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阎大哥被分配到民政部当副部长。从副国级到副部级，被贬了好几级，但他没有一点负面情绪，而是欢天喜地地去了民政部。见他又一番的豪情万丈，老秘书王健民既心痛又气恼地说“又犯过去那个德性了！”

秦城监狱七年半作者：阎明复导语：秦城监狱有中国“第一监狱”的称号，专门关押重要犯人，文革期间，阎明复因被扣上“苏修特嫌”投入秦城监狱，在秦城监狱度过七年半的噩梦岁月。值班的军人用一种探测棒反复伸到鞋里秦城监狱有中国“第一监狱”的称号，专门关押重要犯人，曾关押过国民党战犯，各类大案、要案的案犯。“文革”中关押着不少当时所谓的重要“政治犯”，包括由第一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委员，由第二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军队系统的相关人员，由第三专案办公室审查的中央委员、省部级领导。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成员后来也被关在秦城监狱。我的七年半噩梦般的人生从此开始了。1967年11月17日那个漆黑的夜晚，被“公审”、“逮捕”的我，坐在两名军人的中间，一路漆黑，弄不清楚黑色轿车开向哪里去……走了很久，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在夜灯的照明下，看到马路北侧有一大排平房，当中有一个紧闭的大门，外表看上去同农村地区的政府大院没什么两样。我们的车在大门前停了下来，一个军人下车向哨兵说了些什么。过了片刻，大门大开，车驶进大院，在一座平房前停下，押送我的军人把我带进室内，交给了那里的军人，他们就走了。值班的军人叫我把衣服脱光，换上他们发的白色粗布的衬衣衬裤、黑色的棉袄棉裤。裤子没有裤带，只在上端缝了两根短短的窄布条，用以系扎裤子，棉裤根本扎不紧，走路时要用手提着。值班的军人叫我把鞋袜都脱下来，用一种探测棒反复伸到鞋里，可能是想找到微型收发报机吧。我的脚大，穿四十五号鞋，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合适的鞋，就让我穿上自己的棉布鞋。其他所有的衣物都没收了，只有这双鞋伴随我度过了漫长的铁窗下的严冬。接着，一名军人带着我走过庭院，来到一座设有电网的高墙院子，高大的铁门紧闭着，旁边的哨兵接过通行证，打开了小门，放我们进去。高墙院子里有几座院落，每个院子都有大墙围着，从一个小门进去，就是关押犯人的楼房了。在楼里，押送我的军人把我交给了管理员。管理员领着我走过很长的过道，其一侧是灰墙，一侧是一间一间的牢房。走到一间牢房的门口，他用钥匙打开了门上的锁，打开外面的铁门，接着又打开里面的木门，让我进去，对我说，你的代号是“67124”，在这里不允许叫外面的名字，只叫代号。除了不准说自己的名字外，他还接着宣布了其他几条纪律：一、不许大声说话、唱歌；二、不许在墙上乱画；三、按哨声起床和就寝，有事报告；四、不准和任何人交谈。他发给我两个搪瓷饭碗、一个搪瓷缸、一把勺子、洗脸手巾、牙刷、牙粉和手纸。他说，每次开饭的时候发开水。说完他就走了，先关上木门，后关上铁门，最后听见了上锁的声音。成年累月单侧睡眠导致脸的一侧都变形了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来不及思考。直到管理员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消失后，在万籁俱寂的独牢里，我最终意识到我被捕了，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监狱，也不知道要关多久，等待我的是什么，立刻陷入了一种茫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情……我开始向四周观看，这是一间不算太小的囚室，长方形，横向有十多步，竖向有五六步。门对面的墙上有两扇关得严严实实的长条铁窗，距地面有一人多高。铁窗下面摆着一张矮矮的木床，上面叠着一床薄薄的旧棉被和棉褥。门的左侧墙角有带小门的厕所，装有冲水的坐式便桶，墙上有“窥孔”，犯人上厕所时哨兵从走廊可以观察。厕所旁边的墙上装有自来水的洗脸池。牢房高高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只装有两层防护罩的电灯。每天傍晚时灯就亮了，可能是一百瓦，就寝哨吹响后，灯光就调弱，可能是四十瓦，保证哨兵夜间能看清犯人的一举一动。哨兵若有什么怀疑，可随时将大灯打开。我正在观察，突然听到门上传来声音催我睡觉。我抬头一看，原来门的上方有一正方形的小门，此时小门打开了，只能看见哨兵的脸。原来入寝时间早过，我赶快脱下棉衣，钻进被窝。这时才发现，好像室内没暖气，被褥又太薄，又没枕头，当晚冻得我彻夜未眠。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慢慢习惯了，把棉衣和棉裤压在棉被上，整夜一动不动，以免棉衣裤掉下来。至于没枕头，就把大棉鞋垫在薄褥子下面，一鞋多用，倒也方便。有时睡着了，不慎翻身脸向墙，那可不得了了，只听见哨兵用大皮靴使劲踢铁门，直到把人吵醒，再翻过身来，或身体正卧或朝向铁门。哨兵一定要随时看到犯人的面孔，以免发生意外。成年累月地单侧睡眠，不少犯人的脸的一侧都变形了，成了“秦城人”的一个特征，这都是后话了。在囚室里殴打、虐待犯人都出于管理员之手次日清晨，我听见哨声立即起床。我始终没搞清楚几点钟起床，可能是六时或六时半，也可能是七时。过了一会儿，走廊里传来小车的轮声。小车很快到我门前停了下来，突然看见木门下端的小门打开了，管理员说，开饭了，把饭碗、水杯拿出来。于是，我连忙把两个碗和水杯放在小门外面，管理员用大勺舀了一勺稀饭放在一只碗里，另一只碗里则放了一个窝窝头和一点咸菜，又用大勺舀了开水倒在水杯里，说一天就三杯开水，省着点儿喝。我把饭碗和水杯拿进来后，小门就关上了。这样，我才知道小门的用途。昨夜彻夜未眠，早饭后困劲上来了，就和衣躺在床上，没等合眼，木门上端的小门打开了，哨兵厉声地说，白天不准睡觉！我立刻爬了起来，坐在床上。我们的牢房是一幢“U”字形的三层建筑物，东、西、北侧各有五间囚室，由走廊相连，北侧牢房走廊的两端有铁门与楼内的管理区相通，其中有若干间审讯室和看守人员办公室。在牢房中，犯人是在看守、管理员的眼皮底下被“牢规”管制的。天天同犯人打交道的是管理员、看守。我不知道他们应怎样称呼。所谓的看守，也就是士兵或哨兵。我们的牢门外是一道长长的走廊，一个士兵看三到五名囚犯。他们在走廊里巡视，从每间囚室门上的窥孔监视犯人，发现有违规时，如白天卧床、大声说话，等等，当即纠正，或报告管理员处理。每天起床哨一响，就得迅速地爬起来，谁起来得慢或起不来，他们就来干涉。白天不能躺在床上休息，只要一躺下，士兵就会命令你站起来。睡觉时如果不面向门，他们也会立刻踢门。他们不能随意开门进入囚室。这些士兵很少有熟面孔，常常换新的。管理员是不常换的，通常少言寡语。管理员做的事情，据我看到的，则是处理犯人的日常生活事务，如放风、洗澡、发饭、发报、押送犯人去审讯室、去门诊室、去探访室（如有亲属来探监），等等。犯人有事都要向他们讲。同他们讲话要先说“报告”。管理员有权打开囚室的门，进入囚室，对犯人进行管制。在囚室里殴打、虐待犯人都出于他们之手。吃饭——菜里夹着蚂蚁、苍蝇是司空见惯的事再谈谈监狱的伙食。入狱后的大半年，的确尝到了“饥寒交迫”的滋味，可以用量少质差概括我的伙食。一碗稀饭、一个小窝头，就是一顿早饭，中饭或晚饭，有时是两个小窝头或一碗糙米饭和半碗菜。我们吃的菜可能是劳改农场供应的。看来，农场收什么菜，我们就吃什么菜。每年春天差不多都是菠菜下来了就吃菠菜，一吃就连续吃上个二十多天，然后就是小白菜、萝卜，等等。这些蔬菜看来根本不涮洗就放到大锅煮一下，盛到碗里上面是菜叶，下面是泥汤，菜里夹着蚂蚁、苍蝇是司空见惯的事。有一次吃菜，一下子咬了一个肉鼓囊囊的东西，还有点香味，我还以为是一块肉呢，连忙咽了下去，剩下一半用筷子夹起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条青色的大菜虫，也不敢扔，只好放在碗里，等洗碗的时候才扔到便池里。前些时候，我的邻居吃饭的时候不知把什么扔到便池中，没等冲洗，就被哨兵看见，立刻从走廊里把自来水闸门关上，硬是强迫这位难友从便池里把扔掉的东西捞上来，一口一口地吃掉，还大骂他这个反革命不想活了，竟敢糟蹋人民的粮食。最难熬的是星期天和节假日，一天只给两顿饭，而且早上一大早就送来早饭，大都是两个窝头，下午两三点钟就开中饭，也是两个窝头。这样要熬到第二天早上才有饭吃，这十五六个小时真是饿得心里发慌。而遇到五一、十一节日连续放两天假时，更是难上加难。1968年夏天以后，伙食有明显改善。我获释后了解到，当时有几位老同志在狱中死去，周总理闻讯后特地到秦城视察，指示要认真改善审查对象的生活。于是，每个星期菜里也出现一两小块肉，或菜汤里有一点点儿的油花。这已是了不起的改善。而每次过春节，伙食大改善，不是吃大肉包子就是吃炸大油饼，我们要几个，管理员给几个，而且还来回地打开每个囚室的小门问，还要不要，还要不要……记得一次，我吃过十多个包子、八九个大油饼，吃完以后，胃涨得难受。真是饿也难受，饱也难受呀。理发——没有指甲刀只好用牙齿来咬断“文革”初始，公安系统受到极大冲击，军队进行接管。秦城监狱也不例外，原有的公安管理人员所剩无几，我接触到的都是军人。原来的管理制度也被破坏了。比如说，我入狱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放风，整天憋在囚室里。幸亏是冬天，牢房又大，没感到空气污浊。头几个月一直没理发，头发长得长长的，这倒也能忍受。最难受的是头几个月无法剪手指甲和脚趾甲，指甲不仅长得老长老长的，而且向肉里长，我只好用牙齿来咬断手指甲。当然，更谈不上洗澡了。直到第二年春天，对犯人的生活管理才走上正轨。每个月管理员给犯人剪一次头，当然剃成光头，而且是快速的，咔嚓咔嚓几下就完工，推子钝有时免不了连推带拔，但总算是剪头啦，总不至于成了披头散发的“嬉皮士”了。剪头的时候，管理员叫犯人到走廊里，坐在凳子上，披一块布，就动手推起来了。而剪指甲时，当然也是每月一次，管理员打开囚室的门，走进来，说剪指甲啦，然后递给犯人一把剪指甲刀，让犯人自己剪，他站在一旁严肃地监视，一言不发，直到剪完，把剪指甲刀收回，退出囚室。洗澡——提前解开衣扣搓掉身上的泥垢大概是1967年年底或1968年春节前后，开始安排犯人洗澡。因为是隔离性的监狱，每个犯人住独牢，不能让彼此有任何接触，所以不论是洗澡、放风或提审，都要严守犯人彼此不见面的监规。浴室就在这座楼内的北边，有五间淋浴间排成一排，每间有门，对面的墙只砌了一半，大概到洗澡的人的腰部。每次洗澡，在囚室外面的走廊里有一个管理员，在第一个拐角处有第二个管理员，在第二个拐角又有第三个管理员，以此类推，只要有拐角就有人看守，直到浴室。洗澡时，第一个犯人在走廊里走过拐角，才让第二名犯人走出囚室，沿走廊走到拐角，等第一个犯人走过第二个拐角，才让第二个犯人转弯走到第二个走廊，此时才让第三个犯人走出囚室，走到走廊的拐角处，以此类推。在浴室，第一个犯人走进最里面的淋浴间，管理员从外面把门闩上，才让第二个犯人走进浴室，进到倒数第二个淋浴间，如此类推……直到第五个犯人走进第一间淋浴间。从第一名犯人走进淋浴室起，就有一个管理员在只砌了一半的墙外走来走去地监视。洗完了押送回囚室的顺序也是如此，只不过是倒过来，第五个犯人先走，以此类推。总之，犯人彼此连背影都看不见。洗浴的时间大概不到十分钟，动作慢了，管理员就会大声催促，快一点儿，快一点儿……这也难怪，一个楼里大约四十五个犯人，一批五人，要分九批，而押送的时间可能比洗澡的时间更长。习惯了以后，每次听到要洗澡了，我事先在囚室里就解开衣扣，用手搓掉身上的泥垢，到澡堂用热水冲几下就万事大吉了。放风——防范犯人在地上留暗号，有专门扫地的哨兵放风也差不多是在1968年的春天开始的。监狱的楼形像一个“U”字，中间就是放风场。放风场是由长方形的格子间组成，东西两侧各十间。每个格子间都是露天的，有个小门，进去三面是墙，放风就是在格子间里“坐井观天”。放风场上面有一“天桥”，哨兵在上面来回巡视，监视每个格子间里犯人的动静。犯人从囚室到放风场的押送办法，同前面提到的洗澡的办法相同，只不过多一些拐角、多一些哨兵罢了。放风的时间大概是四十分钟。一开始是隔三岔五，1973年以后，放风的时间多了，一周至少有一两次。每次放风，都走进不同的格子间，每次都发现地上总是有扫帚扫过的痕迹，后来才猜到，这是防范犯人们在地上留下什么暗号，在前一批犯人走出后，哨兵们赶快扫一遍。读报——有一天林彪的名字突然从报纸上消失了1967年年底，我的“苏修特嫌”问题查清后就允许我看《人民日报》了。每天上午，管理员把当天的报纸发给我，第二天发报时收走前一天的。当时，每三个犯人看一份报纸，第一天管理员发给我当天的报，第二天发报的同时要收回前一天的报纸，再发给邻室的犯人，第三天再把这份报发给第三位犯人。并不是所有的犯人都能得到报纸。我记得，有一次管理员给我右边囚室的犯人发了报，接着他又对这位难友说，发错了，发错了，你现在没有资格看报，快退给我！这位难友可能与外界隔离已久，好不容易得到一张报纸，哪里肯退给管理员。管理员只好打开囚室的门，走进去把报纸抢了回来。这样我才明白，入狱后一个多月没让我看报，是专案组第二次来提审后才让我看报，显然是我的问题基本查清了。在漫长的监禁中，《人民日报》成了我的无声同伴，是我了解大墙外面的世界的唯一途径。我每天都焦急地等待管理员来发报纸，一旦拿到报纸就如饥似渴地从头版头条开始阅读，逐行逐字地一直读到四版的最后一条消息，读完一遍后又重头再读一遍。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认真地读过报纸。我与报纸上的信息同乐同悲。我记得，1971年9月中旬以来，林彪的名字突然从报纸上消失了，他的语录也不登了，照片也不上报了，我马上意识到林彪出事了。但是，我无法猜出问题有多严重，直到林彪专案组审讯时，才听说他叛逃未遂，机毁人亡。党章封的接班人居然叛逃，我百思不得其解。林彪是“文革”的主要罪魁祸首之一，煽动造神狂热，迫害大批昔日的战友，同时，我还为自己的敏感、判断力并未因多年的独牢丧失而颇感欣慰。审讯室的墩子灌了铅，怕犯人拿来砸审讯的人七年多来，我不记得监禁期间的审讯一共有多少次，头一两年多一些，后来几乎没有了。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审讯，其他有些审讯情况现在也还有些印象。入狱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8日上午，不知道几点钟，囚室门开了，管理员走进来说：“提审，跟我走”。从囚室出来，沿着走廊向左走，过了一个铁门向右转，又是一个长长的走廊，一边是墙，一边是一间一间的房间。在其中的一间的门口，管理员叫我停下来，他打开门，对屋里的人说了些什么，然后叫我进去。这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门的左边有一长条桌，上面铺着白色桌布，后面坐着几个军人。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中央第一专案办公室杨尚昆专案组的专门分管审查我的小组，一位来自总后，年纪大一些，叫蔡渊，好像是组长；另一位来自海军，姓周，名字忘记了。在室内另一侧，正对着桌子大约二三米，放了一个椭圆形的礅子，看上去是瓷的，后来听说，是实心的，灌了铅，怕犯人拿来砸审讯的人。原来这是审讯室。专案组的人示意叫我坐在瓷礅上。我坐下后，他们人人手持小红本，高声念起语录来。他们看我没念，就问我为什么不念，我说没发给我语录本。于是，他们接着念。我不记得他们念了哪几段语录。这可能是例行公事，在审讯前叫犯人读语录，借伟大领袖的无比威力促使犯人痛痛快快地坦白交代，而他们自己读语录，是为了表示他们忠于伟大领袖，逢事必读。而当时似乎有点儿尴尬，他们正正经经、一丝不苟地一字一句朗读，而我这个犯人倒是高高地坐在瓷礅上（礅子挺高），装出一副聚精会神聆听的模样，但天晓得听还是没听，他们一边读，一边不放心地从眼镜片子下面瞧着我的反应（我记得他们都带着老花镜）。从此以后，每次提审都省去了这套仪式。毛主席说过：“小阎不怕外国人！”专案组读罢语录，又讲了一大篇话，大概都是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套话，我早已忘记。只记得他们叫我交代同彭真以及同杨尚昆的关系。这对我来讲简直是轻而易举、驾轻就熟的事啦。中办“文革”开始，还在中南海的时候就讲起，一直讲到“学习班”，材料写了一篇又一篇。于是我就滔滔不绝地“交代”。讲到中午了，专案组宣布暂停。管理员带我回囚室吃饭，吃完饭，又把我带回审讯室。我又接着“交代”，直到天色已黑。冬天日短夜长，大概快五点了，我也饿了。于是我说：我交代完了。专案组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说：怎么，完啦？我说：是呀，完啦！专案组说，怎么完了呢？你最主要的还没有交代呢！我倒是真惊讶地问道，有什么最主要的还没交代呢？专案组神气十足地说：“你‘里通苏修’还没交代！”我听了哈哈地笑了两声说：“我‘里通苏修’？毛主席还表扬我是反修英雄呢！”1957年11月5日下午，在克里姆林宫警卫局局长扎哈洛夫少将陪同下，毛泽东主席率代表团到红场瞻仰列宁墓并敬献花圈。毛泽东左侧为翻译阎明复其实，毛主席从来也没说过我是反修英雄。毛主席说过：“小阎不怕外国人！”说的是毛主席同赫鲁晓夫“吵架”时，我当翻译不怯场，理直气壮。专案组竟一口咬定说我“里通苏修”。我气极了，就未加思索地脱口而出：“毛主席表扬我是反修英雄。”专案组当然不知道毛主席是否讲过这类话，更不敢否定，于是，他们说：毛主席表扬过的人多着呢。我说：那好，你们就查吧，纯粹是……本来想说白白浪费时间，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应该说，我的这个专案组从一开始就没大声地训斥过人，没有搞过“逼、供、讯”。从这个时刻起，那种忐忑不安的思绪一扫而光，完全消失了。我从来没有“里通苏修”，多年来，我努力地跟着毛主席在反苏修斗争中当好翻译，水平高低任人评说，但我不是特务！毛主席的教导“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成了我的“定心丸”。这样，第一场审讯就结束了。回到囚室后，心情平静下来，反而开始感到“饥寒交迫”了。“你要替刘少奇、邓小平隐瞒什么，将来查出来，罪加一等”我的特嫌问题似乎“无文章”可做了，但针对被打倒的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莫须有的“揭发”接踵而来。各式各样的专案组都到秦城来提审，企图从我这里找到“突破口”，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审讯并没有停止。在我的专案组对我审讯后不久，另外一批军人对我进行了审讯。他们提的问题涉及刘少奇、邓小平，姑且叫他们“刘邓专案组”。我记得，审讯的人好像有三人，主要的是一个鬓发花白的军人，态度和蔼，讲道理，显然要给我一种印象，我是受蒙蔽的，要幡然悔悟，奋起揭发，前途光明。他说：“当时刘少奇、邓小平是最高领导人，他们的每一句话，你自然当做圣旨，不会怀疑什么。而他们是最大的走资派，为了篡党夺权，在国内没有人支持，因此一定要勾结苏修。要勾结苏修，一定要通过你，因为你是中央的首席俄文翻译。你没有什么责任，你是执行者，不明真相。现在你要把他们当做最大的敌人，从头到尾认真地回忆他们讲的每一句话，反复考虑每一句话的真实含意。他们这种大人物，高层勾结，不会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要勾结，很隐蔽，有的时候一个眼神，彼此就心领神会。”老军人深情地说，你还年轻，被利用了，觉悟了就好。只要你交代揭发，马上可以恢复自由，恢复党籍，同家人团聚。“交代揭发，马上可以恢复自由”，太具有诱惑力了，但我不能讲假话。我说：“关于刘少奇、邓小平与苏修勾结的事，我的确不知道。我当翻译的时候从未注意过领导人怎样交换眼神。”白发军人说，不要着急，回去好好想一想，把你想起来的写一份材料给我们。这次审讯就这样结束了。回到囚室后，管理员给我拿来了一些白纸和一支圆珠笔。显然是提审的人告诉他要我写材料。关于刘少奇是否里通苏修的事，在“学习班”的时候，就叫我写过材料。我当时就明确地表示过，我不知道。这次，我索性从我1952年年底，随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去苏联参加苏共（布）十九大，也就是我第一次给刘少奇当翻译写起，一直到1960年12月去莫斯科参加国际共运会议，以及在国内会见苏联使节，详细地写了给刘少奇当了多少次翻译，谈了什么话，等等。给邓小平当翻译的经过也做了详细的回忆。过了一段时间，这位老军人又来提审，对我的交代十分不满意，说你要替刘少奇、邓小平隐瞒什么，将来查出来，罪加一等。我说，我还年轻，记忆还好，我给刘少奇、邓小平当翻译翻了些什么，都交代了。他们在苏联留学，俄文比我还好，根本用不着通过我去同苏修勾结。老军人又说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最后我说：“刘少奇、邓小平没有通过我勾结苏修，我不能讲假话。”老军人赶快声明说，没有人要逼你讲假话。这次审讯很快就结束了。父子同狱，中间只相隔二十三个人1968年四五月，我偶尔听到十分熟悉的咳嗽声，真像我父亲的声音。但是转念一想，我父亲怎么可能被捕呢。一来，我父亲早已淡出政坛，不是当权派，更不是走资派。二来，他是周总理介绍入党的，在白区一直在总理领导下工作，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问题。谁能想到，这位对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老人竟然也被关进秦城监狱，竟然也成了我的难友！父子同狱，中间只相隔二十三个人：父亲的代号是67100，而我的代号是67124。阎明复的父亲，中共谍报英雄阎宝航“文革”后才知道，就在我听到父亲的咳嗽声后过了没几天，备受折磨的他老人家就含冤离开了我们。1973年秋天，我的专案组向我宣读了对我的审查结论，征求我的意见。结论大意是，专案组对我提出的两条主要罪名已被事实驳倒，证明我不是“苏修特务”，证明我是清白的，是冤案，这就是胜利。至于说我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只要我能活着出去，承认了也没什么。于是，我向专案组表示同意，并在结论上签了字。专案组对我说，这个结论报中央批准后很快就会释放你。但是，等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直等了一年半，仍然杳无音信。我既然无罪，又不释放，我开始越来越焦躁，越来越愤怒，同管理人员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冲突。结果他们宣布“我疯了”，对我进行强制“治疗”达三四个月之久，所幸1975年4月我终获出狱，否则一定会死在秦城监狱。这段“我疯了”的骇人听闻的经历，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宛如昨日的事。他们宣布“阎明复疯了”我出狱后获知，1974年年底1975年年初，我的专案组上报给中央的报告称：阎明复在监狱中患神经病，疯了。没有任何医学鉴定或进行过常规性医学观察，有的就是各种编造。我也知道，我没有疯，是他们害怕了。是的，我是曾经被他们关在了精神病牢房，但是，我真的疯过吗？这段时间，我常常感到有人在监视我，不是哨兵从门上的窥孔里看我，因为哨兵的脚步声我听得出来。总之，我老觉得有什么人在看我。有一天夜里，我突然醒来，又感到有人从什么地方在瞧着我。我环顾四周，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屋顶的那盏电灯。于是我就仔细端详起来。电灯直接安在屋顶天花板上，灯泡外面有一层细金属丝编织的保护网，这层保护网外面还有一个用比较宽的铁皮编成的灯罩。每天天快黑的时候，哨兵打开电灯，光线很亮，吹过熄灯哨后，哨兵把灯调暗。我看来看去，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灯泡是特制的，可以用来进行监视。总之，他们是连听带看。我想，这也对，对敌斗争嘛！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愿意听就听，愿意看就看，反正我行我素，照样转圈散步、打太极拳、小声地唱歌、讲俄文。到了1974年下半年，专案组曾在1973年秋天宣布的“很快就释放”根本杳无音信，而且大半年来家里也没有人来探视。在更加茫然、孤独的等待中，我开始因极度失望而感到愤怒，行为也激烈了起来，动不动就同管理人员大声吵闹。发饭的时候只要觉得饭菜给少了，就大喊你们虐待犯人，给这么一点儿饭。冬天放风的时候，我觉得冷了，就大喊你们虐待犯人，这么冷不让人回房间。有一天，熄灯哨吹过了很久，哨兵一直不调低我房内的灯光，灯光照得我无法入睡。我几次报告，无人理睬，于是我拿起大棉鞋，跳起来朝屋顶的灯罩砸去，一连砸了几次，直到把灯罩里的灯泡砸碎。一会儿管理员进来，一句话没有说，把碎灯泡扫起来，换了一个新灯泡就走了。这一段时间里，我不时地威胁他们说，你们再虐待我，我就把你们窃听的丑事都抖露出来。这一切我都是自言自语地用俄文说的，我相信他们都听明白了。这样，对于监狱当局来讲，我的确是一个危险分子。出狱后我了解到，当时监狱当局给中央专案组写了一个报告，说阎明复疯了。他们担心我会揭露他们，只得宣布我有神经病1975年春节后有一天，在放风场上，我正在散步，突然看见管理员走到天桥上来了，这是不寻常的事，以往放风的时候只有哨兵在天桥上来回巡视。管理员一边走一边往下看，走到我的上面时，大声地对我说，你有精神病，不要乱说乱动！我也没有理睬他，继续在放风格子里散步。管理员说完也就走了。事后，我反复琢磨，这意味着什么。我想这可能是一种防范措施：我不是说过吗，你们不要虐待我，否则我会把你们这一套窃听窃视的做法都抖露出来。他们真的担心我会揭露他们，所以采取了宣布我有神经病的措施，这样，今后我即使再怎么嚷嚷什么，别人也不会相信。但是事态继续发展。过了一两天，管理员打开囚室的门，走进来对我说，把东西都带上，换房。于是我抱着被褥和所有的书籍跟着管理员，到另一幢监狱楼。我的囚室在一楼，还是一个窄小的房间。我把被褥铺好后，囚室的门打开了，走进来两个人，一男一女，都穿着白色的大褂，看来是医生、护士。医生叫我坐在床上，问我年纪有多大了，身体怎么样。特别问到最近脑子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我说没有什么，一切都正常。医生又进一步问道，你是不是有精神病？我笑了起来说，我怎么会有精神病呢。医生说，精神病人没有一个承认自己是有精神病的。谈话就结束了，我也不太在意。这时从走廊里传来一阵阵嘈杂的声音，有人在大声地喊叫，有人在哭，有人在笑，哨兵也不管。我这才意识到，是不是把我同精神病人关在一起了。想到这里未免有些着急，再一想，我着急也没有用，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吧。从那开始，我被关在了精神病人的牢房。但是我知道，我没有疯，是他们害怕了。强制对我进行电疗第二天吃过早饭后，医生打开门走进来，对我说，你脑子有病，我们给你治疗，你要配合，叫我马上跟他走。经过走廊，拐了弯，看见一排屋门上都贴着这个治疗室、那个治疗室的牌子，可能是一个门诊部。走进一个治疗室，医生叫我坐在凳子上，前面的桌子上放了一台仪器，医生把两个连着电线的皮圈放在我的左右颧骨上，然后用胶布贴牢，接着打开仪器，我顿时感到一股电流冲入体中，四肢发抖，全身抽搐。我立刻用双手拔掉粘在脸上的电极圈儿，大声地喊道：“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知道我是谁？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翻译，你们这是要杀人灭口，赶快向专案组报告！”我这样大吵大闹可能把医生们吓坏了，怎么钻出来一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翻译？他们可能只知道送来的犯人疯了，并不知道这个疯子是何许人也。于是赶忙把我送回囚室，以后再也没有给我做电疗了。多年后，同一位熟悉的精神科大夫谈起此事，她告诉我，通过电流使我身体极度抽搐的那台机器在医学上叫做“电休克仪”，目前在精神科的临床使用上也是非常慎重的。通常只是偶尔给刚刚入院的狂躁型病人使用，一定要给病人戴好牙托，垫好头部、颈部和腰部，防止意外情况发生。一般操作是将正、负电极放在病人的两个太阳穴处，瞬间通过电流，呈现短暂的抽搐，使病人处于深嗜睡状态，以缓解病情。这位专家说，将“电休克仪”的正、负极置于人体面部的颧骨处，通过电流造成身体的四肢抽搐以致痉挛，她未曾听说和见过。幸亏当时我本能地反抗，否则不知会有什么后果。但是，从此以后，每天早上有两个穿白大褂的大汉走进囚室，叫我张开嘴，把一大把白药片塞在我嘴里，然后给我一杯水，叫我喝水把药咽下去，之后，他们还要我张开嘴看一看，确认我咽下去了，他们才离开囚室。我不知道他们强迫我吃的是什么药，只是服药以后很快就发困，眼睁不开，坐在床上一会儿就睡着了，一天到晚昏昏沉沉，似睡非睡。最大的苦恼就是不能读书了。好像报纸也不给看了，放风也取消了。除了三顿饭以外，从早到晚就是昏睡。这样大概持续了两三个月。对我进行强制“治疗”达三四个月之久，所幸1975年4月我终获出狱，否则一定会死在秦城监狱。本文节选自《阎明复回忆录》一书

