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复：在秦城监狱的日子
值班的军人用一种探测棒反复伸到鞋里
秦城监狱有中国“第一监狱”的称号，专门关押重要犯人，曾关押过国民党战犯，各类大案、要案的案犯。“文革”中关押着不少当时所谓的重要“政治犯”，包括由第一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委员，由第二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军队系统的相关人员，由第三专案办公室审查的中央委员、省部级领导。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成员后来也被关在秦城监狱。
我的七年半噩梦般的人生从此开始了。1967年11月17日那个漆黑的夜晚，被“公审”、“逮捕”的我，坐在两名军人的中间，一路漆黑，弄不清楚黑色轿车开向哪里去……走了很久，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在夜灯的照明下，看到马路北侧有一大排平房，当中有一个紧闭的大门，外表看上去同农村地区的政府大院没什么两样。我们的车在大门前停了下来，一个军人下车向哨兵说了些什么。过了片刻，大门大开，车驶进大院，在一座平房前停下，押送我的军人把我带进室内，交给了那里的军人，他们就走了。
值班的军人叫我把衣服脱光，换上他们发的白色粗布的衬衣衬裤、黑色的棉袄棉裤。裤子没有裤带，只在上端缝了两根短短的窄布条，用以系扎裤子，棉裤根本扎不紧，走路时要用手提着。值班的军人叫我把鞋袜都脱下来，用一种探测棒反复伸到鞋里，可能是想找到微型收发报机吧。我的脚大，穿四十五号鞋，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合适的鞋，就让我穿上自己的棉布鞋。其他所有的衣物都没收了，只有这双鞋伴随我度过了漫长的铁窗下的严冬。
接着，一名军人带着我走过庭院，来到一座设有电网的高墙院子，高大的铁门紧闭着，旁边的哨兵接过通行证，打开了小门，放我们进去。高墙院子里有几座院落，每个院子都有大墙围着，从一个小门进去，就是关押犯人的楼房了。
在楼里，押送我的军人把我交给了管理员。管理员领着我走过很长的过道，其一侧是灰墙，一侧是一间一间的牢房。走到一间牢房的门口，他用钥匙打开了门上的锁，打开外面的铁门，接着又打开里面的木门，让我进去，对我说，你的代号是“67124”，在这里不允许叫外面的名字，只叫代号。除了不准说自己的名字外，他还接着宣布了其他几条纪律：一、不许大声说话、唱歌；二、不许在墙上乱画；三、按哨声起床和就寝，有事报告；四、不准和任何人交谈。他发给我两个搪瓷饭碗、一个搪瓷缸、一把勺子、洗脸手巾、牙刷、牙粉和手纸。他说，每次开饭的时候发开水。说完他就走了，先关上木门，后关上铁门，最后听见了上锁的声音。
成年累月单侧睡眠导致脸的一侧都变形了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来不及思考。直到管理员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消失后，在万籁俱寂的独牢里，我最终意识到我被捕了，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监狱，也不知道要关多久，等待我的是什么，立刻陷入了一种茫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情……
我开始向四周观看，这是一间不算太小的囚室，长方形，横向有十多步，竖向有五六步。门对面的墙上有两扇关得严严实实的长条铁窗，距地面有一人多高。铁窗下面摆着一张矮矮的木床，上面叠着一床薄薄的旧棉被和棉褥。门的左侧墙角有带小门的厕所，装有冲水的坐式便桶，墙上有“窥孔”，犯人上厕所时哨兵从走廊可以观察。厕所旁边的墙上装有自来水的洗脸池。牢房高高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只装有两层防护罩的电灯。每天傍晚时灯就亮了，可能是一百瓦，就寝哨吹响后，灯光就调弱，可能是四十瓦，保证哨兵夜间能看清犯人的一举一动。哨兵若有什么怀疑，可随时将大灯打开。
