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69届”
“69届”，从来没有关于它的热点话题。随着时光流逝，它渐渐成为快被淘汰的词了。但是，这是一个应被记入史册的专用名词！
“69届”指1969年上山下乡的“初中”学生。1966年“文革”祸起时，他们是六年级小学生。那一年全国中断了学校教育，6月里小学相继停课，他们受的正规教育就到那时候为止，只有小学六年级文化程度，是一大批承受历史动乱恶果的少年。乱世中他们未能从小学正常毕业，小学不再管辖他们，中学也没有及时接纳他们。他们在十二三岁上失学一年多时间以后，1967年10月按照“就近入学”的规定被收入中学。
“69届”没有教科书。这届学生没有自己的课本，名为初中的课程实际是三部分：一、学习“毛著”和《语录》，读“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二、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生造出来的“阶级敌人”；三、到京郊参加农业劳动。
他们既不像上边“老三届”的学生上过名副其实的中学文化课，也不像后来几届学生“复”过“文革”改编教材的“课”，他们几乎没有上过一天文化课。偶尔，酷爱自己学科的教师可能借题发挥地传授过一点文化知识，比如，借读《毛泽东语录》之机讲讲修辞，借读毛泽东诗词之机讲讲典故或古汉语，指着农村场院上的粮食囤讲体积计算……但就是这样的初中，他们也只上了不到两年，从1969年8月就开始大规模上山下乡。“69届”“初中学生”在中学逗留时间之短空前绝后。
北京对待“69届”的上山下乡政策特别绝：不像往届一样的留京名额，也取消了因特殊困难享受照顾一说。用当年的话说，“69届”被“一锅端”去上山下乡。他们的去向是黑龙江、内蒙古、云南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和地处黑龙江的嫩江国营农场。
从1969年8月下旬到9月中旬，北京站和永定门站开出了多列知青专列，北上、南下、西去，把“69届”小不点儿运送到遥远的边地。那时他们多数是16岁，有些同学上学早，就只有15岁。
由于年幼无知，“69届”在上山下乡的群体中注定是弱势。在生产劳动中他们还能一拼，和大同学一样干繁重的体力劳动，可是在体现文化程度的活动中，哪怕是在当年那些言不及义的表态、“讲用”中，他们也因知识贫乏而明显相形见绌，发言常常通篇抄袭、文理不通。比如在批判孔子和“儒法斗争”的“讨论”中，这些没有学过孔子著述、也没有上过中国古代史课的人便常把人物、年代、史实弄得张冠李戴。“唉，真是69届”是对他们无可奈何的一句叹息。
那时候口头的功夫特别要紧，知青中的风云人物先得能口若悬河。由于“69届”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的差距，他们中出人头地的人少。当然，倒是有些“69届”天姿国色的小姑娘被安排在师、团首长身边做打字员、机要员、电话员，从而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
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69届”群体明显呈现弱势。“老三届”有原来的文化基础，在艰苦劳动中也往往保持着一定的学习习惯，他们的文化知识说捡就能捡起来。“69届”完全没有学过数、理、化等，他们在长达8年的劳动中知道留心弥补的人很少。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传来时，他们早已变成了劳动大军中的壮姑娘和男劳力，忽然要靠学习成绩入学，使他们望尘莫及地“傻了眼”。考试入学送来了公平竞争的机遇，但“69届”学生早就在1966年以来历史的荒诞中折断了羽翼，他们腾飞的梦想在恢复高考时的现实中被碾得粉碎。
如果所谓的国家利益需要这样一批少年人的牺牲，有什么理由认为它是正当的呢！
兵团生活的第一天
