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诺尔贝经济学奖得主告诉你什么是贫穷的本质
2019年度诺贝尔奖项中的最后一项，诺奖经济学奖刚刚于瑞典揭晓。
据诺贝尔奖官网消息，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4日中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杜夫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此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只颁给过一位女性——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奥斯特罗姆凭借对经济治理尤其是公共经济治理方面的分析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此次Esther Duflo获奖意味着，第二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诞生。
诺贝尔奖官网称“这项贡献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来源：诺贝尔官网、21数据新闻实验室、中国青年报、21世纪经济报道（ID：jjbd21）、外滩董事会
本文作者：伊卡洛斯
封面来源：Johann Walter Bantz on Unsplash
Michael Kremer（迈克尔·克雷默），生于1964年。1992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哈佛大学）经济系发展中学会的盖茨教授。他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麦克阿瑟奖学金和总统学院奖学金的获得者，并被世界经济论坛任命为全球青年领袖。他还致力于慈善事业的研究，以帮助全世界贫困人口。
克雷默最近的研究调查了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卫生、水和农业。他被评为“科学美国人”年度50名研究人员之一，并因在健康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拉丁美洲的研究而获奖。他帮助制定了疫苗预先市场承诺（AMC），以刺激发展中国家在疫苗研究和疾病疫苗分销方面的私人投资。
2010年秋，他成为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发展创新风险投资（DIV）的创始科学总监。克雷默博士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是精准农业促进发展委员会的成员。
Abhijit Banerjee（阿比吉特·巴纳吉），1961年生于印度孟买。曾在加尔各答大学、Jawaharlal Nehru大学和哈佛大学接受教育，1988年从美国剑桥的哈佛大学博士毕业。美国剑桥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
2003年，他与Esther Duflo和Sendhil Mullainathan一起创建了Abdul Latif Jameel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并仍然是该实验室的负责人之一。2009年，JPAL获得了BBVA基金会“知识前沿”发展合作类奖。
巴纳吉曾任经济发展分析研究局主席，NBER研究员，CEPR研究员，基尔研究所国际研究员，美国艺术科学院和经济计量学会研究员，曾任古根海姆研究员和阿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P.Sloan）伙计。JPAL获得了首届BBVA知识前沿世界级研究奖，班纳吉教授获得了2009年Infosys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奖。2011年，他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100强思想家之一。他的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和经济理论。他著有大量文章和三本书，其中包括《穷人经济学》，该书获得了高盛年度商业图书奖。他于2006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纪录片《疾病之名》。
Esther Duflo（埃斯特·杜夫洛），1972年出生于法国巴黎。来自美国剑桥麻省理工学院。Abdul Latif Jameel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扶贫与发展经济学教授。她是过去十年间其论文被全世界引用最多的女性经济学家以及众多重要经济著作的合著者。
埃斯特·杜夫洛曾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经济顾问，她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像管道工那样工作，或者至少“我们中应该有一些人花部分时间做部分那样的工作”：不仅安装系统，而且还必须随时观察，在出现明显泄露和堵塞的时候进行修补和疏通。
埃斯特·杜夫洛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的Abdul Latif Jameel扶贫与发展经济学教授，也是Abdul Latif Jameel扶贫行动实验室（J-PAL）的联合创始人和联合主任。在她的研究中，她试图了解穷人的经济生活，目的是帮助设计和评估社会政策。她曾在卫生、教育、金融包容、环境和治理等领域工作。