我正在观察，突然听到门上传来声音催我睡觉。我抬头一看，原来门的上方有一正方形的小门，此时小门打开了，只能看见哨兵的脸。原来入寝时间早过，我赶快脱下棉衣，钻进被窝。这时才发现，好像室内没暖气，被褥又太薄，又没枕头，当晚冻得我彻夜未眠。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慢慢习惯了，把棉衣和棉裤压在棉被上，整夜一动不动，以免棉衣裤掉下来。至于没枕头，就把大棉鞋垫在薄褥子下面，一鞋多用，倒也方便。有时睡着了，不慎翻身脸向墙，那可不得了了，只听见哨兵用大皮靴使劲踢铁门，直到把人吵醒，再翻过身来，或身体正卧或朝向铁门。哨兵一定要随时看到犯人的面孔，以免发生意外。成年累月地单侧睡眠，不少犯人的脸的一侧都变形了，成了“秦城人”的一个特征，这都是后话了。
在囚室里殴打、虐待犯人都出于管理员之手
次日清晨，我听见哨声立即起床。我始终没搞清楚几点钟起床，可能是六时或六时半，也可能是七时。过了一会儿，走廊里传来小车的轮声。小车很快到我门前停了下来，突然看见木门下端的小门打开了，管理员说，开饭了，把饭碗、水杯拿出来。于是，我连忙把两个碗和水杯放在小门外面，管理员用大勺舀了一勺稀饭放在一只碗里，另一只碗里则放了一个窝窝头和一点咸菜，又用大勺舀了开水倒在水杯里，说一天就三杯开水，省着点儿喝。我把饭碗和水杯拿进来后，小门就关上了。这样，我才知道小门的用途。昨夜彻夜未眠，早饭后困劲上来了，就和衣躺在床上，没等合眼，木门上端的小门打开了，哨兵厉声地说，白天不准睡觉！我立刻爬了起来，坐在床上。
我们的牢房是一幢“U”字形的三层建筑物，东、西、北侧各有五间囚室，由走廊相连，北侧牢房走廊的两端有铁门与楼内的管理区相通，其中有若干间审讯室和看守人员办公室。在牢房中，犯人是在看守、管理员的眼皮底下被“牢规”管制的。
天天同犯人打交道的是管理员、看守。我不知道他们应怎样称呼。
所谓的看守，也就是士兵或哨兵。我们的牢门外是一道长长的走廊，一个士兵看三到五名囚犯。他们在走廊里巡视，从每间囚室门上的窥孔监视犯人，发现有违规时，如白天卧床、大声说话，等等，当即纠正，或报告管理员处理。每天起床哨一响，就得迅速地爬起来，谁起来得慢或起不来，他们就来干涉。白天不能躺在床上休息，只要一躺下，士兵就会命令你站起来。睡觉时如果不面向门，他们也会立刻踢门。他们不能随意开门进入囚室。这些士兵很少有熟面孔，常常换新的。
管理员是不常换的，通常少言寡语。管理员做的事情，据我看到的，则是处理犯人的日常生活事务，如放风、洗澡、发饭、发报、押送犯人去审讯室、去门诊室、去探访室（如有亲属来探监），等等。犯人有事都要向他们讲。同他们讲话要先说“报告”。管理员有权打开囚室的门，进入囚室，对犯人进行管制。在囚室里殴打、虐待犯人都出于他们之手。
吃饭——菜里夹着蚂蚁、苍蝇是司空见惯的事
再谈谈监狱的伙食。入狱后的大半年，的确尝到了“饥寒交迫”的滋味，可以用量少质差概括我的伙食。一碗稀饭、一个小窝头，就是一顿早饭，中饭或晚饭，有时是两个小窝头或一碗糙米饭和半碗菜。我们吃的菜可能是劳改农场供应的。看来，农场收什么菜，我们就吃什么菜。每年春天差不多都是菠菜下来了就吃菠菜，一吃就连续吃上个二十多天，然后就是小白菜、萝卜，等等。这些蔬菜看来根本不涮洗就放到大锅煮一下，盛到碗里上面是菜叶，下面是泥汤，菜里夹着蚂蚁、苍蝇是司空见惯的事。
有一次吃菜，一下子咬了一个肉鼓囊囊的东西，还有点香味，我还以为是一块肉呢，连忙咽了下去，剩下一半用筷子夹起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条青色的大菜虫，也不敢扔，只好放在碗里，等洗碗的时候才扔到便池里。前些时候，我的邻居吃饭的时候不知把什么扔到便池中，没等冲洗，就被哨兵看见，立刻从走廊里把自来水闸门关上，硬是强迫这位难友从便池里把扔掉的东西捞上来，一口一口地吃掉，还大骂他这个反革命不想活了，竟敢糟蹋人民的粮食。
最难熬的是星期天和节假日，一天只给两顿饭，而且早上一大早就送来早饭，大都是两个窝头，下午两三点钟就开中饭，也是两个窝头。这样要熬到第二天早上才有饭吃，这十五六个小时真是饿得心里发慌。而遇到五一、十一节日连续放两天假时，更是难上加难。
