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路就是生活的路。为了生活不得不工作。这样的话，也只有今天才能这样说。在政治统帅一切的时代，要说这样的话，就是没有政治立场，思想觉悟有问题，是受批判的对象。在现实生活中，工作就是劳动的又一种说法。人生活在世间上，是要靠劳动来养活自己。接触到具体劳动，又有很多细致的分工。六、七十年代，农村人很崇拜“工作”这个名词。因为，只有公家的人所从事的劳动才能叫做工作。工作是身份的象征，只有工作的人，才是非农户口，非农户口含金量很高，普通老百姓是望尘莫及的。那时期，农村哪家姑娘如果有幸嫁到一个工作的女婿，周边的人就羡慕得不得了。所以，我们乡间就流行了一个顺口溜：宁嫁四十岁拎皮包，不嫁二十岁扶犁梢。拎皮包是工作人的象征，年龄大亦无妨；扶犁梢的是种田郎，即使年轻也不待见。这就是当时社会上的婚嫁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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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裁缝改行当民办教师，要说没有受“工作”这两个字的诱惑是不存在的。不过，我不是为了讨老婆。七六年，我已到而立之年，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了。那又是为了什么呢？有一句话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生在世，能就到高处，是不会轻易放过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是《易经》里乾卦的解释。那时候，我没听到过这句话，也不知其出处。只知道人生要奋斗，要拼搏。其实，人类从古时候就意识到：天按照自然规律，强健运行，要求人们从这里认识要坚强奋斗，不能停止，预示到发展的无限性。
民办教师，是时代所赋于阶段性的名称，在中国整个教育的进程中，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从六十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初，兴起到消失，前后也不过三十几年。正是这三十几年，民办教师解决了整个国家师资缺乏的难题，亦为国家节省了无法估算的经费。因为，他们的工资待遇大部分是社会统筹，从老百姓的手中收取。那时有个说法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今，国家富有了，教育也归国家负担了。所以，民办教师这个名词也就成为了历史。
正因为当年经费来源渠道不统一，导致省与省不一样，县与县不一样，连同在一个县内各乡镇都不一致。这给民办教师的生活带来很大困境，也给他们的尊严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所以，凡是过去的老民师们，一提起那个时代的状况，不禁摇头叹息。我一提起那段往事，老伴就戗我：你是自作自受。她这样一说，我就无言以对。裁缝做着好好的，偏偏要去当那个民办教师。谁又能料到民办教师的工资待遇受制于方方面面呢？
那时，上面每月只发十二元五角钱，其余部分回到所在的生产队。大队规定：民办教师工分跟生产队第三名挂靠。我大队不归集体核算，由各生产队核算。那么，各生产队的工分值就不相同，有高也有低。当时，我生产队算高的，将近一元钱十分工，低的只有二毛三毛钱十分工。这就成了大笑话，同在一个学校教书，年终分红，我得三百元左右，有的只有百把块钱。这就应了我们家乡的那句土话：落在肥处就肥些，落在瘦处就是瘦的。
社会越贫穷，越是有人鸡蛋里面找骨头。人民小学当时有八个民办教师，我收入高是得益于生产队的田地多，广种薄收的原故。随之而来的“红眼病”和嫉妒心就出现了，但不是来自学校内部，民办教师们都是“同病相怜”的。本生产队就有人鼓噪：第三名工分里面还有不合理的部分，应该要扣除。那里面有看队屋的工分，什么是看队屋呢？生产队的队屋每晚轮流派人看守，记工五分，就是在那里睡觉得五分工。一年下来，人均不超过十二个工，充其量也就十二块钱的事儿。我没看过队屋，既然提出来了，减就减吧。但是，挂靠第三名是大队规定的，大队却没有规定哪些该得哪些不该得，只是笼统的第三名。平日里，第三名的人在队里上工，我不是也没参加吗？按此推论：我应该等于零才好呢。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