阎明复是中共谍报英雄阎宝航之子，自幼就随父母频繁接触周恩来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在重庆“阎家老店”度过了别样的少年时光。从“哈外专”毕业后，阎明复在全总和中办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等领导人做了十七年俄文翻译。他见证了中苏关系十年变迁，“文革”中被关进秦城监狱七年半，恢复工作后任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阎明复回忆录》共九十五万字，详述了阎明复从少年时代到改革开放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沉浮和风雨变迁，颇具史料价值。“文革”让我家破人亡作者：阎明复“文化大革命”给我身心和我家人的伤害，可谓是刻骨铭心，实在是难以忘却……我个人的遭遇，在前面叙述中已做过交代；同样，我们这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每位成员所经受的磨难，都是不堪回首的。阎明复的父亲，中共谍报英雄阎宝航我与父亲同关在一座监狱中，虽近在咫尺，但犹如远隔千山万水。他老人家临终前，我们都不能见上一面。父亲死后，“四人帮”不准通知家属，不准家属最后见遗体，不准保留骨灰……母亲不但遭受迫害，还深深地思念着父亲和我，心力交瘁，得了不治之症，受尽了病痛的折磨……每当听到亲人讲到这些，我的心就像被刺着了一样痛，尤其是，听他们讲到，我被关进监狱后，妈妈总是关切地问我的下落：“那明复呢？”即使在重病中，她还不住地念叨说：“我还是最想小复啊！”临终时，妈妈还不无绝望地说：“我想小复啊！”每当想到这些，我都会悲愤欲绝、不能自已……其实，我被关进秦城监狱以后，对家里和亲人们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出狱后，在与家人的交流中，渐渐地都了解了……我把这些痛苦的往事，以“家破人亡”为题记录了下来，其中有些事情在前文中已经述说过了，然而，为了使我们不要忘记那段历史，我还是以“附件”的形式，将这篇用血和泪写就的文章，一字不落地附在文后。抗战前夕，阎宝航夫妇与子女们在南京合影家破人亡十年浩劫，给我们家带来极大的灾难，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父亲、母亲、二哥相继离开人世，幸免于死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亲人，也受到难以倾诉的创伤。1967年11月7日，年愈古稀的父亲无辜被捕，在秦城监狱受尽折磨，于1968年5月22日含冤去世。1967年11月17日，我无辜被捕入狱，在秦城监狱度过漫长的七年半暗无天日的独牢生涯，于1975年4月3日获释。1967年12月，在解放军总后勤学院工作的大哥阎大新（原名阎明新）被隔离审查，罪名是：他是我父亲派遣到根据地的“战略性特务”。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大哥十五岁奔赴延安参加革命，随后被派往太行山根据地的部队，同敌人浴血奋战。日本投降后，又随部队转战东北，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调到总后勤学院工作。这样一位早年投笔从戎，身经百战的战士，竟被诬陷为“战略性特务”，岂不太荒唐了吗？大哥不仅被隔离审查，还因他参加的“群众组织”反对邱会作的反党行径而被押送荒芜的贺兰山劳动改造。直至林彪事件后，邱会作本人成为阶下囚，总后受迫害的干部大批返回北京后，大哥的“特嫌”帽子仍未明确摘掉。在育英学校任教的大嫂舒堤也被造反派强行下放到香山“开采煤矿”，香山自古以来以其秀丽的风景而著称于世，从来没有矿业。而愚昧无知的造反派硬说有山就有脉，有脉就有矿，把大批教师赶到香山，把康熙皇帝给六世班禅修建的行宫变成营房，在香山下乱施开采，破坏了香山的风景和水系，造成香山泉水断流，至今未能恢复，只好用自来水冒充泉水，以欺世人。我的二哥阎明智十四岁去延安参加革命，在陕北公学学俄文，日本投降后，被派到东北曾任张学思秘书，后调到哈尔滨外国语学校任教，为培养未来的俄文翻译做出很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调到外交部工作，是外交部的高级翻译、外交官和翻译处处长。“文革”中，外交部造反派也对阎明智进行了隔离审查，后来将他与外交部干部一起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参加劳动，1975年4月在长沙悲惨逝世。早年就赴延安革命的二姐被下放到句容县江苏省直属机关“五七干校”下田插秧、上山采茶，患重病后，造反派仍然抓住二姐1960年至1967年为爸爸还清公家八千元钱款的问题，多次批斗

儿时的顾家錡在爸爸妈妈中间顾家錡和他的母亲刘晓阳我插队的朋友顾家锜去世了（1950年1月3日—2013年1月5日）。追悼会开完，一切又复归于平静。一个人就这么来无影，去无踪，在人世间匆匆走了一趟。如果是学术艺术专家，没准还能留下些作品，但家锜什么都没有。他所留给世间的大概只有朋友们的回忆。我先认识家锜的弟弟家镒。他和我同一所中学，但比我低一年级。1968年元旦刚过完，母亲照常去上班，但晚上下班没有回家。她是全总国际工运研究所的副所长，被一个叫“革造”的组织扣押起来私刑“审查”；经过连续三天三夜的轮番逼供后还回来一具尸体，说她“畏罪自杀”了。我的家突遭灭顶之灾，而且求告无门，没处讲理。我不愿面对这一夜之间破败到底的家，想尽快离开，而且越远越好。于是在报名去生产建设兵团因出身之累不果后，迅速选择了去内蒙古牧区插队。到了草原才知道，我的朋友顾家镒的哥哥家锜也同我在一个公社，但不同队。家锜比家镒大一岁，正好和我同年。下乡没多久便听说顾家锜的父母也全都自杀了。我因惦记着家长是否有“解放”或者“平反”的可能，每年冬天都要回去看看，结果受到同队人的嘲笑。我也不想解释什么。记得第一次准备上路回家的头天晚上，传来了公社要开展“挖肃内人党运动”的通知。我对此毫无兴趣。等我返回队里时运动已经结束。这场运动的终止和顾家锜所在的生产队有关。顾家锜他们队有20名知青。其中和家锜来自同一所中学的周秉建，是周的侄女。我们下到生产队，经过农业合作化运动，旧社会农村的宗法势力被土改摧毁，每个生产队的领导班子多出自一个家族。家锜他们队的领导班子负责人叫白音仓，蒙汉兼通，见多识广。他们队超过一半的人家都能和白音仓攀上亲戚。运动一来，白音仓成了运动对象。自然该队过半人口都上了他的黑线。我虽然认识顾家锜，但因草原地广人稀，来往很不方便，见面的机会不多。我和他最长的一次接触，是有一年从北京返回大队时在火车上的偶遇，就一路聊着天往回走。我知道失去母亲的滋味，也因此不想触动他心灵上的创伤。但家锜自己跟我讲了一段有关的经历。那次也和这次一样，他从北京返回大队，火车上遇到一位女生，便聊了起来。说着说着，那位女生便讲起了“文革”初期造反的峥嵘岁月，眉飞色舞地大谈她们如何轰轰烈烈地批斗校领导的革命豪情。家锜说，其实那个女生说的校领导就是他的母亲。家锜指着我说：和咱们现在一样，她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上，和我面对面，就这么近。我听得心里发毛，便问他：你当时告诉她，你就是她们校领导的孩子吗？家锜说：没有。我又问：你对她有过什么表示吗？也没有。我什么都不想说，也说不出来。家锜母亲王毓真，是北京女一中党支部副书记兼副校长。当时无正校长，她便是实际上的行政负责人。她本人当年就毕业于女一中；那时候叫幼稚师范。大学是辅仁大学历史系，辅仁是一所教会学校。家锜妈妈1946年入党。我和顾家镒所在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是1939年入党，师大女附中校长卞老师1941年入党。从资格上来说家锜妈妈比她们晚参加革命5到7年，但职务却差不多，都是一所中学的负责人。当时，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很少出自缺衣少食的贫农或者城市贫民家庭。我们学校的党支书和师大女附中校长卞老师都出身地主家庭。家锜妈妈出身于城市中产。“文革”一来，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当权派”容易识别，就是单位领导。但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就不好判定了。唯一可以识别的“硬指标”就是家庭出身；如果出生于非无产阶级家庭，就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嫌。揪家庭出身，成了所有出生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各单位负责人的紧箍咒。其实，真正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单位领导人并不多见。家锜外公有一处老宅，在西单阴凉胡同。外公去世后，家锜妈妈考虑到党员不能有私产，便决定把房子交公。由于政府的实际查收往往要拖很长时间，没能在外公故去的当时完成，“文革”中就成了家锜妈妈曾经拥有私产的铁证。师大女附中卞仲耘遗像“文革”开始，师大女附中卞老师第一个遇难。我们学校的党支书服安眠药自杀，我是去医院抢救的学生之一。我们1968年8月份下乡。家锜妈妈于12月12日偷逃出关押她的私牢，和先生会合后试图投奔亲戚家暂避。然而那个晚上他们却没能找到容身之处。入夜，夫妻双双自沉于北京西八里庄京密引水渠。那是北方12月份的河水。女一中看押王校长的人发现她已不见之后，赶到她家中搜查，竟将她最小的儿子抓到学校扣为人质关押了一周之久。从1966年运动一开始，家锜的妈妈即遭监禁批斗，被剃光头发，打得很厉害。从“走资派”直到“清理阶级队伍”时的“阶级异己分子”。不管运动如何翻来覆去，总有新的罪名加到她的头上。到她逃走自杀时，这种非人待遇已经长达两年半之久。我知道这些细节后甚是为家锜的父母惋惜，当初怎么就没想到逃去我们插队的草原深处？！我们公社的党委书记韩志学就曾逃回东北老家；事后虽然因“擅自脱离组织”受到严厉处分，但毕竟活了下来。什么样的处分能和死相比？挨整的人躲避算逃兵，自杀算叛徒。家锜的妈妈两者得兼。而私设公堂，逼死人命者不但无罪，反而因证实了一个叛徒或者逃兵而有功。顾家他们家兄弟三人，一夜之间父母双亡，家里只剩下三个不谙世事的男孩儿。顾家锜小学上的实验二小，和他同桌的女生就是卞老师的二女儿。那时候学校开家长会总让家长坐到自己孩子的座位上。想必卞校长和王校长同桌见过面。两位著名女校的校长，一个死于学生的群殴，另一个虽然逃了出来，但还是走投无路，选择自杀，这种结局令人无言。我的母亲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教育系，曾当过晋察冀根据地河北深县一中的校长，解放初期调到外事部门；虽然不当校长了，也没能逃过一死。那次家锜带我到刘晓利家重聚时，晓利说家锜父母双双自尽不排除有殉情的可能。是啊，这么恩爱的夫妻，难免不往“不能同年同月生，但愿同日同时死”上动感情。我们无权抱怨家长选择了这么一个伤透了儿女心的举动。他们实在是被逼得无路可走！火车上巧遇顾家锜，是他回生产队办手续。他父亲顾传淦原是水电部计划司年度计划处的处长；单位有工地，同意把孩子调到工地安排就业。我和家锜抵达公社后分手不久，他就离开了草原。后来家锜当过不长一段时间的科长，就在改革大潮的兼并重组中逐渐边缘化，最后在单位所属的书店里打杂。我几年前回国去看他。他弟弟家镒送我回家的路上说，哥哥的境遇很不好，收入还不如嫂子多。他的知青战友王小波回忆说，家锜退休后很满足，退休金能拿到三千元了，是退休前工资的三倍。也就是说家锜退休前的工资只有一千元。四十年后，家锜的小学同学维一曾想他把母亲的冤案写出来，但越洋电话刚打过去，那边已是泣不成声……他没再勉强家锜重新撕开已经渐渐弥合的伤口。我因和家锜有过类似的经历，也鼓励他写：记录下来，是亲生儿女的证词；不写，等我们都死了以后，就没人知道世间还曾有过这样的事了！电话打过去，他告诉我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因长期感到吞咽困难，他被查出食道癌——。家锜人缘非常好，朋友特别多，大家都赶来参加追悼会给他送行。有周秉建，那个师大女附中的宋XX也去了。顾家锜是他们队知青中第五个去世的。第一个去世的马月兰，19491018—19931009死于肝萎缩。她的父母也是在我们下乡后的1969年双双“畏罪自杀”。另外三人按去世的时间顺序是李宝凤胰腺癌、郑增身肺癌和张育芷肺纤维化。他们队知青已经去世四分之一了。愿他们的灵魂在天堂里安息。作者简介刘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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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草》一位六九届女知青的遗书作者：卢醒红编者按作者以小说的写作形式，讲述了一个当年发生在西双版纳的知青真实故事......序一九七九年我的肾结核起了变化，住进了华山医院的住院部。想不到邻床的病人竟是我十五年前的学生白如洁的母亲。我高兴地奔上去摇晃着她母亲的双手，而她却是用茫然不解的目光盯着我。“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周亚明老师。以前不是常来你家的吗？”“哦，是你，周老师”奇怪的是她竟带着凄苦的神情淡淡的回了一句。“白如洁好吗？她在不在上海？”由于心切我仍然接着追问下去。她母亲突然转过身，背朝着我，埋下头啜泣起来。我一下子手足无措不知说错什么话，惹得她会这样。“怎么啦，你怎么啦？”我走到她面前弯下腰柔声地问着她，只见她的右手向后摆了几摆，示意我别再问了，我正感到一筹莫展时，她慢慢平静了边擦眼泪边说:“请原谅老师一提到如洁我心就会酸起来，泪水就忍不住了。”尔后她压低着嗓音“等一会晚饭后散步，我会把详细情况告诉你的。”没多久就开饭了，饭后我怀着满腹疑虑跟着她到医院的花园甬道上散着步。由于刚才我的话，她的脸上仍然遗留着哀伤的表情，见此情景我再不敢先开口。“如洁她死了”她母亲打破了沉默轻轻的自言自语的说着。“什么，她死了，怎么死的？”我一惊。“说是为了一个男的不爱她就自杀了”说着她眼眶慢慢的又红了起来，似乎有说不尽的痛苦。我真意想不到十五年以后的白如洁已不在人间了，如此浪漫而天真，诚挚而善良，无论春夏秋冬的衣服，她总是喜欢穿天蓝色的，是呵，这就是她的性格色彩，天蓝就像天空那样的湛蓝，像天空那样的明朗开阔……这样的活泼可爱的人怎么会自杀？“你们怎么知道她是为了一个男的不爱她才自杀的”我不相信的反问着她的母亲。“起先是从云南发来的公函得知的。由于刘少奇视察华东机械厂，接见劳模时跟她爸爸握过手谈过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关进牛棚，为了这如洁就跟我们脱离了关系上了云南，从此就了无音讯。到了七二年年底突然收到了她组织发来的公函，通知我们说如洁为了一个男的不爱她自杀了。这真是个晴天霹雳！我不敢在众人面前哭。你知道那时说自杀的人都是有罪的，就是对党对社会不满。老头进牛棚女儿自杀，过度的忧伤使我大病一场。”“到了七三年底悲痛略微平静了些，就想把她的衣服取出来晒一晒。我留着泪一件件的仔细抚摸着，对着衣服倾吐着母爱的相思。当我拿起棉袄就觉得有股异样的味道，仔细摸摸似乎也有异样的感觉。我立刻用剪子把它剪开，才发现里面有好几层，布层里夹着密麻麻的写满字的纸条，那时候她爸爸刚刚放出来，我们俩人又不认识字，生怕给别人看了又要惹出什么祸，就叫我读三年级的小外甥读。这孩子写得太深奥了，从我外甥咯咯嗒嗒的朗读中我们半懂不懂的知道了她的确是为了一个男的不爱她才死的。唉！真作孽，她死时刚刚才二十岁。”“七六年四人帮垮台以后你们没有去问她组织？”我着急地打断了如洁母亲的话。“怎么没有写信啊”她擤一下鼻涕抹了把泪又继续说下去:“四人帮粉碎后我与老伴商量着托人写信到她组织，原来的组织说是解散了，信被转到她接受的单位。二个月后，组织部来信了，信中讲到他们是七四年接受水利团的，白如洁的事是七二年发生的，所以详情不知，查了一下档案，档案中这样写道: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五日，白如洁为爱情问题想不开吞服大量的安眠药而自杀。”另外还附上医生死亡证明单化验单的复印件。“我就不相信如洁单单为了这死，那为何要把遗书藏在棉袄里，我想看看其中会有什么蹊跷。现在新的法律公布了，如果有疑问就上诉去”我激动说着。“你现在还是安心养病，等你出院到我家来说吧”她母亲深吟了一下说。二个月后，我出院了，马上就取来了一叠子纸片。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的看了起来。一一九六九年上海掀起了动员青年到边疆去的高潮。我由于父亲的关系破例的优待起来，不管是黑龙江云南都不批准。眼看别人一批一批的戴着大红花开发走了，我真是又急又恨。可在一九六九年年底那一批奔赴勐腊农场将要出发前的第四天，我意外的收到了上山下乡办公室的通知书，我真不敢相信这份通知竟会是我的。而事实的确在告诉我:党和人民终于信任我了，我能和其它无产阶级子女一样被光荣批准到遥远边疆干革命了。孩提时代的理想真的插上金翅膀飞向远方了。真的想不到我的一份血书抵得上十九份申请书。转瞬即逝，年历翻到一九七一年，来边疆快二年了。不知是水土不服还是我的先天不足，我的体温几乎每天都在37.5～38度。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的鼓舞下我仍然坚持上山劳动。我越吃力温度越高，时常高烧不退，最后无法只好就长期病休了。后来连部经过商议认为我还可以养养鸡。一方面改善伙食，二方面不浪费人力。可我心里却明白，这无非是杨伍连长妒忌我而出的鬼主意。为了烧饲料我必须要到炊事房去取炭火，炊事房的炉膛是很深的。我用锹费劲地把炭块扒了出来，把饲料锅放上去，然后用芭蕉叶用力的扇，炭块的灰沫飞得到处是。不一会儿我的头发也成了灰白色的。脸上黑一块白一块活像个小丑。我累得坐在芭蕉叶上直喘气，心里升起了一股烦恼，难道我的体质竟连这么省力的轻活都不能胜任，今后漫长的人生道路又如何走下去？第二天，我刚走到炊事房就听到有人在招呼我:“喂，白如洁上这儿来，我炉火出膛了，炭块还很旺呢！”我喜出望外的赶过去一看并没有有什么出炉火。但在灶旁却真的放着不少炭块。我感激的朝他笑笑……他又在暗中帮助我了，一时思绪如同脱缰的野马撒蹄纵开了……二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火车行驶了二天二夜经过“都匀”不久，我去了厕所(火车上的厕所是男女不分的)。看到一位身穿军装，浓眉大眼的男同志走了出来我就进去了。发现一个钱包掉在“马桶”后面，我捡起来一看，内有人民币十八元。这恐怕是刚刚的男同志掉的。于是一个车厢一个车厢的去寻找，终于在第九车厢找到刚才碰见的小伙子。我走上前询问了他，对证下来的确是的，我就把钱还给了他，他十分激动，一再追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一闪身回到自己的车厢。可是后来他还是找到我校护送老师，向她反映了这件事。可想不到到了分连队时，我们竟会分在一个连队。我这才知道他的名字叫李季，他出生好，根子正，思想红，工作积极肯干。别看他平时寡言少语，可每逢开会发起言来总是马克思列宁毛主席语录。国内外形势，阶级斗争新动向等等联系本连队的情况，上挂下联说得头头是道，有声有色。所以在群众中有很好的影响，多次被大家评为学习毛选的积极份子，团积代会的代表。当连部成立团组织，他是连队中发展七个人中的其中一个。他被分配在炊事房兼烧开水。每天一上班第一锅水必须先送到山上给劳动的人喝。第二锅水才可冲水瓶。各人在上班前把暖水瓶送出来排列在烧水房内，等中午下班时去取。当时带水瓶的人不多，暖水瓶时常会失踪。云南尽管地处热带，可在早上和晚上却很冷的。例如冬天，早晚穿棉袄，中午穿衬衣。我又有风湿性关节炎，水瓶一失踪没热水用，多不方便。一天，我的水瓶又失踪了，原以为如往常一样，别人拿去用几天，就会还来。可是一天、二天……半个月还未出现。我天天带着期望的心情去“审查”在水瓶队伍中有没有我的水瓶。可是令人失望的是它再也不出现了。我开始抱怨了，责怪偷水瓶的人太不道德……李季听了就问我水瓶上有什么标记。就到男寝室去找寻了一番，才知道水瓶早已碎了。我一听心里就难过起来，这东西在边疆有钱也买不到，想不到才来了几天就坏了。从此只好用冷水擦身了，可我的关节炎怎能忍受？一星期后的一天，突然我发现我的水瓶还是在队伍中？我真奇怪极了，忙问李季是怎么回事，他笑了笑说:“我的水瓶壳坏掉了，把胆装在你的壳里，不是凑成了吗？”“那么你呢？还是你拿去用吧”我不好意思的推托着。“烧水的人还怕没水用，你有病又是一个女同志，还是你拿去用吧。”自那天起，我的水瓶再也不失踪了。我明白:是他在替我暗中保护着。“你要烧鸡食就拿到这儿来，我会给你弄好的”一声轻轻的语声打断我的回忆。“不，这样不好。”我想了想回答他。“这有什么！我不过是顺便替你捎带一下”他一边说一边拿起扁担。“不，李季。我看还是我自己来弄”我一边搅饲料一边说。“好了，好了，你不要再固执了。瞧你咋天那付狼狈相……”说着他挑着水上山了。在四月中旬，雨季到来之前，总要刮一阵坍房风。说来也怪，房屋不倒风就不止。在这次坍房风中，不幸的很，我们连队四排房屋倒了三排，我的斩菜棚也坍掉了。一时连队人手来不及造，连首长就叫我跟煮开水的暂时一齐合用一间竹棚。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事情，当遇到能使自己忧郁的心情兴奋起来的时候，人们就会在无形中感到幸福、甜蜜、美好。像是眼前突然闪现一幅明媚秀丽的山水画。于是看一切都是生机勃勃、奋沸向上，生活也就变得温暖、光明。我也是这样，朝夕相处产生的温暖友情使我多病的身体和忧郁的心情欣然兴奋起来。我似乎又回到了孩提时期。我们两人仿佛有说不完的话，从明媚童年中的趣事谈到队组织怀抱中过来的少年生活，又从书籍谈到唱歌音乐，从家庭谈到我的痛苦失意……他赞同了我对家庭的态度，同情了我的处境，安慰我的失意……就在这些中，我不知不觉的把李季当成最知己的人来讲话了。三西双版纳的傣族猎人，打野鸡的方式是用一种形状像我们竹编日水瓶壳一样的竹笼筒，把漂亮的公鸡装进去，然后带到山中取出来。公鸡一展翅高鸣会引来一群群野鸡，野鸡的好胜心是很强的，喜欢互相比美，带去的家公鸡越美引来的野鸡就越多。这时猎人就鸣枪打中一只野鸡，而野鸡是很死心眼的，家公鸡不走它们仍然还会飞来比美。如果带去的鸡不美，那就无法引来大群的野鸡。半年后，我所养的小鸡全长大了。由于我细心的照料，那些公鸡竟长得只只雄赳赳气昂昂的，羽毛不但美丽，而且还像缎子一样闪着光亮。一次傣族人路过我连，突然发现这儿的公鸡竟长得如此好看漂亮。就向连首长提出用母鸡换公鸡，对我们来说是再好不过，就换给他。这下子一传十，十传百，附近寨子的猎人都纷纷跑来交换。他们翘起大拇指夸奖我:“上海来的龙英利多！小公鸡利多。后来我知道他们养的鸡为什么像害了佝偻病一样灰不溜秋的，原来他们从来不懂得家畜是要关起来喂食的，猪呀，狗，鸡满寨子乱跑。一天，孟山弄寨的猎人又来换公鸡。本来他们计划是换五个，所以带了五只竹笼筒。现在一看只剩下七个鸡就全换走了。可是缺二个竹笼筒。李季就从自己的寝室拿出一只水瓶壳给了傣族人。我心里不由一动，等傣族人走后，我冷不防问他:“你不是说你的水瓶壳坏了吗？”他听了楞了一下，然后傻呵呵的笑了笑，一言不发的走了。我顿时明白了，为了照顾我，特地将自己的……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隐隐约约的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情突然充溢了我的整个心灵。我们每天吃完早饭，必定要进行天天读，这是在一间茅草搭成的大礼堂里进行的，男生坐在右面几排，女生坐在左面几排，我们六班正处男女交界处，炊事班人员则可以随便坐，我发现李季总喜欢坐在一班后面，我们之间只相隔一条走廊，我观察到李季总在偷看着我，有一次我从眼梢中瞟到他又在偷偷的望我了，我被他瞧得实在不好意思，就把头靠在前面座位的椅背上。下了课，我到炊事房去烧鸡食时，他假装一本正经地责问我“你为什么在天天读时打瞌睡”？“谁打瞌睡”？我理直气壮的反问着他。“我亲眼见你在打瞌睡，还想赖”“什么赖不赖，谁叫你尽看着我”我将了他一军高兴地说。“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谁知他狡猾的反问我。我感到脸上一阵阵的热，原以为将着他的军了，谁知反而被他将了一军，只好涨红着脸无力的强辩着“是你先瞧我的”“好了，好了究竟谁在看谁，自己心里最有数。”说完狡黠的朝我笑了。“噗哧”一声我也忍不住地笑了，在笑声中我们的友谊已经变成了一条小溪在心灵的深处流着。不过，任何事物总会在变化的，友谊也是这样，常常会随同着生活的变化情感的变化而变化着，最初是一点新鲜的印象，或是一片朦胧的感觉，可是有的就会悄悄的淡漠，有的却像一粒种子深深埋藏在心灵中，由于互相的接触，印象一重又一重的增加和积累，它就越来越茁壮，越有生命力，原来平时的印象正像使种子苏醒的春风，终于有那么一天，一闪的阳光忽然把一丝暖意穿透心灵的土壤，使那种子爆破，然后抽条开花，开出紫红的、玫瑰红的或许是粉红的爱情之花。从童年时我就酷爱文学，曾看过许多在我的年龄不该看的书，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后，他多次要求我给他讲讲我看过的那些毒草书籍，我的记忆力是众所周知的，什么“四青春”“三朵花”我常常可以整章整段的讲给他听，书中的情境往往是富有诗意的，有时我们俩人全陶醉在这诗意中，他对我十分钦佩，每逢我讲完一段，他总是感叹地说“你的记性真好，如果有升学，你一定是读书很好的人”。对于我的记性和聪明，曾不止一次的被人夸奖过，而他的夸奖让我感觉却好比喝了蜜糖一样心里甜滋滋的。有一天，李季直截了当的提出，要我借几本书给他看看，我笑着回答他:"在那场烧书运动中我还会有书保留下来”（在来边疆不久，为了更好的肃清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动员大家除了毛选和辅导材料外，所有的书籍全部上交到连部）“算了，算了，咱们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你还这样不信任我”他有点不高兴了。“那好吧，为了我们的友谊，就把我偷偷藏下的那本《红玛瑙集》借给你看，你看时千万要小心，别露了马脚，大家都倒霉”。我思索了片刻说。过了二天，他把书还给了我，不知什么缘故一反常态微红着脸对我轻轻的说:“你回去把这篇文章再仔细的琢磨琢磨”他指着其中的一篇《灯》，说完就一溜烟的消失在山坡下。人们常说:“在恋爱中的年轻人是最敏感的”对于我们来说也正是这样，我拿着书匆匆忙忙回到寝室，将这篇文章看了一遍，并没有什么奥妙？我不由得为自己的神经过敏而好笑。第二天，我如同平常一样去烧饲料，感到今天的李季似乎有点反常，一看到我来就羞怯不安的躲开了，上午过去了…………我真不知他葫芦里在卖什么药，中午休息时，我又重新取出那本书，挨个儿一字字的看了一遍，仍然没有发现什么，我不由思索起来，脑海中浮现出他给我书的神态，整个上午的反常现象，心中总觉得疑题就在这篇文章中，于是我又把它再仔细看了起来，这才发现在文章的第一页上，字行下面有四个小点点，我把它连起来就是“永远爱你”我的目光久久的盯着这四个字，盯着盯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头扑在床上轻轻的恸哭起来，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哭，反正他爱着我了。尽管只有这四个字，既没有美丽的辞藻，也没有娓娓动听的情话，但从他平时的一举一动中，看出他是在默默地诚挚的爱着我，其实我爱他并不见得比他爱的浅，不是吗？为什么不见到他，我的心上就会涌起一股莫名其妙的惆怅感？为什么一见到他的身影我的心禁不住会泛起一阵欣喜的涟漪？为什么他烧火的柴一时没有了，我会出乎意外的发现草堆里有几根木头在那里？这还不是爱情的魔力支配使我这个弱不禁风的病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别处悄悄扛来的，为什么一次次叫他帮我寻找鸡蛋(西双版纳的鸡有个怪癖，喜欢把鸡蛋生在人所看不到的地方，过段时间鸡也失踪了，等我发现后母鸡身后已经跟了一群小鸡了)这一切还不是为了能与他多呆一会。我不敢向他表明我是在爱他，也不会想到他会如此大胆的向我求爱，因为爱的本身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更何况团里有这样的规定:1、不准谈恋爱2、不准抽烟喝酒、3、不准打人。再说我是一个早已背上黑色十字架的人，在社会上处于被人看不起的地位，是属于要老老实实接受无产阶级改造的人，他是红的，而且红的发紫，现在他向我表明他的态度，可他的名誉、地位、前程将会怎样……现在他已果断的闯进我的心灵中，使我动荡的心更不平静，他爱我，我也爱他，那何苦不让两股热流会合拥抱在一起呢？不能啊！在红与黑的界线上矗立着这块阶级斗争巨大无比的不可逾越的界碑，我不敢越过这界碑，不愿让他与我一同死在这界碑旁的冷枪下。这是在害他啊！我不能爱！我不能……四我的心呀，不要再颤抖了，我的泪水也不要在流淌了，只怪上帝创造和安排了各种各样人生，有的幸福、有的痛苦、有的得志、有的失意。不是一个矛盾体的话，世界上就不会有这样那样的模样了，正如上帝在安排自然一样，有冰封千里的北极，有毒日当头的赤道，有黄沙蔽日的高原，也有碧波万顷的大海，这才使大自然绚丽多彩，我们的人生如果不是一些人欢乐、一些人痛苦，千篇一律的话人类也就早已不存在了。不记得了吗？有位伟大的诗人罗曼罗兰老人不是这样说过:“我们不应当只赞美欢乐，也应当赞美痛苦，因为它的二者都是这样神圣的”既然痛苦也是神圣的，我这样安慰着自己，那我何必再去追求海市蜃楼般的幸福呢？还是把感情紧紧锁在心里吧！自那天起，我尽量避免和他接触见面，只要一看到他，我就马上躲开，而他却是在千方百计的想和我见面。清晨，我把鸭子赶到河里，看到雌鸭雄鸭欢欢喜喜的结伴而行，我不由惆怅的望着河水发呆，没有他，又听不到他的声音，生活显得那么空虚。心中充满了悲哀，那些鸭子倒可以自由选择配偶，而作为我一个人，却不能自由的选择自己所爱的人，这几天我尽躲着他，不知他会有什么想法……想着想着大颗大颗的泪珠涌了出来，一阵脚步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我不愿让人知道一清早就坐河边在流泪，连忙低着头装寻找草料(一种鸡要吃的青草)“白如洁”一声呼叫直钻进我的心灵，他来了。我触电般的站起来，朝山坡上奔去，一到坡顶，我悄悄的回头看了他一眼，他正在神情恍惚的淘米，我的心一阵阵酸疼了起来……三天后在河岸边，那只失踪了三个月的吉吉在傣族人的鸭群中出现了，我连忙呼唤它，可是吉吉离开我三个月已经和傣族人的鸭群混熟了，任凭我怎样呼唤，它理都不理，眼看又要随着傣族的鸭群游走，我急忙跳进河里追赶(西双版纳的河流，在旱季是很浅的，一搁裤腿就可以过去)它在前面游，我在后面追，追啊追，正要抓住它的时候，忽然感到脚下一空，还不等我明白怎么回事，水就呛进了鼻孔，从鼻梁一直酸到脑门，耳朵轰轰作响，我清楚地意识到“这坎坷的人生将要结束了”。早知今日，为何不跟李季讲清。现在死了再也来不及了。我在水里忽上忽下心里只默默念着“李季，咱们要永别了……”当我还没有完全丧失知觉的时候，似乎感到有一双手在拽我的头发，就是这双手把我从死的路上拉到生的归道上来，使我又回到了烦恼的人世间。事后，我才知道，李季见到我在河边追鸭，就到仓库拿了米到了河边来淘，目的是要跟我碰面，可等他来到河边，惊见我正在水中无力的挣扎着。落水着了凉，支气管炎又复发了，咳嗽咳个不停，尤其在夜深人静时，我的一连串一连串的咳嗽声显得格外的空旷可怕，似乎在一瞬间肺就会破了，第二天出操哨一响，我支撑着衰弱的身体到鸡鸭棚时，发现鸡鸭全部放出去了，一大锅饲料冒着热气，我总是受他的帮助……正在那儿出神，李季正好从寝室走出来往炊事房去，经过我面前朝我笑了笑，走了过去，霎时我的心窝不知怎么一热，不由自主的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不与他接触(见面)，情不自禁的走到炊事房，炊事房里只有他一个人，只见他正忙碌着做打早饭的准备工作，我激动而难过的倚在门边，默默地注视着他的侧面，好几天没有和他直接见面了，我发现他瘦了，额上添了几道细细的皱纹，他也在受爱情的折磨，他是在为我……我一阵的难过朝着他慢慢的走去，他听到了脚步声转过来一看是我，眼神一下明亮了起来，从他那乌黑发亮的眼睛里飞出了一片爱的春意。“李季，你这样待我，又救了我，这样更使我感到痛苦……”我凄惨的诺诺的说着，不听话的泪水不待我说下去就在眼眶中尽打转，我不得不低头沉默了。“夜里你咳的那么厉害，”他怜悯的看了看我又说道:“一切我都弄好了，你快去休息吧，中午再来喂喂食，混混人家耳目就行了。”我抬起头，一种难言语状的感情渗透了我的全身，眼眶中的泪水终于忍不住了，成串成串顺着鼻梁往下掉，我的心颤栗了，他仍在深深地爱着我，暗中默默关心着我，在我这种环境下，居然有这么一颗淳厚的心同情着，依恋着我，我感动了……“李季，我的心不是石头做的，我也知道你的心，可是我们绝对不能相爱——我不愿拖累你，今后我们之间别再提什么爱不爱，这是我对你的要求……”回来后我噙着泪水写了几行字，把字条夹在《红玛瑙集》中送还了他。傍晚，我正在喂鸡时，李季向我示意，福福(鸡的名字)那儿有他的回信，福福正在仓库里孵小鸡。我抱起福福，没有信，想到他是个精明的人，我又掀起草席一看，果然下面有封信，我的心不由得狂跳起来，四下张望一下，就像贼怕被人捉到赃一样，急急忙忙拿起信，觉得沉甸甸的一时来不及细想就赶快藏到袋里了。为了安全，晚饭后，我推说胃胀的难受，想出去走走，得到班长的同意，就走出了寝室，来到幽静的草丛中，躲在一人多高的飞机草下，心慌意乱的撕开这封信，取出信纸，纸一层又一层，打开第四层时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只小巧玲珑小猫，而且它的眼睛是由二粒红色的有机玻璃镶嵌的，在夜色中闪闪发亮。它虽然只是一个开啤酒的扳手，但我知道它的含义就是李季，因为连队从上到下都喊他的乳名——小毛。包着小猫的那张纸写着他给我的回信:“在未相识你之前，在我心灵中从未有过异性的位置。今天你已经占满了我整个心灵，除此外别的已经失去考虑的地位，我交给你的不是一个啤酒扳手，而是我的心我的灵魂，我整个的人。虽然现在我们不能公开相爱，但我会很努力的去表现，总有一天会被抽上去，那时我们就可以公开相爱了。你放心，今后我无论被抽调到哪儿，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对你的心永远不会变的。原来他那样真诚热烈的爱着我，我幸福的晕眩了。一阵晚风吹来，薄薄的信纸煽动着，象他在轻轻的倾吐他对我的爱，唤起我对生活未来的向往，唤起我正视生活中的一切狰狞。突然，我那么强烈的庆幸生命幸好没有被河水冲走。啊！天空，大地，空气，星星，月亮一下子变得美了起来。大自然是我的，我是大自然的一员。我想狂呼，我想哭，生活原来还是那么美好。爱情是这样的真诚，纯洁呵！这样的美！我终于被他那种冲破“界碑”的大无畏精神所激奋。被他那种坚定火热般的爱所燃烧。被那象征他的小猫扳手所彻底击溃。在无人知道的情况下，在界碑底下你来我去互相倾吐感情。把少女纯洁的初恋给了他。俗话说“若要人不知，莫非己不为”过了一阶段，连里风言风语传出，说是我们在相好，这使人们大为震惊，纷纷在背后议论着。有人感到平时表现这样积极，这样老实的李季怎能会违反三不准的纪律谈起了恋爱？而且又跟她这种人谈。有人认为“不论怎样讲白如洁不但长得漂亮天资也聪明，要不是她爸爸的事，不然李季根本是配不上她的！”有人认为“要美貌聪敏有什么用？李季跟她有这事，政治生命就完结了，在这年头政治生命比什么都重要……”有人认为“李季这么红的人，头脑是清醒的，你们放心好了，决对不会这样。”后来领导分别找我们谈话。我们不约而同的否定了这件事。领导对李季印象是很好的，也就不再追问下去。只是关照他今后不要再和我在一起。同时用命令的口气从此不允许我与李季接触。我的饲料锅也被挪了出来。但，爱情的火焰并没有被那些扑灭。尽管在众人面前我们不理不睬，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可以表明我们之间的爱。还有许多人家无法知道的地方暗藏着我们的信。度过了神秘幸福的半年偷爱生活，灾祸就降临了。