1968年夏天以后，伙食有明显改善。我获释后了解到，当时有几位老同志在狱中死去，周总理闻讯后特地到秦城视察，指示要认真改善审查对象的生活。于是，每个星期菜里也出现一两小块肉，或菜汤里有一点点儿的油花。这已是了不起的改善。而每次过春节，伙食大改善，不是吃大肉包子就是吃炸大油饼，我们要几个，管理员给几个，而且还来回地打开每个囚室的小门问，还要不要，还要不要……记得一次，我吃过十多个包子、八九个大油饼，吃完以后，胃涨得难受。真是饿也难受，饱也难受呀。
理发——没有指甲刀只好用牙齿来咬断
“文革”初始，公安系统受到极大冲击，军队进行接管。秦城监狱也不例外，原有的公安管理人员所剩无几，我接触到的都是军人。原来的管理制度也被破坏了。比如说，我入狱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放风，整天憋在囚室里。幸亏是冬天，牢房又大，没感到空气污浊。头几个月一直没理发，头发长得长长的，这倒也能忍受。最难受的是头几个月无法剪手指甲和脚趾甲，指甲不仅长得老长老长的，而且向肉里长，我只好用牙齿来咬断手指甲。当然，更谈不上洗澡了。
直到第二年春天，对犯人的生活管理才走上正轨。每个月管理员给犯人剪一次头，当然剃成光头，而且是快速的，咔嚓咔嚓几下就完工，推子钝有时免不了连推带拔，但总算是剪头啦，总不至于成了披头散发的“嬉皮士”了。剪头的时候，管理员叫犯人到走廊里，坐在凳子上，披一块布，就动手推起来了。而剪指甲时，当然也是每月一次，管理员打开囚室的门，走进来，说剪指甲啦，然后递给犯人一把剪指甲刀，让犯人自己剪，他站在一旁严肃地监视，一言不发，直到剪完，把剪指甲刀收回，退出囚室。
洗澡——提前解开衣扣搓掉身上的泥垢
大概是1967年年底或1968年春节前后，开始安排犯人洗澡。因为是隔离性的监狱，每个犯人住独牢，不能让彼此有任何接触，所以不论是洗澡、放风或提审，都要严守犯人彼此不见面的监规。浴室就在这座楼内的北边，有五间淋浴间排成一排，每间有门，对面的墙只砌了一半，大概到洗澡的人的腰部。每次洗澡，在囚室外面的走廊里有一个管理员，在第一个拐角处有第二个管理员，在第二个拐角又有第三个管理员，以此类推，只要有拐角就有人看守，直到浴室。洗澡时，第一个犯人在走廊里走过拐角，才让第二名犯人走出囚室，沿走廊走到拐角，等第一个犯人走过第二个拐角，才让第二个犯人转弯走到第二个走廊，此时才让第三个犯人走出囚室，走到走廊的拐角处，以此类推。
在浴室，第一个犯人走进最里面的淋浴间，管理员从外面把门闩上，才让第二个犯人走进浴室，进到倒数第二个淋浴间，如此类推……直到第五个犯人走进第一间淋浴间。从第一名犯人走进淋浴室起，就有一个管理员在只砌了一半的墙外走来走去地监视。洗完了押送回囚室的顺序也是如此，只不过是倒过来，第五个犯人先走，以此类推。总之，犯人彼此连背影都看不见。洗浴的时间大概不到十分钟，动作慢了，管理员就会大声催促，快一点儿，快一点儿……这也难怪，一个楼里大约四十五个犯人，一批五人，要分九批，而押送的时间可能比洗澡的时间更长。习惯了以后，每次听到要洗澡了，我事先在囚室里就解开衣扣，用手搓掉身上的泥垢，到澡堂用热水冲几下就万事大吉了。
放风——防范犯人在地上留暗号，有专门扫地的哨兵
放风也差不多是在1968年的春天开始的。
监狱的楼形像一个“U”字，中间就是放风场。放风场是由长方形的格子间组成，东西两侧各十间。每个格子间都是露天的，有个小门，进去三面是墙，放风就是在格子间里“坐井观天”。放风场上面有一“天桥”，哨兵在上面来回巡视，监视每个格子间里犯人的动静。犯人从囚室到放风场的押送办法，同前面提到的洗澡的办法相同，只不过多一些拐角、多一些哨兵罢了。
放风的时间大概是四十分钟。一开始是隔三岔五，1973年以后，放风的时间多了，一周至少有一两次。每次放风，都走进不同的格子间，每次都发现地上总是有扫帚扫过的痕迹，后来才猜到，这是防范犯人们在地上留下什么暗号，在前一批犯人走出后，哨兵们赶快扫一遍。
读报——有一天林彪的名字突然从报纸上消失了
1967年年底，我的“苏修特嫌”问题查清后就允许我看《人民日报》了。每天上午，管理员把当天的报纸发给我，第二天发报时收走前一天的。当时，每三个犯人看一份报纸，第一天管理员发给我当天的报，第二天发报的同时要收回前一天的报纸，再发给邻室的犯人，第三天再把这份报发给第三位犯人。
