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女作家丁玲：跌宕起伏的一生
丁玲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女作家之一，她跌宕起伏的一生，始终与政治、文学、爱情相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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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
陈明与丁玲
编者按:陈明，原名陈芝祥，江西鄱阳县人。1937年5月．20岁的陈明风华正茂，奔赴延安成为抗大十三队的学员，不久结识了当时已是著名作家的丁玲，那一年丁玲33岁．经过5年曲折恋爱．陈明和丁玲终于走到一起，开始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风雨姻缘。 从与丁玲一同经历的西战团、整风审干、晋察冀边区土改，到反右蒙冤、遣送北大荒、“文革”中的7年牢狱生活……陈明始终无怨无悔。无怪丁玲临终时对陈明说：“你太苦了！”并嘱咐身边人：为陈明找个老伴！透过陈明的眼睛,我们得以更近距离地看到作为20世纪中国文坛颇具才气的女作家丁玲的内心世界。
“倒追”成就一段姻缘
我认识丁玲．是1937年8月在西战团（“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简称）的第一次会议上，她穿着军装，打着裹腿，系一根皮带，我没有产生特别的印象。后来熟悉了，丁玲告诉我，在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的演出中，看到我扮演的伯惠尔，便知道了我。
陈明与丁玲
1938年夏天，西战团奉命凯旋延安。我和丁玲都去马列学院学习。当时，关于我和丁玲的传言很多，说丁玲爱上了一个小丈夫等等。我听了很不高兴，但也不在乎，丁玲更不在乎，她鼓励我：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我也表示，为什么男人年纪大．女人年纪小就行，反过来就不行？我们就是要反这个封建。
我和丁玲结婚的时候，柯仲平问我说：你们年龄相差这么大，行吗？还在上海读高中的时候，魏金枝老师带我们去富春江游玩，在船上，同学们谈起各自的恋爱观，我说我最讨厌娇滴滴、花枝招展的女孩，坐电车碰到这样的女孩，我也不让座。漂亮不漂亮在其次，…隋人眼里出西施”嘛，关键是心要正，思想要一致。所以，我在西战团里对丁玲这样热情、直爽的女性很有好感。她对我那么悉心照顾，我在心里把她当作姐姐一样，虽然朦胧中觉得她对我的关切超过了一般的同志关系．但对于成为事实上的恋爱关系，说实话，我还没有心理准备。
直到有一次丁玲对我挑明了,才在我的生活、情感上产生巨大的影响。那是在一个小饭馆里，我们坐在炕上，我说，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我：我们两个行不行呢？我听了吓了一跳。事后，我在日记中写道：让这种关系从此结束吧！她看到后，说：“我们才刚刚开始，干吗要结束呢？”其实，我的考虑并不因为她是名人，地位比我高，也不是因为她的年龄比我大．而是我思想上压根儿没这个准备，只是觉得她的经历比我复杂．过去的生活道路不一样，将来能不能搞到一起，我没有把握．
1939年9月我离开马列学院，去了烽火剧社。队里有个女团员叫席平，她对我很好，那时我对与丁玲建立恋爱关系还有顾虑，于是我们俩好起来。1940年秋，我和席平结了婚。婚后，我很快感觉到无法欺骗自己的感情，我依然思念着丁玲，于是我制造一个借口，提出与席平离婚。后来我内心常责备自己把痛苦都给了席平，这对她是不公平的。对席平，我始终怀有负疚的心情。
那段时间，丁玲委托她的亲戚，把自己的两个孩子祖林、祖慧，从湖南接到了延安。丁玲和我谈起，准备把祖慧送到托儿所，祖林比较内向、不活泼．问我是否能把祖林带到剧社去？我同意了。那时我是烽火剧社大队长，有自己的宿舍，晚上祖林可以跟着我睡。祖林在我那儿呆了一段时间．后来丁玲把他送到保育院学校去了。我与丁玲在结婚前就有过这样一种特殊关系，我带祖林似乎是我们的家庭关系的预演。
我和丁玲是1942年在蓝家坪文抗结婚的。我们结婚没有张扬，没有请客。我与丁玲的结合，有些朋友对我们的关系能否长久表示担心。我知道．自己不应该也不可能再有变化，丁玲是值得我用我的一生去爱的。我欣赏她的为人，她在西战团的工作，她一生的创作，我希望她能不断取得成功。她是个热情、正义、直率的好人，她并不总是那种男性化的风风火火，她也有女性妩媚的一面。
结婚后，我们没打算再要孩子，怕妨碍工作。我对丁玲说，我没有当过爸爸，也当不好这个角色。在孩子问题上，我的观念是不顺从封建传统的，我对祖林、祖慧视若己出。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生活中长出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各解放区迅速开展了土地制度改革运动。我们也积极要求参加农村的土地改革，来到晋察冀边区。
在辛庄的时候，我们住在一家地主的院子里．主人住在朝南的北屋，夏天门口挂着竹帘。我们在南屋坐着，见大门进来一个女孩子，十五六岁的样子．看上去很活泼，穿着一身很薄的花洋布衣服．经过我们的门口往上屋跑过去。丁玲立即抓住了这个人物的形象。她很快想到，这样的小姑娘在土改中将会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是斗争，是团结，是教育，是不管不问？这就是后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黑妮。