其时，在社会上的公开场合，或者大会小会上，美其名曰：光荣的人民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云云。自我感觉还真的很光荣呢。于是，衣冠楚楚，站在三尺讲台上，口若悬河，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然而，吃饭的“喉管”却捏在谁都有把捏的份儿上，真是天大的讽刺！且不说斯文扫地吧，也不心疼那十几元钱，这是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受制于人，尊严何在呢！是做人的失败？后来细想此事，也不全是如此，在那个针尖对麦芒的时代，贫穷是祸根。由此我又想到时下的扶贫工作，村子里如果哪家因故至贫，大伙儿都会伸出援手，实在帮不了也会向上面反映，生怕落下一户。生活水平整体提升，人们的眼光就会看得远，大家日子都好过了，人们自然就变得大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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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到八十年代，分田到户了。这给民办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更加重了压力。工作是三尺讲台，有空是一亩三分地。工资每月只领国拨的部分，国拨的部分只有公办教师的一半还偏低一些。按文件要求国拨多少统筹就是多少，两者相加与公办教师同等。然而，文件归文件，执行归执行。有很长一段时间，三权下放，乡镇权力颇大。教育上人、财权归乡镇统管，收起来的教育附加费，按文件精神，有个比例是发放民办教师工资的。结果，各村都在大兴校舍，遍地开花。教育附加费远远不够用，民办教师的工资年年打白条，一拖再拖，当年能兑现的根本就不存在。民办教师就等着这点钱养家糊口，乡镇分管教育的干部就成了我们的“救世主”，年终就盼着他的“施舍”。
我曾参加过这样的会议，乡镇分管领导大谈经费如何如何紧张，尽吐苦水。到最后说出的讲话内容让我大感意外：民办教师统筹的那点工资就从今年元月份发吧，以前的就算了，别翻那个陈年旧帐了。你看看，将全镇几十个民办教师十几个月的吃饭钱，轻轻巧巧的一句话，一笔勾销了。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过去给地主老财打长工，也没有这么付工钱的，先是拖着不给，后是一句话，说没就没了。这个领导的一句话就是文件，有文件他不执行，随心所欲。按现在的话说，那时期的民办教师才是社会上真正的弱势群体。
记得有一个同事，分得的田地，老婆身体不好，不能独挡一面，干不了农活，俩孩子读书正在耗钱。怎么办呢？星期天就跟泥瓦匠后面去做小工，积攒那么二、三十块钱。碰巧，做房子的主人正好又是自己的学生家。老师在课堂上向学生正面教育：劳动光荣，我们要热爱劳动。现在，老师是到学生家里来参加劳动了，光荣不光荣呢？当然是光荣的，凭劳动获得报酬，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只是建筑工地上，师傅是工头，有涵养的师傅还讲点情面，无水平的师傅成天吆五喝六。因为小工是来打下手的，被呼来唤去是应该的。这个老师还有面子吗？而更憋屈的还是这家主人和他的儿子。花钱找来的小工，父子俩成天还得客客气气，老师长老师短地叫着，他们要把这个小工当老师待呀。盖房包工本来是不供伙食的，主人见是儿子的老师来了，额外搞了一顿晚餐。酒席上，师傅们觉得今天的小工比自己面子大多了，老师的精神一天都不爽，现在四方都来向自己敬酒，一高兴就喝高了。结果，老板娘就埋怨丈夫，搞得大家不欢而散。这不是现代版的孔乙己又是什么呢？只是酒桌上没有茴香豆这道菜而已。
我很幸运，有一个在世俗的眼光里稍微体面一点的裁缝手艺。星期天和有时间的晚上，加班加点，忙里偷闲地给别人做衣服。因为，我去当民师了，以前的老主顾们仍然舍不得放弃我去另找别的裁缝。当时，自己觉得操劳过度，怕身体有些吃不消，还谢绝了许多老主顾。现在回想自己工作的路，当时真是阴又不阴，阳又不阳，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不堪回首的过去毕竟过去了，拨开乌云见青天，党和政府的政策如阳光普照。对民办教师政策是极大的倾斜，各省通过各种方式在2000年的时候，将在职的民办教师全部转正。不但如此，近年来，还进行认真普查，登记造册，将以前曾经担任过民办教师的人员，后来由于其他原因离开了，无论贫富，对任职期间一律再补偿，六十岁以后，按月发放一定数额的补偿金。社会上有些人就不理解：民办教师们做了什么贡献？值得国家这么优待他们？其实，说这话的人只看到问题的现象，却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三十几年的青春岁月，人生有几个三十几年？民办教师们将热血全部倾注在祖国的教育事业上，这些人曾经是农村基础教育的中坚力量，承载着国家几代人的教育和培养工作，他们又得到了多少？共产党是伟大的，英明的，是讲良心的！
我在1996年前后才转正，工作的路，其中有二十年是民办教师。微薄的收入给家庭造成很大的困境，上无丰厚之资奉养老人，中无舒适轻松体面的生活供养妻子，下没有给子女们创造出优越的条件。如今，每当回想过去，总有一丝愧疚掠过心头。然而，事物是辩证的：好事可以造成坏的结果，反之，坏事也能造成好的结果。我工作的路，虽然不受世人待见，但是，我尽自己所能，不断奋斗，并一同伴随着儿女们的成长，也让他们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改变命运，唯有努力读书，发奋图强。
于是，儿女们真是这样做了。或许，我这磕磕绊绊的工作之路，成为他们进取的一种动力。果真如此的话，说白了，也是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