并不是所有的犯人都能得到报纸。我记得，有一次管理员给我右边囚室的犯人发了报，接着他又对这位难友说，发错了，发错了，你现在没有资格看报，快退给我！这位难友可能与外界隔离已久，好不容易得到一张报纸，哪里肯退给管理员。管理员只好打开囚室的门，走进去把报纸抢了回来。这样我才明白，入狱后一个多月没让我看报，是专案组第二次来提审后才让我看报，显然是我的问题基本查清了。
在漫长的监禁中，《人民日报》成了我的无声同伴，是我了解大墙外面的世界的唯一途径。我每天都焦急地等待管理员来发报纸，一旦拿到报纸就如饥似渴地从头版头条开始阅读，逐行逐字地一直读到四版的最后一条消息，读完一遍后又重头再读一遍。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认真地读过报纸。我与报纸上的信息同乐同悲。
我记得，1971年9月中旬以来，林彪的名字突然从报纸上消失了，他的语录也不登了，照片也不上报了，我马上意识到林彪出事了。但是，我无法猜出问题有多严重，直到林彪专案组审讯时，才听说他叛逃未遂，机毁人亡。党章封的接班人居然叛逃，我百思不得其解。林彪是“文革”的主要罪魁祸首之一，煽动造神狂热，迫害大批昔日的战友，同时，我还为自己的敏感、判断力并未因多年的独牢丧失而颇感欣慰。
审讯室的墩子灌了铅，怕犯人拿来砸审讯的人
七年多来，我不记得监禁期间的审讯一共有多少次，头一两年多一些，后来几乎没有了。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审讯，其他有些审讯情况现在也还有些印象。
入狱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8日上午，不知道几点钟，囚室门开了，管理员走进来说：“提审，跟我走”。
从囚室出来，沿着走廊向左走，过了一个铁门向右转，又是一个长长的走廊，一边是墙，一边是一间一间的房间。在其中的一间的门口，管理员叫我停下来，他打开门，对屋里的人说了些什么，然后叫我进去。
这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门的左边有一长条桌，上面铺着白色桌布，后面坐着几个军人。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中央第一专案办公室杨尚昆专案组的专门分管审查我的小组，一位来自总后，年纪大一些，叫蔡渊，好像是组长；另一位来自海军，姓周，名字忘记了。在室内另一侧，正对着桌子大约二三米，放了一个椭圆形的礅子，看上去是瓷的，后来听说，是实心的，灌了铅，怕犯人拿来砸审讯的人。原来这是审讯室。专案组的人示意叫我坐在瓷礅上。
我坐下后，他们人人手持小红本，高声念起语录来。他们看我没念，就问我为什么不念，我说没发给我语录本。于是，他们接着念。我不记得他们念了哪几段语录。这可能是例行公事，在审讯前叫犯人读语录，借伟大领袖的无比威力促使犯人痛痛快快地坦白交代，而他们自己读语录，是为了表示他们忠于伟大领袖，逢事必读。而当时似乎有点儿尴尬，他们正正经经、一丝不苟地一字一句朗读，而我这个犯人倒是高高地坐在瓷礅上（礅子挺高），装出一副聚精会神聆听的模样，但天晓得听还是没听，他们一边读，一边不放心地从眼镜片子下面瞧着我的反应（我记得他们都带着老花镜）。从此以后，每次提审都省去了这套仪式。
毛主席说过：“小阎不怕外国人！”
专案组读罢语录，又讲了一大篇话，大概都是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套话，我早已忘记。只记得他们叫我交代同彭真以及同杨尚昆的关系。
这对我来讲简直是轻而易举、驾轻就熟的事啦。中办“文革”开始，还在中南海的时候就讲起，一直讲到“学习班”，材料写了一篇又一篇。于是我就滔滔不绝地“交代”。讲到中午了，专案组宣布暂停。管理员带我回囚室吃饭，吃完饭，又把我带回审讯室。我又接着“交代”，直到天色已黑。
冬天日短夜长，大概快五点了，我也饿了。于是我说：我交代完了。专案组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说：怎么，完啦？我说：是呀，完啦！专案组说，怎么完了呢？你最主要的还没有交代呢！我倒是真惊讶地问道，有什么最主要的还没交代呢？专案组神气十足地说：“你‘里通苏修’还没交代！”我听了哈哈地笑了两声说：“我‘里通苏修’？毛主席还表扬我是反修英雄呢！”