揭秘：40多年前，阎明复怎么“蹲”秦城监狱本文摘选自《阎明复回忆录》导语：秦城监狱有中国“第一监狱”的称号，专门关押重要犯人，文革期间，阎明复因被扣上“苏修特嫌”投入秦城监狱，在秦城监狱度过七年半的噩梦岁月。40多年前，这座监狱里的吃、喝、睡觉、放风甚至看报、理发等等细节，你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值班的军人用一种探测棒反复伸到鞋里秦城监狱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秦城村秦城监狱有中国“第一监狱”的称号，专门关押重要犯人，曾关押过国民党战犯，各类大案、要案的案犯。“文革”中关押着不少当时所谓的重要“政治犯”，包括由第一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委员，由第二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军队系统的相关人员，由第三专案办公室审查的中央委员、省部级领导。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成员后来也被关在秦城监狱。我的七年半噩梦般的人生从此开始了。1967年11月17日那个漆黑的夜晚，被“公审”、“逮捕”的我，坐在两名军人的中间，一路漆黑，弄不清楚黑色轿车开向哪里去……走了很久，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在夜灯的照明下，看到马路北侧有一大排平房，当中有一个紧闭的大门，外表看上去同农村地区的政府大院没什么两样。我们的车在大门前停了下来，一个军人下车向哨兵说了些什么。过了片刻，大门大开，车驶进大院，在一座平房前停下，押送我的军人把我带进室内，交给了那里的军人，他们就走了。值班的军人叫我把衣服脱光，换上他们发的白色粗布的衬衣衬裤、黑色的棉袄棉裤。裤子没有裤带，只在上端缝了两根短短的窄布条，用以系扎裤子，棉裤根本扎不紧，走路时要用手提着。值班的军人叫我把鞋袜都脱下来，用一种探测棒反复伸到鞋里，可能是想找到微型收发报机吧。我的脚大，穿四十五号鞋，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合适的鞋，就让我穿上自己的棉布鞋。其他所有的衣物都没收了，只有这双鞋伴随我度过了漫长的铁窗下的严冬。接着，一名军人带着我走过庭院，来到一座设有电网的高墙院子，高大的铁门紧闭着，旁边的哨兵接过通行证，打开了小门，放我们进去。高墙院子里有几座院落，每个院子都有大墙围着，从一个小门进去，就是关押犯人的楼房了。在楼里，押送我的军人把我交给了管理员。管理员领着我走过很长的过道，其一侧是灰墙，一侧是一间一间的牢房。走到一间牢房的门口，他用钥匙打开了门上的锁，打开外面的铁门，接着又打开里面的木门，让我进去，对我说，你的代号是“67124”，在这里不允许叫外面的名字，只叫代号。除了不准说自己的名字外，他还接着宣布了其他几条纪律：一、不许大声说话、唱歌；二、不许在墙上乱画；三、按哨声起床和就寝，有事报告；四、不准和任何人交谈。他发给我两个搪瓷饭碗、一个搪瓷缸、一把勺子、洗脸手巾、牙刷、牙粉和手纸。他说，每次开饭的时候发开水。说完他就走了，先关上木门，后关上铁门，最后听见了上锁的声音。成年累月单侧睡眠导致脸的一侧都变形了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来不及思考。直到管理员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消失后，在万籁俱寂的独牢里，我最终意识到我被捕了，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监狱，也不知道要关多久，等待我的是什么，立刻陷入了一种茫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情……我开始向四周观看，这是一间不算太小的囚室，长方形，横向有十多步，竖向有五六步。门对面的墙上有两扇关得严严实实的长条铁窗，距地面有一人多高。铁窗下面摆着一张矮矮的木床，上面叠着一床薄薄的旧棉被和棉褥。门的左侧墙角有带小门的厕所，装有冲水的坐式便桶，墙上有“窥孔”，犯人上厕所时哨兵从走廊可以观察。厕所旁边的墙上装有自来水的洗脸池。牢房高高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只装有两层防护罩的电灯。每天傍晚时灯就亮了，可能是一百瓦，就寝哨吹响后，灯光就调弱，可能是四十瓦，保证哨兵夜间能看清犯人的一举一动。哨兵若有什么怀疑，可随时将大灯打开。我正在观察，突然听到门上传来声音催我睡觉。我抬头一看，原来门的上方有一正方形的小门，此时小门打开了，只能看见哨兵的脸。原来入寝时间早过，我赶快脱下棉衣，钻进被窝。这时才发现，好像室内没暖气，被褥又太薄，又没枕头，当晚冻得我彻夜未眠。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慢慢习惯了，把棉衣和棉裤压在棉被上，整夜一动不动，以免棉衣裤掉下来。至于没枕头，就把大棉鞋垫在薄褥子下面，一鞋多用，倒也方便。有时睡着了，不慎翻身脸向墙，那可不得了了，只听见哨兵用大皮靴使劲踢铁门，直到把人吵醒，再翻过身来，或身体正卧或朝向铁门。哨兵一定要随时看到犯人的面孔，以免发生意外。成年累月地单侧睡眠，不少犯人的脸的一侧都变形了，成了“秦城人”的一个特征，这都是后话了。在囚室里殴打、虐待犯人都出于管理员之手次日清晨，我听见哨声立即起床。我始终没搞清楚几点钟起床，可能是六时或六时半，也可能是七时。过了一会儿，走廊里传来小车的轮声。小车很快到我门前停了下来，突然看见木门下端的小门打开了，管理员说，开饭了，把饭碗、水杯拿出来。于是，我连忙把两个碗和水杯放在小门外面，管理员用大勺舀了一勺稀饭放在一只碗里，另一只碗里则放了一个窝窝头和一点咸菜，又用大勺舀了开水倒在水杯里，说一天就三杯开水，省着点儿喝。我把饭碗和水杯拿进来后，小门就关上了。这样，我才知道小门的用途。昨夜彻夜未眠，早饭后困劲上来了，就和衣躺在床上，没等合眼，木门上端的小门打开了，哨兵厉声地说，白天不准睡觉！我立刻爬了起来，坐在床上。我们的牢房是一幢“U”字形的三层建筑物，东、西、北侧各有五间囚室，由走廊相连，北侧牢房走廊的两端有铁门与楼内的管理区相通，其中有若干间审讯室和看守人员办公室。在牢房中，犯人是在看守、管理员的眼皮底下被“牢规”管制的。天天同犯人打交道的是管理员、看守。我不知道他们应怎样称呼。所谓的看守，也就是士兵或哨兵。我们的牢门外是一道长长的走廊，一个士兵看三到五名囚犯。他们在走廊里巡视，从每间囚室门上的窥孔监视犯人，发现有违规时，如白天卧床、大声说话，等等，当即纠正，或报告管理员处理。每天起床哨一响，就得迅速地爬起来，谁起来得慢或起不来，他们就来干涉。白天不能躺在床上休息，只要一躺下，士兵就会命令你站起来。睡觉时如果不面向门，他们也会立刻踢门。他们不能随意开门进入囚室。这些士兵很少有熟面孔，常常换新的。管理员是不常换的，通常少言寡语。管理员做的事情，据我看到的，则是处理犯人的日常生活事务，如放风、洗澡、发饭、发报、押送犯人去审讯室、去门诊室、去探访室（如有亲属来探监），等等。犯人有事都要向他们讲。同他们讲话要先说“报告”。管理员有权打开囚室的门，进入囚室，对犯人进行管制。在囚室里殴打、虐待犯人都出于他们之手。吃饭——菜里夹着蚂蚁、苍蝇是司空见惯的事再谈谈监狱的伙食。入狱后的大半年，的确尝到了“饥寒交迫”的滋味，可以用量少质差概括我的伙食。一碗稀饭、一个小窝头，就是一顿早饭，中饭或晚饭，有时是两个小窝头或一碗糙米饭和半碗菜。我们吃的菜可能是劳改农场供应的。看来，农场收什么菜，我们就吃什么菜。每年春天差不多都是菠菜下来了就吃菠菜，一吃就连续吃上个二十多天，然后就是小白菜、萝卜，等等。这些蔬菜看来根本不涮洗就放到大锅煮一下，盛到碗里上面是菜叶，下面是泥汤，菜里夹着蚂蚁、苍蝇是司空见惯的事。有一次吃菜，一下子咬了一个肉鼓囊囊的东西，还有点香味，我还以为是一块肉呢，连忙咽了下去，剩下一半用筷子夹起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条青色的大菜虫，也不敢扔，只好放在碗里，等洗碗的时候才扔到便池里。前些时候，我的邻居吃饭的时候不知把什么扔到便池中，没等冲洗，就被哨兵看见，立刻从走廊里把自来水闸门关上，硬是强迫这位难友从便池里把扔掉的东西捞上来，一口一口地吃掉，还大骂他这个反革命不想活了，竟敢糟蹋人民的粮食。最难熬的是星期天和节假日，一天只给两顿饭，而且早上一大早就送来早饭，大都是两个窝头，下午两三点钟就开中饭，也是两个窝头。这样要熬到第二天早上才有饭吃，这十五六个小时真是饿得心里发慌。而遇到五一、十一节日连续放两天假时，更是难上加难。1968年夏天以后，伙食有明显改善。我获释后了解到，当时有几位老同志在狱中死去，周总理闻讯后特地到秦城视察，指示要认真改善审查对象的生活。于是，每个星期菜里也出现一两小块肉，或菜汤里有一点点儿的油花。这已是了不起的改善。而每次过春节，伙食大改善，不是吃大肉包子就是吃炸大油饼，我们要几个，管理员给几个，而且还来回地打开每个囚室的小门问，还要不要，还要不要……记得一次，我吃过十多个包子、八九个大油饼，吃完以后，胃涨得难受。真是饿也难受，饱也难受呀。理发——没有指甲刀只好用牙齿来咬断“文革”初始，公安系统受到极大冲击，军队进行接管。秦城监狱也不例外，原有的公安管理人员所剩无几，我接触到的都是军人。原来的管理制度也被破坏了。比如说，我入狱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放风，整天憋在囚室里。幸亏是冬天，牢房又大，没感到空气污浊。头几个月一直没理发，头发长得长长的，这倒也能忍受。最难受的是头几个月无法剪手指甲和脚趾甲，指甲不仅长得老长老长的，而且向肉里长，我只好用牙齿来咬断手指甲。当然，更谈不上洗澡了。直到第二年春天，对犯人的生活管理才走上正轨。每个月管理员给犯人剪一次头，当然剃成光头，而且是快速的，咔嚓咔嚓几下就完工，推子钝有时免不了连推带拔，但总算是剪头啦，总不至于成了披头散发的“嬉皮士”了。剪头的时候，管理员叫犯人到走廊里，坐在凳子上，披一块布，就动手推起来了。而剪指甲时，当然也是每月一次，管理员打开囚室的门，走进来，说剪指甲啦，然后递给犯人一把剪指甲刀，让犯人自己剪，他站在一旁严肃地监视，一言不发，直到剪完，把剪指甲刀收回，退出囚室。洗澡——提前解开衣扣搓掉身上的泥垢大概是1967年年底或1968年春节前后，开始安排犯人洗澡。因为是隔离性的监狱，每个犯人住独牢，不能让彼此有任何接触，所以不论是洗澡、放风或提审，都要严守犯人彼此不见面的监规。浴室就在这座楼内的北边，有五间淋浴间排成一排，每间有门，对面的墙只砌了一半，大概到洗澡的人的腰部。每次洗澡，在囚室外面的走廊里有一个管理员，在第一个拐角处有第二个管理员，在第二个拐角又有第三个管理员，以此类推，只要有拐角就有人看守，直到浴室。洗澡时，第一个犯人在走廊里走过拐角，才让第二名犯人走出囚室，沿走廊走到拐角，等第一个犯人走过第二个拐角，才让第二个犯人转弯走到第二个走廊，此时才让第三个犯人走出囚室，走到走廊的拐角处，以此类推。在浴室，第一个犯人走进最里面的淋浴间，管理员从外面把门闩上，才让第二个犯人走进浴室，进到倒数第二个淋浴间，如此类推……直到第五个犯人走进第一间淋浴间。从第一名犯人走进淋浴室起，就有一个管理员在只砌了一半的墙外走来走去地监视。洗完了押送回囚室的顺序也是如此，只不过是倒过来，第五个犯人先走，以此类推。总之，犯人彼此连背影都看不见。洗浴的时间大概不到十分钟，动作慢了，管理员就会大声催促，快一点儿，快一点儿……这也难怪，一个楼里大约四十五个犯人，一批五人，要分九批，而押送的时间可能比洗澡的时间更长。习惯了以后，每次听到要洗澡了，我事先在囚室里就解开衣扣，用手搓掉身上的泥垢，到澡堂用热水冲几下就万事大吉了。放风——防范犯人在地上留暗号，有专门扫地的哨兵放风也差不多是在1968年的春天开始的。监狱的楼形像一个“U”字，中间就是放风场。放风场是由长方形的格子间组成，东西两侧各十间。每个格子间都是露天的，有个小门，进去三面是墙，放风就是在格子间里“坐井观天”。放风场上面有一“天桥”，哨兵在上面来回巡视，监视每个格子间里犯人的动静。犯人从囚室到放风场的押送办法，同前面提到的洗澡的办法相同，只不过多一些拐角、多一些哨兵罢了。放风的时间大概是四十分钟。一开始是隔三岔五，1973年以后，放风的时间多了，一周至少有一两次。每次放风，都走进不同的格子间，每次都发现地上总是有扫帚扫过的痕迹，后来才猜到，这是防范犯人们在地上留下什么暗号，在前一批犯人走出后，哨兵们赶快扫一遍。读报——有一天林彪的名字突然从报纸上消失了1967年年底，我的“苏修特嫌”问题查清后就允许我看《人民日报》了。每天上午，管理员把当天的报纸发给我，第二天发报时收走前一天的。当时，每三个犯人看一份报纸，第一天管理员发给我当天的报，第二天发报的同时要收回前一天的报纸，再发给邻室的犯人，第三天再把这份报发给第三位犯人。并不是所有的犯人都能得到报纸。我记得，有一次管理员给我右边囚室的犯人发了报，接着他又对这位难友说，发错了，发错了，你现在没有资格看报，快退给我！这位难友可能与外界隔离已久，好不容易得到一张报纸，哪里肯退给管理员。管理员只好打开囚室的门，走进去把报纸抢了回来。这样我才明白，入狱后一个多月没让我看报，是专案组第二次来提审后才让我看报，显然是我的问题基本查清了。在漫长的监禁中，《人民日报》成了我的无声同伴，是我了解大墙外面的世界的唯一途径。我每天都焦急地等待管理员来发报纸，一旦拿到报纸就如饥似渴地从头版头条开始阅读，逐行逐字地一直读到四版的最后一条消息，读完一遍后又重头再读一遍。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认真地读过报纸。我与报纸上的信息同乐同悲。我记得，1971年9月中旬以来，林彪的名字突然从报纸上消失了，他的语录也不登了，照片也不上报了，我马上意识到林彪出事了。但是，我无法猜出问题有多严重，直到林彪专案组审讯时，才听说他叛逃未遂，机毁人亡。党章封的接班人居然叛逃，我百思不得其解。林彪是“文革”的主要罪魁祸首之一，煽动造神狂热，迫害大批昔日的战友，同时，我还为自己的敏感、判断力并未因多年的独牢丧失而颇感欣慰。审讯室的墩子灌了铅，怕犯人拿来砸审讯的人七年多来，我不记得监禁期间的审讯一共有多少次，头一两年多一些，后来几乎没有了。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审讯，其他有些审讯情况现在也还有些印象。入狱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8日上午，不知道几点钟，囚室门开了，管理员走进来说：“提审，跟我走”。从囚室出来，沿着走廊向左走，过了一个铁门向右转，又是一个长长的走廊，一边是墙，一边是一间一间的房间。在其中的一间的门口，管理员叫我停下来，他打开门，对屋里的人说了些什么，然后叫我进去。网络配图这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门的左边有一长条桌，上面铺着白色桌布，后面坐着几个军人。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中央第一专案办公室杨尚昆专案组的专门分管审查我的小组，一位来自总后，年纪大一些，叫蔡渊，好像是组长；另一位来自海军，姓周，名字忘记了。在室内另一侧，正对着桌子大约二三米，放了一个椭圆形的礅子，看上去是瓷的，后来听说，是实心的，灌了铅，怕犯人拿来砸审讯的人。原来这是审讯室。专案组的人示意叫我坐在瓷礅上。我坐下后，他们人人手持小红本，高声念起语录来。他们看我没念，就问我为什么不念，我说没发给我语录本。于是，他们接着念。我不记得他们念了哪几段语录。这可能是例行公事，在审讯前叫犯人读语录，借伟大领袖的无比威力促使犯人痛痛快快地坦白交代，而他们自己读语录，是为了表示他们忠于伟大领袖，逢事必读。而当时似乎有点儿尴尬，他们正正经经、一丝不苟地一字一句朗读，而我这个犯人倒是高高地坐在瓷礅上（礅子挺高），装出一副聚精会神聆听的模样，但天晓得听还是没听，他们一边读，一边不放心地从眼镜片子下面瞧着我的反应（我记得他们都带着老花镜）。从此以后，每次提审都省去了这套仪式。毛主席说过：“小阎不怕外国人！”专案组读罢语录，又讲了一大篇话，大概都是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套话，我早已忘记。只记得他们叫我交代同彭真以及同杨尚昆的关系。这对我来讲简直是轻而易举、驾轻就熟的事啦。中办“文革”开始，还在中南海的时候就讲起，一直讲到“学习班”，材料写了一篇又一篇。于是我就滔滔不绝地“交代”。讲到中午了，专案组宣布暂停。管理员带我回囚室吃饭，吃完饭，又把我带回审讯室。我又接着“交代”，直到天色已黑。冬天日短夜长，大概快五点了，我也饿了。于是我说：我交代完了。专案组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说：怎么，完啦？我说：是呀，完啦！专案组说，怎么完了呢？你最主要的还没有交代呢！我倒是真惊讶地问道，有什么最主要的还没交代呢？专案组神气十足地说：“你‘里通苏修’还没交代！”我听了哈哈地笑了两声说：“我‘里通苏修’？毛主席还表扬我是反修英雄呢！”其实，毛主席从来也没说过我是反修英雄。毛主席说过：“小阎不怕外国人！”说的是毛主席同赫鲁晓夫“吵架”时，我当翻译不怯场，理直气壮。专案组竟一口咬定说我“里通苏修”。我气极了，就未加思索地脱口而出：“毛主席表扬我是反修英雄。”专案组当然不知道毛主席是否讲过这类话，更不敢否定，于是，他们说：毛主席表扬过的人多着呢。我说：那好，你们就查吧，纯粹是……本来想说白白浪费时间，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应该说，我的这个专案组从一开始就没大声地训斥过人，没有搞过“逼、供、讯”。从这个时刻起，那种忐忑不安的思绪一扫而光，完全消失了。我从来没有“里通苏修”，多年来，我努力地跟着毛主席在反苏修斗争中当好翻译，水平高低任人评说，但我不是特务！毛主席的教导“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成了我的“定心丸”。这样，第一场审讯就结束了。回到囚室后，心情平静下来，反而开始感到“饥寒交迫”了。“你要替刘少奇、邓小平隐瞒什么，将来查出来，罪加一等”我的特嫌问题似乎“无文章”可做了，但针对被打倒的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莫须有的“揭发”接踵而来。各式各样的专案组都到秦城来提审，企图从我这里找到“突破口”，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审讯并没有停止。在我的专案组对我审讯后不久，另外一批军人对我进行了审讯。他们提的问题涉及刘少奇、邓小平，姑且叫他们“刘邓专案组”。我记得，审讯的人好像有三人，主要的是一个鬓发花白的军人，态度和蔼，讲道理，显然要给我一种印象，我是受蒙蔽的，要幡然悔悟，奋起揭发，前途光明。他说：“当时刘少奇、邓小平是最高领导人，他们的每一句话，你自然当做圣旨，不会怀疑什么。而他们是最大的走资派，为了篡党夺权，在国内没有人支持，因此一定要勾结苏修。要勾结苏修，一定要通过你，因为你是中央的首席俄文翻译。你没有什么责任，你是执行者，不明真相。现在你要把他们当做最大的敌人，从头到尾认真地回忆他们讲的每一句话，反复考虑每一句话的真实含意。他们这种大人物，高层勾结，不会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要勾结，很隐蔽，有的时候一个眼神，彼此就心领神会。”老军人深情地说，你还年轻，被利用了，觉悟了就好。只要你交代揭发，马上可以恢复自由，恢复党籍，同家人团聚。“交代揭发，马上可以恢复自由”，太具有诱惑力了，但我不能讲假话。我说：“关于刘少奇、邓小平与苏修勾结的事，我的确不知道。我当翻译的时候从未注意过领导人怎样交换眼神。”白发军人说，不要着急，回去好好想一想，把你想起来的写一份材料给我们。这次审讯就这样结束了。回到囚室后，管理员给我拿来了一些白纸和一支圆珠笔。显然是提审的人告诉他要我写材料。关于刘少奇是否里通苏修的事，在“学习班”的时候，就叫我写过材料。我当时就明确地表示过，我不知道。这次，我索性从我1952年年底，随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去苏联参加苏共（布）十九大，也就是我第一次给刘少奇当翻译写起，一直到1960年12月去莫斯科参加国际共运会议，以及在国内会见苏联使节，详细地写了给刘少奇当了多少次翻译，谈了什么话，等等。给邓小平当翻译的经过也做了详细的回忆。过了一段时间，这位老军人又来提审，对我的交代十分不满意，说你要替刘少奇、邓小平隐瞒什么，将来查出来，罪加一等。我说，我还年轻，记忆还好，我给刘少奇、邓小平当翻译翻了些什么，都交代了。他们在苏联留学，俄文比我还好，根本用不着通过我去同苏修勾结。老军人又说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最后我说：“刘少奇、邓小平没有通过我勾结苏修，我不能讲假话。”老军人赶快声明说，没有人要逼你讲假话。这次审讯很快就结束了。父子同狱，中间只相隔二十三个人1968年四五月，我偶尔听到十分熟悉的咳嗽声，真像我父亲的声音。但是转念一想，我父亲怎么可能被捕呢。一来，我父亲早已淡出政坛，不是当权派，更不是走资派。二来，他是周总理介绍入党的，在白区一直在总理领导下工作，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问题。谁能想到，这位对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老人竟然也被关进秦城监狱，竟然也成了我的难友！父子同狱，中间只相隔二十三个人：父亲的代号是67100，而我的代号是67124。“文革”后才知道，就在我听到父亲的咳嗽声后过了没几天，备受折磨的他老人家就含冤离开了我们。1973年秋天，我的专案组向我宣读了对我的审查结论，征求我的意见。结论大意是，专案组对我提出的两条主要罪名已被事实驳倒，证明我不是“苏修特务”，证明我是清白的，是冤案，这就是胜利。至于说我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只要我能活着出去，承认了也没什么。于是，我向专案组表示同意，并在结论上签了字。专案组对我说，这个结论报中央批准后很快就会释放你。但是，等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直等了一年半，仍然杳无音信。我既然无罪，又不释放，我开始越来越焦躁，越来越愤怒，同管理人员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冲突。结果他们宣布“我疯了”，对我进行强制“治疗”达三四个月之久，所幸1975年4月我终获出狱，否则一定会死在秦城监狱。这段“我疯了”的骇人听闻的经历，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宛如昨日的事。阎明复后记：2023年7月3日上午10时，中国翻译协会主要创建者之一、原常务副会长阎明复先生因病逝世，享年92岁。阎先生曾任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民政部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等职务。为我国外交、翻译事业发展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卓越贡献。阎先生曾于2012年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事业特别贡献奖。深切怀念阎明复先生！本文原载于“北京青年报”公众号精选文章推荐▲我们的同学闻佳——折断的青春▲“一打三反”，我们折进拘留所▲张郎郎

