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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政|改革呼唤政治家

2015-11-08 覃爱玲 领导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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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需要并可能造就优秀政治家的时代。他们必须倾听时代的呼唤,也要保证中国这艘巨轮能够平稳前行



中国的政治家



在当代中国,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政治家?

有自己的政治原则和信念,不为流俗所惑,对社会发展大势具有判断能力,不取悦民众的短期所好,并能冲破利益集团或意识形态的桎梏,顺应历史潮流,推动有益于民众真实需求的社会变革,这些几乎古今中外通行的标准,仍是我们现成的衡量方法。

一位来自拉美的媒体人曾向《南风窗》记者感慨,中国人很幸运,有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家,能把握住大的社会发展方向,又能让后继者沿着同一条道路走下去,所以能出成果。“我们国家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前后政策相差过大,几乎每过几年就得连根拔起从头开始一次,这种政策的不稳定性,使得经济社会很难走上正轨。”

美国汉学家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一书甫一面世,便风靡华夏。在历史的关口,邓小平用“摸着石头过河”的现实策略,将中国从意识形态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并规定了至今仍在实行的“发展经济、稳定政治”的历史性框架。

时下的中国,进入常人政治时代,开始真正的“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而非如毛泽东、邓小平等个人具有绝对权威。至今,已经实现了第二次10年一次的领导人集体交接班。他们的共性比较明显,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从青年时代起因为某种机缘“学而优则仕”,成为培养对象,总之,有着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历练出来的政治才干,一般喜欢在舆论中保持一种“稳健的开明”形象。

“不争论”,“不折腾”,“实干兴邦”,从这三个重要的政治口号中,可以看出从邓小平到今天的新一届领导人,其治国理政的思路一脉相承。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这一思路在中国社会,至少是相当一段时期内,有着深厚的民意土壤。

与30年前有所差异的是,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大幅上升,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西方社会造成的负面冲击,中共领导人开始更多地谈论“制度自信”,而非邓小平时代的“摸着石头过河”。同时,他们也明确意识到,过往的发展亦造成了“固有利益格局”,他们声言要打破这种格局,进一步释放社会的活力。熟悉政治发展史的人们都可以敏锐感觉到,这正是政治家有可能要大发异彩的征兆。

具体到政治人物的选拔上,已经有人开始表示,中共这种“培养制”选出来的政治领导人物,可能比西方通过投票方式选出来的人物更具政治经验。(基辛格就注意到,美国的政治家们更年轻,用于学习的时间更少,更缺乏经验,在政治上有急于求成的倾向。)

常人政治

需要提醒的是,常人政治并不等同于政治家的平庸化甚至矮化为官僚体系的“代言人”,只不过是时间的推移和任何制度维持生命力必然会带来的客观阶段——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和固定的任期制等。政治家的决断力照样不可或缺,这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责任,正如10多年前的入世谈判一样。今天,谁也无法否认,这一决断深刻改变了中国和世界。对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做出重大贡献的前总理朱镕基,他推行的大规模行政体制改革,减员分流,是许多人至今怀念的“大手笔改革”。他曾声称,“抬着棺材”也要改革,的确也为时至今日的中国经济打下了框架性的制度基础。大批他所培养的经济管理人才,正处在中国经济的各个关键岗位上。

即使是对“摸着石头过河”的邓小平,我们也不能因为过往改革在时间长河中身影日渐模糊,而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当时的改革就是增量改革,容易得很,通过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我们也可以看到,政治家一样时常处于既得利益群体和思想“保守”群体的反对之下,无论恢复高考、包产到户、精简军队和特区实验等,都是如此。政治家的使命是,不能让我们这个社会被既得利益绑架,正如政治家的公共政策有时候也会被其绑架一样。

常人政治时代的另一特点则正是常人政治本身带来的,即政治家的责任更多倾向于利益的平衡和协调,任何“极端”的做法,往往受制于常人政治下的政治框架而变得“行不通”。比如,政治家现在不能不顺应民意,矫正某些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同时又不得不在某些领域推进市场化。同样,贫富差距拉大要求政治家促进财富的公平分配,同时也要警惕,非理性的仇富和不以社会整体财富增长为目标的社会再分配,都可能导致社会陷入整体性的退步。

现代政治家追寻

显然,中国的社会不可能永远停留在“邓小平时代”。经过30多年的迅速发展,中国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那种贫穷的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化中期的初级阶段。在高速的经济发展下,政府对于政治和社会领域一直处于被动应对和修补状态。

在这种状况下,如何现实有效地进行综合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成为考验中国政治领导人的一道主要难题。伟人与历史谁造就谁,这个老掉牙的话题,因其社会实用性,必将一再地被人问起。

另外,在以政府为载体的党的政治家之外,随着社会空间进一步扩大,公民意识进一步深化,日益活跃的民间社会中,大批民间意见领袖已经具有政治家的雏形。他们尚主要表现为以言论参政,通过舆论影响各种或宏观或具体的社会事务,但亦已出现一些简单的公民行动。政府如何与民间社会更好地互动,是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重大问题。

对于掌握施政权力的政治家而言,适时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是难以回避的。问题不在于改不改,而是政治家如何在改革中获取自己的支持力量。不能让政治家获得支持性力量的改革,注定会陷入“停顿”的宿命。而伟大的政治家的一个特点又是,常常会从改革中获取力量的灵感。是时代在推着政治家前行,敏锐的有判断力的政治家又会引领时代。

(摘自《领导文萃》2013年9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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