现在有人说，组建建设兵团是因为当时中苏、中蒙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需要“屯垦戍边，寓兵于农”；也有人说，让数百万青年上山下乡是领袖为了国家的大局。我对这些毫无研究。
我是“69届”的。如果所谓的国家利益需要的是像“69届”这样一批少年人的牺牲，有什么理由认为它是正当的呢！
1969年9月16日下午，运送我们的列车从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出发，行驶十五六个小时后，在翌日凌晨到达了京兰线上的小站刘召。车站意想不到的小，站台上和路基上却很拥挤，到处都是人，照明灯光线很强，有高音喇叭在播音，让自己去找自己的行李。没有锣鼓喧天的迎接场面，行李也没有人协助安置，秩序相当混乱。我被宣传蛊惑起来的光荣感大受其挫，一下子有被抛弃的感觉，有些慌张，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不过，人有本能适应各遭遇。16岁的我在混乱中很快就跟着别人找到了自己的行李。指导我的是我妈妈临别时嘱咐的一句话，“鼻子底下有嘴”。遇到不明白的就问，果然能解决临时问题。所有在刘召下车的知青都在规定时间里找到了扔在路基上的行李。
我们每人的行李都是一个类似的大木头箱子，必须找人一抬。我找的伙伴是“50中”的郝志军，我们在混乱中结识，她也是“69届”的。
刘召站上停了好几辆敞蓬大卡车，路基下的空地上有临时搭起的台子，穿军装的“首长”在台上对着麦克风宣布名单，如：“一连：'116中’XXX；二连：'50中’XXX……”他让点到名字的人自己去找连队的卡车。
我被分配到15团10连，“50中”的郝志军也分配到10连。我们立刻成了朋友，互相帮助，把行李抬上了卡车。卡车的前车厢坐人，后边的挂斗里装行李，摞得很高。
指挥我们装车的是个转业军人，后来是我们新兵的排长，叫刘凤义，24岁。当时我们不认识他，只听他大喊大叫，让10连的新兵装车，态度很生硬。我暗自想，怎么对我们这么不客气啊。天真期望中的被欢迎、被重视、被照顾，与现实完全是两回事。多年后我才理解，当时刘凤义如果不那么厉害，甚至野蛮，他怎么能在夜里把初到陌生地方的30多个16岁的男女孩子，连同他们笨重的行李都弄到大卡车上去啊。
后来终于一切停当开了车。车一开，我们就都觉得冷了。从北京西行千里，没有想到两地气温的差别，那是内蒙古的9月中旬，是凌晨，是在行驶的敞逢卡车上。很冷！我听见身边的郝志军冻得牙齿咯咯响。她那个人很逗，笑着捅了捅我，让我听。我好像比她能抗冻。我书包里一条咔叽的裤子，我就拿出来，把裤子给她围在身上。
15团10连在五加河南岸。河上有一座简陋的木桥，带挂斗的卡车过不去，停在了河的北岸。我们在敞逢卡车上两个多小时，每个人都憋了尿，一下车，晨光熹微中，男生女生顾不上回避都赶紧尿尿。只听见哗哗的声音。我在尿湿的黏土地上滑倒，衣服都脏了。
我们两人搭档，自己把箱子抬过了河，抬到了驻地。16个女生被临时安置在离五加河不远的一座孤零零的土房子里。屋里是对面大炕。我们16个人中14个是“69届”的，在没有人管理的情况下，人就会本能地听个子大、年龄大的。
我们学校“68届”的同学王玉华是个大个子，我们就看她怎么做。我看见她从挎包里拿出一把剪刀，剪断了包装箱子的草绳子，然后打开箱子，拿出被子、褥子。我们就都等她的剪子用，也像她那样，拆了行李赶紧睡觉。忘了是从哪里弄了点水，洗了洗脸。记得“69届”的同学董双巧当时口渴得要命，她问，我想喝点脸盆里的水，你们说行不行啊？没有人回答，她就喝了一点自己的洗脸水，第二天竟没有生病。
杂事琐议
初到15团10连，除了河边两座土屋，营区几乎没有已经建好的房子。由于知青人数骤增，新兵结束集训，我们住进了当年建的新房。入住时新房还没有安好门窗，泥抹的墙壁、炕砖也还没有干，所以入冬后满墙结起了白花花的冰霜。我们班里外两间共住15个人，里间住11个人，外间住4个，我在外间。我的铺位挨着“五中”的孟艳君，她挨着我们学校的刘桂云，刘桂云挨着“五中”的马兴安。我们都是“69届”的。
