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公务人员如何与媒体顺利打交道？
一、做好搜集舆情的工作
在面对媒体之前，要找出那个“最难回答的问题”，做好预案。
二、精心准备前两个问题
要尽量避免发言人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最棘手的问题”。
三、新闻点的策划
要对可能的新闻点进行精心设计、合理安排。
四、使用媒体语言
我把媒体喜欢引用的语言类型归结为“三六九原则”：30个字、6年级水平、90秒。“30个字”指的是对媒体发表的言论要尽可能简短，不要长篇大论；“6年级水平”不是讲记者或受众只有6年级的文字水平，而是说语言应尽量通俗易懂，不要过于深奥晦涩；“90秒”是一个时间的限制，便于电视编导和网络传播进行剪辑。
一般而言，这样的表述容易被媒体直接引用，用作报纸的标题、新闻报道的导语或者是电视新闻中的同期声。
五、“三三原则”
指的是在新闻发布中要遵循“三个要点、三分钟和三个信息源”的原则。核心信息不超过三个要点，否则会影响传播效果；每个问题的回答一般不超过三分钟；为了提升公信力，除了提供政府方面的信息，还应当提供更多的信息源，例如专家学者、非政府组织等。
举一个基层官员使用媒体语言的例子：
这是一位来自湖北十堰市的市长，他到香港去招商。大家知道，十堰是20世纪60年代国家进行“三线建设”时新建的“汽车城”。“二汽”设在那里，现在面临重新定位和发展的问题。在招商会上，一位香港记者问道：“现在十堰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核心企业都搬到了武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当然，市长可以用一些官话、套话，比如“我们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全国一盘棋，做大做强当地企业”。但要引发媒体的关注，必须把它转化成媒体的语言。这位市长回答：香港记者可能不了解我们十堰人民对“二汽”的这份特殊情感，我们十堰的干部和老百姓都把“二汽”看成是自己的孩子。它在我们这儿上完了小学和中学，现在它长大了，我们要送它去武汉上大学，见大世面。
第二天好几家香港报纸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十堰市长：送二汽“上大学”》。他的回答把中央的精神、省里的决策等官方的表述转化成了媒体语言，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共鸣。
媒体采访有如下几个类型：
一、约访。记者事先提出申请，提交采访提纲，约定时间和地点。
二、会访。当接到比较多的约访要求时，可以把记者相对集中，召开不同规模的新闻发布会。
三、截访。在当前媒体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很多记者利用可近前的机会，当面提出采访要求，出其不意地发问。碰到截访一定要镇静，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要谨慎回应。实在没有把握，要想一些办法，比如找机会请示领导或和同事商议，理清思路，准备好了之后再跟记者见面回答问题，把“截访”化为“约访”。
四、“电访”。这是指记者打来电话，要求在电话中采访。对待“电访”要慎重，接到电话后不要随意挂断，挂断就是拒绝采访，这样的方式是不妥当的。但是也尽量不要在电话中长篇大论，可给记者作一些简短的表态，“是”还是“不是”，“有”还是“没有”，或者说“详细的信息稍后会给您传一份新闻稿”，等等。因为电话是一个“高失真”的传播媒介，容易造成细节传递的失真，简短表态即可。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要注意遵循以下几点。
第一，“没有糟糕的问题，只有糟糕的回答”。这样的说法听上去不太公平，但反映了一个问题。记者提的问题有时可能比较尖锐或不太妥当，但作为发言人，如何用记者提问的机会来传达你自己的核心信息，是一种技巧。
第二，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尽量不要重复问题。也就是说，不要落入预设的话题结论中去。
第三，不要随意许诺或预测。一定要以事实、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作为依据。新闻传播当中的一条原则是“快讲事实，慎讲原因，慎下结论”。
第四，不要用推卸责任的方式回答问题。比如说“这个问题不归我们部门回答，请你去找××部门进行了解”，这个回答看似“金蝉脱壳”，但推卸自己责任的方式是不妥的，且对自身并无益处。
最后，我再给大家归纳几种应对“敏感问题”的方法。
“敏感问题”其实就是比较难回答、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如何应对，我认为有这样五种方法。
就是要回归受众常识的本位，看你的对象是谁，避免将问题“泛政治化”“泛社会化”。
搭桥，就是将不方便直接回答的地方，引到另外一个具有更高关注度的话题。如果你能提供更令人信服的、更具有新闻效应的事实，原来的关注点就会淡化。要拿出更具说服力、更有“眼球效应”的事实和观点来说服媒体和公众。
在回答提问中不停地“亮旗”，要求记者关注发言人希望他们关注的核心信息。
可以通过反问，将问题提升到更高的思考对话层面，引导受众自己来寻找答案。
引发记者的共鸣，让他们能够感同身受。
给大家举个例子，是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一个很经典的受访片段。
2002年，在赵启正访日期间接受了号称“反华斗士”的日本知名记者田原总一郎的采访，在日本观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田原的问题很简单，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反日？但他没有这样直截了当地发问，而是引用了一些数据。调查显示日本人当中38.6%的人喜欢中国，22.8%的人讨厌中国，不喜欢也不讨厌的占38.6%。换言之，大多数日本人并不讨厌中国。这就是我们前面强调过的遵循新闻传播的规律，即一定要用事实、数字和细节，而不是空洞的表态。
同样的调查还显示，喜欢日本的中国人在1997年占10%，2002年还是10%，而讨厌日本的比例从1997年的34%上升到2002年的53%。
根据这项调查，这位记者得出了一个结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反日。
面对田原提出的这样一个“敏感问题”，赵启正首先把这个问题作了一个很好的“归位”。
因为他面对的受众是日本的观众，而且这个电视台——朝日电视台是日本右翼的喉舌，其观众中大部分持反华的立场。所以对这样一些人讲中国，要考虑他们的接受习惯，不能用我们的官方表达，比如“我们要把一小撮日本的右翼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区别开来”。
于是，赵启正回答道：“我注意到你们的调查是说喜不喜欢日本，而不是说喜不喜欢日本人。”这个转换很巧妙！
“日本”是国家及其政府的代名词，因为日本侵略过中国，中国人对日本这个国家及其政府当然没有好感。但是对于日本人民，我们中国人并没有偏见。
为了强化传播效果，赵启正还提供了很多细节和事实来强化“中国人并不讨厌日本人”这一观点。
提到为什么在1997年至2002年会有讨厌日本人数的激增，赵启正又进行了第二次“归位”。
他从这项调查进行的时间入手，指出当时恰巧在小泉参拜了靖国神社之后，当然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反感。
赵启正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可以称之为“绵里藏针”。两次“归位”都有对日本批评的因素，但都用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了内容和形式的重新设置。
这个电视节目当时收视率名列前茅，说明赵启正的回答获得了观众的认同和接受。
（摘自《公务员文萃》2017年第十一期）
稿件来源：人民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