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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官商为何不分家

2015-11-08 习骅 领导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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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鸦片战争后,大清强敌环伺,民不聊生,国运日坠,朝廷上下束手无策,迫切需要经国之才。这时,张之洞就国防和外交政策发表的系统意见引起了朝野瞩目,慈禧看后,先是惊讶,后是连连点头。看起来主客观条件都已具备,但张之洞早已不是愤青,他知道孔方兄不能不出场,必须去求山西票号了。

经朋友牵线,张之洞来到平遥会馆,与著名的日升昌票号的老板见面。日升昌老板问他打算借多少,张之洞说十万两。日升昌老板表示三天后给他回话。

日升昌是山西、也是全国最早的一家票号,实力雄厚,信用度高,分号遍及全国各地。十万两对日升昌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但老板之所以如此回话,是因为他有事要做。在北京营业的山西票号都有一个名册,有投资价值的各级官员的情况都在上面,只要名字在册,张口就到账。名字不在册的官员如果借钱,票号就要启动客户调查程序,根据调查结果再做决定。

可日升昌老板翻遍小册子,也没看见张之洞的名字。而且,这个姓张的没有任何背景,也看不出有什么政治前途。虽然时作惊人之语,但只是个小小从四品,还是刚提拔的。岗位职责是为上面讲话发文件找点资料,人家用不用还两说。父子两代做官几十年,老家没添半亩田。总之,如果借钱给他,等于拿银子打水漂玩。于是,三天后,日升昌老板委婉地拒绝了张之洞。

不过,第二天,绝望中的张之洞收到了一封请柬——协同庆票号老板请他赴宴。

协同庆的规模和实力比不了日升昌,一下子很难拿出十万两巨款。但它能在京城站住脚,自有它的道理。因为大客户早被大票号瓜分,它就锁定小客户,用低低的成本、浓浓的人文关怀,既做了生意,又赚了感情。日升昌拒绝张之洞话音未落,协同庆就启动了应急预案。

在协同庆的花名册上,张之洞在“有抱负、有潜力、缺机会的小官”一栏。根据内部消息,最近张之洞行情看涨,不排除是一匹黑马。他的问题在于自视甚高,人脉枯薄,动手又太晚,每个环节都可能有阻滞,所以资金很关键。他身陷如此困境,在他身上投资,他一定不会忘记。他的工资仅能糊口,家里还养了十几只猫,而养宠物的人一般都重情重义。但这单生意也存在血本无归的可能性,这是协同庆无法承受的,于是协同庆召开董事会协商。

董事会经过一夜磋商,最终做出了一个完美方案。席间,协同庆老板劝酒夹菜,谦恭有加,好像没有别的事。张之洞满腹狐疑,好几回想咨询一下借钱的事,可人家总是笑笑说:“这是小事,喝酒喝酒。”等到酒足饭饱,协同庆老板正色道:“您的文章、韬略、人品,举世景仰,我们早就想结识您了。您时运不济,憋屈多年,大家都为您鸣不平。需要我们搭把手的话,您尽管吩咐。”

第一次如此受人尊崇和理解,张之洞不禁热泪盈盈地说:“数字太大了,恐怕你们也为难。”协同庆老板问:“30万两够吗?”张之洞大惊:“十万两足够了!”协同庆老板又问是不是一次性送给一个人,张之洞说不是,需要打点的人不少。于是,协同庆老板给他出了个主意:“您这么大官,弄一堆银子回家目标太大,也不安全,不如每次用多少过来拿多少,一直到起效果为止。”

协同庆刚为张之洞支付了三万两,馅饼就像雨点一样砸向张之洞,也砸向协同庆。1881年七月,慈禧做出了一个清史上罕见的决定:张之洞由翰林院侍讲学士直升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年底,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次年到任不久,又不断转任其他重要岗位。又过两年,张之洞荣升两广总督。

张之洞终于实现了封疆梦想,开始在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他也不忘老朋友。一到广州总督署,他就开始招商引资,让协同庆票号垄断了两广的金融业;辖区内所有上缴中央财粮税款事务,均由协同庆代理,短短几年,协同庆轻松赚进百万,势头直逼日升昌。

张之洞与协同庆的成功合作,是封建社会官商关系的缩影。明清两代,晋商掌控全国商业、金融业达500年之久,天下富人十之六七是晋商,其成功的秘密就在于与官场的关系。晋商明着是做生意,功夫却在生意之外。

晋商的第一桶金是朱元璋给的。当时为了防范残元政权,必须加强边防,但大明的后勤工作总跟不上。因为山西与蒙古地区是邻居,朱元璋就与山西商人做了一个交易,只要他们肯给边防军供应粮食,就能拿到食盐的特许经营权。晋商的腰包迅速鼓了起来,接着便杀向了全国。

清朝入关之前,同样面临军事物资短缺的问题。晋商哪管什么社会责任,而是忙着走私,在两边游走大发其财,作用相当于清军后勤部部长。因此顺治一到北京,就隆重宴请了八位晋商代表,并将他们列编于内务府。

当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客观上呼唤金融资本的时候,晋商的商业分号因为早就遍及全国,便摇身变作网点密布的票号。票号的鼎盛期在1900年到1910年,当时全国总共51家票号,有43家是晋商的,其动力还是官场。

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慈禧狼狈西逃,一路食不果腹的情形到了山西才有所改变。晋商准确地预测到政局的发展走向,为慈禧一行接风洗尘,热情有加,临走还奉上20万两零花钱。慈禧大悦,《辛丑条约》签订后,连本带息约十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通过晋商票号走账,晋商大发了一回国难财。

所以说,晋商离不开官场只是问题的一面,官场同样离不开晋商。官商共生共荣的结果是滋生各种帮派,对封建政权构成致命威胁。到了晚清,晋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各级官员,甚至能左右政府决策。由于双方关系如胶似漆难分难解,自然形成了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第二政权”“影子政府”。这对朝廷是真正的噩梦,因为在不知不觉间,政权合法性流失殆尽,权力转移。

(摘自《领导文萃》2015年8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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