1973年公安部长李震意外身亡周总理下令彻查到底1973，公安部长神秘死亡：是自杀还是他杀?——华国锋奉周恩来之命调查作者：李海文公安部长死在地下管道内1973年10月22日下午1时许，华国锋突然接到通知，马上到国务院会议厅开会。而周恩来召开会议一般在下午3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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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森自杀始末作者：陈义风1998年8月，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使我邂逅了—位年过半百的老警官，他参与了共和国许多重大案情的侦破。当我问起他是否知道王宝森自杀的详情时，他告诉我，他是当年搜索过王宝森自杀现场的刑侦人员。我恳求他将当时的情景讲出来，因为王宝森的自杀一直蒙着神秘的面纱，社会上的种种传闻从未间断过。有关的杜撰出来的故事也应运而生，私下里或公开的在各种层面上传播着。把真实的情况公之于世，可以避免以讹传讹。他沉思了一会，说这件事能公开吗？我说为什么不能，连陈希同的庭审纪实都公开播放了，王宝森不过是一个部级贪官，况且已经死那么多年了。在我的劝说下，老警官终于将自己隐藏几年的那段心惊肉跳的经历讲了出来。但老警官不愿以第一人称讲述，我也只好整理出下面这些文字。有意还是无意：王宝森选择了清明节每年的4月4日或4月5日，是中国人祭祀亡故亲人的日子，民间称“清明节”。从古至今，人们都在清明节这一天为逝去的亲人扫墓上坟。上苍似乎也珍视人们对亡灵的这种特殊的情感，每年的清明节都是阴雨连绵，为人世间的哀痛推波助澜。晩唐大诗人杜牧有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形象地描述了一千多年前清明节的凄惨气氛。民间有个讲究，说是清明节这天亡故的人，品行—定错不了，死后有好报，因为苍天都为他（她）落泪了。王宝森一定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位精通历法、聪明过人的北京市常务副市长、陈希同的亲密战友，自从无锡特大非法集资案牵涉到自己以后，就预料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了。1995年4月5日（清明节）下午，王宝森在北京西便门一个会议室里出席北京市计委召开的有关金融、财税体制改革的专题会议（王宝森兼任计委主任）。据当时参加那次会议的人讲，王市长有些心不在焉，眼睛时不时地发呆。会还没开完，王宝森就匆匆离开了会议室，让他的司机驱车开往市政府。这时是下午5时左右。进院后王宝森对司机说：“你在这里等我，我一会儿要上怀柔。”怀柔是王宝森经常去的地方，还在王宝森当财政局局长时，他就经常去怀柔扶贫。市财政局还在风景秀丽的雁栖湖畔修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培训中心，王宝森经常去培训中心开会、度假。给首长当司机是没有上下班概念的，于是小伙子便耐心地等待着。大约一个小时以后，王宝森才出来，司机看见陈希同和王宝森在一起，两个人有说有笑地走出了市长楼。陈希同上了自己的轿车王宝森也坐进了自己的车。这时的时间接近6时30分。王宝森对司机说：“走，上怀柔。”司机心里有些打鼓，心想这么晩上怀柔得什么时候能到啊，而且也没吃饭。他想可能是有什么重要会议吧，于是发动汽车，飞快地朝城外驶去。不到一个钟头，车已经到怀柔县城了。这时天已经大黑了，四下里黑漆漆的一片。司机问：“咱们去哪儿？“王宝森回答：“往前开！车驶过怀柔县城，到达雁栖镇时，司机又问了一句：“是到培训中心吗？'王宝森沉思了一下，摇头：“继续往前。”司机有些不解。往常到怀柔基本都是到设在雁栖湖畔的财政局培训中心或市计委培训中心，再往前就没有落脚的地方了。这个司机是怀柔县怀北镇人，对怀柔熟得不能再熟了。但司机是不能多问首长的事的，让往哪儿开就往哪儿开，这是机关工作的规矩。过了雁栖镇就进入山区了，盘山公路蜿蜒起伏。车开到下庄附近的岔路口时，王宝森要车停下来说他解小手。王宝森下车后走向路旁的水沟。过了好长时间司机都着急了正要下车找他，他才心事重重地走上来。上车后王宝森对司机说：“走，上怀丰公路。”怀丰公路是怀柔直达河北丰宁的一条省际公路，虽不算宽路面情况却相当不错，车流也不多。在怀丰公路上走了一会，王宝森又要司机停车，说他要下车抽支烟歇一会。由于是在爬山之中，司机不太愿意停下来，但首长发话了，也只能如此。王宝森下车后，点着了一支烟，面对脚下的悬崖断壁发了一会呆，烟抽完了他还不想走。司机心里想：王市长今天怎么了？他可从来没有这么神情恍惚啊，作为司机他又无法询问，只能耐心等待。王宝森终于上车了。但没爬过几座山，他又要下车抽烟。这次王宝森抽烟的时间更长，约摸有10分钟。再次上车后，王宝森情绪稳定了好多，不再频繁地要求停车了。轿车沿着蜿蜒起伏的盘山公路，一直朝丰宁的方向驶去。怀柔县崎峰茶乡人民政府突然，在路过崎峰茶这个山村时，王宝森死死地盯着车窗向外瞧。这是个风景秀丽的小村，因一座山势险峻、长满苍松的大山而得名。王宝森对这个村子很熟，因当地生产黄金，王宝森当财政局长时经常到这里视察。这里还设立了财政局下属的一个财政所。王宝森和这里的好多干部都打过交道，司机当然不知道这一点，因这一带比较平坦，当他加大油门已经把崎峰茶村甩在后面的时候，王宝森命令他停车。王宝森这次不是下车抽烟了，因为他拎起了自己的提包推开车门下去了。司机也赶忙下车扶住王市长说：“您这是上哪去？”王宝森平静地说：“我在这下车随便走走，呆会儿有一辆县里的白色桑塔纳来接我。你家住怀柔，工作忙好长时间没回家了，回家看看吧！”司机说：“明天市里开会，我什么时候来接你？'王宝森说：“明天县里会有车送我的，你就直接回城里上班吧。记住：不要对任何人讲我在这下车的事，有人呼我或找我，就说不知道。”司机还想问什么，见王市长连连摆手，只好作罢。司机找了一个宽敞的地方掉过头去，想再跟王市长打声招呼，不想汽车调头功夫王市长已经不见了。司机只好朝怀柔方向驶去。崎峰茶的一些村民这天夜里听到了一声枪响，因为这里常有一些人进山打猎，另外公路上汽车轮胎爆破的声音也极似枪声，因而没有人对这种经常有的声音给予关注。这一天是清明节，奇怪的是年年这一天都下雨、都阴天，唯独1995年的清明节天是晴的，连夜晩的星星都格外明亮，凝视着人间的一切。苍天有眼！拉网式搜查：一老农最早发现了王宝森尸体

西楼甲楼人家：中南海里的高干子女们作者：王凡中南海俯视图空旷的景象并没有持续太久，这里就有几栋楼房拔地而起／一说中南海西门，就是指府右街中段这个门／1951年、1952年之交，刘少奇、朱德等都搬进了西楼大院落查看李宗仁出任南京政府驻北平行辕主任时期绘制的北平地图，在中南海的居仁堂以西，怀仁堂影壁、庆云堂正门以南的地方，是一片空旷之地，没有任何建筑物标记。1949年，中共中央领袖和部分机关进驻中南海时，住进居仁堂、春耦斋西边一些院落的林伯渠、陆定一、师哲等人家的孩子现在都还记得，在他们家所住的院落往西，就再没有院落和建筑物了。然而，空旷的景象并没有持续太久，这里就有几栋楼房拔地而起。它们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南海内兴建的第一个建筑群。因为地处中南海南部的最西端，故称西楼。这几栋楼动工于1950年，是5座独立的青砖楼。中南海里的人习惯将之分称为甲、乙、丙、丁楼和西楼会议室。后来担任过中央警卫团干部大队参谋长、大队长的张随枝曾带领过的那个工兵营二连，也参加了这个楼群的建筑。他记得这个楼群竣工于1951年。整个建筑群的外围，砌了一圈灰砖墙，在对着中南海外墙的西门处，开了一个门。所以，在这一带办公和居住的人，都称外墙的门为“大西门”，西楼的这个门为“小西门”。中南海有两个西门，一个在府右街的中段，一个靠近府右街北口。中段这个门，是西楼建成后所有在西楼工作的人员，在居仁堂工作的大部分人员，还有到怀仁堂开会、看节目的人员进出的大门，可以说是中南海进进出出利用率最高的门。所以一说中南海西门，就是指这个门。而靠北口的那个西门，是进出国务院办公区的人走的，通常要加一个限制词，称“国务院西门”。在灰砖墙围起的院落里，最南端的是东西并排的两幢三层小楼，东为甲楼，西为乙楼。从甲、乙楼依次往北，排列着丙楼和丁楼。这两栋楼也都是三层，东西长约百米。西楼建筑群的设计者，就是给中共领袖设计了新六所寓所的戴念慈。在楼与楼之间，都有通行的车道。车道旁边，是由半人高的侧柏圈着的如毯的绿地。丙、丁两楼之间的绿地较宽，有三四十米。所有的绿地间都栽有海棠、塔松、银杏、白杨等树木。在甲、乙楼和丙楼之间，曾经有一个很大的鱼池，有两三人深，一侧有石阶上下。沿灰砖墙，栽了一圈爬山虎。大概因土地长年闲置比较肥沃的缘故，爬山虎长得异常繁茂，从里墙爬到了外墙，满满一片绿色，遮掩了原墙的灰色。在1951年、1952年之交，刘少奇一家，朱德一家，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办公室、机要室，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以及后来组成的类似政策研究室等，都搬进了西楼大院落。住进甲楼的，是刘少奇一家。

“梅花党”案的真相作者：张家胜、王磊在“文革”期间，发生一桩诡谲怪诞的所谓“梅花党”案件。传言“梅花党”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下属的一个秘密组织，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与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等人都是它的重要成员。当年，有关“梅花党”的故事曾经广为流传，一些子虚乌有的“情节”还被写进手抄本小说《一双绣花鞋》中。江青等人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大肆追查“梅花党”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冤案。这个荒唐故事是谁首先炮制的?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又怎样造成厂一系列严重后果?一张贴在王府井大街上的大字报“揭发”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1966年秋，“文化人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混乱的景象如同瘟疫一般在全国蔓延……深秋的一个午后，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突然山现了一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触目惊心：1965年7月20日随丈夫李宗仁从美国回归祖国的郭德洁

刘少奇女儿逃缅蒙难记作者：刘鸿渝当时和她一家人竟然跳入波涛汹涌的瑞丽江，在奋力游向对岸时，公公、婆婆被激流卷走，她自己和丈夫、小姑被闻讯赶来的边防民兵救起，押送回京。上世纪60年代,刘少奇、王光美与刘涛(左一)、刘平平(右一)瑞丽县是紧靠缅甸的天涯地角，和缅甸有141公里的国境线。1976年夏天，我在县委宣传部任文化干事，应省军区《民兵文艺》编辑部之约，要写一篇边防民兵先进事迹的文章，我来到民兵工作搞得很好的、瑞丽江界河岸边的顿洪傣寨。在这里，我意外地碰到了准备偷渡出境的刘涛。这位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当时和她一家人竟然跳入波涛汹涌的瑞丽江，在奋力游向对岸时，公公、婆婆被激流卷走，她自己和丈夫、小姑被闻讯赶来的边防民兵救起，押送回京。行踪可疑的“地质队”那天晚上9点多钟了，队长、也是民兵连长喊板才从允当桥边的大田栽秧回来，见着我他就说：“允当桥头贺派寨的树林边，有几个躲太阳的外地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戴着太阳镜，顶着遮阳帽，还有几个箱子，几把雨伞，看样子可能是地质队的，我们给他们送了水、送了菠萝，所以，耽误到现在才回来。”我听了，马上表扬他：“地质队是最辛苦的，成天在荒山野岭生活，听说我们瑞丽有铁矿和锰矿，他们可能就是为此事而来的。你们做得好，我们民兵既要打敌人又要爱朋友，当民族团结的模范嘛！”吃完晚饭，喊板给我介绍他们民兵建设的情况：“我们栽秧打谷都带着武器到田间，从不放松警惕，前不久，我们还抓了两个想炸允当桥的匪徒，在我们口岸还抓了几个贩卖大烟的坏人。”正在这时，基干民兵岩瑞进来向队长报告：“天黑了，树林边那几个地质队的人也没有走，不知是什么原因，问他们，他们说等一个领导，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哟！”喊板听了，笑着说：“我看他们衣装都整齐，说话又客气，像电影中的工程师一样，这样好啦，你约几个女民兵去请他们到我们竹楼上来休息，可能还没有吃饭，给他们煮点软米饭吃吃，现在是雨季，下起大雨来怎么办？把他们安排好了之后，你披着雨衣再去树林边等一等，他们的领导若来了，也一起请到我们竹楼上来住。”岩瑞去了半个多小时，又和两个女民兵一起回来了，报告说：“那些地质队员不在了，只剩下几张垫坐的废报纸在地上。”喊板听了后，说道：“那就算了，他们的领导可能来了。”晚上，我就住在喊板家，外面下着大雨，火塘边几个基干民兵围在一起，喝着米酒，吃着花生，唱着傣歌，谈论着民兵斗争的趣事，直到深夜，虽然是大热天，但竹楼上很凉爽，我睡得也很香很甜。一家人集体越境东方刚刚朦胧见红，就有几个女民兵慌慌张张跑来，在竹楼下大喊：“队长，不好了，有几个人在江中拼命往对面的木姐方向游去！”木姐是离瑞丽最近的缅甸边境城市，从顿洪过江后，不到一公里，枯水季节有人从这里涉江越境，现在，是风大浪急的雨季，哪个人要在这里越境真是不要命了！喊板一听，马上大声命令：“通知基干民兵，马上驾船捉拿！”他立刻起床，我也惊醒了，和他一道冲到了江边。第一个发现有人在江中游动的是傣族老大妈牙咪哏。每年雨季一到，傣族老百姓都有一个习惯，清晨，到江边打捞被江水冲下来的木板竹片，拿回家去做柴烧，这比上山砍柴要方便得多，省事得多。牙咪哏一来到江边，就发现有人在岸边抓住竹竿往水中跳，她也知道这是想偷越国境的人，但是她没有想到这样早，还有女的，还穿着刺目的花衣裙，于是，她赶紧叫一起出来的女儿去报告队长。民兵们在喊板的指挥下，驾着四条细长的竹木船向江心冲去，他们一边追一边喊：“抓住他！抓住他！”虽然船上岸上的喊声震天，但湍急的江水一点也不配合，前面两个黑影很快就被大浪冲到了下游，向伊洛瓦底江滚滚而去，手摇的木船根本追不上他们；幸好另外几个隔得近一点，被民兵拖上了木船，不然，还没上缅甸的江岸，他们就会溺死在混浊的大江中，一直冲到印度洋去。船靠岸了，大家一看，还有那个穿花衣裙的，都是白天在贺派树林边的“地质队员”。喊板气慌了，大声训斥道：“你们是想偷越国境还是要跳江自杀？我们不是在抓坏人，我们是在救坏人，瑞丽江像巨龙翻滚，怎么游得过去？你们肯定是第一回来这里，前面那两个一定会被淹死！”寨子的傣族老百姓都围过来了，几个老毕朗(老大妈)一看，还有这苗条漂亮的女孩，她们有的竟然流出了同情的眼泪，赶紧跑回家去，抱了几床薄毛毯，把他们一个个先裹起来，还问他们吃过早饭没有。女子伤心地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有两个毕朗还说：“我看他们不像坏人，先到我家去吃点豪甩吧(米面制的面条食品)！”喊板立刻拦住了，他大声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跑外国？”水淋淋的越境者一句也不回答，只是望着滚滚下泻的江水在流泪，是呵！他们那两个同伴一定被水龙王吞下了。我也用汉语普通话问了几句，那个年轻漂亮的女子惊慌地看了我几眼，也没有说一句话。这时，一辆手扶拖拉机开过来了，喊板叫了两个基干民兵说：“把他们都用毯子裹上，不要凉着，走！送到武装部去！”民兵归武装部管，他最熟悉的就是武装部群工科的同志。我也坐上了拖拉机，和喊板一道回城了，路上，没有一个人讲话，到了武装部，武装部范部长得到报告后，立即吩咐：“这是集体越境，我们登个记，马上转送公安局！”但武装部的干事怎么问，他们仍然一句话不回答，范部长又说：“这些家伙，又可恨又可怜，他们不说算了，我们把事情记下来报军分区，现在，立刻把他们送公安局，看他们还敢不敢不交待！”我又随车到了公安局，公安局的赵局长好好表扬了顿洪的民兵，就立刻安排人给他们换了干衣服，送进了预审室，喊板感到任务已经完成，带着民兵胜利地回寨子去了。我回到家里，心里很兴奋，这简直是目睹了我最需要的活材料，连文章的题目都取好了：《像剪刀一样严密的国境边寨》。飞机押送回京晚上12点多钟，公安局的小陈来敲门找我，他说：“我们局长叫我来请问你一下，你是内地来的参加过文革的大学生，有一个叫刘涛的女人是个什么人？”我感到有些莫明其妙，反问他：“叫刘涛的多得很，你要问的是什么意思？”小陈说：“白天送来的那几个越境的人，一句话都不回答，那个女的，我们预审股的丁股长审了她半天，她才说了一句话：‘我叫刘涛，什么都不想给你们讲，要讲我要向公安部的华国锋部长讲！’你说，这么大的架子，她是哪里来的刘涛？”我一听，有点吃惊了，赶紧又问：“她说的是哪个地方的口音？”“普通话口音，”小陈立刻回答，“标准得很！”这一下，引起了我的联想，莫不是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是呀，她和我的年纪差不多，清华大学毕业的嘛！文革中她不是和弟弟一起写了一张刘少奇的大字报吗？闹得四处风云，后来听说是江青逼他们写的，一直未听到她的消息，现在又不知是哪股“疯”发了，要跑外国！肯定是她，只有她才敢说要找华部长。想到这里，我立刻惊恐地说了：“那一定是刘少奇的女儿，你回去告诉预审股的，肯定不会错。”是的，预审股审了一夜，就只得到这一句话，其他什么也没有。第二天，公安局根据顿洪寨民兵提供的情况，还专门到贺派树林中去搜索，结果查到刘涛他们带来的当时在缅甸最走俏的中药材杜仲，另外还有衣物和解放前的同济大学毕业证书之类的东西，都丢在树林中，但就是没有证明刘涛身份的任何材料。县公安局立即把这些情况向上级公安部门作了报告，层层上报，当天就报到了公安部，公安部很快就明确指示：对作案人要严加看守，不准再审问，保证安全，明天之内把作案人送回北京，飞机由公安部安排，瑞丽公安局明天下午2点前一人一车押送到保山机场，不得有误。他们一伙有五个人，三男两女，后来才听说，被水冲走的是刘涛的公公婆婆，还有一个姑娘是她的小姑，男的有一个是她的丈夫，有两个是他们的亲友，但姓啥名谁一个也没有交待。当时的瑞丽公安局，没有小汽车，要一人一车押送，怎么办？县委决定把唯一的一辆吉普车从乡下调回来专用，还是不够，怎么办？我知道此事后赶紧向公安局长建议：小招待所停了4辆小轿车，客人可能还不走，就说有紧急外事任务借用一天，请他们支持一下，归还的时候给他们加满汽油就行了。我首先就和我接待的贾芝先生商量，他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还是李大钊同志的女婿，来民族地区深入生活，他一口就答应了。当时的小轿车都是领导同志的公务用车，一说有紧急的外事任务，这些领导同志都同意了。第二天中午1：30分，押送刘涛5人的高规格车队按时到达离瑞丽最近的保山飞机场，那里已有飞机在等候，机旁还站着几个公安战士。偷越国境，判刑两年瑞丽公安局感到这个案子又大又蹊跷，刘涛肯定不敢盲目冒险来浮游滚滚界河越境，一看就知道是第一次来中缅边境，所以公安局更加注意边境那些可疑人的动向，终于抓住盈江县一名姓黄的女人，她是专门为越境客牵线搭桥的，她供认了刘涛一事和她有关。原来，刘涛的丈夫通过从瑞丽回去的北京知青和这个盈江人的蛇头组织联系上了，他们从昆明坐的卡车都是专门安排的，直送到贺派的树林边，原定在这里和一个从缅甸来的男子接头，晚上在华侨旅舍住一晚，第二天就专门送他们从没有岗哨的田间小路出境。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男子未按时来，他们在树林边，被顿洪背枪的民兵问过几次，他们心虚，十分害怕，就躲进了密林深处；后来男子来了又没有见到这几个要出境的人，也就离去。当时又没有手机，刘涛他们在林中被雨水淋了一夜，想到再不走，一定会被民兵抓走，又误认为中缅国境线在这里只有瑞丽江，没有陆路，所以横下一条心，天一亮，就来到江边无人的地方，一人抱着一根竹筒就跳下水，公公婆婆被大浪冲走了，丢在林中的同济大学毕业证书就是公公的。后来才知道，落后的缅甸决不是他们的目的地，他们想要以此为跳板到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去。第二天，我查了一些文革中的数据，得知刘涛和我一样大，也是1944年出生的，清华的毕业生，同我一样是文革前的末代大学生，心里怎么也恨不起她来，甚至还莫名其妙地有点同情。一个国家主席的女儿，水淋淋地被当“叛国犯”从界河中抓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谜”，我不相信国家主席的女儿连国家都不爱，肯定有其他原因。我联想到，1976年清明节期间，参加纪念周总理活动的人都成了反革命，邓小平又重新被打倒，连我心里也都憋着一口气，何况她还是最大走资派的女儿。我又想到，文革中，她和弟弟被迫写了父亲的大字报，但仍然没有得到好报，还只是一个“可教育好”子女，大学毕业才当了个工人。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她肯定有冤屈，有想不通的事情，才走上了这条绝路。我的征文文章最后还是写完了，我没有、也不愿引用这场最精彩的“活报剧”，但写了一些顿洪、允津、芒苓几个村寨的其他生动材料，后来，仍然在《民兵文艺》上发表了。刘涛的悲剧总是在我心中时时闪现，我到北京开会，仍然打听不到她的下落。后来，在她被关了两年的时候，才正式宣判她以偷越国境罪判刑两年，押期抵刑期，判决时，她的服刑期正好也满了，恢复了自由。盈江那位姓黄的女子，当初判了15年刑，送到保山的监狱服刑；后来，警方知道刘涛已出狱了，她也在服刑三年时，被提前释放了。刘涛现在，刘涛早已平反了，恢复了党籍，也落实了待遇，在北京过着平静的生活，我的心情当然也跟着平静了，但作为同龄人，我还是把她意外的逃缅之灾写出来，让大家知道这些意想不到的事情，知道她人生的坎坷，我也愿她晚年安康愉快。来源：《凤凰周刊》2011年28期

碰巧的是，当时从成都一起过来的同学有个叫王敬祥的，她考进了位于南温泉的西南学院。我和她是好朋友，当时我在正阳学院也没怎么正经上课，一有空，就跑过去和王敬祥一起耍，有时候耍晚了，就睡在女生宿舍里。

千言难尽“老三届”前些年，老三届的话题在网上还很热闹，现在逐渐变冷清了。因为老三届们老了，他们正走在由古稀通往耄耋的路上。作为老三届的一员，我们这个群体的遭遇是永远无法忘记的，纵有千言万语也难以释怀。老三届是谁？是一群曾经的中学生，具体说来，是1966年文革爆发时正在学校就读的初中高中学生，初中三届，高中三届。更细致一点地说，是1965年入学的初中、高中一年级（1968届毕业生）；1964年入学的初中、高中二年级（1967届毕业生）；1963年入学的初中高中三年级（1966届毕业生）。为什么叫他们“老三届”？根据我的记忆，这个称呼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那时，文革的停课闹革命已经结束，学校开始正常上课也已经好几年了，也有了新的初高中毕业生。不过学制有了改变，中小学由12年缩短至9年（5、2、2学制）。于是人们把1966年至1968年毕业的那批中学生称作“老三届”，以示区别。老三届号称中学毕业生，其实他们只是在校时间达到或超过了中学学制的相关规定，但除了1966届，其他两届都只是徒有初中或高中“毕业生”的名字而已。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文革爆发了，因为高考废除了，因为停课闹了两年多的革命。简单归纳起来，老三届有如下的共同点：1、他们基本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老三届的出生时间一般在建国前后（1947-1952年），他们对党和国家有淳朴深厚的感情。2、老三届都经历了建国初期特别是1959年-1961年的经济困难，饱受了生活的困苦，经历了苦难的磨练。困苦也淬炼人的精神和意志，他们在曲折和艰辛面前有韧性有办法，不折不挠，不像现在一些年轻人那样脆弱。3、他们在中学时代，都赶上了文革。所以除了1966届高中毕业生，他们都没有接受过完整系统的高中教育。即使有些人后来通过高考迈进了大学的校门，其知识系统也是有缺欠的。4、在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年龄段，他们都从头至尾经历了文革运动，文革打在身上的烙印是深刻的，终生难以完全消磨掉。5、他们的大多数都走上了上山下乡（城市籍）或回乡（农村籍）当知识青年的道路，短者二三年，长则十几年。农村的经历除了让自己的身心得以在困苦中修行以外，还让他们更加了解中国、了解农民，增加了劳动能力更增加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他们都懂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所以艰苦朴素勤俭持家成了他们的生活习惯。6、以后的人生道路，虽然千差万别，但大多数人还是最基层的工农和个体劳动者。他们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学历专业的先天不足和年龄的增长，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弱势群体。尽管老三届中也涌现出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和突出代表，但遗憾的是，却稀有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比如在科技界，我知道的成为顶尖人物两院院士的老三届，只有医学家陈文娟和湖南大学建筑工程专业的一位，他们都是老高三。我特意分析了清华大学现有的51名中科院院士的年龄和学历情况，只有两位是大陆的老三届：饶子和（1950年生）与程津培（1948年生）。这两位中科院院士除了是老三届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工农兵大学生。清华大学这51名院士，出生于上个世纪20至60年代，跨度40年。中学老三届的出生年代跨度为6年，这些院士如果按中学时段平均分布，则每6年应该有7人左右，而属于老三届的只有2人，说明了什么？老三届中，我最熟悉的是老高三，因为我就是老高三；最不了解的是初中老三届里一年级的学弟学妹们。因为我们那所学校是纯高中，还因为我没有初中一年级的亲友，初中二年级的倒是有两个。那我就只说老高三，以我们班为例，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唐山一中大礼堂我的高中母校河北省唐山一中，李大钊同志的中学母校，我们入学的时候已经有61年的建校史（货真价实的始于1902年的永平府中学堂），名师荟萃，名满冀东。1963年开始在原唐山地区（含今唐山秦皇岛两个城市区及12个县一个国营农场今唐海县）全部15个市县招生，仅320人，分为8个班（3个女生班5个男生班），平均每班40人。我分在8班（男生班）、来自城市和农村的同学差不多各一半，另外还有两名留级生（唐山市内的）。唐山一中图书馆三年的高中学习是轻松愉快的，学校完全按照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安排文化课程、体育锻炼、参加劳动和各种多姿多彩的活动，哪里有今天这炼狱般的学习！每天上午4节课、下午两节课，早晚各一个自习，星期日（那时没有双休日）上街、洗衣服，自由自在。特别是劳动课，唐山一中坚持得最好，每学期都有两周劳动课，一周校内一周校外。校外大都在大忙时节，住在农家。尽管干活累

