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那些登上权力巅峰的年轻人
△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
2017年10月15日，奥地利人民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获胜，年仅31岁的党主席塞巴斯蒂安·库尔茨将出任新一届总理，从而成为全球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一周之后，37岁的新西兰工党领袖杰辛达·雅顿在大选得票落后的情况下，与其他小党派组阁成功，不但将成为新西兰自1856年以来最年轻的总理，也将成为全世界最年轻的女性领导人。
提起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年事已高、饱经世事、庄重自持的男人或女人。但近几年来，这一刻板印象已越来越过时，全世界一下子冒出了多位年龄不到40岁、从传统眼光看很“幼齿”的领导人，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民选产生的。
除了库尔茨和雅顿之外，夏尔·米歇尔2014年出任比利时首相时是38岁，是该国1840年以来最年轻的领导人；2015年，40岁的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出任希腊总理，是希腊约150年来最年轻的领导人；优素福·沙赫德2016年出任突尼斯总理，时年40岁，是突尼斯1956年独立以来最年轻的总理；2016年底，38岁的于里·拉塔斯当选爱沙尼亚总理；2017年4月，马克龙以39岁打破了由拿破仑保持长达170年的纪录，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到了6月，印度移民第二代、公开同性恋身份的瓦拉德卡当选爱尔兰统一党主席后，以38岁成为爱尔兰最年轻的总理。
这种国家领导人不断打破各种低龄纪录而且扎堆出现的现象，让全世界惊讶不已，人们津津乐道于他们看似轻松顺遂的传奇上位过程，而更根本的问题是：这些领导人是从哪来的？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他们的产生？为什么国家领导人的年龄可以一下子降低这么多？如此年轻和经历单薄的领导人，对他们所在的国家和世界来说是福是祸？
金融危机也是领导力危机
年轻领导人的大量涌现，根本原因是过去10年间老一代领导人对金融危机、债务危机、难民危机等形形色色的危机和变化应对不力，导致选民对他们失去了信心。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二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全球的领先地位，正是危机的产物。
1929年10月29日，华尔街股市暴跌，出现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大萧条”。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一方面通过改革和整顿，在短期内恢复了人们对银行体系的信任；另一方面进行社会改革，调整劳资关系，举办公共工程和社会救济，对资本主义体系注入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从而挽救了资本主义，并让其重新焕发了活力。尤为难得的是，这些措施大多是在他上任之后的100天里就出台的，历史学家的评价是罗斯福在8天里使“资本主义起死回生”。
而从多个指标看，2007年9月爆发的金融危机都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它的发生和蔓延，在每个国家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左右离不开这样一些因素：金融创新过度和监管不力、经济竞争力不足和增长乏力、福利开支过大导致公共财政破产，在这些因素的背后，已经不是单一层面的问题，而是对经济增长模式、财富分配方式、福利制度等资本主义现存基础制度的拷问。
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又到了一个关键转折点。这本该是最有利于产生伟大领导人、让其大展拳脚的“时势”，也有不少领导人有成为“罗斯福”的宏愿，但最终，我们并没能看到新的“罗斯福”。在不少国家，领导人是旧貌换新颜，但在政策上却是新瓶装旧酒，除了咒骂银行家贪婪和威胁提高所得税外，几乎没有领导人能拿出应对金融危机的良方。
尽管过度的福利制度已经拖垮了多国的公共财政，酿成了债务危机，但几乎没有领导人敢于对福利制度开刀；美国的贫富分化和不平等程度正处于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点，甚至比欧洲还严重。在国际上则面对来自中国的竞争，与伊斯兰世界寻求和解的努力也毫无结果，很多人担心此次金融危机是美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但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美国的政治家们并没有表现出革故鼎新的气派，而是忙于党争和内斗，互相拆台看笑话。
始于2010年1月的债务危机从希腊一个国家的问题迅速演变成一个横跨欧洲的大恐慌，欧洲领导人进行了无数次的会谈和磋商，但自始至终，却连危机的根源也没有搞清楚，更谈不上有效的应对。以德国为首的紧缩派认为，南欧国家此前多年的好逸恶劳、挥霍无度是危机的罪魁祸首；而希腊等国家则毫无悔恨和感恩之心，反而责怪德国傲慢，认为紧缩完全是德国的阴谋，是为了在欧元区确立自己“发号施令者”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政坛的左右易手已经上演了好几轮，然而无论是“左转”还是“右转”，情况都没有明显的好转，政治家的花架子倒是层出不穷。