马兴安的爸爸是位将军，所以她1971年参了军，有家庭背景的同学很快就能离开兵团，这在我心里重重地击了一下。虚伪的宣传与现实发生了矛盾，可是我没有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我、艳君和桂云三个人直到1977年才先后“病退”回到北京。
当时，夜晚常常没有电，就寝前我们在漆黑一团的宿舍里喜欢躺着聊天，讲故事，有时甚至想到童年歌曲，一人起头引来一片齐唱。有一次隔壁12班的“69届”同学蔡顺利来我们这里听故事，横在我们脚头睡着了，谁也没有注意她。到了半夜，她的班长王秋香忽然敲门，说蔡顺利到那里还没有回班，记得她是到我们班去了，问我们看见她没有。
我们几个极力地回想，也记得她是来了。找她的动静很大，贴着墙睡在大家脚头的蔡顺利却没有醒来，我们也竟没有发现她。等王秋香离去，我们又重新钻被窝的时候，我才踢着她。她实在太瘦小了，那时候个子还没有1。5米。我们大呼小叫，她才惊醒了，抽搭着哭了起来。不久，弱小的她在礼堂里整理堆放麻袋的时候，被舞台上突然倒塌的一堵墙埋住，严重受伤，“病退”回了北京。
我至今保存着的一封连队文书寄给我的“续假信”。1971年底我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我妈妈刚因脑病突发而半身不遂。我的12天假期就要满了，她还生死未卜。于是申请续假，结果被批准了，我又在北京住了10天。我因感激连队领导而一直留着“续假信”。信的全文如下：
徐小棣同志：你好！
来信收到，内容尽悉。最近几天你母亲的病是否有好转。从信中看到你的这种情况，经我们研究同意给你续假10天。希望你在北京期间仍然要像在连队一样，经常不断地学习主席著作，像信中所表示的那样，用主席的哲学思想处理好此事，实现自己的诺言，经受住考验，按时归队。而且还要做到在家不忘战备，离开连队也要自觉遵守纪律，保守机密，慎之又慎。
此
15团10连连部
1971年12月27日
那时候由于莫名其妙的“政治”，我不被信任，受到许多不正常的对待，所以偶尔受到“人性化”的对待，印象是很深刻的。
不过，我们的政治指导员行不不端正。1970年夏天睡蚊账的时候，夜里发现过几次有人到女生蚊帐里去摸，被摸的人一喊叫摸人的人就跑了。大家睡得迷糊，始终不知道是谁。有人偷偷说那人的影子是指导员，又不敢确认，也不敢声张。直到1974年，指导员的问题才被揭发出来，他对连里6个女生有过性侵犯。那6个人中至少3个是“69届”的，都是由于希望通过“病退”或者“困退”回北京，有求于领导而遭遇了性侵犯。
被指导员那样的军人管理和领导，我们的安全感却很强。谁也没有思考过是不是应该在这样的年龄到边疆来开始这样的生活，谁也没有阅历和生活经验能想到可以怀疑一下解放军干部的品行。在我们看来，领章、帽徽就是他们品行的保证。正因为这样，我们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2009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了40周年，全年中北京有多场老知青的聚会。但是不说清楚为什么，很少有人能把聚会办成严肃的纪念活动，以表达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追问和反思。让人痛心的是，我们付出了那样巨大的代价，可是知青的回忆却再度变成了麻醉自己的田园牧歌，大家喜欢轻松和浪漫，不喜欢把当年的种种真实告诉世人。我能肯定，“无悔”的牧歌绝没有严格、准确地从记忆中取材，那只是某种心理指向，是对青春的惋惜而形成的反弹。所以我在本文中尽量细碎地叙述，读起来虽然无文采，很琐碎，也无法涵盖整个上山下乡运动，但是，我起码说的是我自己真实的见闻和感受。
我身边的“69届”知青案件
在磋跎岁月中，“老三届”忧国忧民，有人在言论方面出了“问题，犯了“政治错误”。可“69届”的犯事儿却屡屡犯在刑事上。1974年，我所在的2师15团有两起要案轰动一时，作案的、受害的都是“69届”的。
北京108中学一个“69届”的知青深秋时为了一只价值120元的上海手表，杀了北京116中学一个“69届”的知青，当夜把尸体沉进深潭。10天后受害人的尸体面目全非地浮出水面。翌年2月1日召开公审大会，枪决了21岁的凶手。2月里是大部分知青回城市探家的时候，公审大会很是冷清。我所在的连队尚有没有回家的劳动力在，所以男生被派去为死刑犯挖坑，女生被派去维持会场到刑车之间十来米距离的秩序。