“一打三反”我们折进拘留所陶洛诵作者简历作者1967年陶洛诵，1947年出生，初中就读北京女12中（原贝满女中），高中就读师大女附中。“文革”中坐过几年牢，在河北白洋淀当过知青。现为澳洲知名华裔女作家，著有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生之舞》等。定居悉尼。深夜醒来，翻看微信公号“新三届”过往的文章，突然看见7月15号自己文章下面置顶的金铁柳留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且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放上去的？我回答了你，但我怕你不会看见。你的留言让我今夜再无法入眠。你说：“每次看你的文章都心潮澎湃，泪流满面。从（19）70年春西城一别至今已整整一个甲子过去了。后来知道你两年多的折磨，心疼。庆幸我们都还活着，活出了自己追求的灵魂价值。你用文字，我用色彩，此生尘世的精神又隔空相遇了。（19）94年春我和我先生去澳洲悉尼新南威尔士美术馆办画展一个月，可惜不知你在澳洲，错过了，遗憾！不知今生还能见面否？想念。”我来不及哭！我必须先向你道歉，二十多天过去了，你情深意长的留言我刚看见。更别提咱们俩人特殊的传奇关系了！

张郎郎讲述着红与黑的纠结张郎郎

录天地英雄3：“黄继光”没有墓地的陵园——记亡友育海追忆我的战友张育海和沈大伟天地英雄3：“黄继光”作者：邓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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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长孙阿廖沙回忆父亲刘允斌凤凰视频刘少奇长子刘允斌作者：冯泽君目

张莹《小兵张嘎》中的罗金保俊朗、阳刚，却在45岁英年早逝悲伤短暂的人生石挥话剧站很多人不知道张莹，但很多人知道《小兵张嘎》中“老罗叔”的那句经典语录：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小兵张嘎》剧照好像一语中的，当初在《小兵张嘎》剧组闹得欢的一众人。在那个文艺界动荡的年代里，会被当初的少年主演一“斗”到底。甚至“老罗叔”的饰演者张莹更是在45岁时就丢了性命。一部让人记忆多年的电影背后，藏着一位优秀演员的悲伤故事。提到演员张莹，有人说“他演配角，却能散发比主角更亮眼的光芒”。也有人说“他待人真心，却没被人真心以待。如果早知未来，可能就不会有当初《小兵张嘎》的合作”。时隔53年再看张莹的影视作品，他的形象依旧让人印象深刻……《小兵张嘎》罗金宝机缘巧合下用“演”改命1924年出生于辽宁开原，张莹原本的名字叫做张松岩。像父母期望的那样“如扎根岩石，生长挺拔的松”，张莹的成长之路里始终写有坚韧与不屈。因为家境贫寒早早辍学。张莹小时候跟着父母过过一段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只是土里刨食，看天吃饭的日子不能养活一家老小。长大一点，张莹就在父亲的带领下去往了城里的工地上下苦力。板车上面堆满砖料或是沙石，少年人咬紧牙关绷出青筋。双手往后拉着扶手，肩上套着拉绳，弓腰全身发力。一车车的砖料拉完，张莹总是汗流浃背。而用磨出了茧子的双手创造一日三餐，10多岁的年轻人也跟着师傅学技艺，慢慢从搬运工做成了建筑工。只是日子刚刚好过，父亲就因为失误丢了性命。面对改嫁后生活不太幸福的母亲，张莹默不做声地离家，开始四处闯荡，想要在将来的某天扬眉吐气，成为母亲的底气。走进商铺做杂役，慢慢接触到“商”这个字。觉得做生意比打工好，他便拿出积蓄考商校。本打算学习做生意的技巧，没想到受学校推荐，他会进入黄龙表演剧团，就此改变人生。从没接触过表演，不知道演出需要什么条件。只是“听话”，剧团前辈说要怎么演，张莹就怎么表达。因为早早接触社会，见多了人情冷暖，也在受到白眼与嫌弃时毫不泄气。张莹只要接到困苦中挣扎，但又坚强不屈的角色时，总能演进群众的心里。在黄龙剧团打磨3年，18岁的小伙子长到了21岁，也有了要终身坚持表演的心。1945年听从国家的号召参了军，进入辽西军区文工团做演员。2年后被调入东北文工团。张莹演得了话剧，编得了活报剧，能化身工人、农民，也能塑造好军人、学生。走进舞台剧《白毛女》，他因扮演“大春”一角在东北地区声名大噪。出了名，自然会吸引他人的注意。1949年4月，东北电影制片厂迁回长春（后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袁牧之分批调回东影演员的同时，也在各个文工团、话剧团物色优秀演员。25岁的张莹就是这时候被袁牧之发现。调入东影厂，走下舞台走进镜头，他的电影生涯就此开启。诸多作品中用“配角”成名当时导演许珂正在筹拍电影《光芒万丈》，他一眼相中张莹朴实但又腰板挺直的形象。于是化身勤劳的工人“老张”。张莹和于彦夫、欧阳如秋、王炎等人一起，送上一段工人团结一心，恢复地区供电的故事。第一次出站在镜头前毫不怯场，且表现优异。张莹对劳动人民的塑造可以说是极为自然又十分到位。导演许珂十分认可这个年轻小伙的演绎，于是见人就夸，也将其夸进了《赵一曼》剧组。1950年，沙蒙初当导演便将目光放在了女英雄“赵一曼”的故事上。找到于敏一起编写剧本，邀请石联星为女主角，梁音、杜德夫、方化等为配。在许珂的建议下把3号人物“张强”一角给到张莹。演员集结到位，《赵一曼》顺利开拍，也成功上映。不惧斗争，刚强好胜，爱抱打不平，能和工人们一起坚持对敌，也能不惧死亡深入敌后。在张莹的演绎下，“张强”正直坚定的硬汉形象成型。而随着《赵一曼》在全国各地的风靡，剧组包括张莹在内的诸多演员都被观众记在了心里。《白毛女》大锁之后走进电影《白毛女》，饰演笑起来有点傻气，遇事又能挺身而出，大胆发言的“大锁”。张莹成了观众心里“爱打抱不平”的代表人物。好像是要把群众给的标签延续下去。1953年，张莹与郭振清、李紫平、谢添、刘永才等人被导演吕班拉进《六号门》剧组。在天津六号门码头货场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再加上自小就有的工人经历加持，张莹将劳动模范“李俊华”演绎淋漓。《六号门》剧照为了让工人能拿到该有的酬劳，为了让工人吃饱饭。“李俊华”敢带着手下人闹罢工，敢义正严词地发声，让“马金龙”发工资、涨工资。身材健硕，形象敦实，气质阳刚，勇敢又讲义气。张莹塑造的“李俊华”再度加深了他“硬派小生”的形象。也让“打抱不平”四个字成了他角色的代名词。演戏时用心塑造角色，不演戏时认真学习文化知识，提高内在素养。《六号门》上映的这一年，张莹减少工作去往北京电影学院接受系统的表演学习。期间他也走进《沙家店粮站》饰演性格倔强，忠诚可靠的残疾军人“石永凯”。在《董存瑞》中变身爽快耿直又英明果断的指挥员“赵连长”。拿到文化部颁发的“优秀演员”一等奖。之后又在《平原游击队》中将“司令员”一角把握得当……毕业后被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多年的演绎生涯里，张莹虽没演过主角，但却在配角的位置上展示了自己的魅力与实力。只是时间来到60年代，一部让他火遍全国的电影，也在几年后让他心痛难当。一老一少因“游泳”亲近1962年，导演崔嵬和欧阳红樱集结起了一批演员拍摄儿童故事片《小兵张嘎》。为了这部电影，崔嵬可没少费力气。一个个认真定演员，张莹出演“老罗叔”，李健出演“奶奶”，于绍康拿到“区连长”。“坏蛋专业户”葛存壮化身“龟田”，黄素影饰演“玉英妈”……葛存壮饰演的龟田各个配角到位，主演小朋友中还有两个人选难以决定。摄制组的同事在北京各小学、少年宫、活动站遍寻一番无果。好在演员于蓝此时给厂里送来一批儿童照片，解了燃眉之急。“安吉斯和吴克勤是崔嵬一眼就看中的，他们一个演了嘎子，一个演了胖墩。那时候安吉斯在内蒙，导演亲自去接的人，之后还请了老师，在剧组教孩子们学习。崔嵬很喜欢安吉斯，那孩子有一点头疼脑热，崔嵬就担心得很，跟在一边照顾……”《小兵张嘎》剧照安吉斯是蒙古族人，当时还不满12岁。在军人父母的教导下，

回忆“现行反革命”狱友作者：王学泰编者注：本文节选自王学泰正在撰写的长篇回忆录《鸿爪掠影》。“文革”后期，王学泰因言获罪（被告发有攻击江青的言论），锒铛入狱。本篇所写主要是作者在狱中接触到的一些社会底层的“现行反革命”犯，从一个特殊角度一窥那个所谓“最革命”时代。我是1976年7月26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13年的。先是在K字楼的羁押待上诉犯人的筒道呆了十余天，谁知第三天就碰到百年不遇的大地震，本来只有十天的上诉期，不上诉的十天过后就要去监狱或劳改场了，碰上这倒霉的地震，在这里憋了二十余天，待8月中旬才转到与K字楼只有一墙之隔的一监。K字楼在西面，一监在东面。清末建的监狱北京“一监”是大名鼎鼎的，它不仅是北京监狱的“第一”，也是中国监狱史第一个“文明监狱”，是清末清廷政府实施政治改革、法治改革时，建筑的第一个示范性的监狱。本来是打算做橱窗用的，没想到大清国还没有使用就倒了台。这里位处北京外城的西南，“地势卑下，众水所归”（我小的时候常到这里捉蛐蛐，逮蚂蚱，水很多，下挖一尺深就见水，很像南方），蚊蝇成阵，在北京城中也是块很烂的地方。盖了这座监狱以后，正对着监狱门修了条路，名为“自新路”。路名也体现了当时新派人物关于监狱的新理念--犯人被关，限制他的自由，并非只是惩罚他的既往，更着眼他的未来，望其改恶迁善。民国初年，一监叫做“京师模范监狱”。我小时候，家就住在米市胡同南口，经过珠巢街就是自新路，大约只有四五百米。上小学时就知道这里是一监，是关押坏人的。解放初，自新路北口有个私塾，都到了五十年代还在教《百家姓》

本期人物邱兴隆知名律师、法学者邱兴隆，2017年9月20日因肺癌去世，享年54岁。在中国法学界，堪称“人才”“英才”的学者不计其数，但可谓“鬼才”“怪才”的，学界却近乎一致地认为非邱兴隆莫属。邱兴隆人生经历曲折，曾经两度身系囹圄。他在刑罚基础理论、特别是死刑等领域的研究为业内所知。这些年来，更以公开倡导“立即废除死刑论”而引起关注。30年争议者·死刑存与废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来源：腾讯视频、爱思想网精选文章推荐▲诗人的非诗意生活——郭小林的知青生活▲历史事件、人物传记、社会纪实征

曾立、曾自：我们的父亲田家英作者：王凡，东平1966年5月23日，这一天对秘书田家英的女儿曾立、曾自来说，是那样地刻骨铭心，因为这一天，她们慈爱的父亲含冤辞世。笔者为了一部书稿的写作，曾和曾立、曾自作了长谈，谈她们的父亲，谈她们父亲曾经为之当秘书的毛主席，谈她们和父母一起生活在中南海的日子……她从未想象过，毛主席会活生生地出现在她的身边；她正专心致志地在海滩玩耍，毛主席已经走到了她的身边当姐姐的曾立，出生在1950年。早在她出生前两年，父亲田家英就经胡乔木的推荐，做了毛的秘书。

《我们一起走过》如斯明亮——陶斯亮凤凰宽频恩重如山的爱——平凡圣人杨叔叔陶斯亮编者按：这篇文章是陶斯亮女士多年前的作品，她说：杨叔叔是我今天选择慈善公益的原始动力。他在我幼小心田播种下善的种子，渐渐长成参天大树，庇护了我一生一世。杨顺清，男，苗族，贵州清镇人。1909年12月8日出生。1936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参加长征。1937年到达陕北，赴抗日战场，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1月，在太行山抗日战场受伤，成为一名革命伤残军人。1992年7月21日因病逝世，享年83岁。目

【人物纪录片】《彭真》大地垂青我的父亲彭真作者：傅彦我父亲1997年去世以后，到现在已15年了，我每个星期都去八宝山给他扫一扫墓，跟他说说话，真的挺想他的。想他不是完全作为一个女儿想父亲，我是怀念那老一代的这些共产党员们，真的是为老百姓服务，真的心里装的是老百姓。由此我们的党也就真的能强大，要没有了这个，我们还能强大吗?我父亲1923年入党，几乎和中国共产党一起成长。我自从出生就没有离开过父亲，除了“文化大革命”时他蒙冤入狱的9年之外。我很爱我的父亲，但是真正了解我的父亲，是在他去世以后，我有幸参加彭真年谱编写研究组的工作。父亲很多档案资料都在我这保存着，因为那时他写一个东西我就给他放在保险柜里，一共装了七八个柜子的档案，基本都是他的手稿。可惜的是那时候我没有记录这些文稿所用的场合和日期。在彭真年谱编写研究组工作的16年中，我才真正好好地研究了父亲，了解了他的一生。一、父亲一生坐过两次监狱我为父亲一生的经历震惊。他这一辈子坐过两次监狱，一次是1929年到1935年，他在监狱里被关了6年，但那是作为共产党人坐的是国民党的监狱。他在监狱里不但保护了当时的中央候补委员、新任顺直省(就是后来的北方局)省委书记，还在监狱里出面做党支部书记，带着大家进行了五次绝食活动，以示抗议。因为当时狱中酷刑非常厉害，条件也特别差，父亲在狱中得了肺结核，还吐血，同时还得了痢疾。他绝食最长的一次21天，已经超过了常人的极限。狱吏就往他鼻子、嘴里灌水，敌人要让你活着。他腿上有很大一个疤，就是戴脚镣戴的。但作为共产党员，他坚持了下来，直到刑满出狱。在绝食斗争胜利以后，监狱被迫答应他们的条件，给他们开了一个小图书馆，我父亲接触法律和有系统地学习法律，就是在这个时候。另一次父亲坐监狱是在“文革”十年浩劫期间，他被关了9年。我们知道，在此前我父亲职务已相当高了。所以我们家人那时候担心，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央书记处协助邓小平负总责，又是人大副委员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突然被打倒，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挨批斗，住监狱，这样的冤屈能否承受?出来以后问他，这9年是怎么度过的?他说在狱中就是想大事。监狱房间很小，他从坐国民党监狱中积累的经验，不活动的话腿就不会走路了，嘴不动的话就不会说话了，所以他每天在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头来回踱步、练腿、练胳膊，念英文，唱京戏。到1972年，允许我们探监的时候，父亲除了有点瘦，精神状态没变，体力没变，嗓音没变。而当时有的老同志不会说话了，不会走路了，神经出了问题。父亲的一生有15年是在牢狱里度过的，父亲近75年的党龄，一生中平均每5天就有一天是在狱中度过的。他在狱中想着大事，因为他坚信中国共产党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他的问题终会得到公正处理。他在监狱里就想法律，想大事，那时候我给他送过马恩列斯毛这些著作，还有画报。我担心他眼睛老看白墙，将来会出问题，所以给他送点人民画报什么的，五颜六色的，能保护眼睛。没有笔，没有纸，怎么办?父亲的手就像老农民的手，粗大得很，他用粗大的手把牙粉袋(过去牙粉是纸包的，刷牙的时候把粉撒在牙刷上)、画报撕成小细条，然后把馒头或者米饭嚼了以后当浆糊，粘到书里当重点线。就这么样，他读了三十多本书。1979年平反以后，他用三个月就领导制定了国家七部根本大法。这全得益于他在监狱里对法律的研究，第一次坐监狱他接触法律，学习法律;第二次坐监狱他就是系统地研究中国的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那时父亲已是77岁的老人，81岁时又做了全国人大委员长，直到90岁完全退休。总之，他的一生真的非常不平凡。二、父亲一生未进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前，父亲是毛主席非常喜欢的一个干部，只要是两个人以上的会他就肯定在，有时候没有会也把他叫去，所以我们经常看不见我父亲。我们睡了，他还在主席那儿或者开会，等我们早上起来上学了，他才刚睡。但“文革”中他是第一个被打倒的，即使如此，父亲从来没有什么怨气，不计较个人得失。比如说，他是七大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七大的时候常委会称中央书记处，有五大书记: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毛主席去重庆的时候，怕出事，所以我父亲和陈云作了书记处的候补书记，位子至少排在第六、第七位。到八大召开时，毛主席说，全国解放了，各路的精英都到北京了，领导层内部也需要平衡。父亲没进政治局常委，他也无所谓，只要工作就行，他的口头禅就是“只要工作就行”。然后到了十二大，他已经是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了，一般没有委员长不是常委的，但后来因我父亲年纪大了，没让他进常委。他说“没关系!”，一心一意带领全国六届人大干得有声有色。好多老人都说六届人大是心情最舒畅，成果最多的一届人大。三、直面批评，实事求是1949年我父亲进北京以后受的小冤屈也多。当时，什么不保护古建筑啦、什么大马路主义、还有什么大广场主义等等，给他扣了好多帽子。天安门广场原来有一个三座门妨碍交通，他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有人认为这三座门不能拆，这是我们老祖宗的古建筑得留着。父亲就给了他一个马扎，坐那儿看看这一天的车辆流量，看看如果这三座门还搁在那儿交通怎么办？父亲说：设想多年以后北京车辆应该会发展到三百万辆，现在路这么窄，怎么办？再一个是大马路主义。他们说长安街路修三十米宽、五十米宽，我父亲最后说一百五十米宽吧，便被人说成是大马路主义，要大而求全。父亲说，现在不到一万辆车，多少年后就一百万、几百万辆车，得有发展的眼光，得给后代留有余地。结果现在马路这么宽还不够用。再一个是保护古建筑。有人主张把新城建在西郊，但刚进北京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样？偌大的北京市有点规模的工厂才有11座，其中一座还是酱油厂。最大的一座是钢厂，大概年产4.9万吨生铁。老北京实际是一个纯消费城市，拿什么搞建设？蒋介石走的时候把黄金都带到台湾了，国库是空的，北京是空的，北京没有自己的工厂生产，完全是消费城市，大批人在失业，老百姓连吃的都没有，再建一个新的城市可能吗？现在以今天的眼光批评那个时候，得按照那个时候的实际情况来批评。但当时父亲都不吭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当时他作为北京的大管家，事无巨细都要操心，都要考虑周到。当时他要求在北京建煤气厂，不能让老百姓带着蜂窝煤住楼去。如果住楼房一家一户都用蜂窝媒，会是什么景象？然后就是修水库，密云水库到现在还是咱们关键的水源地。北京人还爱吃芝麻酱，再困难北京市民没有芝麻酱不行，于是就想方设法的，分配一人二两芝麻酱。关键是这二两芝麻酱你知道当时有多难弄？北京这么多人，一人二两，加起来是多少？但是他理解北京市民们的生活需求。有一次傅作义夜里打电话给父亲，说王府井的便道坑坑洼洼、一脚高一脚低的太不好走了。第二天上午他就给傅作义打电话，让他去看看，路全铺平了。所以父亲有他特强劲的一面，也有他特细心的这一面，他把老百姓的生活想得特别细致。那时候还有人批评市委大楼，盖那么好的一个市委大楼，其实那是盖人民大会堂剩下的砖瓦盖起来的。而且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包括北京站，当初设计时听了多少人的意见，到现在看都觉得特别雄伟，没觉得多土、多过时吧？另外我父亲集思广益，这是他一辈子的特点，哪怕是才十几岁的小孩子的一句话，如果有道理他都听得进去。所以，父亲在基本决策上的事，失误不是很大。他去世以后我采访杨尚昆，杨叔叔说：你父亲是一个少有的、在中央工作没有犯路线错误的人。其实这就是得益于他事先集思广益，想得很全面、很实际，实事求是地来考虑这些问题。所以他最后决定的事，决策的事，应该就是比较正确的，错误不是很多的。四、对待干部的刚与柔父亲一辈子受过不少冤屈，但他总是这样一种工作状态，我觉得他一生真是无憾。他忠诚地履行了他的入党誓言，入党75年就这么坚守过来了。我想讲讲他对于干部的保护。有人说我父亲很威严，好像脾气很大，但是我从做女儿的亲身感受和从16年对父亲的研究，觉得父亲是条汉子。一个是，他很强势，一直做第一把手。毛主席安排给他的工作都是一把手，那是看重他很有能力；但另一方面，在他的情感里，又有很柔软的一面，表现在大的方面就是保护干部。这是我觉得很感人的一段故事。父亲1929年入狱以后，当时新任顺直省委(就是后来的北方局)书记因叛徒出卖也被捕人狱了，但是叛徒并不知道父亲的职务，只知道他是党的领导干部，而且知道他是原任的顺直省委的组织部长。父亲因为已经暴露了，所以在审讯时他就说：“我是新任的省委书记。”结果那位是中央候补委员的省委书记就没有暴露，关了11个月就被释放了，而父亲被判了政治犯中最重的刑期。后来日本人一打进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大赦条例，重刑犯一律减刑三分之一，他减为六年，1935年刑满释放出狱。这是第一次我听到的，他为了保护别的干部，自己坐了6年牢(当时判的9年)。再一次，就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前，“文革”到底为什么先打倒他，这里头我知道的有几个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他保护罗瑞卿。其实也不是保护他，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罗瑞卿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是什么性质，他不给拔高。当时成立了罗瑞卿审查小组，邓小平是组长，他是副组长，还有叶剑英。邓小平开了一个打招呼会，把这个组建立起来后，就去三线了。最后这个小组写的关于罗瑞卿结论的报告，我父亲没有签字，因为他提出对罗瑞卿要实事求是，不同意报告所作结论。还有吴晗的问题大家都清楚，父亲认为这就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他认为吴晗这些人是热爱党、热爱祖国的。所以有什么批判吴晗的文章、小册子在北京他不让发，北京报纸也不登。反正对这两个人的保护是先打倒他的其中原因之一。还有什么原因？也许永远成了一个谜，反正他是最先被打倒了。那时候，父亲也管政法，我们对台湾有时候也派遣特工人员，或者对其他国家派遣特工也是他管的，但都会经毛、周等人同意。“文革”中就要把派遣出去的这些人打成叛徒。父亲出来证明说，这些工作都是我批准的，我负责任，不需要他们负责任，还按上红手印。我这儿有这个珍贵的原稿，公安局的警察博物馆里有一个复印件。刘涌就是当时的这一批人，我们1978年底回北京的时候，刘涌哭得很伤心，说幸亏遇上我父亲，要不然他的命都完了。我觉得，父亲这个人有很刚性的一面，但他真的爱护干部。他对干部有时候可严了，严到写错一个字都不行，很认真，很严谨。但是批评完了，他对干部就跟老父亲和儿女坐在一起一样，你说他什么都没关系，怎么反驳他都没关系。彭真与夫人张洁清五、与群众的鱼水关系我父亲接触群众很有方法。因为他小时候种地种到18岁，解放前长期搞农民运动，也领导工人运动，所以他跟工人、农民接触的时候很容易，有不少农民、工人的朋友。与知识分子打交道的方法他也懂，他不靠说教。像协和医院的林巧稚大夫，是妇产科专家，我父亲进了北京以后是第一书记，到协和医院看望林巧稚，林不见，说耽误她看病人的时间。最后父亲怎么见的？我母亲生了我弟弟，林巧稚需要到家里家访，我母亲通知父亲赶快回来，说林大夫要来家访，我父亲才第一次见林巧稚。父亲对她也不说教，就把她和儿童医院的老院长诸福棠拉到龙须沟，让他们看龙须沟的生活条件，他什么都不说，看完以后回家来吃了个便饭。龙须沟修好了以后，又带着这三四个专家去看，林巧稚由此彻底服了我父亲。她对我说:“是你父亲让我认识了共产党。”我父亲不说教，从来不说教，就是拿事实说话，龙须沟那么一个污水沟，曾经臭气熏天的地方，修好了，而且是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别的地方都没修，先修的龙须沟。所以林巧稚后来跟我也特别好，我的命也是她救回来的。“文革”期间我得了血崩，林巧稚不管别人怎么批斗她，说她给黑帮头子的女儿治病什么的，仍坚持医德，细心给我诊治，要不是她，我也许活不到今天。父亲即使出国也不忘与工人群众交往。有一次他出访南斯拉夫，人家给他设计好了行程安排，但他不是严格跟着安排走。他们曾路经南斯拉夫一个有名的工人茶馆，就是工人下了班以后常在那儿喝茶的地方，他就要求停下，进去跟人家聊了一两个钟头。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什么要人，从不把自己当回事。有人现在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要这个规格，要那个待遇；父亲是只要工作就行。在商县，他就帮助把老农民家里打架的两口子给调和好了，对此他特高兴，说这也是工作。说实话，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不是因为他是我父亲才尊敬他，而是通过这16年的研究，觉得父亲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的一切不是说而是做出来的。六、父亲说：“我一生无憾！”我们跟父亲的关系挺有意思的，经常是我们睡了，他还没回来，我们早晨起来，他刚睡。偶尔某天晚上我父亲有点空了，母亲就把我们这些孩子们叫过来跟他热闹热闹，用这法子让他休息休息。有时候赶上吃饭了，能跟他一块儿吃个饭。到了周末，人家的孩子都是去动物园、博物馆、商店，我们的周末如果父亲能带我们出去，不是麦田，就是车间。他是视察工作，顺便也算带我们出城了。他也希望我们多接触农民和工人。父亲年纪大了彻底退下来以后，我们才可以和他一天到晚在一起。但是他谈的、做的，还是看文件、谈话，思考国家大事，很多领导来家里探望他还是谈工作。我现在特别留恋商县(我父亲出狱后和我母亲被安置在商县)。在商县，我们那儿是烧煤饼子，把煤粉和上土，晒成煤饼子烧，一次要买三个月的煤粉，那时才五六十块钱，但这点钱拿出来也不容易，我们曾经为此，竟然差点吃窝头就盐水，可想那时生活是很艰苦的。1978年底让我们回北京的时候，我把装米的坛子、缸，还有小破椅子，还有我父亲自己做的凉鞋，就是把男孩子穿的懒汉鞋面上剪四个窟窿当凉鞋穿，这些我都带回来了。为什么呀？我就怕回来以后还是那样的日子，我们这些东西还用得着。现在太原建立了彭真纪念馆，这些东西他们稀罕死了，当宝贝收藏了。我们在商县生活很苦，但那时心情真的特好，那种天伦之乐是我们过去没有过，以后也没有过的，我们可以和父母天天在一起，过上普通家庭都有的生活。我母亲生我哥哥的时候得了严重关节炎，暖瓶根本提不起来。我父亲给她烧水、倒水、扫地、倒尿盆(那时候小平房没有卫生间，我父亲都得出去跑很远去上公共厕所，然后给倒尿盆)。因为我白天得上班，做饭由我来做，火不好用，父亲就给我们搪炉子。他生活能力特别强，这是因为他在农民、工人中间生活了很多年。我们在门前头，开了一块地，种上菜，这不是乐趣，那时我们的生活很穷啊！种点菜可以省点钱。这是一家人经过了9年的分离，然后又聚在一起了，又能这么朝夕相处，那真是一段我特难忘、父亲也特难忘的日子。后来父亲还老说，什么时候能再回商县一趟就好了。父亲虽然退休了，但是也和在商县的生活不一样，因为父亲还在政治生活之中，没有像在商县那样完全脱离政治中心，享受纯粹的天伦之乐。他年纪大了，谈话有时候听不太清楚，我在旁边给他当翻译。另外他要写一些东西，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初他给中央写信，提出来不能给农民打白条，还有关于国有企业怎么样改革等。另外，他还曾写信给当时一些领导人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等，提出建议。但他自己什么职务都不要，他说：我就是公民一个、党员一名，什么职务、名誉都不要。我们家一年到头，总是来很多人，愿意跟他聊聊天，听点建议。还有的人，当时还在职，说要(从谈话)补充点力量，所以来谈话的人很多。再有，就是在1991年之前，他坐火车视察，每到一个县停一下，然后跟县长、县委书记直接聊，聊着聊着他就能听到真正的东西。他有时候给点建议，人家就会觉得还行，确实直指问题所在，所以很多人愿意听他的建议。父亲每天的生活，看文件是一大块，看报纸、参考消息是一块，然后是读书，不光是理论书籍，还包括学英文，一直学到去世。再就是顽强地和疾病作斗争，1991年他偏瘫以后，又加上每天的肢体锻炼，特别辛苦。他希望恢复健康，继续做些工作。他非常自强，就是想一定要学会自己能够自理，胳膊腿还能够自如伸展。你像他右手坏了以后，就练习用左手，没多长时间就可以夹黄豆吃了。还用左手练写字，一般人用左手的话很困难，要是我怎么也不会，他就硬学着自己能夹黄豆吃。然后扶着双杠练，自己练习走路。这时，锻炼是他生活中的一大内容。另一大块内容是跟各级干部，包括一些老乡们谈话。他的生活排得特别满，他认为这都是工作，谈话也是工作。有的人说跟他谈话像增加了营养似的，像充了电似的。1997年春节，前来探望的人我们有一个大名单，这是作了记录的。所有的常委全都来了，而且是一个一个来的，每个人都想跟他谈一点什么，此外还有很多干部。大年初一那天，我说爸你太累了，今天谁也别见。结果他还生气了，又叫来一批人，然后初三就病了。在医院住了75天，就走了。他在世上最后一句话不是跟我们说的，还是工作。他断断续续地说：“中国革命……马列主义。”实际上他是工作到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口气。最明显的是1992年那次生病。1992年那次他病得很重，整整病了一年，医院报了四次病危，后来出院了。那一次他表现得特别坚强，非常顽强。最后这次因为是来得太凶猛了，我75天没脱衣服死守着他。他一直手握着拳头，到走的前三天拳头松开了，我就把我妈妈、哥哥、弟弟叫到医院来，我说爸要走了。后来他第三天就走了。他这手一松，我知道他要走了，意思是他就不再抗争了，也没法抗争了，都95岁的年纪了，抗不过去了，精力、体力已经消耗尽了。想想看，这一辈子住了15年监狱，受了那么多冤屈的人，还能活到95岁，他要是有那么多私欲，就得有好多烦恼，他就活不了那么长时间。“文革”前，周恩来曾回忆说，中国最忙的是他和彭真。确实永远是那样的，不仅是说他现在领导制定的这几部法律忙得不行，而是他永远是这样的工作节奏。父亲每天休息大概也就是四五个钟头，如能睡够四个半钟头，这一天状态就很好。说实话，他没有休息的时间，休息就是散步，夏天能游游泳，至于别的运动，包括桥牌，包括跳舞，什么都不会，所以带的我也什么都不会，我现在除了游泳和散步也什么都不会。秘书、警卫员也是如此，跳舞都不会，从来没参加过。父亲全部的精力就是用于工作。父亲第一次病重的时候说：我一生无憾！我到现在才明白，他为什么说无憾。他真的用他的一生，用生命履行了他的入党誓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他真的没有自己的事，没有私事，就是工作。不管做什么，就包括我们在商县的时候，那些农民、工人、干部，在他散步的时候都愿意围着他，什么都愿意跟他说，连两口子打架、孩子教育……什么都说，他就很高兴，他认为这也是工作，这就是我的父亲。所以我为什么觉得用震撼两个字，父亲一辈子这么多坎坷，这么多挫折，但是精神永远压不垮，打不烂。由此可看出他的忠贞，看出他的坚强，看出他的无私。无私就无畏，反正你把我弄成什么样，我也还是要工作，为党工作，所以无憾。这是他走了以后我才慢慢想明白的。七、父亲对我的影响我们这个房子，从1949年2月住到现在，一砖一瓦都不许动，现在这个白墙还是朱镕基总理来了之后，说不行，这房子得刷刷，皮都脱掉了，才刷了刷房。自1949年2月住进以后，所有的一砖一瓦父亲都没让动过。他一直是在楼上睡的，他的卧室夏天总是漏雨的，他也不让大修，说这就是机关，机关就不能弄得挺过分的。所以我们长这么大，没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家，而是机关办公室。尽管如此，我们还很感恩，让我们在机关里头住，才能天天看见父亲，要不然连父亲都看不见。现在我母亲101岁了，仍然在这儿住，仍然是住父亲那个漏雨的卧室。父亲在衣食上始终保持农村生活的品质。在吃饭上，只要有大葱、大蒜，吃点面食，他就特别满意了。对于那些特别好的东西，他反而说不爱吃。衣服也是如此，我们现在也是穿布鞋，他在家也是一直都穿布鞋。他不喜欢也不许家里头摆这个那个的，我们家里头，客厅原来就只摆有两件东西，一个是福建的老乡送的木雕牛，一个是煤矿工人拿煤焦石做的狮子。像我们做子女的，工作的事情如果他帮我们打个电话、写个条子，招呼一下，是很容易安排的。但这事他绝对不做。我们也没有开口让父亲去给我们说句话、办个事，没有过。父亲去世了以后，我们兄弟姊妹坐在一起，还是想父亲，想得厉害。大家提到：有这么个老爹(我们都叫父亲为“老爹”)，“文化大革命”咱们都没低下过头；老爹当了委员长，咱们也没仰起过头，更没有借机找领导批条子。父亲在世没为自己家办过什么事，这就是我们家。举个例子，前些日子我整理相片时，看到胡志明主席来中国时拍的一张照片。他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家庭的孩子就去跟他热闹热闹，孩子们围着他照了一张像。我小弟弟那时候可能才十来岁，站在最前排，你知道他穿的什么衣服？我翻照片时发现，他当时穿了一双我的带条纹的花袜子，一双我穿小了的带带儿的布鞋去见胡志明。父亲母亲从小就让我们对吃、住等条件不要追求好的，我们家现在第三代也是如此。此前全国政协报的记者采访过我一次，说递给我一个菜篮，我就是邻家的大嫂；拿着一个书本夹子，就是学校的老师。我们就是这样平凡的普通人。所以，我觉得我们本身亦可证明父亲是怎样一个人。父亲对我们几个儿女的教育非常严格。我父亲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就我这么个独生女，按说很宠的，但说实话，和我一样家庭的孩子，都穿布拉吉这样的花衣服，甚至有首饰、发卡啊，我都没有。我的衣服都是母亲和哥哥的衣服改的，后来两个弟弟比我高了，又穿弟弟的衣服。上大学了，我穿的还是那时候叫的确良、卡吉布料子的衣服。前些日子我去看我大学时的系主任，他还说“穿一身蓝布褂子、穿一个带带儿的布鞋，进教室溜边走，说话像蚊子式的，那就是傅彦”。上小学时，我被从子弟学校转到普通学校，中学不让我上师大女附中，让我上女一中，他要让我做和大家一样的普通孩子。好不容易毕业了，可以有一个暑假的时间好好玩。父亲他们到北戴河开会可以带孩子去，哥哥弟弟去了，父亲把我送到红星农场养了一个月的鸭子。小时候，我曾对此感觉委屈，不理解父亲。现在想来，正是父亲的严格要求，我(自认为)才成为没有骄娇二气的人。父亲对我的影响，第一就是心胸要开阔，不计小节。比如说，我在学校跟谁闹不愉快了，特别是上高中、上大学以后，父亲不跟我谈那些碎碎叨叨的事，而是讲现在密云水库修得怎么样了，解决了什么问题，哪条路又修好了等等，一下就把我的心胸打开了。作为女孩子好像很容易计较小事，父亲的教育就让我胸襟很开阔，这就是父亲对我的爱。他从没打过我，骂过我，也没有特别正式地通过谈心教育过我什么。但是就从这些小事，我就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使我能闯过“文革”的磨难。当时很多人认为我会自杀，父亲在监狱里唯一担心的也是怕我自杀，但是我最终挺过来了。我虽然是女的，但是比有些男同志还不计小节。第二就是没有什么私欲。这点我现在明白了，没有那么多欲望就没有那么多烦恼。比如说，我是1984年任正厅级干部，做总经理，一直到退休，做了24年正厅级干部，从没要求过待遇。再就是吃住方面，我也没什么讲究。我身上的衣服，就是普通市场买的，舒服就行，不讲究品牌。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被宠得太厉害了，其实不怪孩子，还是怪大人。家长对子女的教育不一定是说教，现在不是打就是骂，硬逼着孩子走自己让孩子走的路。但是结果，孩子逆反心理强，追求名牌，追求享受。我们小时候父亲没时间管我们，只能靠自觉。父亲是北京市的大管家，操心市民的用水用电，连芝麻酱都操心，但是我们家的事他却很少顾及。我经常笑他，说他可能连人民币都不认识。他兜里从来不装钱，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喝一杯茶水收一毛钱，跟他收钱时，他说，我没钱找我女儿要钱去吧！但父亲的眼睛没有离开过我，他只管我路走的正不正。所以，我觉得父亲这一辈子真是很不平凡，他从小是个苦孩子，上学只上到小学六年级，是高小毕业生，却成为了一个党内公认的理论家。他虽只有小学水平，但好学，闲了就看书，看马恩列斯毛这些经典著作。许多他认为重点的地方反复琢磨，有时秘书都找不着出处的，父亲就告诉他在哪篇文章里，大概多少页，非常熟悉。而且他把这些理论都联系到实际工作中。比如说在晋察冀就是发展农村根据地，而到了东北，他认为重点要放在城市，不能如过去一样放在农村了，因为实际情况不一样，很讲实事求是的。他没有一点私心，就是为党的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真的奋斗了一辈子。这就是我父亲。彭真女儿傅彦当初我父亲又让我下乡，又让我养鸭子，是让我知道我就是个普通人。我现在就教育我的孙子：你就是个普通人，你没有权力吃喝父母，指挥别人；而且你现在长大了，该伺候你爸妈了。因为我就是榜样，我伺候了爹现在又伺候妈，我妈现在101岁了，我现在还给妈抠屎接尿。她去年12月底病了一场，躺在床上了，原来她一直都很自理的。我妈在慢慢恢复，也许还能起来。我父亲那老一辈，说实话一辈子就是“奉献”两个字，没别的。我父亲除了有些特殊的经历以外，其它和老一辈革命家都是一样的。他们忠贞、坚强、顽强，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很多地方都是有共性的。现在讲政治的关键，是讲奉献，所以，我们讲政治要理直气壮一点。如果不讲，就会真的如原来毛主席担心的，从我们第三代就垮了的话，到第四代、第五代就认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像我小孙子就是这样。我们必须从上到下，理直气壮地讲政治。要现代人想一想，这一切都是怎么来的。原载《当代北京研究》2012年第4期来源：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旧址纪念馆精选文章推荐▲历史事件、人物传记、社会纪实点击▲

