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西柏坡“六曰”：中央“进京赶考”前定下的规矩
凡是到过西柏坡的人都知道，在西柏坡纪念馆内有一块醒目的红底白字展板，上面写着：“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的六条规定，是中共中央“进京赶考”前定下的“规矩”。1953年8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再一次强调了这六条规定：“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六条规定从此被人们简称为“六曰”。
“六曰”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真要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就拿“一曰不做寿”来说，毛主席自己都需经过百般推辞才能逃过“被做寿”，其他领导同志特别是各级党政军“一把手”就更加要强调这一点了。可以说，做寿还是不做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对此是深有感触且深受其苦。
早在1947年十二月会议期间，恰逢毛泽东54周岁生日，与会的同志说：“我们正赶上吃你的寿面了。”毛泽东不得不像往年一样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拒绝。1948年，五大书记齐聚西柏坡，毛泽东55周岁生日临近时，中央机关的一些同志又开始以“改善伙食”的名义张罗着给主席做寿，毛泽东以“影响不好”为由加以拒绝，他说，“希望今后再也不要给党的领导人过生日祝寿，这样影响不好”。可能觉得这样说力度还不够，于是又强调，“这要定为制度，谁也不能违反”。
1949年，在全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在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关键时期，在经历了连续几年关于做寿的“博弈”之后，毛泽东已经深深地意识到，只有将“不做寿”作为规则确定下来，才有可能将做寿“这个封建旧习惯”改革掉，于是就有了七届二中全会上六条规定中的这首条规定。
“二曰不送礼”，主要是针对党内“慷公家之慨”的送礼行为。彭德怀作为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就极端讨厌“慷公家之慨”的请客送礼，对那种连吃带拿的腐朽作风更是深恶痛绝。他曾批评那些爱请客送礼的人说：“什么你请客？人民请客，国家请客！这种风气要不得！”
毛泽东将“不送礼”作为一条规矩，主要就是担心公款性质的“礼尚往来”会助长攀比之风、享乐之风、奢靡之风，会让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甚至腐化堕落。应该说，毛泽东的警觉和担心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很有远见的。
当下，礼尚往来被庸俗化了，礼品本身堂而皇之地成了“主角”，无礼品即无礼节，无礼品即无礼仪。因此，保持党内的一片净土至关重要，就像毛泽东所说，“至少党内不要送”，这是送礼的底线要求。
毛泽东是一贯反对喝酒的，他经常对身边的人说，“喝酒会误事，不能喝的人最好不要喝，能喝的最好少喝”。但是，“无酒不成席”是中国的传统习俗，大多数人都难逃酒的“压迫”，连毛泽东也不例外。
1930年毛泽东在江西偶遇三弟毛泽覃，毛泽覃提出共饮一杯酒，毛泽东却道：“喝酒误事，请你自便。”
1949年米高扬来到西柏坡，曾经提出要与毛泽东比酒量，毛泽东以辣椒反击，提议每喝一杯酒吃一个红辣椒，米高扬招架不住，最终毛泽东只喝了两杯白酒了事，“欲饮自便、不饮莫劝”，这是毛泽东喜欢的饮酒方式。
毛泽东反对饮酒，除了自身确实不能喝酒也不喜欢喝酒之外，更主要是反对胡吃海喝、铺张浪费，甚至借摆酒席大肆敛财的腐败行为。饮酒伤身事小，对社会风气的败坏事大，是对党和政府形象的败坏。
关于“四曰少拍掌”，说的不仅仅是拍掌的问题，而是改进文风、会风和工作作风的大问题，反对的是报喜不报忧、说好不说坏、说成绩不说不足、说假话空话不说真话实话等问题，反对的是虚张声势、好大喜功、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夸张仪式。
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和毛主席离开西柏坡“进京赶考”，听说保定要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坚决不同意。24日下午，车队到达河北涿县。晚上研究进北京城的仪式问题时，不少同志认为，既然是胜利之师，入城就该有些气派，至少应是锣鼓喧天，各路人马夹道相迎，以壮中国革命之声势。但毛泽东坚持“还是简单的形式为好，场面不要过大，不要动员那么多的群众”。
“少拍掌”体现了对群众的尊重，是对群众路线的坚守。乱拍掌会掩盖真相，掩盖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真实联系。有些领导同志习惯了听人拍掌，不管是视察工作还是做报告，要是听不到掌声，首先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受欢迎，然后是怨恨接待单位“不会办事”，接下来就可能给你“穿小鞋”。因此，接待单位大都会安排群众拍掌，甚至还会临时召集一些人来捧场，形成一种宾朋满座的热烈气氛。“少拍掌”对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对坚持群众路线，对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对改进文风、会风和工作作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时世界各国出现了很多以国家领导人命名的地名，如“华盛顿市”、“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等，党内也有不少人提议以毛泽东等伟大领袖的名字命名城市，均遭到毛泽东的反对。由于斯大林在苏联大搞个人崇拜，国际影响很坏，有了这个前车之鉴，毛泽东对“以人名作地名”非常敏感，态度也一直非常坚决。
1946年6月18日，《新华日报》“批评与建议”栏目发表了徐竟的《革命领袖与烈士的名字不能乱用》一文，文中指出：“最近有些地方的行政机关，不慎重考虑纪念先烈及尊重革命领袖的伟大精神，而只局限于表面的纪念，随便应用革命领袖的名字，作一些小地方或街市的名称……这样将先烈和革命领袖的名字混用起来，使很多群众分不清。”“分不清”这倒是个小问题，毛泽东更担心的是“以人名作地名”会诱发个人崇拜。
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不以人名作地名”从此正式上升到国家法规的高度。
关于“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也有一段故事。早在1944年春，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了一篇编者序言，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说，此篇看了，写得很好，对我也上了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
1948年秋，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建议把毛泽东思想提升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坚决不同意。1949年春，毛泽东又强调，“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同样，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摘自《领导文萃》2014年2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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