其实，毛主席从来也没说过我是反修英雄。毛主席说过：“小阎不怕外国人！”说的是毛主席同赫鲁晓夫“吵架”时，我当翻译不怯场，理直气壮。专案组竟一口咬定说我“里通苏修”。我气极了，就未加思索地脱口而出：“毛主席表扬我是反修英雄。”专案组当然不知道毛主席是否讲过这类话，更不敢否定，于是，他们说：毛主席表扬过的人多着呢。我说：那好，你们就查吧，纯粹是……本来想说白白浪费时间，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应该说，我的这个专案组从一开始就没大声地训斥过人，没有搞过“逼、供、讯”。从这个时刻起，那种忐忑不安的思绪一扫而光，完全消失了。我从来没有“里通苏修”，多年来，我努力地跟着毛主席在反苏修斗争中当好翻译，水平高低任人评说，但我不是特务！毛主席的教导“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成了我的“定心丸”。
这样，第一场审讯就结束了。回到囚室后，心情平静下来，反而开始感到“饥寒交迫”了。
“你要替刘少奇、邓小平隐瞒什么，将来查出来，罪加一等”
我的特嫌问题似乎“无文章”可做了，但针对被打倒的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莫须有的“揭发”接踵而来。各式各样的专案组都到秦城来提审，企图从我这里找到“突破口”，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审讯并没有停止。
在我的专案组对我审讯后不久，另外一批军人对我进行了审讯。他们提的问题涉及刘少奇、邓小平，姑且叫他们“刘邓专案组”。
我记得，审讯的人好像有三人，主要的是一个鬓发花白的军人，态度和蔼，讲道理，显然要给我一种印象，我是受蒙蔽的，要幡然悔悟，奋起揭发，前途光明。他说：“当时刘少奇、邓小平是最高领导人，他们的每一句话，你自然当做圣旨，不会怀疑什么。而他们是最大的走资派，为了篡党夺权，在国内没有人支持，因此一定要勾结苏修。要勾结苏修，一定要通过你，因为你是中央的首席俄文翻译。你没有什么责任，你是执行者，不明真相。现在你要把他们当做最大的敌人，从头到尾认真地回忆他们讲的每一句话，反复考虑每一句话的真实含意。他们这种大人物，高层勾结，不会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要勾结，很隐蔽，有的时候一个眼神，彼此就心领神会。”老军人深情地说，你还年轻，被利用了，觉悟了就好。只要你交代揭发，马上可以恢复自由，恢复党籍，同家人团聚。
“交代揭发，马上可以恢复自由”，太具有诱惑力了，但我不能讲假话。我说：“关于刘少奇、邓小平与苏修勾结的事，我的确不知道。我当翻译的时候从未注意过领导人怎样交换眼神。”白发军人说，不要着急，回去好好想一想，把你想起来的写一份材料给我们。这次审讯就这样结束了。
回到囚室后，管理员给我拿来了一些白纸和一支圆珠笔。显然是提审的人告诉他要我写材料。关于刘少奇是否里通苏修的事，在“学习班”的时候，就叫我写过材料。我当时就明确地表示过，我不知道。这次，我索性从我1952年年底，随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去苏联参加苏共（布）十九大，也就是我第一次给刘少奇当翻译写起，一直到1960年12月去莫斯科参加国际共运会议，以及在国内会见苏联使节，详细地写了给刘少奇当了多少次翻译，谈了什么话，等等。给邓小平当翻译的经过也做了详细的回忆。
过了一段时间，这位老军人又来提审，对我的交代十分不满意，说你要替刘少奇、邓小平隐瞒什么，将来查出来，罪加一等。我说，我还年轻，记忆还好，我给刘少奇、邓小平当翻译翻了些什么，都交代了。他们在苏联留学，俄文比我还好，根本用不着通过我去同苏修勾结。老军人又说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最后我说：“刘少奇、邓小平没有通过我勾结苏修，我不能讲假话。”老军人赶快声明说，没有人要逼你讲假话。
这次审讯很快就结束了。
父子同狱，中间只相隔二十三个人