组建兵团●1969年１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建立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1969年5月7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呼和浩特市举行成立大会。一.

猝然离世的传奇笑星洛桑为纪念曾经好友洛桑郭德纲至今保留八块欠条洛桑离世27年父母的选择令人泪目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一曲，东西南北中，君请看曲苑杂坛，曲苑杂坛……有没有人能看字就唱出调子？1991年汪文华开始主持节目《曲苑杂坛》，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北京晨报》说这档节目内容杂而不乱，荟而不糙。而观众说这档节目之所以呼声高，除了内容雅俗共赏推陈出新的精妙创意外。更多的还要是演员有真功夫，能凭实力见真章。而说到在其中有真功夫的演员，是否有人能想到一对师徒？他们为大家送上过《洛桑学艺》。“那我就和老师‘简单’来一段哈恰图良的《马刀舞曲》吧！”之后师父尹博林拉手风琴，徒弟洛桑用一张嘴告诉大家何为口技。而后给《失恋阵线联盟》整首歌背后的乐队配乐。洛桑更是用出神入化的声音，成了一代人记忆中的口技天才。尹博林说徒弟洛桑“就像无法逾越的山，很难有人达到他的高度”。好友郭德纲说洛桑“多才多艺，难得一见的天才”。而相声大师马季给洛桑的评价更高，他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被评为“1994年最红的笑星之一”，洛桑却在1995年，结束了自己27岁的生命……苦甜交织的历程，叫做城长1968年出生于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藏族小伙洛桑的全名叫洛桑·尼玛。自小在跑马溜溜的山上看着云笑，跟小动物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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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边、田家英同他们的大女儿曾立的合影照田家英之女：我的母亲董边作者：曾自与给毛泽东主席当了18年秘书的父亲田家英相比,母亲董边(1916-1998)没有显耀的名气和可宣扬的业绩。她只是千千万万从延安出来的女干部中的一员,默默地工作,默默地奉献,默默地忍受对她的不公和苦难……在平凡中演绎着不平凡。丰盛胡同饺子馆的记忆1966年5月23

广州老知青邓广庆一位勤奋的漫画人。他的画作，题材广泛、风格独特。他用画笔记录生活，针砭时弊、弘扬正气。独具一格的画风和文字，彰显了邓广庆的正直和不羁。然而天妒英才，2023年1月，邓广庆因脑出血在北京离世，年龄永远定格在71岁。为怀念战友，为表达哀思，我将逐步选登邓广庆的作品。让我们记住这位优秀的知青漫画家。知青朋友邓广庆，请一路走好......。——王英《怒海浮沉》编文：袁家伦，改编、绘画：邓广庆2018年，知青朋友邓广庆从北京寄给我一本小书《怒海浮沉》，书中讲述了一位女知青不畏艰险成功督卒的故事。该书编文袁家伦，改编、绘画邓广庆。《怒海浮沉》原稿的版面文字太密集，叙述不时夹带粤语，为方便读者阅读，我对原稿的文字再次编辑排版，希望大家在欣赏邓广庆画作的同时，通过书中描述的故事，了解新中国曾有这么一段特殊的历史和社会现象。——王英督卒，可以有一万个理由；督卒，可以有一万种方式；随你怎样想，也随你怎样行动。特定历史时期的行为无可思议。前

京剧“四大须生”之首—马连良头条百科马连良：京剧历史里程碑式的代表人物凤凰台《口述》京剧大师马连良最后的时光北京电视台《纪实》目

朱德写下这封信时，尚不知女儿身陷纳粹集中营央视新闻朱德之女朱敏为生存曾装哑2年晚年称：无法原谅母亲的叛变朱敏是朱德元帅唯一的女儿，但朱德之女这个身份却没能让她受到优待。反而让她的前半生受尽磨难，为了生存不得不隐姓埋名，甚至装聋作哑。对于爹爹，朱敏有抱怨但却依旧深爱着他。但对于母亲她却说：“我作为女儿也无法原谅她的背叛。”朱敏经历了什么？她为何会对父亲有这样的看法？又为何不能原谅母亲的背叛？从“四旬”到“贺飞飞”朱敏一生中换过许多次名字，几乎每换一次环境就要换一次名字，每一次背后都有着令人动容的原因，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1922年，朱德与朱敏的母亲贺治华在上海相识、相恋。这年冬天，二人在法国登记结婚，此时的贺治华19岁，朱德大她17岁。1923年，朱德和部分留德人员合影。朱德（前排右一）、贺治华（前排右二）关于贺治华，张国焘夫人杨子烈在《往事如烟》一书中曾如此描绘她："她生得的确妖娆，柳眉杏眼，怒中带笑，愁中见喜……热得像团火。"婚后，夫妻二人一同前往德国奥古斯特大学进修，三年后因为频繁进行革命活动，二人被德国驱逐出境了。朱德便带着妻子来到了革命氛围浓厚的苏联，朱敏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尽管此时朱德与贺治华之间存在了不小的矛盾，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少，但朱德依旧因为朱敏的出生感到高兴，如获至宝。此时的朱德已经将近40岁了，便给她取了个具有纪念意义的乳名“四旬”。但是贺治华却觉得这个名字不够洋气，给女儿另外取了个洋气的名字“菲菲”。朱德朱敏刚刚满月，朱德就接到组织上的命令，不得不离开苏联回到国内。考虑到朱敏刚出生，经不起长途跋涉的颠簸，朱德便决定将他们娘俩留在苏联，自己一个人回国。临走前，朱德抱着朱敏亲了又亲，最终双眼带着泪花，忍痛回到了国内。谁知，朱德刚回国没多久，贺治华就移情别恋了，在她看来，敦厚老实的朱德既不懂浪漫年纪又大。贺治华为了不让朱敏妨碍自己追求浪漫，将她交给了从成都万里迢迢来到中苏边境的妹妹手上。于是，不满周岁的朱敏就从“四旬”变成了“贺飞飞”，在姨妈和外婆的陪伴下长到了14岁。14岁前,

文强的双面人生！被捕与执行死刑文强死后，其妻儿的现状2010年7月7日，对于重庆的百姓来说，是值得高兴的一天。这一天重庆原公安局局长，司法局局长文强被执行了死刑。很多百姓拉起了横幅表示庆祝。由此可以见文强在重庆的危害之大。那么文强死后，他的妻子和儿子过得怎么样呢？今天就来说说他们两人的故事。文强的妻子叫周晓亚，是一个精明又小心的女人。她多年之前就知道文强在外有其他女人，两人的夫妻感情名存实亡，她担心文强有一天会和她离婚，到时候人财两空。所以周晓亚提前做了大量的准备。从2004年起，周晓亚就把很多钱交给了亲弟弟周泽新保管，周泽新将钱一部分放在保险箱，一部分用来买保险，放高利贷等。周晓亚的弟媳谢才萍在重庆开设了多家赌场，周晓亚以入股的形式参与到赌场中，每年坐等高额暴利分红。文强被抓捕后，周晓亚同样也被带走了。起初文强和周晓亚都对犯罪事实闭口不谈，尤其是文强态度嚣张，每天该吃吃，该睡睡，就是不配合调查工作。文强向办案人员叫嚣：别想用那些手段对付我，那些东西都是老子我发明的。文强这里无法取得突破，专案组决定从妻子周晓亚那里找机会。作为一位妻子，最恨得还是丈夫在外找别的女人。当办案人员将文强在外嫖宿幼女的录像放给她看时，周晓亚情绪崩溃了，她先是痛哭不止，后又大骂文强是畜生。随后，周晓亚开始交代了相关问题，并带着办案人员来到巴南区小泉别墅的楼顶，放干楼顶浴池里的水，挖出了2000万赃款。根据这些情节，2010年4月14日法院判处周晓亚8年有期徒刑，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文强和周晓亚的儿子叫文伽昊，生于1981年，因为那年重庆发大水，父母给他起了这个名字。文伽昊性格内向，不喜欢与外界有过多的交流，长期生活在他父亲的阴影下所导致的。文强性格比较强势，平日工作忙也很少回家，偶尔回来一次，见到文伽昊就是一顿吵骂，致使文伽昊的性格胆小懦弱。对此，文强后来在自白中写道：“我儿子出生后，那段时间比较忙，开导教育他的机会很少，学习成绩也不好，对此我很愧疚，所以就想多给他留下一点钱，够了一辈子用的。”20岁那年，文伽昊报考了市里的公安学院，也想当一名警察，但是因为身高的原因没有被录取，当兵也身高原因没能去成！文强曾经安排文伽昊去加拿大留学，但是仅仅只过了半年，文伽昊就回来了，他说在那里生活不习惯，还是重庆好。回来后母亲问他想做什么，他说想和朋友一起开一个网吧，文强没有同意，理由是自己负责管理网吧，有嫌疑。直到后来文强当了司法局局长后，文伽昊才拿着母亲给的30万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网吧，文强出事后，网吧也倒闭了。文伽昊回忆，2009年8月初，父亲文强告诉家人要去北京开会，当时文伽昊还睡意朦胧。谁知道当天文强就被逮捕了。夜里3点钟，司法局来人来敲门，文伽昊还以为是文强得罪的人报复他，起初没有开门，后来得知是专案组的人，并且告诉他父亲已经被抓，文伽昊才打开门，随之他也被带走了，关了9个月后，被释放出来了。文强被执行死刑前，文伽昊和姑姑一起去监狱见了文强最后一面，文强对文伽昊说：“以后要好好做人，不要埋怨社会，要怪就怪父亲吧，好好找份工作，结婚生子”随后，文强又让文伽昊给他磕了一个头。文强被执行死刑后的第十天，文伽昊在殡仪馆拿走了父亲的骨灰，但是一直都不敢下葬！文强死后两年，文伽昊谈了一个女朋友，但是当对方父母知道自己是文强的儿子时，要求女儿与他分手了。时至今日，文伽昊的生活依然受到父亲的影响，文伽昊说自己只想过平平淡淡的日子。文强之子文伽昊在重庆接受凤凰网访谈人生就是这样，说不清楚口述：文伽昊

近期健友问过编辑和的撒大福说问驱蚊器而且我算二哇哇哇五饿全而其二为结尾囧iujo非日光灯发几个发动机高分低就欧冠的低级欧冠i就后i就后低价后低价后i今后i就后果计很高的i和国际黄金供地计划共i解耦恶童日记呕吐欸Joe同日军欸金融提金融特弱他认为为认为认为我魏汝稳热望热温热我热微软微软微软微软微软微软为二五热舞热舞热舞热舞热微软二五热舞热舞认为热舞热舞热微软二五热舞热舞热温热为是撒打阿大撒的撒的撒的撒的撒打算打算打算单位二位请请问恶趣味恶趣味恶趣味二位请二位请

文革风云人物，今安在？来源：名人档案1、孙健(1936——1997.11)孙健，河北定兴人。1951年5月参加工作。195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天津大成电锯厂、天津中国机械厂当工人。1956年6月后，任天津内燃机厂工人、干部、武装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1970年9月任天津一机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3年1月任天津市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同年11月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书记。1974年1月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中共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197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78年3月被免去职务，回天津机械厂工作。1990年5月任中国机械工业供销总公司华北公司总经济师、机电部经理。1997年11月在天津病逝。享年61岁。2、董加耕（1943~）董加耕是江苏省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人，1961年夏天他高中毕业，面临着升学还是回乡的两种选择，作为盐城县龙冈中学的预备党员、团支部书记，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学习成绩各门课程超过96分，老师们都希望他上大学，但他却在升学志愿书上填上"回乡务农，立志耕耘"。他的行动曾影响上世纪中国乃至前苏联等国内外千千万万青年的行为。1964年3月20日《人民日报》指出"董加耕所走的路，就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应该走的路。董加耕曾任江苏盐城团地委书记、盐城县委副书记、团中央委员、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等职，曾当选为第3届全国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第4届全国人大常委、盐都县政协副主席。建国50周年前夕，董加耕入选"共和国英模"50人。2005年享受全国劳动模范待遇。3、邢燕子（1941年-2022年4月6日）邢燕子，女，天津市宝坻县人。从小跟爷爷在农村老家长大，父亲是天津市一家工厂的副厂长。1958年，高小毕业后没有回父母所在的天津市区，而是回到家乡宝坻县大中庄乡司家庄村务农，发愤改变家乡的穷貌。在那里，她和农民打成一片，并组织了一个"邢燕子突击队"，成绩突出。1960年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邢燕子发愤图强建设农村》，介绍了邢燕子的先进事迹。此后，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典型，被称为毛泽东时代的好姑娘。1964年，她出席中国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同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毛泽东主席生前5次、周恩来总理13次接见过她。她先后历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宝坻县委副书记、地委常委、天津市委书记、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党的九至十三大代表，第十至十二届中央委员。1981年被市委安排到北辰区工作，任北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现退休。2009年9月14日，她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2022年4月6日早晨7时40分，邢燕子病逝，享年81岁。4、候隽（1943~）侯隽，女，1943年生，原籍北京。1962年高中毕业后放弃高考，只身从北京来到天津宝坻县窦家村(今属史各庄乡)安家落户，立志做一个社会主义新型农民。1963年7月，共青团天津地委发出《关于在知识青年中开展学习侯隽事迹的通知》，在天津地区青少年中掀起学习侯隽的热潮。1964年侯隽与邢燕子一起出席河北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1971年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同年被选为中共天津地委委员。中共宝坻县委委员，1973年任中共宝坻县委副书记，1976年任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副组长。1980年始任宝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从1980年至1990年，侯隽担任宝坻县人大副主任，1991年起，担任宝坻县副县长，2001年1月，57岁的侯隽出任宝坻县政协主席，当年9月撤县设区后，侯隽一直担任宝坻区政协主席直至2007年5月退休。5、郭凤莲（1947~）郭凤莲，女，汉族，1947年9月生，山西昔阳人。1968-1978年担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昔阳县委委员、副书记，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调任晋中果树研究所副所长;1991年被任命为中共昔阳县委常委、大寨党支部书记;1992年当选为昔阳县政府副县长;1994年任山西省妇联副主席;同年改任昔阳县委副书记;现任全国人大常委，大寨党总支书记、经济开发总公司董事长。在"农业学大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被称为"铁姑娘"的郭凤莲与大寨一起站到了历史的舞台上。应该说，陈永贵为改变大寨的落后面貌做出了巨大贡献，而郭凤莲就是从他手上接过大寨的这面大旗。改革开放后，重振大寨的担子落在了"铁姑娘"的肩上。顺应改革的浪潮，从当年"全国农业学大寨"到"大寨学全国人民"这样的转变不容易，而郭凤莲和她的大寨做到了。她大力推进村办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走农工商一体化的路子。大寨企业经历了村办小作坊到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发展的转变。如今的大寨，又实现了"小有教，老有靠，病有报"，一片繁荣景象。6、尉凤英（1933~）尉凤英是一位煤矿工人的女儿，三岁时就死了父亲。母亲带着他们兄妹三人靠挖野菜、拣煤核、讨饭吃，熬到了解放。1953年尉凤英20岁考进了沈阳七二四厂(后称东北机械制造公司)当了工人。怀着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满腔热忱，她开始了自己的学徒生涯。1953年，20岁的尉凤英进入东北机器制造厂当工人。她勤奋好学，钻研技术，大胆革新，进厂第一年就实现两项技术革新，完成全年的生产任务仅用247天。当时厂内的冲床还是由手工送料，技术比较落后，生产效率低。尉凤英是五六十年代著名的劳动模范，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十届中委，第十一届候补中委。曾任辽宁省和全国妇联领导。1977年回辽宁省做基层工作。她外在的朴实无华和精神世界的光彩夺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她对工作投入了火一般的热情，先后13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64年被党中央命名为"毛主席的好工人"，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7、孙玉国（1941~）孙玉国，1958年7月至1961年9月孙玉国为沈阳冶金机械厂工人。1961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1年9月至1963年1月为辽宁省公安总队1支队、某部炮连战士。1963年1月至1965年6月为黑龙江省虎饶边境工作站勤务连战士、文书、司务长。1965年6月至1969年6月任黑龙江省饶河边防站、黑龙江省公司亮子边防站管理员、副政治指导员、站长。在1969年3月，击退苏联边防军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表现优秀，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1969年6月至1972年9月任陆军团副团长。1972年9月至1973年12月任黑龙江省军区独立团团长。1973年12

盖叫天京剧泰斗盖叫天腿被庸医接错位挥拳砸断重接1971年却含恨而终高清彩色修复1954年京剧著名武生表演艺术家盖叫天《舞台艺术》盖叫天故居：燕南寄庐我爷爷盖叫天最后的日子作者：张大根