债务危机还没解决，难民危机又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欧洲领导人陷入到左右为难的境地，而不加掩饰排拒难民的极右翼政党在欧洲纷纷崛起，匈牙利、波兰已经率先选出了保守派政府，荷兰的右翼政党也正在兴起，连对二战纳粹历史反省深刻的德国也在大选中首次让有排外意识形态的右翼民粹选择党进入联邦议院。右翼势力的崛起，正在对欧洲现有的政治格局和政治理念产生着越来越激烈的冲击。
选举正在变成真人秀
一个领导人本身是什么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竞选团队能让他呈现什么形象，以及这种形象是否能成功推销给民众，领导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种媒体选秀。
老一代领导人让民众失望，而社交媒体的崛起带来的选举形态的改变，则使得年轻领导人的脱颖而出成为可能。
早年，领导人的产生主要通过统治集团的内部选拔，看的是资历、能力、人脉、手腕等传统因素，因此必定是一步一个脚印，弯道超车的可能性比较小，而民众因为无法了解内情，只能在经历相似的几个人中间做选择。
到了20世纪60年代，电视介入选举，尼克松的形象好帮了大忙，这意味着相貌和民众观感等此前被忽略的因素左右了选举，领导人的选拔标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到了今天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形象气质、是否善于和选民媒体沟通、主要政见是否“接地气”等外在因素的作用进一步被放大，政纲、从政经历、人际网络、政党奥援等传统变量日益无人关心。
一个领导人本身是什么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竞选团队能让他呈现什么形象，以及这种形象是否能成功推销给民众，领导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种媒体选秀。而各政党也开始意识到形象的重要性，在面临危机时会试图通过推出年轻领导人的方式来解困。库尔茨和雅顿的上位，都是在本党领导人因为民望低迷、在大选前被迫辞职的情况下发生的。
与此同时，虽然在民主的现实操作上，代议制民主和民众之间的联系在弱化，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普通民众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但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的存在，却给每个人造成了一种自己可以“话事”的虚幻感觉。
于是，今天的人民要求领导人不仅要把事情做对，还要用他们能接受、让他们开心的方式来做。很多时候，领导人的好玩有趣甚至比正确更重要。不苟言笑的传统政治家，对他们来说太沉重了，他们要的是让他们轻松愉快、永远肯定宠溺他们的同伴。在《铁娘子》一片中，晚年的撒切尔曾说过：“知道这个时代的最大问题吗？我们被这样的人领导着，他们注重感觉多于思考和想法。”
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年轻有活力，辩才无碍，善于利用Facebook、YouTube等社交媒体进行政治动员，就成了领导人脱颖而出的必需。而谁最善于使用社交媒体呢？当然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生的这一代互联网原住民。传统政治家一来对社交媒体的影响不敏感，二来习惯于和民众保持距离，这些无疑都很不讨喜。因此毫不奇怪，无论是库尔茨、雅顿还是马克龙，竞选宣传更多强调的是他们的年轻活力和个人轶事，而不是沉闷乏味的政纲。而很多民众感动于马克龙和妻子冲破世俗观念的爱情故事、津津乐道于库尔茨1.86米的模特身材和雅顿早年的荒唐岁月，却对他们的治国理念一片空白。
循这些途径和趣味产生的领导人，无疑个个活力十足，会讲故事，会讨好民众，是媒体的宠儿。但年纪太轻、经历单薄意味着他们大多对社会世情并无真正的了解，政治往往是他们唯一从事过的职业，网络成就了他们，但治国却是在线下，不仅关乎作秀和发表演讲，更面临实实在在的利益博弈和权衡。
△爱尔兰总理利奥·瓦拉德卡
历史对领导人的要求
真正的年轻是思维和行动上的年轻，库尔茨们如果能发挥年龄优势提出让人脑洞大开的全新解决方案，如果能把动员起来的民意用于凝聚共识、推动改革的话，才真的算对得起民众的期待和托付。
可以说，今天西方世界面临的危机前所未有，而从历史上看，能否有效应对危机、开创新局面，和一个人的年龄并没有直接关系。事实上，无论是年轻还是年长，历史对领导人的要求是一致的，那就是能不能创造性地解决时代和国家面临的问题。
如同前文所言，今天世界面临的很多问题更多是结构性的和内生性的，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难有成效。例如失业率高的问题。这是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的痼疾，它产生的重要根源是过去几十年对劳工的保护过度，相关的规定日益走向极端，欧洲尤甚。例如即便员工不称职，雇主也几乎不可能解雇，否则可能面临漫长的官司；员工在夏季长时间带薪休假，企业负担沉重。这样一来，雇主普遍不愿意增加人手，即便真的需要，也倾向于使用临时工和派遣工人以规避严苛的劳工法律，就业率自然难以提升，已有的就业机会质量也不高。问题在于，每个人都知道这种状况难以为继，但没有一个人愿意改到自己头上。
而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领导人，都需要面对这些棘手问题，历史和民众不会因为你年轻而网开一面。真正的年轻是思维和行动上的年轻，库尔茨们如果能发挥年龄优势提出让人脑洞大开的全新解决方案，如果能把动员起来的民意用于凝聚共识、推动改革的话，才真的算对得起民众的期待和托付。
（摘自《组工文萃》2017年第十二期）
稿件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