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小六九
作者：张杏彦
提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会提起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上山下乡。提到上山下乡，就会提到“老三届”。“老三届”是指六六、六七、六八届的毕业生。那么六九届呢？其实六九届也含在其中，也有说是“老四届”的。
当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来时，我们小学即将毕业，中学还未接收。我们又在小学滞留了两年，这两年仍由所在小学管理。十三四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呢？似懂非懂，没有学上，没有书看，没有像“老三届”那样参加组建红卫兵，搞大批判，大字报，大串联等等。除了偶尔到小学校里参加些活动外，我们在家就是疯玩儿，一玩儿就是两年。
我们在小学整整呆了八年，中学只呆了一年，在历次填写履历表时，我都这样写：
1960年9月——1968年8月北京白家庄小学1968年9月——1969年8月北京第八十中学不明底细的人还以为我在小学蹲班两级，在中学没有毕业就辍学了呢。
在老三届里，我们排在最后，有人称我们为“小六九”。“小六九”叫的顺口，听的顺耳，可是个中之苦只有“小六九”们自己知道。
刚刚进入中学的小六九
一九六八年九月，在党中央复课闹革命的指令下，我们和七0届学生同时迈进了中学大门。
当时别看我们年纪小，但是极其封建。男女生是从不说话的，认为男女生在一起接触就是流氓，坏学生。每班分六个小组，教室的座位男女小组是挨在一起的，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只要谁先进教室就把桌子拉开，双行三组变成六行单组了。教室里如有女生在，男生就不进教室了。该上课了，不进不行了，他们就在门口挤成一团，嘴里喊着“一二三”一起涌入教室，女生就偷偷的笑。
在中学，虽说是复课，但没有课本，没有教材，主课只有政治、外语、数学。政治学习毛主席语录，外语学了英文二十六个字母，数学学了正负数。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参加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政治活动。还参加了多种多样的劳动，我们曾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学工一个多月，又到北京近郊东坝参加三夏劳动，紧接着又去怀柔莲花池学农，说是去一个月，结果半个月就被学校召回，参加毕业分配。
毕业分配的去向是云南、内蒙、黑龙江三大生产建设兵团，我们这届分配的宗旨是“一片红”，统统全走，没有插队的，没有留京的。我的头脑当时很简单，简单的就如同一张白纸。前边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插队都走了，我们别无选择，晚走不如早走，早走还落个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呢，我当时最先报的名，去什么地方呢？听说第一批去黑龙江，第二批是内蒙，不管是哪儿，我要第一批走，所以就报名去黑龙江。
来校招“兵”的人，让我们排队围着操场走一圈，一个班连着一个班，队伍长长的，他们在主席台上检阅，大概是看看我们里边有没有残疾人吧。我们大多十六岁，，个别早些上学的只有十五岁，有的小女生体重才八十来斤，记得外班的一个女同学穿的条绒衣服上，两个兜儿一边绣的小猫，一边绣的毛线球，满口的娃娃腔，简直就是一个大孩童。
我们脑子里灌满了“革命”的大口号，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想大干一番革命事业。就这样，我们这些小学文化水平的年轻人，戴着“知识青年”的桂冠，喊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口号，于1969年8月26日乘上北去的列车，驶离祖国的心脏——北京。这一去，就是人生旅途的九年漫长之旅。
到了边疆，我们分在了一师一团，地处黑河地区。一师在全兵团排头，一团又是全师排头，这意味着我们所在地区是最北最冷的。在一团又有山上连队和山下连队，山上山下虽一字之差，节气就差了半个月呢，说明山上的冬季更冷。在山上的连队还有老点儿和新点儿之别，老点儿是老连队，新点儿是新建连队。我们被分到山上的新建点儿，这又意味着是个更艰苦的连队。
团里把我们班的男生与另一个班的男生互换，这是领导防止我们早恋的一个手段，这样一来，本来就不熟悉的同班男生很快就被我们淡忘了。全团每个连队都是这样的，同班的男女生没有分在一起的。我认为上边这么做根本就没有必要，由于从学校带来的风气，我们北京知青男女生是从不主动说话的，这种状况长达两年之久。
先于我们一年来的哈尔滨知青和上海知青已经打好了一些生活基础，最最苦的日子由他们先尝了。但记得我们刚到连队时的生活依然很艰苦。男生住的是马棚，南北两趟大通铺，木板搭在木架子上，就是床了。女生住的一间砖房，有五六十平方米的样子，住着五十多人，分上下铺，挤挤叉叉的。好在入冬时新房盖好了，男生搬出了马棚，我们也稍稍宽松了一点儿。
到北大荒当年就赶上了水灾，粮食歉收。因为兵团是自产自销，自给自足，所以只能吃捂了的麦子磨的面粉，馒头又黑又粘，见不到蔬菜，人人饥饿难耐。我们还处在长身体节段，再加上劳动繁重，真是苦不堪言。
“小六九”们，个子小，文化低，又没有社会经验，而且不懂得团结，像一团散沙。我当时使出全身的解数，使自己融入到这个群体之中。政治学习，积极踊跃。遵守纪律，听从指挥。劳动中往往力不从心，我只能咬咬牙坚持住。我给自己下的定律是不争第一，但绝不落在最后。
到连队半年时，过北大荒的第一个春节。我们表面上乐乐呵呵、打打闹闹，可背后想家偷偷哭鼻子的又有多少，谁知道呢。在春节的大会餐上，一个六九届大小伙子喝多了，旁若无人地大声哭喊：“妈妈呀，我想你呀-----”我们无不动容。
由于缺医少药，加上交通不便，我连北京战友卢玉兰，因患病几日高烧不退，从病到死从未离开过她的床板。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永远的去了，她的年龄永远定格在二十岁。我们用泪水送别了战友，并牢牢地记住这个日子——1973年7月8日。
北京男知青小崔刚到疆时，才一米五几的个子，和马站在一起，还没有马高。两年后竟长到一米七八的个子，请大家看看照片。
我们伴着风雨，伴着严寒，伴着苦累，伴着汗水和泪水，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成熟。个子长高了，身体长壮了，学会在艰难困苦中生存，掌握了各种劳动技能，在北大荒一干就是九年。在大返城之后，又从零开始，艰难地寻找着自己栖身之地、找工作、成家立业、养家糊口……一切都比别人慢了数拍。当然了，六九届个别的佼佼者除外，我指的是我们这个群体的大多数人。
可是我发现，与老三届们比，不论从哪个方面，我们与他们都有着很大的差距，不只是差在知识的缺失上，差在哪儿？有种说不清的感觉。在老三届面前我们是永远的“小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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