粟裕：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将军之首粟裕将军为何是十大将军之首？戎马一生的他有多厉害？粟裕生前经常头疼去医院查不出原因逝世后却在骨灰中发现真相粟裕作为开国大将之首，一生战功赫赫，是我国近代历史上十分著名的军事家，与很多开国将领一样，他也发于卒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一步一个脚印逐渐成长为了我军的高级指挥官。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夕，很多高级将领都认为派粟裕去指挥入朝作战比较合适，就连毛主席也对他的军事才能非常认可，亲自电令他北上，然而粟裕最终却未能成行。粟裕原来，自从建国以后，粟裕的头痛病变得愈发严重，当他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后，自然是义无反顾地答应了，可在处理公务的时候，却头疼得越来越厉害，不得不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而医生们一时竟也查不出原因所在，他们普遍认为可能是由于长期指挥战争劳累过度导致的，便给粟裕开了减缓头疼的药物，但还是没有多大效果，此后粟裕一直饱受头痛的折磨。直到1984年，77岁高龄的粟裕大将因病在北京逝世后，为其遗体进行火化的老师傅才从骨灰中发现了他生前经常头疼的真相，粟裕大将的妻子楚青得知后，泪流满面，久久未能言语……粟裕大将经常头疼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直到去世后才被发现？他在革命年代除了指挥千军万马进行作战之外，又经历了怎样鲜为人知的传奇事迹？而妻子得知真相后又做了什么？将军的家人们后来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六次负伤，英勇奋战革命战争年代，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在这期间，有无数先辈壮烈牺牲，尤其是在军队建设初期，遭遇了很大的挫折。1927年，周恩来、叶挺、贺龙等人指挥发动了南昌起义，人民军队由此开始，然而就在起义部队南下的过程中被数倍于己的反动派军队围追堵截，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仅有朱德在三河坝阻击战后，带领仅剩的战士逃出了重围，粟裕便是其中之一。经过战火的洗礼，此时年仅20岁的粟裕已经凭借战功从一名普通的战士当上了警卫班的班长，经过朱德的“赣南三整”之后，团结在身边的战士仅剩下了800余人，可这些人也更加坚定了革命的决心。但此时战士们的身后依然有国民党军钱大钧部的追击，形势还是十分危急，双方在武平相遇，当然，以我军当时的实力肯定是不能与敌人持续激战的，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朱德命令一个排殿后，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粟裕的警卫班就是负责断后的队伍之一。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粟裕丝毫没有慌张，立即命令战士占领了一处高地，敌人很快就对高地发起了进攻，就是在这场战斗中，一颗子弹从粟裕右耳上侧头部颞（与聂音同）骨穿过，他当即昏迷了过去。粟裕不知过了多久，粟裕奇迹般地醒了过来，此时阵地上的枪声已经停止，四处空无一人，他不知道是否完成了阻击任务，但为了继续参加革命，他强忍着疼痛朝战前预定的撤离方向踉跄着走去。此时的粟裕头昏脑涨，没走几步就会跌倒在地，但他没有放弃，爬起来继续前行，最终赶上了队伍，卫生员为他进行了简单的包扎，伤势缓解后，粟裕又跟着队伍继续前进，这是他的第一次负伤。一年多之后的宁都战役中，已经担任红军二十八团连长的粟裕依然冲锋在前，在追击敌人时，他的臀部不幸被敌人打中，团长知道他作战勇猛，为了安全考虑，便特意嘱咐他留在卫生队安心接受治疗。粟裕可粟裕哪肯闲着，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在前线浴血奋战，粟裕刚接受完包扎就趁着卫生员不注意溜出了卫生队，然后抄小路对敌人展开了追击，在这场战斗中，他硬是带伤坚持了几天的战斗，并亲手将当地著名的反动军官郭凤鸣击毙。而粟裕最危险的一次负伤就发生在1930年，这年2月初，为了消灭进犯赣南苏区的国民党军唐云山的独立十五旅，红四军奉命轻装疾行，前进到了吉安南部的水南一点，在这里将十五旅团团包围，水南战役随即展开。尽管我军兵力占有优势兵力，可在武器装备上却落后敌人很多，而且敌人还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战斗很是焦灼，连几次冲锋都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粟裕担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第二支队政委的粟裕见状，十分着急，他一时性起，当即端起一挺机枪，站起身来，猛然甩掉帽子，然后大声地吼道：“不怕死的，跟我冲啊！”可话音未落，一发迫击炮弹却落在了粟裕的身旁，随着爆炸声的响起，他瞬间眼前一黑，倒在了地上，鲜血直流。战士们看到政委受伤了，便赶忙拥到跟前，准备抬着他到后方救治，粟裕苏醒后，见战斗还在持续，便坚定地说道：“不要管我，快冲上去消灭敌人！”要知道此时的他才23岁。战士们深受鼓舞，个个奋勇争先，战斗最终取得了胜利，而粟裕却再次昏迷不醒，被送往后方医院后，医生紧急为他清理了头部的伤口，经过三个月的治疗才回到了部队。粟裕然而经过此次负伤，粟裕在日后的战斗中经常会头疼难耐，医院也多次想为他的头部动一次大的手术，可碍于当时医疗水平的不足和条件的简陋，手术迟迟没能进行，只能依靠药物保守治疗。后来的一段时间，粟裕在战斗中继续身先士卒，有一次左臂负伤，弹片直接将动脉血管划破，如果不及时诊治，后果将不堪设想，但他还是咬着牙继续在前线指挥战斗，直到任务完成后才前往了医院，而由于治疗的耽误，他的左臂留下了永久性的残疾。即便是当了师级干部后，粟裕也始终坚持在一线作战，又先后负伤了两次，每次都是和之前一样带伤指挥，直到战斗结束，半生戎马，六次负伤，粟裕以实际行动诠释了革命先辈们的英勇无畏。长达54年的头痛病后来，粟裕指挥部队打了很多胜仗，他也逐渐成长为了我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官，到了解放战争开始的时候，就已凭借军功担任了华中野战军的司令员。1947年，粟裕（左二）在孟良崮战役前线随着职位的提高，粟裕开始更多地在后方指挥部队作战，可只要战事一紧张，他就会出现头痛的症状，有时疼得连站都站不稳，战友们都以为这是由于他原来头部被炮弹炸伤，再加上过度劳累导致的，虽然心疼但也没有好的办法。幸运的是，粟裕在征战生涯中遇到了一名名叫楚青的女青年，在她的精心照料下，粟裕的头痛病有了一定的缓解，也使他在指挥战斗时可以少些后顾之忧。楚青，原名詹永珠，出生于江苏扬州，父亲是一位银行的高级职员，在楚青十几岁的时候，日军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不久，扬州也被日军占领，她从小就亲眼目睹了日军的种种暴行。1938年10月，年仅15岁的楚青满怀报国之心，中学还没毕业就主动辞别了父亲，加入了新四军，当时凡是参加新四军的战士大多都会选择改名换姓，这样可以保护家乡的亲人不被敌人发现，楚青也一样。粟裕和楚青当时粟裕正担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而楚青则被安排到了军部的教导总队学习，两人经常有见面的机会。一天，楚青见到了粟裕，在无意中和他说起了改名的事，粟裕想了想，便一连在纸上写了一二十个姓，让她自己挑，楚青觉得里面只有“楚”姓比较少见，便决定以“楚”为姓，这才正式更名为“楚青”。恰好粟裕是湖南人，他便笑着对楚青说道：“小詹啊，你上当了，我的家乡湖南古代就属于楚国，现在你就是我们家乡的人了。”楚青当即害羞地低下了头。后来，粟裕发现自己已经喜欢上了楚青，便主动对她展开了追求，中间陈毅还为他出过一些主意，渐渐地，楚青听说了粟裕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往事，也对粟裕产生了敬佩。粟裕和陈毅1941年12月16日，34岁的粟裕和18岁的楚青正式结为了夫妻，婚后仅仅过了3天，二人就投入了接下来的“反扫荡”作战，此后数十年一直相濡以沫，不离不弃。当粟裕感到头疼的时候，楚青总是会轻轻地帮他按摩缓解疼痛，还让医生帮他做了一个“健脑器”，每到头疼发热的时候，楚青总是会帮他戴上散热。可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战场越来越少不了粟裕的指挥，他的头疼次数也就变得更加频繁，尤其是在淮海战役进行到第二阶段的时候，60万解放军对抗80万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的每一步行动都关乎生死存亡，粟裕也就更加忙碌。此时负责统筹指挥的粟裕竟在指挥部里连续工作了七天七夜都没有合眼，一向严谨细致的他要确保战斗的每一个细节都不会出现差错，但就是这样过度的思考刺激了大脑。有一次，粟裕在指挥部里头疼得实在受不了了，而妻子又不在身边，于是，他赶紧叫身边的警卫员用手紧紧地摁住头部，可还是没有丝毫地缓解。粟裕和楚青紧接着，粟裕又让警卫员打来了一盆凉水，然后他一头就扎进了凉水里，冲洗了好大一会，才稍微缓和了一下，大家都劝他先去休息，可粟裕为了战役的胜利，还是笑着给拒绝了，最终，淮海战役取得了奇迹般的胜利，为我军发起渡江战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是凭借这种应激的办法，粟裕勉强克制住了头疼，指挥解放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战役胜利，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道，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已是百病缠身，可即便如此，他依然坚持工作。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公然入侵朝鲜半岛，朝鲜人民军逐渐落入下风，形势十分不利。毛主席毛主席高瞻远瞩，他认为一旦让“联合国军”推进到鸭绿江畔，将会对我国东北乃至华北的领土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胁，为此，他心中已经有了出兵的主意。而在斟酌负责指挥的将领的人选的时候，毛主席、周总理和在京的几位高级将领都觉得粟裕比较合适，为此，毛主席专门指示粟裕担任总指挥，负责后续入朝作战的行动。粟裕收到命令后很是兴奋，他随即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可他的头痛病因为过度的忙碌变得更加严重了，以至于过了没几天，他就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了，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他只能遗憾地向毛主席汇报了自己的身体情况。毛主席一向十分欣赏和重视粟裕，得知他病情加重的消息后，便亲自让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给正在青岛养伤的粟裕捎去了信。罗瑞卿信上写到：“粟裕同志：知你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问好！”粟裕看到信后非常激动，可此时的他也无能为力，在休养了半个多月后，头疼依然没有得到缓解，毛主席便决定由彭德怀担任了志愿军的总司令员。后来，毛主席又专门安排人把粟裕送往了医疗条件较好的莫斯科进行治疗，可受到当时医疗设施的限制，那里的医生也没有弄清粟裕头痛病的原因所在，治疗了数月之后，只能无功而返。此后几十年里，粟裕时不时地就会头疼，渐渐地他觉得这是老毛病了，也就没有再让医生进行细致地检查，只是经常吃一些治疗头痛的药物进行缓解，直到因病逝世。粟裕“东南此刻花似锦，堪慰英灵一片心”1984年2月5日下午4时，为了国家奉献一生的粟裕大将在北京病逝，临终之前，他向妻子楚青说出了自己的遗愿：“我死后，千万不要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记得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经频繁转战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十日后，粟裕大将的遗体被安排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进行火化，当负责火化的老师傅看到这是粟裕将军的遗体后，顿时泣不成声，因为他也是一位老兵，一向对粟裕很是敬佩。老师傅满怀着敬畏之心仔仔细细地完成着每一个操作，其中筛选骨灰的部分则由他和粟裕的长子粟戎生一同进行，而就在捡扫骨灰时，他们突然从头骨骨灰中发现了一粒约有黄豆大小和两粒绿豆大小的乌黑色的小东西。老师傅赶紧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拿了起来，然后清理之后震惊地发现这竟然是三块破碎的弹片，粟戎生大吃一惊，他心想“难道这就是导致父亲头疼的原因？”随后，粟戎生赶紧将这三块弹片包好，然后去做了鉴定，最终证明这三块弹片就是54年前粟裕负伤时留下的，他对父亲更加敬佩了。原来，在1930年粟裕头部负伤接受治疗的时候，医生就发现有一块弹片直接嵌入了粟裕的颅骨，但碍于医疗条件的简陋，医院无法为他进行手术，只能用纱布将头紧紧地包住止血，而这块弹片在解放后也没有被取出来。随着时间的流失，这块弹片被血液溶解，一分为三，以至于后来的医生也没有发现端倪，从而找不出粟裕头疼的病因，就这样，三块弹片留在了粟裕的头部，而这恰恰就是他一直头疼的症结所在。楚青粟戎生把这三块弹片拿回家交给了母亲楚青，当楚青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后内心十分地悲痛，久久没有言语。粟裕大将病逝后，楚青按照他生前的遗嘱，在儿子的陪同下，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辗转各地，将他的骨灰分别撒在了他曾经战斗过的20多处地方，而无论走到哪里，楚青都没有惊动当地的政府，只是在撒骨灰的地方种上了几棵树，拍了几张照片。楚青动容地说道：“我就是用这种方式伴随他到过去的战场上作一次巡礼，让他安眠在那儿与战友们作伴。”在这期间，楚青于途中饱含热泪、挥笔写下了一首《遣怀》，以此寄托她与粟裕之间40多年的深情厚谊。诗云：“时晴时雨正清明，万里送君伴君行。宽慰似见忠魂笑，遣怀珍惜战友情。惟思跃马挥鞭日，但忆疆场捷报频。东南此刻花似锦，堪慰英灵一片心。”楚青和粟裕一共有三个子女，分别是长子粟戎生、次子粟寒生和女儿粟惠宁，在他们刚刚成年的时候，粟裕就果断地把他们送往了军中进行锻炼，并反复叮嘱他们一定要培养出吃苦耐劳、顽强勇敢的精神。粟戎生在粟裕夫妇的影响和教育下，三个子女长大后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建设做着自己的贡献，其中长子粟戎生留在了军中，后来凭借军功荣获了三等功，还被授予了中将军衔，他们都无愧于父亲的教诲。而楚青在粟裕病逝后则选择了深藏功名，过起了平凡的生活，而每当从新闻上看到有地方出现灾情时，她总是会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匿名捐助，默默地做出着自己的贡献。2016年2月21日，楚青老人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而就在她生命的晚年，依然会时时想起和粟裕在一起时的场景，老人家经常以日记的形式同粟裕“对话”。粟裕夫妇在一次日记中，楚青老人这样写到：“我一年一度的生日来了。往年，你每当新的日历收到，就查找出农历的这个日子，在那一页上用红笔画上一个桃子作为记号。那一天的前几天就开始提醒儿女，并悄悄地安排欢乐的家宴。这个习惯即使在你重病中也没有忘记。”谨以此文向粟裕将军及其家人致以崇高的敬意！来源：百度视频、二两谈历史

开国上将官至副国级骨灰却被移出八宝山从红军将领到文革干将：谢富治的人生浮沉《党史文苑》谢富治谢富治是一个特殊人物。他青年时代投身革命，有红色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又历任地方和中央高官，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但此人思想极“左”，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不少坏事。他虽然早在1972年病死，但仍未能逃脱历史的审判。曾为红军将领谢富治于1909年8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他家世代务农，生活贫寒。小时候，他放过牛，种过地，喂过猪，也时断时续地读过私塾。青年时，谢富治头脑活络，也很勤奋，常从亲朋好友处借一些书报来读，因而见识较广，周围常常聚集了一些同龄青年。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攻占武昌，湖北各地农民运动勃兴。谢富治同一帮青年也跟随农民打起了土豪、分起了田地。1927年“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分共”后，农民运动遭到镇压，大批农民运动骨干被砍头，谢富治受到的惊吓着实不小，回到了老家。和同龄又同乡的李先念相比，谢富治则远没有那种彻底的革命精神。当时，他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农民运动遭到血腥镇压，谢富治回老家躲避时，李先念却毅然跟共产党走，同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李先念与谢富治的不同，在黄麻起义中更显现出来了。1927年11月，黄安爆发了共产党领导的起义。李先念是这次起义中农民武装的领导人。起义失败后，李先念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谢富治虽然也参加了起义，但他并没有在起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查阅当年资料发现，这次起义中的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都加入了共产党。可见，当时谢富治的表现并不是很积极。当然，轰轰烈烈的黄麻起义也震撼了青年谢富治的心灵，促使他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1930年，鄂豫边的红军武装力量不断壮大，根据地也不断扩展，谢富治所在的农民武装也被编入了工农红军。参加红军后，谢富治作战还是很勇敢的，打仗也有办法，很快就升任红军的连指导员。此后，他从基层干起，一步步晋升，先后当过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30岁还不到，就成为红军高级将领，谢富治应该算是出类拔萃的。他带部队有一套办法，打仗也肯动脑筋，在开辟和巩固鄂豫皖苏区、反“围剿”的战斗中，取得了一定的战绩。可以说，青年谢富治在人生道路上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张国焘受到了张国焘的信任上世纪30年代初，在张国焘主持工作的那一段时间里，鄂豫皖苏区曾经实行了一套过“左”的政策，仅仅在对内部人员审查的过程中，就有许多红军将领和干部被迫害，连许继慎这样能征惯战的著名红军将领也惨遭杀害。这一时期，谢富治是紧跟张国焘的。在“肃反”过程中，他常无端怀疑别人，整黑材料，审讯干部，惟张国焘之命是从，受到了张国焘的信任。因此，鄂豫皖苏区许多干部被排挤、打击、降职，甚至杀害，但谢富治的职务却上升了，当上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主管干部工作，掌控人事大权。当然，应该提到的是，谢富治对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是做出过贡献的。他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建立以来的许多重要战役，在红四方面军反“围剿”的战斗中，他打过不少防守战和进攻战，成团成营地歼击过国民党军队；在随部队西进川陕开辟川陕苏区的过程中打了不少胜仗，连四川军阀武装都怕他三分；在川陕苏区反“围剿”作战中，他所率部队也打了不少漂亮仗。在战斗中，谢富治常身先士卒，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在部队遭受挫折时也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应该说，谢富治也是个立有战功的人。与两个姓陈的合作过谢富治参加过长征。不过，他是跟随张国焘走的长征路。跟随张国焘，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在现实面前，他认识到张国焘搞的那一套不对头，因此，他反对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清算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但对他手下的干部还是团结和爱护的，谢富治也受到中央的重视。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进行了整编，谢富治被任命为八路军三八五旅政委。那时八路军的旅，是由原来红军的一些军、师合并而成的，是八路军下辖的三个师以下的最高建制，经过后来的发展，其规模和战斗力都大大超过了旅一级，实际上有军一级的战斗力，能够独立作战并独挡一面。王震、陈赓等原来红军的军长，都改任旅长。谢富治能当上旅一级的政委，说明他还是很受中央重视的。当时，三八五旅的旅长是陈赓。应该说，谢富治与陈赓的合作是好的。陈赓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有深厚的军事理论功底，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谢富治虽然没有进过军校，但打仗很有一套，实战经验十分丰富。因此，许多重要战役都是二人共同商定后组织实施的。后来，谢富治任太岳军区副司令员，仍然与司令员陈赓合作。谢富治谢富治与陈赓一起，创造了许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办法，总结了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好经验，推广了武工队、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多种作战组织和作战形式，很快就在华北开辟了多块抗日根据地。后来，这些根据地扩大、联合，成为大片的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中在打击日寇、壮大自己的重要基地。抗战八年，谢富治在太岳地区活动了八年，也可以说，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发展壮大我军，做出过贡献。1945年9月，谢富治任晋冀鲁豫太岳纵队政治委员。重庆谈判期间，作为和国民党军队直接对峙的太岳纵队领导人，陈赓、谢富治正确地领会中央意图，在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发起了上党战役，配合了重庆谈判。重庆谈判后不久，谢富治便改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政委。1947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在这个纵队基础上组建兵团。这就是名盛一时的“陈谢兵团”。陈谢兵团组建不久，就奉中央之命，挺进豫西，牵制并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队，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挺进中原。1948年5月，谢富治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成为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一员战将。当年，陈赓、谢富治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在二野整编中，谢富治任二野三兵团政治委员，兵团司令员是陈锡联。这是谢富治与第二个姓陈的合作。平心而论，谢富治与陈锡联合作得也是好的。他和陈锡联一起，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在渡江战役中，三兵团打得很好，渡过长江后向西南开进也很迅速。不久，他又与陈锡联一起，率部参加了西南战役，解放了西南地区主要省份，然后又率部进军云南。云南解放后，第三兵团就驻扎在云南。二陈，建国后一为大将，一为上将，和他们的良好合作，是谢富治在战争年代能够取得一定成绩的原因之一，而正是这些成绩奠定了他在以后受到重用的基础。居官云南建国后，谢富治被任命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实际上是云南省的党政军“一把手”。谢富治在治理云南上，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组织了云南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领导了云南的土地改革，指挥部队剿灭了当地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为恢复云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做了不少工作。更值一提的是，谢富治在云南抓禁毒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云南在历史上就以种植、贩卖鸦片闻名，黑恶势力也很大。谢富治主政云南后，在禁毒和打击贩卖鸦片方面出了重拳。他组织起了人民武装力量，调动社会力量，组成了打击贩卖毒品的专门机构，做了大量禁毒的宣传工作。然后，发布通令，严禁吸食和贩卖鸦片，一经发现，严厉制裁。政府公布禁烟令后，吸食和贩卖鸦片者转入地下，谢富治便组织军政人员，化装成老百姓，对吸毒贩毒的场所进行明查暗访，掌握了他们的活动地点和活动规律，然后统一行动，用武力端掉了吸毒贩毒的窝点，镇压了黑恶势力的头子，使云南长期存在的吸毒贩毒现象基本绝迹，安定了社会，也大得人心。由于有战功，治理云南有成绩，谢富治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央重视。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又奉调中央工作任公安部部长、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62年改为公安部队——笔者注）司令员兼政委。1965年，谢富治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仍然兼任公安部长。“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拥护者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有“左”倾错误历史的谢富治立即成了“文革”的积极拥护者。文革中的谢富治在“文革”中，谢富治是积极支持造反派的，当时人们私下流传这样一句话：“真新鲜，公安部长带头造公安部的反。”正因为如此，公安部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而谢富治却没有被打倒，许多干部受到冲击，而谢富治却没有受到冲击。谢富治积极拥护“文革”，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因此，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谢富治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那时，中央书记处的几个书记已经倒了，中央又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不仅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的职权，而且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权力略高于中央书记处。但是，按毛泽东的构想，中央文革小组只是临时领导机构，“文革”结束后是要撤销的，届时还要由中央书记处来领导中央的日常工作，因此，他让谢富治进中央书记处，用意是深远的。后来，谢富治又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可以说，他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信任。因此，他在“文革”初期，对“文革”是真心实意拥护的。实际上，他已经脱离了老干部的队伍，完全站在造反派一边了。由此可见，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是有一定必然性的。“公安六条”的制造者谢富治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贡献”，是炮制了“公安六条”。文革场面“文革”初期，造反派组织、红卫兵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他们的行动也越出了轨道，抄家、揪斗、打砸抢，劣迹斑斑。一些犯罪分子则趁机打着“造反”的旗号，冲击机关、学校、工厂，破坏交通，甚至冲击监狱。在极度混乱中，许多对“文革”不满的干部群众给中央提出不同看法，有的还贴出了反对“文革”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可是，这些，在积极拥护“文革”的谢富治看来，是“反动”的，他把支持“文革”、支持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造反行动放在第一位，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因此，红卫兵和各种造反派组织的行动不论多么过火，他都认为是革命行动，都要支持，而对于反对“文革”的人，他就当作阶级敌人来对待。他认为，公安部门的工作中心，就是支持“文革”。基于这一想法，1966年12月，他与一些人合谋，经过一段时间紧锣密鼓地“研究”、写作，制定了一个“公安六条”。“公安六条”的主要内容是：（1）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2）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3）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4）地、富、反、坏、右等类人员，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得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自己建立组织。（5）不得利用大民主或用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6）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上述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公安六条”炮制出来后，谢富治将其报送了毛泽东、林彪，并得到批准。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笔者注），要求全国各地贯彻执行。“公安六条”的贯彻执行，使红卫兵和各种造反派组织的“造反”行动更加肆无忌惮，对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打砸抢的行为，已经没有人敢制止了。另一方面，也镇压了一大批反对“文革”的人。革命烈士张志新，就是在“公安六条”下达之后，以“反革命罪”被抓起来的。全国各地因为向中央写信，不赞成“文革”的人，被抓起来，被整死的，不计其数。在“七二Ｏ事件”中在“文革”初期全国动荡之时，人民解放军是稳定全国局势的关键力量。然而，林彪、江青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却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试图把军队搞乱。1967年1月10日，在江青的授意下，关锋等人在《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中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江青、林彪先后看了这个《宣传要点》后，批示：“完全同意。”从此，“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潮，就在全国刮了起来。由“揪军内一小撮”而引起的矛盾，集中在武汉反映出来。原来，武汉的造反组织分成两大派。武汉军区支持其中的一派——“百万雄狮”，另一派便把矛头指向了军队。他们接过“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冲击武汉军区，要打倒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武汉正在闹事之时，毛泽东到武汉去视察。由于毛泽东是秘密去的，武汉的造反派们并不知道毛泽东已到武汉，但是他们显然想得到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搞乱军队。当时，谢富治正在重庆。谢富治对毛泽东的保卫工作最为重视，每次毛泽东出行，他都亲自安排，甚至亲自陪同在侧，充当“大警卫员”。因此，得知毛泽东到武汉后，谢富治立即准备赴汉。当时，王力正好在重庆，听说谢富治将前往武汉见毛泽东，就和谢富治同行。7月14日，谢富治、王力到达武汉。他们有意在湖北大学校门口下车，与造反派谈话，公开了自己的身份。武汉的造反派们立即行动起来，把谢富治、王力称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欢迎他们来武汉解决问题”。谢富治和王力马上在武汉召集“汇报会”，以“中央大员”的身份“解决问题”。会上，谢富治向陈再道施加压力，指责陈再道“犯了路线错误”，还说，“你们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你们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不转变，你们自己考虑”。陈再道不同意谢富治的说法，不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谢富治蛮横地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也不同意这个说法，谢富治立即给韩东山扣帽子说：“你这是反对林副主席。”接着，谢富治和王力一起，跑到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狮”指挥部，索要“百万雄狮”头头的名单，没有得逞。7月18日晚，谢富治、王力窜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佩带上了该造反派组织的袖章，摆出了一副支持该组织的架式。谢富治还要求武汉空军负责人“亮相”，也支持该造反组织。谢富治、王力支持的造反派组织第二天就广泛宣传谢富治、王力的“指示”，向“百万雄狮”施加压力，向武汉军区施加压力。谢富治、王力的行为，激怒了武汉的“百万雄狮”，他们高喊反对谢富治、王力的口号，贴出了揪出谢富治、王力的大字报。这样，武汉两大造反派组织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了。在此情况下，7月19日，武汉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大会，请谢富治和王力讲话。但他们在讲话中训斥武汉军区的领导人。这一消息传到了“百万雄狮”和独立师、29师那里，群众和解放军战士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们于7月20日凌晨开始游行，并公开质问谢富治、王力：“百万雄狮”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武汉军区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他们回答，还声称：如果不回答，就要全市罢工、罢市，“百万雄狮”要在武汉军区呆一个月。当天下午，陈再道去看望谢富治。“百万雄狮”的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尾随陈再道进入谢富治的房间，他们质问谢富治，要求揪出王力。王力吓得躲在里间不敢出来，后来一想，谢富治算是老革命，有他保着，没有问题，便大胆出来与“百万雄狮”的人见面。但“百万雄狮”的人不吃那一套，把王力抓走了。这样一来，谢富治也慌了神，但灵机一动，对进入他房间的“百万雄狮”的人说：我是老革命，你们要抓我，就抓吧，看你们怎么样收场。“百万雄狮”的人一下被他唬住了。谢富治靠“老干部”这张牌，躲过了一劫。“七二Ｏ事件”以后，江青等人以此大做文章，攻击说这是搞兵变，是陈再道等人支持的兵变。武汉军区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典型，军内确实有“一小撮走资派”，要打倒“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七二Ｏ事件”为导火线，全国出现了大量的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等事情。多亏毛泽东及时发现了问题，采取措施，把王力抓了起来，才平息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潮。谢富治本来在“七二Ｏ事件”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但他转向转得快，见毛泽东反对乱军，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掉过头来批起和他一起“并肩战斗”的王力来了。这样，毛泽东就没有追究他的责任。陷害刘少奇，攻击陈云谢富治在“文革”中，积极参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活动，诬陷、迫害了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谢富治诬陷的党内第一个高级干部，是刘少奇。刘少奇在“文革”初期就被批斗、被打倒，造反派甚至冲到刘少奇家里，辱骂、殴打刘少奇。但真正要打倒刘少奇，必须有“材料”。这个“材料”是谁搞的？是中央文革小组那帮人，主要是江青、康生带头搞的。但是，谢富治也是参与搞这个“材料”的主要人物之一。谢富治是刘少奇专案组的成员，在诬陷刘少奇的问题上，谢富治惟江青之命是从。他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关于刘少奇的任何材料，都要送给江青同志过目。在谢富治的参与下，江青、康生等人用逼供信的手段，陷害刘少奇。从1967年5月起，谢富治就在江青、康生的直接指挥下，控制了王光美专案组，并且在王光美专案组中设立了一个刘少奇问题审查组，专门审查刘少奇。他们试图从刘少奇历史上找问题，把刘少奇置于死地，为此先后逮捕、扣押了一大批人。仅仅王光美专案组就扣押了64人，江青、康生控制的其他专案组扣押的人数更多。在这些被扣押的人中，有的与刘少奇所谓“历史问题”有关，有的根本无关，但为了搞到打倒刘少奇的材料，他们捕风捉影地大搞逼供信，甚至对垂危的病人也搞突击审讯。他们还在各地组织爪牙调查所谓刘少奇“叛党”问题。先后在沈阳、哈尔滨、上海、武汉搞重点调查，还组织了400多人查阅了大量敌伪档案，但始终没有查到所谓刘少奇叛党的证据，也没有查到王光美是特务的证据。手下人为了向江青、康生、谢富治交待，只好在王光美的调查材料上十分含糊地写道：经调查，“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江青、康生、谢富治对这份材料很不满意，将其作废。后由康生亲自动笔起草报告。康生生拉硬扯，罗织构陷，硬把王光美定为“美国、日本、国民党特务”。他们想借陷害王光美来株连刘少奇。但是，毛泽东对定王光美为“美国、日本、国民党特务”持怀疑态度。况且，即使定王光美为特务，也不是刘少奇的问题。毛泽东仍然坚持要保刘少奇，不让江青等人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刘少奇江青、康生、谢富治干脆直接诬陷刘少奇。1967年6月，江青亲自诬陷刘少奇在领导新四军时“勾结敌伪”，还信誓旦旦地说：“我记不清了，可是一定有。”她要下面的人一定要查出刘少奇“勾结敌伪”的问题。谢富治立即执行，派人去查。结果，他的亲信爪牙花费了很大功夫，查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查到刘少奇“勾结敌伪”的问题，对此，谢富治十分恼火。1967年下半年，江青、康生、谢富治加紧了陷害刘少奇的步伐。他们逮捕了当年曾与刘少奇一起做党的地下工作的几个人进行刑讯逼供，逼他们出具了一些荒诞的伪证。这些被迫写伪证的人，写后立即推翻了，还进行了申诉，他们却扣押了申诉材料，不准上报。他们也不准刘少奇、王光美申诉，也不向他们对证。就这样，在江青、康生的指使下，在谢富治的具体安排下，由张春桥执笔，于1968年1月写出了三本所谓刘少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进行种种叛卖活动的罪证”。材料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根本不相信。1968年1月中旬，毛泽东对江青、康生、谢富治报来的这份材料提出了怀疑和批评。他说，这份材料没有相应的证据。1968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碰头会上又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有的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耍我们的。”1968年9月，他针对江青、康生、谢富治为了陷害刘少奇所搞的材料只有结论材料、不送附件的做法，批示道：“有十五个附件，都不见，速送来，十五个附件都应送各同志。”毛泽东希望中央的各位领导同志都来“把关”，慎重对待刘少奇的问题。然而，江青、康生、谢富治却共同做了手脚，他们在补送十五个附件时，凡是能“证明”刘少奇叛变的假材料，都附上，凡是证明刘少奇没有问题的材料，如聂荣臻证明刘少奇1927年上庐山养病中央是知道的材料，都扣下，不给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看。由于江青、康生、谢富治搞了假证，做了手脚，1968年9月，毛泽东批准了他们的报告。这个报告，依据假证，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未经核实讨论，即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手续。此后，刘少奇被关押，也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1969年10月17日，重病中的刘少奇被疏散到河南开封，11月12日含冤去世。陈云也是谢富治在“文革”中攻击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由于陈云对“文革”持保留态度，毛泽东很不满意。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并改选中央领导机构。陈云虽仍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但被排在最后一位，他的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也不再被提及。谢富治看陈云被冷落，就开始攻击陈云了。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谢富治在会上攻击陈云说：“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讲话，他说没调查没有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作了个黑报告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先念同志、富春同志那次也起了作用，应该彻底批判。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成什么样子。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刘少奇抬出陈云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主席没赞成陈云同志出来。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东西都要清算。”这样，陈云本来就不好的处境更糟了。患心病而死在1969年召开的党的九大上，谢富治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照理说，他的地位不断提升，心里也该踏实了。然而，此时的谢富治，整天愁眉紧锁，心事重重。由于在“文革”中整人太多，积怨很深，谢富治患上了“心病”。“心病”是不好治的，加上他日夜为支持“文革”，为林彪、江青集团而“奔波”、“操劳”，身体很快就垮了下来。另外，到了“文革”中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暴露。谢富治本来是“脚踩两只船”，对林彪和江青两边都讨好的，但当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之时，他的处境就特别尴尬，处处要小心谨慎，稍不留意，就不知会得罪哪一头。因此，长期费尽心机地搞“平衡”的他，林、江两个集团之间一有矛盾发生，就心惊肉跳的。这种情况怎么能使他安宁呢？所以，谢富治的病，来得快，病势重。1972年3月26日，还不满63岁的谢富治就一命呜呼了。谢富治死后，很长时间没有人再提起他。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历史也没有忘记他。“文革”结束后，党清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时，也提到了谢富治。最早提出要清算谢富治，是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许多老同志提到，康生、谢富治在“文革”中陷害了大批干部，对他们的问题，应该重新审查。为此，华国锋在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宣布：对康生、谢富治的问题可以揭发，材料送中央组织部。这样，死后的谢富治被中央立案审查了。1980年，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并向全党公布他的问题。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谢富治下葬后的第八年，他的骨灰盒被迁出了八宝山。来源：《党史文苑》、凤凰网精选文章推荐▲历史事件、人物传记、社会纪实点击▲

