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态|靠什么激活城市基层党建
刚进香山公园东门，彭虹就迈开大步，沿着陡峭小道，一路奔向毛主席居住过的双清别墅参加“主题党日”活动。这一段大多数人10分钟就能走完的路程，彭虹却“用了很长时间”。
几年前，彭虹作为随军家属从广西来到北京。“我以前在广西一家事业单位工作，随丈夫到北京后暂时没有接收单位。一耽搁，感觉自己被‘抛弃’了。”那时她找工作屡屡“碰壁”，在北京这个人才济济的环境里，作为党员的彭虹一直找不到自身价值。
“转关系，是为了‘找组织’。”彭虹第一次在北京参与组织活动就找到了“归属感”。“今天在这里回顾党的历史，重温入党誓词，还能结交各行各业的朋友。真好！”
然而，并不是所有流动党员都像彭虹一样，能很方便找到组织。由于就业或居住地变化等原因，一些党员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频繁流动，长时间无法正常参加组织活动的现象渐成常态。新形势下，加强流动党员管理和非公企业党建，已成为激活城市基层党建的重要课题。
“过去，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形式大多是单位制。而现在，身处城市的党员流动性加大，思想更为活跃，这给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新挑战。”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戴焰军认为。
北京市丰台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王荣森坦言，受人口流动、思想变化、需求多元等因素影响，如今流动党员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盲点”，比如“情况难掌握、活动难开展、作用难发挥”。
“比如，外出时间较长的流动党员，本应由流出地党组织开具《流动党员活动证》或《党员证明信》，由于种种原因，流动党员中持有相关凭证的只占一部分，即便流动党员持有相关凭证，如果不主动亮出‘党员’身份，作为流入地党组织来说，后续工作开展也有一定难度。”丰台区委组织部组织组组长杜建波对本刊记者表示。
“联系难、教育难、管理难、服务难。”多年的流动党员管理经历，让丰台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希强一口气说出四个“难”。管着人才中心存档的4000多名流动党员，他直言：“干好这活儿，挺难。”
丰台区人才服务中心一位名叫刘宝青的支部书记，曾绘制出一幅流动党员的住所地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部分党员找回。“有些流动党员因换工作、住所、手机，和组织失去了联系。”王希强说，“有组织没活动、有活动没场所”的情况以前长期存在，党组织凝聚力难以发挥，创造力也难以释放。而且流动党员最终会回归各自工作单位，上级组织很难有效监督其表现。因此，要想“管着、管住、管好”流动党员，“真得费一番‘心血’”。
非公企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也不轻松。
一个非公企业为何要建党支部？近几年，91金融CEO许泽玮经常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用5年时间走过传统企业10年的发展之路，但这并不代表大家的观念也能同步发展。我们的员工年龄、职业背景、地域各有不同，想法很难统一。”许泽玮本身是党员，91金融所在的西城区德胜街道和中关村西城科技园区也很支持，这让他最终选择开展党建，希望以此将员工思想“拧成一股绳”。
虽然有过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团委工作的经历，但在非公企业开展党建，远比他想象得复杂。传统观念是首要障碍。“有人说非公企业发展业务最关键。而我认为党建可以促进业务发展。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认同这一观点。”许泽玮说，一开始部分公司高管觉得党建跟自己没关系。“所以，推动这事儿就得‘一把手’来。”
不专业，是第二个困难。许泽玮说，回想以前党支部活动时的一言一行，一看“就是外行”。“直到德胜街道给我们派来专职副书记才有改善。‘主题党日’的建议，就是他指导提出的。”
组织对接难，是第三个难点。6月底，公司党支部将“主题党日”地点选在河南省林州市红旗渠，希望让员工接受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洗礼。“但是我们没能找到一个直接的对接渠道。”一度为此事犯难的许泽玮说，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本次“主题党日”即将成行。“但如果其他非公企业没有相关资源，即便有党组织，活动也很难办好。”
在城市基层党建实践中，进行模式创新已逐步变成“圈内人”的追求方向。
“我们正逐步健全‘三级八纵’组织体系。”王荣森口中的“三级”，指的是区委社会工委，各街道乡镇成立社会工作党委和社区、村党组织；“八纵”，就是分别强化科技园区、人才等八个系统党工委的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职能。“‘三级八纵’组织体系消除了流动党员工作空白点，初步形成了以街道、乡镇党组织属地管理为主，条块结合、组织联动、优势互补、共同管理的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格局。”
