄办营务入告，似尚大方。拟仍令兼管捐厘总局，以资历练”。而曾国荃给郭嵩焘之弟的信中，对郭的满意之情已是跃然纸上：“筠叟在沪上常有信至安庆，与少荃（笔者按：即李鸿章）中丞及共事诸君均极相安。吴、杨近已悄能管事，妙极！”
半年后，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郭嵩焘又被提拔为两淮盐运使。盐税是两淮的一笔巨额收入，但在江南提督李世忠的控制下混乱不堪，各路人马乘机走私。郭就任后果断地拿出李世忠开刀，严打走私，湘、淮军顿时粮饷充足。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喜形于色地说：“淮盐经筠仙整饬，每月收入倍增，上下游厘饷顿旺。闻江、鄂口岸派督销大员，师门当不终穷也。”有时，用对一个人，某一个方面的难题确会迎刃而解。
吴煦、杨坊的权力虽被大大削弱，但李鸿章对他们仍不放心，一直在找机会把他们完全“搬倒”。1863年1月，他以“常胜军”统领美国人白齐文抢劫军饷殴官而吴、杨处理不当为名，奏准将吴、杨二人暂行革职，将这二人从政治上彻底清除。这样，苏、沪终于完全在李鸿章的控制之下。
从决意起用郭嵩焘到具体设法绕过一些诸如“回避”等体制性障碍，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用人策略，可见李鸿章在“识人”、“用人”方面的过人之处。会“识人”而且能够“用人”，在这方面深有用心而且计划周全细密，确是李鸿章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
（摘自《组工文萃》2014年第三期）
稿件来源：《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