1968年四五月，我偶尔听到十分熟悉的咳嗽声，真像我父亲的声音。但是转念一想，我父亲怎么可能被捕呢。一来，我父亲早已淡出政坛，不是当权派，更不是走资派。二来，他是周总理介绍入党的，在白区一直在总理领导下工作，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问题。谁能想到，这位对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老人竟然也被关进秦城监狱，竟然也成了我的难友！父子同狱，中间只相隔二十三个人：父亲的代号是67100，而我的代号是67124。
阎明复的父亲，中共谍报英雄阎宝航
“文革”后才知道，就在我听到父亲的咳嗽声后过了没几天，备受折磨的他老人家就含冤离开了我们。
1973年秋天，我的专案组向我宣读了对我的审查结论，征求我的意见。结论大意是，专案组对我提出的两条主要罪名已被事实驳倒，证明我不是“苏修特务”，证明我是清白的，是冤案，这就是胜利。至于说我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只要我能活着出去，承认了也没什么。于是，我向专案组表示同意，并在结论上签了字。专案组对我说，这个结论报中央批准后很快就会释放你。
但是，等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直等了一年半，仍然杳无音信。我既然无罪，又不释放，我开始越来越焦躁，越来越愤怒，同管理人员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冲突。结果他们宣布“我疯了”，对我进行强制“治疗”达三四个月之久，所幸1975年4月我终获出狱，否则一定会死在秦城监狱。
这段“我疯了”的骇人听闻的经历，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宛如昨日的事。
他们宣布“阎明复疯了”
我出狱后获知，1974年年底1975年年初，我的专案组上报给中央的报告称：阎明复在监狱中患神经病，疯了。没有任何医学鉴定或进行过常规性医学观察，有的就是各种编造。我也知道，我没有疯，是他们害怕了。是的，我是曾经被他们关在了精神病牢房，但是，我真的疯过吗？
这段时间，我常常感到有人在监视我，不是哨兵从门上的窥孔里看我，因为哨兵的脚步声我听得出来。总之，我老觉得有什么人在看我。有一天夜里，我突然醒来，又感到有人从什么地方在瞧着我。我环顾四周，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屋顶的那盏电灯。于是我就仔细端详起来。电灯直接安在屋顶天花板上，灯泡外面有一层细金属丝编织的保护网，这层保护网外面还有一个用比较宽的铁皮编成的灯罩。每天天快黑的时候，哨兵打开电灯，光线很亮，吹过熄灯哨后，哨兵把灯调暗。我看来看去，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灯泡是特制的，可以用来进行监视。总之，他们是连听带看。我想，这也对，对敌斗争嘛！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愿意听就听，愿意看就看，反正我行我素，照样转圈散步、打太极拳、小声地唱歌、讲俄文。
到了1974年下半年，专案组曾在1973年秋天宣布的“很快就释放”根本杳无音信，而且大半年来家里也没有人来探视。
在更加茫然、孤独的等待中，我开始因极度失望而感到愤怒，行为也激烈了起来，动不动就同管理人员大声吵闹。发饭的时候只要觉得饭菜给少了，就大喊你们虐待犯人，给这么一点儿饭。冬天放风的时候，我觉得冷了，就大喊你们虐待犯人，这么冷不让人回房间。
有一天，熄灯哨吹过了很久，哨兵一直不调低我房内的灯光，灯光照得我无法入睡。我几次报告，无人理睬，于是我拿起大棉鞋，跳起来朝屋顶的灯罩砸去，一连砸了几次，直到把灯罩里的灯泡砸碎。一会儿管理员进来，一句话没有说，把碎灯泡扫起来，换了一个新灯泡就走了。这一段时间里，我不时地威胁他们说，你们再虐待我，我就把你们窃听的丑事都抖露出来。这一切我都是自言自语地用俄文说的，我相信他们都听明白了。这样，对于监狱当局来讲，我的确是一个危险分子。
出狱后我了解到，当时监狱当局给中央专案组写了一个报告，说阎明复疯了。
他们担心我会揭露他们，只得宣布我有神经病
