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老三届的话题在网上还很热闹，现在逐渐变冷清了。因为老三届们老了，他们正走在由古稀通往耄耋的路上。
作为老三届的一员，我们这个群体的遭遇是永远无法忘记的，纵有千言万语也难以释怀。
老三届是谁？是一群曾经的中学生，具体说来，是1966年文革爆发时正在学校就读的初中高中学生，初中三届，高中三届。更细致一点地说，是1965年入学的初中、高中一年级（1968届毕业生）；1964年入学的初中、高中二年级（1967届毕业生）；1963年入学的初中高中三年级（1966届毕业生）。
为什么叫他们“老三届”？根据我的记忆，这个称呼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那时，文革的停课闹革命已经结束，学校开始正常上课也已经好几年了，也有了新的初高中毕业生。不过学制有了改变，中小学由12年缩短至9年（5、2、2学制）。于是人们把1966年至1968年毕业的那批中学生称作“老三届”，以示区别。
老三届号称中学毕业生，其实他们只是在校时间达到或超过了中学学制的相关规定，但除了1966届，其他两届都只是徒有初中或高中“毕业生”的名字而已。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文革爆发了，因为高考废除了，因为停课闹了两年多的革命。
简单归纳起来，老三届有如下的共同点：
1、他们基本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老三届的出生时间一般在建国前后（1947-1952年），他们对党和国家有淳朴深厚的感情。
2、老三届都经历了建国初期特别是1959年-1961年的经济困难，饱受了生活的困苦，经历了苦难的磨练。困苦也淬炼人的精神和意志，他们在曲折和艰辛面前有韧性有办法，不折不挠，不像现在一些年轻人那样脆弱。
3、他们在中学时代，都赶上了文革。所以除了1966届高中毕业生，他们都没有接受过完整系统的高中教育。即使有些人后来通过高考迈进了大学的校门，其知识系统也是有缺欠的。
4、在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年龄段，他们都从头至尾经历了文革运动，文革打在身上的烙印是深刻的，终生难以完全消磨掉。
5、他们的大多数都走上了上山下乡（城市籍）或回乡（农村籍）当知识青年的道路，短者二三年，长则十几年。农村的经历除了让自己的身心得以在困苦中修行以外，还让他们更加了解中国、了解农民，增加了劳动能力更增加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他们都懂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所以艰苦朴素勤俭持家成了他们的生活习惯。
6、以后的人生道路，虽然千差万别，但大多数人还是最基层的工农和个体劳动者。他们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学历专业的先天不足和年龄的增长，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弱势群体。尽管老三届中也涌现出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和突出代表，但遗憾的是，却稀有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比如在科技界，我知道的成为顶尖人物两院院士的老三届，只有医学家陈文娟和湖南大学建筑工程专业的一位，他们都是老高三。我特意分析了清华大学现有的51名中科院院士的年龄和学历情况，只有两位是大陆的老三届：饶子和（1950年生）与程津培（1948年生）。这两位中科院院士除了是老三届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工农兵大学生。清华大学这51名院士，出生于上个世纪20至60年代，跨度40年。中学老三届的出生年代跨度为6年，这些院士如果按中学时段平均分布，则每6年应该有7人左右，而属于老三届的只有2人，说明了什么？
老三届中，我最熟悉的是老高三，因为我就是老高三；最不了解的是初中老三届里一年级的学弟学妹们。因为我们那所学校是纯高中，还因为我没有初中一年级的亲友，初中二年级的倒是有两个。
那我就只说老高三，以我们班为例，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
我的高中母校河北省唐山一中，李大钊同志的中学母校，我们入学的时候已经有61年的建校史（货真价实的始于1902年的永平府中学堂），名师荟萃，名满冀东。1963年开始在原唐山地区（含今唐山秦皇岛两个城市区及12个县一个国营农场今唐海县）全部15个市县招生，仅320人，分为8个班（3个女生班5个男生班），平均每班40人。我分在8班（男生班）、来自城市和农村的同学差不多各一半，另外还有两名留级生（唐山市内的）。
唐山一中图书馆
三年的高中学习是轻松愉快的，学校完全按照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安排文化课程、体育锻炼、参加劳动和各种多姿多彩的活动，哪里有今天这炼狱般的学习！每天上午4节课、下午两节课，早晚各一个自习，星期日（那时没有双休日）上街、洗衣服，自由自在。特别是劳动课，唐山一中坚持得最好，每学期都有两周劳动课，一周校内一周校外。校外大都在大忙时节，住在农家。尽管干活累 ，但吃饭可以敞开肚皮，特别是在唐山近郊的生产队，每天都有白面餐食，真是太让我们向往了。即使是高三第二学期，高考临近，劳动课照样不减。除了校内，我们三年级8个班通通去了今天属于开平区的大柳树村，帮助村民修小水坝。打夯抬大筐，女同学也一样不示弱。这种不可复制的学习历程，我写了40多篇文章来回忆，取名《当年我们如何上高中》，发表于《今日头条》。
唐山一中女生宿舍
毕竟高考临近了，尽管从1966年春天就开始批判“三家村”、“5.16”通知也见了报纸、6月1号的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学校里6月2日也贴出来第一张给学校党支部的大字报，但大家都还天真地以为高考还会继续的，功课还是要复习的。
1966年6月17日晚，教室里灯火通明，9点多了，还没有人回宿舍睡觉。此时住在学校广播室负责机务的久竟同学跑了进来，对着全班同学大喊：“都别看书了，不高考了！”惊谔中没有任何人相信他的话，以为他在开玩笑。他接着说：“10点，我开大喇叭，你们听吧！”这下子，大家相信了。
晚上10点、学校的高音喇叭响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晚间新闻》开始了。全校的学生都知道了消息，虽然教室里都有小音箱，还是怕听不清楚，纷纷聚集在大操场的司令台前。新闻先是播送中央的决定，然后又播送北京一些高三学生给党中央信，控诉高考罪状，要求取消这个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孽种。
喇叭停了，操场上突然爆发出欢呼声、万岁声，接着还有人从学校工厂弄回来棉纱，点着了，举着火把开始围着大操场游行。
次日所有报纸都发表了这个决定和消息，所以历史上废除（文件说是延期半年）高考的正式日期是1966年6月18日。
以后就是两年多的停课闹革命，1966年下半年，大家都希望在运动中有一个好的表现，以利于将来的升学。谁知此事再无任何消息，形势也日益混乱，所以热情不在，情绪波动。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早已料到自己的前途，大学的门恐怕是进不去了。其实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仅存在于1966届，而下面的1967届1968届在中考时就被卡住了。
任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大家最终的结局是谁也上不了大学。1968年秋，在我们多上了两年后高中以后，最好的出路是几个城市同学没有下乡，去了大清河盐场、柏各庄农场或开滦煤矿这样最艰苦的体力劳动单位当工人，其余则全部或上山下乡或回乡，大家都成了农民—人民公社的社员。
没有毕业合影留念、没有互相的告别留恋、甚至没有毕业证，只有灰溜溜地回家。一切传统的毕业形式在我们身上都没有发生，高中时代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