过去几年与某餐饮企业合建的6所“党员驿站”，是丰台区人力社保局局长冯晓光和王希强等人共同的“心血结晶”，成为“党企共建驿站”的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和服务的新模式。
丰台区人才服务中心党委办公室专职党务干部高萌还记得，去年总部基地的“党员驿站”曾举办过创业沙龙。创业导师和创业成功党员的联合“会诊”，让很多流动党员创办者受益匪浅。
如今，“党员驿站”逐渐成为“联络站”和“加油站”。流动党员在这里交流沟通，阅读党建、文化科学和生活类图书报刊,还能使用多媒体电教终端在网上学习。
与流动党员管理模式创新相比，非公企业党建更显“个性”。
“在91金融，党建活动邀请对象的范围更宽了。”许泽玮说，“不管组织关系在不在这儿，只要是党员，都会被纳入党支部活动范围。同时我们还会邀请公司的民主党派人士、重点培养对象和高管参加或列席。这在机关事业单位的党组织活动中并不常见。”
德胜街道统筹办负责德胜街道区域内非公企业党建的组织协调。《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见到“统筹办”主任马原时，他刚和一位非公党员“聊完天”。
“聊天”并非漫无目的。“德胜地区目前有包括流动党员在内的300多名在册党员，我们计划用一年时间，对地区所有非公党员进行访谈，并制作访谈档案，形成地区非公党建工作的一手资料，帮助街道更好为非公党员服务。”马原说。
北京诺亦腾科技有限公司有意成立党支部，就是访谈的“成果”。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浚懿党龄近10年，他的初步想法是发挥公司在信息传播和信息呈现等方面的技术优势，透过VR（虚拟现实）技术让公司党员群众“重返井冈山”，实现党建题材与新科技的有效结合。“尤其是对公司的‘95后’党员来说，无论是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是运用VR技术学习党建知识，都会让他们增加亲身体验的感受。”
面对变化了的基层党建需求，唯有实现突破，才能满足城市基层党建的现实需要。
作为资深党建专家，戴焰军曾赴江苏南通、辽宁大连等地调研流动党员情况。他告诉记者，全国城市基层党建领域都面对着与北京一样的共性问题。比如一些远洋船务公司员工本身是党员，却因出海长时间无法正常参加党组织活动。“这一方面需要强化流动党员自身的组织观念，发挥好关怀和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还需要将他们组织起来，助其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针对丰台每年因工作调岗或出差往返于天津的党员千余人次的实际情况，“党员驿站”去年落户天津。“京津冀协同发展，基层党建要先行。”王希强曾参与天津滨海新区“党员驿站”的考察建设。他说，虽然面临着体制机制障碍，但“先阵地覆盖、后活动覆盖、再管理模式覆盖”的“三步走”目标没变。
“我们每年从区财政列支400多万元，招聘了百余名商务楼宇、街乡社会工作党委党务专职工作者，充实工作力量，保障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正常进行。”王荣森说。
“流动党员管理是一项艰苦工作，必须依靠一批有经验的基层党组织负责同志。”戴焰军认为，如果流动党员认可基层党组织是自己的“娘家”，那说明党务工作者的工作做得务实、到位。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前几天，许泽玮刚从“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归来。“这次由北京市委统战部和市工商联组织的高级理论研修班，成员都是非公企业人士。虽然有些是党员，而且也有进行非公党建的想法，但大多数还没有开始实施，这与他们对非公党建缺少了解有关。”
结合自身的实践，许泽玮提出了两个建议。其一，能否在实行党组织“属地管理”的基础上，对非公企业党组织增加“行业管理”。“假如一个非公企业从西城区搬到东城区，党建等联系又得重新建立。如果尝试行业管理就会避免这一问题。”他说，比如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对北京金融类企业进行业务管理，如果同步提供党建指导，将大大提高非公企业的归属感。对此，戴焰军表示，要把属地管理跟行业管理结合起来，还需要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寻求突破。
其二，将非公企业党建活动纳入所在地党组织整体党建活动规划，增加针对非公企业党建活动的接口。“比如在红旗渠，由讲解员给我们讲述当地的发展历史，与我们自己旅游参观所接受的教育效果当然不同。”许泽玮说，“哪怕只是在非公企业党建活动时，有人告诉我们该如何规范地打党旗，都能提高活动效果。”
目前，马原所在的德胜街道正在筹划组建西城区工商联德胜商会的联合党支部。联合党支部一旦组建，将涵盖商会200多家会员单位。此外，街道社会组织孵化中心联合党支部也在筹备中，入驻的社会组织也将拥有“党建之家”。
记者采访当天，马原等人与北京诺亦腾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了首次正式组织谈话，确定了该公司成立党支部的一些细节。“成立党支部后，我们首先将组织公司党员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并运用到公司日常工作和研发活动中。”王浚懿说。
（摘自《组工文萃》2017年第二期）
稿件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