万念俱灰的顾圣婴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晚饭凉了，母亲拿去加热。饭后，她瘫倒在沙发上，向妈妈和弟弟顾握奇哭诉了当天的遭遇。母子三人抱成一团，泣不成声。当晚，全家开煤气自杀！顾圣婴演奏：舒曼·奉献“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的光荣与毁灭上海愚园路1088弄103号，这是上海的一块光荣圣地，顾圣婴1937年在这里诞生；这是上海一块耻辱的地方，顾圣婴1967年在这里惨告世界，生于斯，长于斯，逝于斯，30岁的鲜活生命化为一缕烟尘。在上海历史人物长廊里，顾圣婴架着一幅金丝边眼镜，嘴角带着微笑，眼睛里却是浓浓的忧郁，正看着我们……可是，还有多少人记得顾圣婴呢？21岁在世界乐坛荣获女子钢琴最高奖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时刻！1958年10月，第14届国际音乐比赛隆重举行，世界顶级钢琴家云集日内瓦，龙争虎斗，决一雌雄。在万众瞩目之中，顾圣婴缓缓走上舞台，走到钢琴前坐下，顿时，随着她手指的舞动，优美的音乐流泻出来，肖邦的乐曲在音乐厅四处回荡，在观众的心灵深处流淌。一曲演奏结束，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通过瑞士国家电视台的转播，欧洲千千万万台电视机前，人们凝视着中国姑娘的演奏，沉浸在音乐的美好境界之中，发出一阵阵赞叹。众望所归，年仅21岁的上海姑娘顾圣婴荣获女子钢琴最高奖！男子组最高奖获得者是举世闻名的钢琴大师波利尼。顾圣婴获奖照片“顾圣婴的演奏着重诗意和发自内心的感受……”保加利亚评论家说，“肖邦的乐曲在她手下呈现了不可再得的美……她是天生的肖邦演奏家，真正的钢琴诗人，是高度技巧和深刻思想令人惊奇的结合。”“她是天生的肖邦演奏家，真正的钢琴诗人，是高度的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性令人惊奇的结合。”国际权威评论这样评价顾圣婴。日内瓦获奖后，顾圣婴接受波兰政府之邀，在波兰巡回演出。在华沙，顾圣婴获赠波兰政府珍贵的礼物——肖邦的石膏手模。肖邦的石膏手模是由波兰艺术家取自病榻上的肖邦，很多年来，波兰政府将肖邦的手模作为最珍贵的礼物，赠送给在国际钢琴大赛中获得最高奖项的选手。肖邦手模成熟的鲜花就要开放，顾圣婴在日内瓦钢琴比赛前，已经造诣很深了：她小学3年级就获得上海少年钢琴比赛第一名；1953年，顾圣婴才16岁，就登上音乐舞台，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肖邦《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当她谢幕时，观众的热烈掌声潮水般地向她涌来；1955年9月2日，18岁的顾圣婴首次在上海兰馨大剧院举办独奏音乐会，演奏了世界上著名音乐家巴赫、贝多芬、肖邦、舒曼、勃拉姆斯和中国作曲家贺绿汀、丁善德等的作品，她的优美琴声，赢得热烈的掌声。1957年，顾圣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荣获钢琴金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在国际比赛中夺得的第一枚金质奖章。40多位评委一致认为，这位中国姑娘的演奏“是一个奇迹”。继1958年以日内瓦获得世界级大奖，1964年，她在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钢琴比赛中再度荣获大奖，名震世界乐坛。一个天才钢琴家在中国上海诞生，人们都看好她的前景——那是可以用手触摸着的无比辉煌！钢琴天才是这样炼成的顾圣婴是为了音乐而来到这个世界。她祖籍江苏无锡，1937年7月2日出生于上海。父亲顾高地和母亲秦慎仪均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外语系。父亲发觉顾圣婴刚满月躺在摇篮里，听到妈妈放唱片就闭上眼睛安静地睡了；一曲终了，妈妈换唱片时，顾圣婴就睁开眼睛，左顾右盼，似乎在期盼什么；当乐曲重新响起来时，孩子又安静了。啊，女儿早慧，有着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顾圣婴（右一）小时候和母亲在一起父母用心地培养自己的女儿，希望她在艺术的殿堂里大有作为。在中西女中就读时留影顾圣婴3岁学琴；5岁进中西女中附小钢琴科学习；9岁时得到中西小学琴科主任印贞蔼辅导，技艺大进；1949年她12岁时就读中西女中初二，并师从上海音乐学院杨嘉仁教授学习钢琴；1953年5月又得著名钢琴家李嘉禄教授指导，掌握了欧洲各种流派和风格作品的演奏技能，并师从马荣顺、沈知白教授学习音乐理论和音乐史；1954年女中毕业考入上海交响乐团任钢琴独奏演员；1956年进入天津中央音乐学院进修；青年钢琴家刘诗昆（坐者）、李名强（左一）、顾圣婴（右二）、殷承宗（右一）等在一起交流经验1956年，经丁善德先生推荐，顾圣婴北上苏联，在莫斯科中央音乐学院师从著名钢琴家塔图良和克拉芙琴科……顾圣婴有艺术天赋，还是十分勤奋地刻苦努力。“她在每一堂课上，都以自己的成绩让我感到惊讶。她每天弹奏10到12小时，她一年练下来的作品，至少比苏联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所做的多出一倍。”

1997年朝鲜高官叛逃真实影像朝鲜二号人物黄长烨：被30名特工追杀13年葬礼上身盖韩国国旗2010年10月10日，朝鲜正在举行建党65周年的阅兵典礼。时任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在大阅兵开始前半个小时收到了一条喜讯：叛国13年的朝鲜二号人物黄长烨在韩国离奇死亡！此消息一出，朝鲜上下几乎是举国欢庆。然而不久后，韩国政府发表声明，声称黄长烨是自然死亡，并非是被朝鲜特工暗杀的。这一争议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和猜测，成为了东亚圈内最热门的话题。与此同时，很多人不解，已年过七旬、还是最高领导人恩师的黄长烨，为何放弃高官厚禄、不顾家人安危选择叛国？日本之行决定叛国1997年1月30日，时任朝鲜最高议会会长的黄长烨接受了一个外交任务——乘机前往日本。这次出行，明面上黄长烨是应邀去参加国际论坛，宣传主体思想，实际上他是要去日本寻求粮食援助，以缓解国内愈演愈烈的粮荒。但是此次出行的任务并不轻松，在多次交涉下来，谈判毫无进展，黄长烨感到十分沮丧。同时他也更清楚的看到了朝鲜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十分艰难，外交往来屡屡碰壁，获得援助十分不易。黄长烨心中对朝鲜前途感到不安，觉得眼下的环境并不利于朝鲜的发展，再加上他清楚的知道，这次任务完不成，回国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处罚。自从1994年金正日上台后，黄长烨便一直得不到金正日的信任，日益担心自己会被肃清，心里早就萌生了要叛逃的想法。此次与日本谈判的失败成了压垮他继续留在朝鲜的最后一根稻草，黄长烨下定决心要抓住这次出行机会，直接前往韩国。但黄长烨的身边24小时都有日本“朝总联”（旅日朝侨联合会）跟着，想要脱身实属不易，他甚至都怀疑，是不是金正日早就察觉到了什么，所以派人严密的监视他。按照原定行程，飞机从日本东京出发会在北京中转，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准备了欢送宴会，黄长烨决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直接寻求韩国驻华大使馆的庇护。1997年2月11日，飞机抵达北京后，黄长烨就迫不及待地和助手金德弘下了飞机，他们借口要在北京转转，买些当地的特产回去送给家人。使馆的人并不起疑，高兴的目送他们的离去。等到离开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视线后，黄长烨立即让司机改道去往韩国大使馆附近的一家百货商场，和韩国协助逃亡的人接上了头。双方商谈了近两个小时，敲定了叛逃的细节和条件。随后，黄长烨和助手上了早已安排好了车辆，前往了韩国驻华大使馆。而另一边的朝鲜使馆还在为黄长烨准备晚宴，突然就接到了韩国大使馆打来的电话，通报黄长烨已经同意加入韩国，目前已经在韩国大使馆的保护范围内了。朝鲜官员面面相觑，大家都没有一时间都没有反应过来这个消息。在韩国大使馆的帮助下，黄长烨很快就安全离开了中国，随后在中国的插手下前往了第三国菲律宾，最终被送到韩国。朝鲜使馆反应过来的时候，黄长烨早已远去。而他的叛国思想，其实早已经有迹可循。对国情现状感到失望1937年，14岁的黄长烨成功考入了平壤商业学校；4年后，黄长烨又前往日本留学，进入东京中央大学法学专业学习。1944年，21岁的黄长烨回到朝鲜，但还是没有逃过被日军征用的命运，被迫到日本工厂进行劳动。在工厂里黄长烨失去了自由，每天不仅劳动强度极大，还要接受日军的思想教育，稍有不满意的地方还会被日军抽鞭子。从小就目睹了家国和同胞被日军欺凌，再加上自己当下的遭遇，这让黄长烨深深的感受到了朝鲜人民的人权被日本无情地践踏，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要反抗的决心。终于1945年二战结束后，日军退出了朝鲜半岛，黄长烨重返平壤商业学校，担任教师的职务，并在第二年加入了朝鲜劳动党。1949年，黄长烨进入金日成综合大学继续深造，培养自己的革命事业。但他没有想到，在美苏密谋下，朝鲜半岛被从三八线处一分为二，北侧归苏联代管，南侧归美国代管。也正是此时，黄长烨与朝鲜劳动党金日成结缘。1952年，黄长烨被安排到莫斯科进修，学成归来后，黄长烨的学识和能力都让金日成十分看重，于是便将其调任至身边任秘书。1967年，朝鲜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所有关于马克思、列宁等革命理论家们的著作全部被列为了“禁书”。同时，“主体思想”这个词汇开始出现，并逐渐有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趋势。而彼时已经成为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兼任最高领导人秘书的黄长烨，主要的工作重心也发生了重要转变。在金日成的授意下，黄长烨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研究金日成主体思想上。此后，这一思想成为了朝鲜最重要的治国理念，因此黄长烨也被后世称为“主体思想”的工程师。追随着金日成的脚步，黄长烨的身份也是水涨船高。1972年，黄长烨当选为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和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接过这个职位，也就相当于黄长烨成为了朝鲜仅次于金日成的二号人物了。从工人阶级到朝鲜国人人尊敬的二号人物，可以说黄长烨这一路的成长里几乎没有遇到挫折，这也让他的意志没有得到足够的锤炼，为他后面的叛国埋下了种子。1979年，黄长烨就任主体思想研究所所长，随后又多次调动。但不管职位如何调动，其工作的核心依旧只有一个，那就是为朝鲜主体思想的确立寻找理论依据。一直到1993年，朝鲜的主体思想理论在黄长烨多年苦心钻研下基本已经成熟，于是金日成将黄长烨安排在对外宣传理论问题委员会委员长的位置上，主要负责朝鲜对外的思想意识输出工作。可就在黄长烨将一切准备妥当，信心满满的准备将这套理论的输出去影响南边的时候，金日成却在1994年去世了。随着金日成的儿子金正日接过朝鲜的政治权利，朝鲜陷入了动荡和政权的过渡期。在这一时期对于黄长烨来说，充满了挑战和危机。即使黄长烨顶着金正日恩师的头衔，却在朝鲜的政治上，说话权日渐被削弱。作为金日成最为得力的助手，他并未得到金正日的信任和重用，甚至受到了排挤和打压。这让在获取政权这条路上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挫折的黄长烨，内心深处的煎熬和不满逐渐积累，萌发了是不是换个国家就会变好的想法。再加之当时的代管朝鲜的苏联进行了解体，朝鲜没有了低廉的原材料进口，生产的物品也没有了出口对象，一直依靠着苏联经济体的朝鲜经济迅速出现了危机。在1994年到1998年间，朝鲜出现了大规模的饥荒。因为没有了苏联的廉价石油，朝鲜的农机大规模被弃用，粮食产量迅速下降，再加上那几年水旱灾害严重，造成了朝鲜出现粮食大规模的减产。就是再这样的背景下，黄长烨对朝鲜政局失去了信心。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有稍微提到过，下定决心选择叛国大到直接原因就是一趟日本之行。1997年，金正日安排黄长烨到日本寻求粮食援助。但黄长烨到达日本后，发现自己被朝鲜人跟踪了，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受领导人的信任了。再加上日本之行的任务完成得不顺利，黄长烨的请求被日本拒绝了，借口是他们认为朝鲜拿到粮食后肯定会转化为军粮，而不是用于最需要的老人和儿童。黄长烨担心自己无功而返后会遭到金正日的肃算，甚至可能丧失性命。再加上当时朝鲜的国庆，他的政治抱负已经得不到施展了，便坚定了要叛国的决心。黄长烨的叛逃在国际上引起了广发关注。韩国对于他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认为这是朝鲜内部存在问题，这更加彰显了其制度的优越性。朝鲜政府这边的态度是十分震怒，毕竟朝鲜第二领导人的叛国会对整个国家的局势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朝方马上对外宣布，黄长烨和其助手金德弘是被韩国情报机构绑架的，目前已经展开了对两人的援救工作。同时朝方警告，若不立刻释放黄长烨，韩国将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私底下，朝方直接安排了30名精英特工，将黄长烨抓回国或者直接击毙。数百名朝鲜保卫部的精锐人员，试图在朝鲜刘鹗学生的掩护下，伺机想要硬闯韩国大使馆，将黄长烨抓获或者击毙。事态一触即发，中国武警部队紧急出动1000多名警方人员以及装甲车，强化了大使馆周围的警备，严防死守，阻止了事态激化。事情发酵了将近一个月，见事情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朝鲜驻中国大使馆接到了国内的通知：黄长烨已经叛变了，从现在起，终止营救运动。也是到这个时候，韩国大使馆门口的朝鲜留学生才纷纷散去，被围堵了接近一个月的大使馆终于恢复了安静。1997年3月15日，根据国际惯例，中韩达成协议，将黄长烨和金德弘送往第三国，待满一个月后，才能前往韩国。3月18日，黄长烨两人身穿防弹衣，在中国多名武警的护送下，离开了韩国大使馆，乘坐专机前往菲律宾。在这件事情上，朝鲜和韩国针对黄长烨叛逃的性质问题出现了分歧，韩国觉得这是自愿，但朝鲜却认为是绑架。而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的领土上，中国没法置身事外，又不好发表看法，只能保持中立，随后让黄长烨离开中国抵达第三国。死因成谜黄长烨的叛逃，引起了一场风暴。在朝鲜的法律里，叛逃者不仅要背负罪名，其家人也要遭到连坐。黄长烨的妻子是他在苏联莫斯科大学认识并结婚的，在一起近50年的婚姻生活里，两人生育了三女一子。在黄长烨叛逃后，其妻子选择了自尽，长女神秘的从卡车上摔死，其余子女、孙辈全部被送往了“劳动营”，自此再也没有了关于他们的消息。而黄长烨自己在叛逃到韩国后，担任了韩国情报院一政策研究所理事长，2003年任全州大学客座教授。在叛逃后的6年时间里，黄长烨先后作了300多场关于朝鲜负面揭露的非公开演讲，先后出版了17本书籍，里面大多是关于对朝鲜的统治体制和金日成父子的批判。黄长烨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抹黑朝鲜，以求在韩国获得政治避难。但韩国方也深知，叛逃的人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故而并非完全的信任他。韩国媒体还曾公开质疑，“谁也不能保证黄长烨不会出问题”。2010年10月10日，黄长烨在韩国首尔江南区的住家内被人发现去世，享年87岁。而当天恰好是平壤举行盛大阅兵式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65周年的日子，如此巧合的时间点，各方对于黄长烨的死亡做出了很多猜测。朝鲜方认为黄长烨的死是被暗杀，韩国方为了证明自己的护卫能力，坚持称是自然死亡。面对质疑，韩国政府主动向公众披露，黄长烨的居所一直都是特级警卫保护，任何的行踪以及住址都是对外保密的，这样重重保障下，他被刺杀的概率相当小。随着多方法医专家对其尸体的调查，考虑到当时现场并没有任何被入侵的痕迹，最终确认黄长烨是在洗澡的时候突发心脏麻痹而亡。在韩国生活的13年时间里，黄长烨不断面临暗杀的威胁，最终以这样蹊跷的形式死去，真相似乎永远成谜。由于黄长烨的亲属都在朝鲜，所以在韩国并没有任何人来负责他的葬礼，这些身后事也只能由韩国政府来承担。10月14日，黄长烨的葬礼在首尔举行，作为曾经的朝鲜高官，他的身上覆盖着韩国国旗，这一现象惹得现场人员议论纷纷。有知情者解释道：“黄长烨先生是从北方来的客人，他为半岛和平做了一些事情，所以可以身盖韩国国旗。”从韩国二号人物到成为韩国所谓的“客人”，回望这位朝鲜“两朝元老”的一生，真的是不禁唏嘘，这其中的是非曲折，也被淹没进了历史尘埃中。来源：搜狐网“十点读书人”精选文章推荐▲历史事件、人物传记、社会纪实点击▲

《周恩来》最后岁月中央电视台周恩来总理逝世亿万人民沉痛告别十里长街送周总理文革岁月：周恩来晚年一边癌症一边挨整作者：张佐良本文摘自《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

兵团知青和插队知青作者：秦晖与任何一国、一地、一个行业或“一代”之类的群体一样，“知青一代”的经历与价值观也是多元的——我甚至认为“知青一代”的多元更为突出。所以我反感那种动辄声称代表一国或一代人立言的说法。我只是作为当年知青中的一员谈谈自己的想法，我想这些想法还是可以引起讨论的。要说明的是，当年的“知青”其实分属两大类：农场或“兵团”知青与插队知青。有时人们会把“回乡知青”作为第三类，事实上1950年代最早的“知青”还多是指他们。因为那时户籍身份制尚不严密，中学生也还奇货可居。在“大跃进”以前的工业化初潮中，农民子弟中学毕业“安排工作”的几率很大，回乡务农遂成为一种特别现象，谓之“回乡知青”。但是后来户籍身份制严密了起来，而且中学也算“普及”了（尽管“普九”直到世纪之交还在搞“攻坚战”，但文革时期基本上只读读“毛主席语录”的“戴帽初中”，即国家完全不投钱、“小学毕业教中学”的“大队办初中”的确一度非常普及），“农之子恒为农”遂成为理所当然，农民子弟读了中学回来继续务农与一般农民无异，国家的“知青政策”通常也不涉及他们。那时有些城里干部与其他“城里人”的子女不愿到国家指定的地方“插队”，而自行联系到父母原籍农村，“回乡插队”，那也算“插队”，与农民子弟回乡仍是不同的。所以大规模知青运动时期所谓的“知青”一般就指插队知青和农场-“兵团”知青，是不包括“回乡知青”的。而这两类“知青”其实也有很大区别：“兵团知青”虽然也很艰苦，但当时算是分配了“正式工作”，领的是“国家工资”。虽然“工资”极其微薄，但仍比当时绝大多数农村生产队的“工分”收入高而且稳定。他们生活在国有农垦“单位”中，自成一种独特的“知青社会”或“兵团社会”，其实与通常的农村/农民接触很少，甚至完全是隔绝的。他们的身份，好听的说法是“兵团战士”，实际是农场职工。虽然无法与在城就业相比，但在大规模知青运动初期，由于他们的“待遇”一般好于“插队”，还是令人羡慕的去向，那时无法留城就业的毕业生中，很多人曾千方百计找门路去“兵团”而不愿去“插队”。但是，也正因为他们的身份算是国家职工，后来的“招工”一般就与他们无缘，只有“招生”（到大学当“工农兵学员”，那时没有“高考”，这种招生几乎完全是政治选拔）和“招干”适用于他们。而作为知青出路的这“三招”中，“招工”无疑是大头，招生招干的规模都不能与之相比，而且政审之类的限制也严苛得多。于是通过招生招干离开兵团的几率要比通过“三招”尤其是招工脱离“插队”生活的几率小得多，所以“兵团知青”的知青生涯往往比较漫长，超过10年的不算罕见。大量兵团知青都是在改革初期上山下乡政策取消后的“返城大潮”中集中返城的，后遗症（由于成家、大龄等原因回城后生存与就业都很困难）也更严重。事实上在知青运动后期，去“兵团”已经比“插队”更不受知青们的欢迎了。而“插队知青”则直接被打发（“插”）到农村生产“队”去当“人民公社社员”，实际就是当农民。他们与一般社员一样“挣工分”，没有稳定收入。除了“知青政策”规定的一些照顾（主要是少量的“安置”费和第一年的生活费）外也没有什么社会保障，绝大多数人在整个知青生涯中经济都不能自给，要靠城里家庭资助。他们没有兵团知青那种“职工”身份，又不能获得“贫下中农”的“红色成分”，永远只能是非工非农的“接受再教育”的一群人，如果不脱离“插队”，老死了也只能叫“知青”。因此无论经济条件还是政治身份他们都不如那些“兵团战士”们，但他们真正是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农村当过农民的人，对农村状况农民生活的了解应该说是超过兵团知青的。而由于他们不被认为拥有“正式工作”，所以和农民一样当时都属于可能被“招工”的对象。又由于那时当局心里清楚他们实际上很难在农村“扎根”，时间长了难免成为不安定因素，只是因为经济萧条不得不推迟他们的就业，所以多数情况下，那时的下乡“招工”政策还是向“插队知青”倾斜的。事实上除了一些有门路的农村基层干部子弟可以抢夺知青的“三招”名额，一般农民子弟的招工机会还因为知青的存在而严重地减少了，这也是当时所谓知青运动造成“三不满意”中的“农民不满意”的一个由来。因此平均而言，插队知青的知青生涯要比兵团知青短，他们大多数在农村2-4年就离开了，真正全程经历了知青运动盛衰过程的人并不多。由于是陆续离开，他们也没有形成兵团知青最后作为大龄“青年”集中返城那样的“大潮”。不过，由于当时的“三招”都有政审、体检条件，一些因“出身不好”或“表现不佳”（绝大多数与文革时的遭遇或与当地干部关系不佳有关）政治上受歧视者，或体检不达标者（如笔者是因为目疾），“插队”时间也会很长，乃至超过多数兵团知青。他们应当算是整个知青运动中遭遇最坎坷的一群人了。此外，在知青运动后期，由于李庆霖“告御状”后知青分散“插队”的弊端逐渐引起注意，知青政策出现了“集中安置”的趋势，除了在有条件的农村安置规模较大（一般都在10多个人甚至更多）的“插队知青小组”外，还兴起了一种创办“知青农场”集中安置知青的模式（以前也偶有此种做法，但不流行）。知青在这种“农场”中也是自成小天地，与普通农村/农民分离。但与国家为“屯垦戍边”之类战略目的设置的“兵团”农场不同，这类“知青农场”并非正式的国有农垦单位，只是作为分散插队的替代方式，承担临时安置功能。它们与城里的“街道工厂”一样属于所谓“大集体”，没有国家正式职工待遇和固定的收入，国家也同样在这些知青中实行类似插队知青中的招工政策。因此笔者认为他们实际上是插队知青的一种变形，而与兵团-农场知青完全不同。与通常插队知青的区别只在于到了这时，知青运动的“就业缓冲”实际目的已昭然若揭，意识形态色彩已大为谈化，以至于形式上也采取知青与农民分隔的方式，不再顾及“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接受再教育”的方便了。很多县办的此类农场用于临时安置本县干部子女，遇有招工名额也优先拨给，使这种农场知青的流动性甚至比插队知青还大。农场本身也缺少长远前景，知青运动结束时它们基本都消失了。以上两者中，插队知青的数量在整个知青运动时期要比兵团知青多得多，应当是“知青一代”的主体。但是他们当时就较为分散，后来在“回城大潮”中的影响也远不如兵团知青，由于平均插队时间较短，他们作为“前知青”群体的凝聚力也比不上兵团知青，因此在如今的“知青话语”中他们的声音也比较小。电视连续剧《知青》也主要是反映兵团知青生活的，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但是我相信一个插队知青、而且是在村时间很长的插队知青的眼光留下的观察，也是有价值的。土插队与“洋插队”：关于我们与当年传教士的联想从1969年到1978年，我作为插队知青在广西田林县的壮族山寨生活了九年，可以说基本经历了大规模上山下乡知青运动的全过程。我们那里是地道的农村，不是“兵团”或农场，那里地处滇黔桂三省之交，我们县又是广西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稀的县。我们去的平塘公社离县城有两百里，走到通汽车的公路边也要60里，当时那里有的妇女一辈子连县城也没去过。我们那里也算“老区”，虽然田林县1949年以前并没有共产党的活动，但它所属的百色地区当年曾发生过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并由此出现过“右江苏维埃”，整个百色地区因此也属“革命老区”。那时常用“老（区）、少（数民族）、边（疆）、山（区）、穷（贫困县）”来概括中国的五类需要照顾的不发达地带。而这“老少边山穷”五样都占全了的地方，数来数去全国大概也就只有我们那里了。然而就是在那样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一百多年前居然曾有法国的传教士在这里传教。当年的“西林教案”，又曰“马神父事件”，就发生在我们县（当时的西林县并非今天的西林县，那时该县大半辖境，包括县城在内，今天都属于田林）。此事成为法国参加英法联军侵华的口实，对“民族命运”的影响应该是众所周知了。那当然是一段国耻。而那位被清朝县官处死的“马神父”在我们的教科书上是西方的“文化侵略者”，而在天主教的记载中是“殉道”的圣徒。后来搞了史学，我还真查过这事。当时清朝的上级官府说根本不知道这事（按清律，死刑是要报中央审批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更说是弄错了，袁伟时先生说这是桩“糊涂案”。不过无论历史评价如何，就他们个人而言，平心而论，这些人在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经济利益可言的情况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不是到北京、广州那样的城市，而是到我们那个荒僻、贫困而又充满敌意和危险的滇黔桂边区“扎根农村”，乃至死在那里，也是出于信仰的力量。把这些来华传播基督教并促成中国教会建立的人们与后来苏俄派来传播马列主义并促成了中共建立的马林、罗易等“国际使者”相比是很有意思的：前者扎根于穷乡僻壤，而后者游走于大都市；前者系政教分离下的教会所派，不像后者那样受本国政府派遣、深涉政治运作，在华也有更大的特权；前者的传教更没有后者那样成功，以致后者所传终成官方信仰而有了“政治正确”性，两者受到的褒贬也因而截然不同。但是，两者来华都是出于信仰（这信仰是否“正确”另当别论），都是未经当时中国政府（敌视西方的清政府和敌视苏俄的北洋政府）允许的违禁冒险，从事这样的活动，套用这次的主题：他们都需要有很强的“个人使命”感，而他们的“使命”又强烈地影响了我们（以及他们）的“民族命运”。我们公社渭各大队所在的金堂村，古时原叫刘家坨，清末法国传教士在那里修建了教堂后，人们就改叫“经堂”，也就是现在的金堂村。我们插队那时的生产大队部就设在那座教堂——哥特式尖顶已经没有了，但下面的门窗还都是西洋式的拱券。我曾在这个大队部住过一夜，记得当时墙外还保留有1951年大军进山剿匪时书写的大标语，是动员当地群众规劝参匪亲人出来投降的。1970年代我到这里时，已经20多年过去，这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小山村面貌如初。当地人说这里土匪出没不仅是解放初期，清代以来就是如此。当时我就想，田林县已经是广西的边远县份，平塘公社又是我们县的边远公社，而渭各这个大队，在我们公社也是最边远的大队之一,就在这样一个土匪出没的山旮旯里，这些法国人要待一辈子，真是难以想象。后来我还得知，离金堂不远的另一个当年法国教堂所在地常井村还有个法国传教士墓地，不同时期来华的法国神父死后葬在那里的有6人，其中4人至今留有碑文，这4人都是来华传教1至4年就死去，享年仅20-30岁之间,真是令人感慨。当然他们要在这里传播基督教的努力基本失败了，一百多年后那里并没有多少基督徒。可是我们插队时声称要防修反修建设共产主义农村的想法，不也失败了吗？作者简介秦晖（1953年12月－），广西龙胜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是当代中国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秦晖198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获历史学硕士，是文革之后首批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他是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客座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1992年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秦晖曾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纵跨农民史、经济史、政治史与公益史等，著作有《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史比较研究》《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等。（百度百科）来源：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精选文章推荐▲“秦老爹”的知青岁月与书房故事▲知青往事回忆、上山下乡岁月▲留守知青、返城知青人生经历▲知青历史、人物、研究与思考征

年5月15日，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在《安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追忆李诚先生》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追忆了与恩师交往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