埃斯特·杜夫洛教授的第一个学位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历史和经济学。她随后于199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埃斯特·杜夫洛获得过大量荣誉：于2010年获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这一被称作小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奖项专门颁发给40岁以下、为经济学思想和知识做出卓越贡献的年轻经济学家。还有2009年度麦克阿瑟“天才”奖学金、《经济学人》杂志“八大杰出经济学家”之一、《外交政策》杂志“百位最具影响力思想家”之一、《财富》杂志2010年“40位40岁以下”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领导人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阿比吉特·巴纳吉正是埃斯特·杜夫洛的博士论文导师同时也是夫妻。两人曾合著《贫穷的本质》一书，两位作者在书中探讨：为什么穷人吃不饱饭还要买电视？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即使上了学也不爱学习？为什么他们放着免费的健康生活不去享受，却要自己花钱买药？为什么他们能创业却难以守业？为什么大多数人认为小额信贷、穷人银行没什么效用？
自打贫穷一出现，我们就产生了某种以约定俗成的方式来贬低穷人的冲动。他们被描述的有时懒惰、有时上进、有时高尚、有时鬼祟、有时愤怒、有时顺从、有时无助、有时自强。而实质上，这些对他们的看法无助于帮助那些处于贫穷状态下的普通男女实现希望、消除疑惑、弥补不足、满足愿望、坚定信仰、解决困惑。穷人的出场通常只是作为某种励志剧或悲剧的主人空，或令人钦佩、或惹人怜悯，而不是某种知识的传播者，人们更不会向他们咨询其想法或计划。
穷人所陷入的困境与很多其他人的困扰似乎是一样的——缺乏信息，信念不坚定、拖延。的确，我们并不贫穷，受过良好的教育，见多识广，但我们与穷人的差别其实很小，因为我们的认识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少得多。我们的真正优势在于，很多东西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的。我们无须担心我们的明天是否面临生存问题，换句话说，我们急用用不着自己有限的自控及决断能力，而穷人需要不断运用这种能力。
不过，必须清楚的是，即使这些人处于贫穷状态，他们机会在所有方面都和我们一样。穷人与我们有相通的欲望和弱点，也并不我们理性多少——正好相反，恰恰因为他们几乎一无所有，我们常常会发现，穷人在作选择时会非常谨慎：为了生存，他们都需要成为精打细算的经济学家。
然而，我们和他们的生活依然有着天壤之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方方面面都已经习以为常，几乎不会在这些方面细细思量。每天微薄的收入对于他们就意味着：他们接受信息的渠道也会受限——所有东西都要花钱来买。因此他们常常对世界上其他人得到的特定信息一无所知。于是，在他们所生活的世界里，很多机构并不是为他们这样的人而建的。大多数穷人都没有稳定收入来源，更不要说给予自动交纳的退休计划了。这就相当于，你在大字不识的情况下，却要根据很多细则做出决定。
这一切都表明，对于穷人来说，要想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自己家人的未来提供保障，他们需要拥有更多的技能和更强的意志力，承担更多的义务。然而，恰恰相反，正是我们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那些小障碍、小错误，在穷人的生活中却成了尤为突出的问题。此外，贫穷陷阱可能不存在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多数人都能吃饱饭，绝对的食物匮乏并不存在，穷人之所以营养不良，是因为他们主要考虑的不是价格便宜，也不是有无营养价值，而是食物的口味怎么样。手里的钱越少，就越不愿意购买健康食品。特别是当你陷入失业状态，你并不想吃乏味的健康食品，而是想吃点味道不错的东西，总会有一些便宜而又好吃的食品诱惑着他们。
于是，我们眼中的穷人世界，常常是一篇失去机遇的土地。穷人往往会怀疑那些想象中的机遇、怀疑其生活产生任何根本改变的可能性。他们的行为常常反映出这样一种想法，即任何值得做出的改变都要花很长时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只关注当前，尽可能把日子过得愉快，在必要的场合参加庆祝活动。
学习的问题从来没有被放在是非突出的位置，在很多人眼里，学到什么比没有入学重要。然而如果学校里学不到任何东西，那么上学对于孩子来说，真的是毫无用处。市场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私立学校之间缺乏一定的竞争压力，家长们也没有获取足够的指导信息。不过在这些之外，需要注意到教育所特有的一个关键问题，教育的每个阶段都是有价值的，但对于教育成果的具体期望会歪曲家长们的需求，这种期望包括公立及私立学校的价值、孩子们的成就，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浪费。
由于自我控制很难实现，自觉的决策者们就会采取其他行动，减少自己将来受到诱惑的可能性。但是，富人会根据目前的资本净值存下更多的钱，因为今天的存款是明天的资本净值的一部分。而对于穷人来说，除非他们能够依据动力与规则行事，拉近与目标的距离，否则一切对于他们来说都会非常遥远。
在传统就业机会缺失的情况下，一种特殊的立业冲动被更多地展现了出来，于是穷人们的事业道路就是买到一份工作：自己的一份小生意，或者是去体制内。特别是对于政府工作的特别强调表面穷人对于稳定的一种向往，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放弃生活里的激动人心。可是，面对“政府办事不养人”的时代，他们这样子，真的能靠得住么。
对于人们来说，用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时可能需要举杯一种稳定感。至于那些看不到自己未来生活质量有所提高的人，他们可能总是不愿继续努力，其生活水平也难以得到提高。一份稳固的收入可以对未来的支出做出更多的贡献，而且也使现在的借款变得更容易、更廉价。这就是为什么一份好工作如此重要。好工作是稳定的、工资可观的工作，它能够赋予人们足够的心理空间，让人们去做中产阶级擅长做的事情。
除此之外：
穷人拒绝计划，更讨厌规划，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些东西会有什么效果。他们的首要选择永远都是：让自己的生活少一点儿乏味。
穷人往往把钱花费在昂贵的医疗上，而不是廉价的预防上。
穷人应对风险的所有方法一般都很昂贵。
……