1975年春节后有一天，在放风场上，我正在散步，突然看见管理员走到天桥上来了，这是不寻常的事，以往放风的时候只有哨兵在天桥上来回巡视。管理员一边走一边往下看，走到我的上面时，大声地对我说，你有精神病，不要乱说乱动！我也没有理睬他，继续在放风格子里散步。管理员说完也就走了。事后，我反复琢磨，这意味着什么。我想这可能是一种防范措施：我不是说过吗，你们不要虐待我，否则我会把你们这一套窃听窃视的做法都抖露出来。他们真的担心我会揭露他们，所以采取了宣布我有神经病的措施，这样，今后我即使再怎么嚷嚷什么，别人也不会相信。
但是事态继续发展。过了一两天，管理员打开囚室的门，走进来对我说，把东西都带上，换房。于是我抱着被褥和所有的书籍跟着管理员，到另一幢监狱楼。我的囚室在一楼，还是一个窄小的房间。我把被褥铺好后，囚室的门打开了，走进来两个人，一男一女，都穿着白色的大褂，看来是医生、护士。
医生叫我坐在床上，问我年纪有多大了，身体怎么样。特别问到最近脑子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我说没有什么，一切都正常。医生又进一步问道，你是不是有精神病？我笑了起来说，我怎么会有精神病呢。医生说，精神病人没有一个承认自己是有精神病的。谈话就结束了，我也不太在意。
这时从走廊里传来一阵阵嘈杂的声音，有人在大声地喊叫，有人在哭，有人在笑，哨兵也不管。我这才意识到，是不是把我同精神病人关在一起了。想到这里未免有些着急，再一想，我着急也没有用，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吧。
从那开始，我被关在了精神病人的牢房。但是我知道，我没有疯，是他们害怕了。
强制对我进行电疗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医生打开门走进来，对我说，你脑子有病，我们给你治疗，你要配合，叫我马上跟他走。经过走廊，拐了弯，看见一排屋门上都贴着这个治疗室、那个治疗室的牌子，可能是一个门诊部。
走进一个治疗室，医生叫我坐在凳子上，前面的桌子上放了一台仪器，医生把两个连着电线的皮圈放在我的左右颧骨上，然后用胶布贴牢，接着打开仪器，我顿时感到一股电流冲入体中，四肢发抖，全身抽搐。我立刻用双手拔掉粘在脸上的电极圈儿，大声地喊道：“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知道我是谁？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翻译，你们这是要杀人灭口，赶快向专案组报告！”我这样大吵大闹可能把医生们吓坏了，怎么钻出来一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翻译？他们可能只知道送来的犯人疯了，并不知道这个疯子是何许人也。于是赶忙把我送回囚室，以后再也没有给我做电疗了。
多年后，同一位熟悉的精神科大夫谈起此事，她告诉我，通过电流使我身体极度抽搐的那台机器在医学上叫做“电休克仪”，目前在精神科的临床使用上也是非常慎重的。通常只是偶尔给刚刚入院的狂躁型病人使用，一定要给病人戴好牙托，垫好头部、颈部和腰部，防止意外情况发生。一般操作是将正、负电极放在病人的两个太阳穴处，瞬间通过电流，呈现短暂的抽搐，使病人处于深嗜睡状态，以缓解病情。这位专家说，将“电休克仪”的正、负极置于人体面部的颧骨处，通过电流造成身体的四肢抽搐以致痉挛，她未曾听说和见过。幸亏当时我本能地反抗，否则不知会有什么后果。
但是，从此以后，每天早上有两个穿白大褂的大汉走进囚室，叫我张开嘴，把一大把白药片塞在我嘴里，然后给我一杯水，叫我喝水把药咽下去，之后，他们还要我张开嘴看一看，确认我咽下去了，他们才离开囚室。我不知道他们强迫我吃的是什么药，只是服药以后很快就发困，眼睁不开，坐在床上一会儿就睡着了，一天到晚昏昏沉沉，似睡非睡。最大的苦恼就是不能读书了。好像报纸也不给看了，放风也取消了。除了三顿饭以外，从早到晚就是昏睡。这样大概持续了两三个月。
对我进行强制“治疗”达三四个月之久，所幸1975年4月我终获出狱，否则一定会死在秦城监狱。
本文节选自《阎明复回忆录》一书 来源：微信号“北京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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