我和同学人到刑车跟前时公审大会正在进行，礼堂的侧门关着，我们听不见什么，就踢沙包就地取暖。忽然，保卫干事高喊“拉手拉手”，门“哗 ”地打开了，气氛一下子森严起来。戴重铐的死刑犯被戴白手套的军人拖着，跌跌撞撞走向刑车。
近距离地看见自己的同学那没有血色的死灰般的脸，听见镣铐发出的毛骨悚然的声音，一个同学忘了她的任务，“哇”地叫了一声扑进我的怀里，紧紧地搂住我。我个子大些，但也是“69届”的，看到这样的场面也手脚冰凉、牙齿打颤。死刑犯不知为什么流了许多口水，前襟都是湿的。他被拉到两里地以外的7号地枪决。天气过于寒冷，据说连里去的男生用镐头破土很困难，坑就挖得草草了事，长度不够，受型的人下葬时相当费劲，足端埋得过浅，棉鞋当晚就让当地的老乡脱去了。
也是在1974年，我所在的连队一个“69届”同学在4月初的一个夜里忽然生了个足月的婴儿。她是门头沟井下矿工的女儿，身材瘦小，十月怀胎竟瞒住了大家的眼睛。她是伙房的炊事员，怀孕期间仍抬得起6层的笼屉，沉默寡言，劳动非常出力。生产是在夜间，没有人发觉。天蒙蒙亮时，她照常捅开了食堂的炉火干活儿。天亮时，我们看见了满地鲜血和她回宿舍后才娩出的胎盘，那血乎乎的东西放在脸盆里，用枕巾盖着。更难以相信的是，婴孩之父是在砖窑烧火的劳改就业职工，一个幽灵般的70岁老头。
这个同学在集体宿舍过了“月子”，后来安排在砖厂干码湿坏的活儿，开除了团籍。再后来，她按政策回到北京门头沟矿区，据说一直没有正式工作，靠给单身矿工洗衣为生。
当2009年知青聚会多发的时候，我听到消息，与我同龄的她去世已经许多年了。
结束语：“我是69届的”
199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发生30周年。我中学的同学聚会过一次，有将近40人参加。分别30年后，大家都还好，只是没有一人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我算是接受了成人高等教育，上了夜大，有国家承认的文凭，被同学们称为“知识分子”。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在我的单位，我的学历很不“硬”，拿不出后。文化基础太差，各种考核都得硬着头皮去应对。
同学中下岗的很多，有的提前退休，1999年聚会时仍然在正式岗位上的只有少数几个人，现在一定更少了。我们这些“69届”的人中，没有所谓的“成功人士”。
“成功人士”的定义大概应当是：有地位，有名望，掌权，有钱。我们这班人中没有这样的人。历史的荒诞限制了我们的发展，不过大家还是在诚实劳动，正派地生活。我有个同学叫马金良，从兵团回北京后，一直在东单皮鞋厂当司机，是司机班的班长。国家二级企业东单皮鞋厂经营一路滑坡，最后全厂的汽车从十几辆就乘下了一辆，最后留任的司机只有两人。一人很年轻，另一人就是我的同学马金良，他那时候40多岁。他们两人轮流开那一部汽车。后来马金良自己主动把工作机会让给那个年轻人，他说：“他的孩子太小，更需要钱。我负担少，我退了自己去想办法吧。”当时厂里才给他200多元的生活费，他就退了下来，到外边自谋工作。他现在给一个政府机关做临时司机，有工资2000多元。他身上集中表现了“69届”承受了什么，他们怎样接受命运，是何等的坚韧、平凡、善良。他不是“成功人士”，可是我真为他这样的人骄傲！
今天，我们这些人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还会怀着自卑和遗憾无限辛酸地说：“我是69届的”。不过，这是一句许多人听不懂的话。
愿“69届”这个过去年代的专有名词进入词典，愿更多的人知道它的含义。
作者：徐小棣
来源：民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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