要想摆脱贫穷并不容易，但只要抱着一种“万事皆有可能”的态度，在加上一点援助（一条信息、一点推动），有时也能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成果。另一方面，错位的期望，必要信仰的缺乏，表面上的一些小障碍，都有可能对这一过程造成一定的破坏。把持住正确的杠杆至关重要，但正确的杠杆往往很难找到。而且，单凭一个杠杆显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同时，真正有用的放肆是从实际问题的角度去思考，这样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找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空谈外来援助。
摆脱贫穷的不存在最好的办法。一方面，一个问题的答案，只取决于你所谓的"效果"是怎样的。而另一方面，最好的敌人，往往就是更好。并且，即便我们对待问题有一个客观而冷静的认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问题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这可能仅仅意味着，我们能够遇见自己会在哪些方面遭遇挫折。我们不能单纯依靠制度，制度最基本的概念：制度规定了参与的准则。这一概念包括了以往分析中的大部分概念；我们也不能只依靠控制消费和收入，人们虽然对价格很敏感，但对收入却不敏感；我们更不能只依靠政策，如果正常不能被正确地实施，计划得再周密完好的正常，也不能发挥作用。而不幸的是，政策的意图和实施之间存在的差距越来越大。
若想使世界上最重大的问题取得突破性精湛，必须要逐步积累、认真思考、细致实验和合理执行，虽然这看上去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现实中，这并不是制定政策的常用方式，发展政策的实施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场场争论，似乎都是以证据的不可依赖性为前提的：能被证明的证据是一种妄想，最多只能是遥远的梦想，或是一种自娱。政策制定者和顽固的顾问更倾向于去继续研究，而不是寻求证据。但是，无论怎么样，这种急促没有任何益处，毫无道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中国故事
“每次来中国都会期待出门只需带手机就能付款的生活体验，关于支付宝、微信支付的使用，我已经是行家。”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如是说。
据统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81人中，有20多位与中国颇有渊源。
唯一女性得主奥斯特罗姆曾多次访华。1997年，她和丈夫文森以及他的中国博士生一起进行项目研究，“我们去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杭州。我对中国农村地区的研究兴趣从那时就开始了。”
1978年的获奖者赫伯特·西蒙，与中国多个学术领域的教授长期深度合作。与西蒙有过接触的一名中国教授回忆说，西蒙到访中国的时候还很想见一见钱学森，因为二人在美国总是错过。
2012年的得主罗伊德·沙普利与中国的缘分更久。1943年，他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作为中士被派往成都，还在服役期间参与了抗日战争。
1991年的获奖者罗纳德·科斯虽从未踏足中国，但其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影响深远。他一直关注中国实际问题，与中国多位知名经济学家交往颇深。2008年，年近百岁的科斯还自掏腰包举办了一场与中国经济有关的学术研讨会议，并在闭幕致辞中由衷祝福中国。
诺奖得主的中国学生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中国朋友圈”中，最常见的关系是师生关系。
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是中国经济学家蒋硕杰的老师。蒋硕杰博士在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就读，导师即为哈耶克，蒋硕杰的学术理论也具有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基础，曾对凯恩斯提出批判。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与中国经济学家邹至庄也有师徒关系。邹至庄1951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弗里德曼是他的老师。邹至庄最为著名的理论是“邹氏检验(Chowtest)”，主张用计量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
2007年诺奖得主莱昂尼德•赫维茨（LeonidHurwicz）是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的老师。赫维茨被称为“机制设计理论之父”，与导师一脉相承，田国强的研究领域也包括经济机制设计理论，2006年曾被《华尔街电讯》列为中国大陆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另外，1979年诺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是林毅夫的老师；1996年诺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JamesA.Mirrlees）是张维迎的老师。
除师生关系之外，还有中国经济学家与诺奖得主是好友关系。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张五常，与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均为好友。
来源：诺贝尔官网、21数据新闻实验室、中国青年报、21世纪经济报道（ID：jjbd21）、外滩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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