东八里靠近铁路，在那里，人们告诉我们，某某是富农。是不是富农，我们就看他家有几亩地，雇没雇人，自己劳不劳动。如果他自己劳动，就是富农而不是地主，我们就叫他到台上表态献地。他踏着双破鞋，衣服也不整齐，走上台，把裤带解下来给大家看，裤带都是断绳子接起来的。我们一看．觉得他生活这么苦，不能算富农，不能把他推到对立面去，小说中也以这个人物作为原型。。 我们到的第三个村子，是河北涿鹿县的温泉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叫暖水屯），这个村子的土改是由我们做主，所以在这里呆的时间比前两个村子要长些。分浮财时，我们要求村干部要谦让，把好房子、好地分给最贫苦的农民。
在涿鹿县，我遇见两个土改干部，觉得他们夸夸其谈，空话连篇，干不了多少实际工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了一个开了6个钟头的会，从中可以看到这一类人的影子。小说中的文采，周扬说这个人物写的是他。文采是上海大夏大学的学生，周扬也是大夏出来的，似乎有周扬那么一点作风，但不完全是他，或者主要方面不像是他。丁玲也没有把文采写得不可救药，认为也是应该到群众中去接受教育。
我们认为土改不仅是农民物质上的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更重要的是翻心，翻身不翻心，土改成果就不会巩固。这就是为什么丁玲离开石家庄以后，还打算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写经过土改后的农民怎么样根据土改的经验，在与国民党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写作动机。
丁玲就在这时开始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间大约在1946年的11月初。我在屋子里砌了一个火炉．这样丁玲写作时，后背还可以靠着火炉取暖。
艰难岁月，北大荒安下家
1955年，一阵政治上的疾风暴雨突然降临到丁玲头上。年底，她被无端地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黑头目之一。1957年，丁玲和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我也被戴上右派帽子。在等候接受组织处理的日子里，我们有精神准备，不管到哪里去都不害怕．都不亏心，只要让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今后我们怎么办呢？我考虑：过去丁玲是以写作，以文艺活动与社会发生联系．反映她的社会存在。现在呢，我们被开除党籍，被踢出文坛，自然想到了去东北，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改变我们的社会存在，改变我们跟社会的联系方式。这个想法很自觉，也很坚决。
对我的处罚决定先下来了——到黑龙江密山监督劳动，三天后到北京郊区双桥农场报到。那时我唯一考虑的是丁玲怎么处理？我当然不放心把她一个人留在北京。我和丁玲仔细商量，理智而冷静地决定：我先到东北去探路，看看那里环境、气候怎么样，她再请组织批准，随后也去东北。我们约定，这宝贵的三天，谁也不掉眼泪，积极做好行前的准备．我痛痛快快地走，她安安心心地留。谈定以后，我们照了一张合影，离别是痛苦的，但内心却是坦然的。
那时到北大荒，真有点开天辟地的气概。我被分到宝清县853农场．参加新建生产队劳动，打井、盖房子，干从没干过的活。丁玲1958年6月到密山，在王震同志亲自过问和安排下，7月初，她和我一起到汤原农场，在北大荒安下家。
丁玲在北大荒劳动
我们在农场从没怨言．我跟工人一块儿从头干起，在工人群众里面，我们处得很好．群众对我们也都很好。有一回，各个生产队要出墙报，丁玲在畜牧队，我在生产二队，我们自己编，编好了，装潢得很好，我们那时订了一些《人民画报》，我们搞两个时代的对比，把画报上的一些照片剪贴下来，再加上自己的东西，丁玲画的画。墙报都搁在露天地里，到了半夜下雨了，我跟丁玲说，我们的墙报还在露天呢，别让雨浇湿了。我们俩就起来去把墙报搬到屋子里。我们去抬墙报的时候，查哨的用电棒一照，怀疑我们要搞破坏，就去报告了。农场的警察把我们带到办公室，丁玲给他们解释说，你到我们房间去看，我们的床铺、被子都还是热的，刚出来，就是因为下雨了，怕把墙报淋坏了。
在农场，我跟丁玲的粮食标准每人每月31斤，我们吃不完。到地里干活，大家都是自己带去的中饭，开饭的时候，是我吹哨子，我看到一个工人，河南人，用一个小手绢包着四个小馒头，他的眼睛都浮肿成了一条线。他吃不饱。我看了这个样子，就跟丁玲商量，把我们多佘的粮食，支援他一些。有一次丁玲和一些姑娘们下地摘野菜，预备过冬给鸡吃，碰到大雨，淋湿了回来，还是高高兴兴，一点儿也不担心要着凉的。所以说，我们的精神状态非常健康。
当然，刚去的时候，我们要过生活关，这里面的曲折多啦！首先精神不能垮，我那时40多岁，丁玲比我受的伤害多，年纪比我大，我得照顾她。我觉得北大荒的空气好，对她的身体有好处。我想，只要有人能呆得住，我们就能生存。
劫后重逢，甘居山野度晚年
陈明与丁玲
“文革”时期，我与丁玲被关进秦城监狱，一关便是五年。1975年5月的一天，管理人员严肃地对我说：“中央决定将你释放。”我便脱口而出：“丁玲呢？”那人回答：“丁玲，没有发现新问题，在狱中态度好。因为岁数大了，身体有病，中央决定不再分配工作，安排她到山西省的长治，每月给80元生活费，国家养起来。”我还在迟疑，那人接着说：“你也到长治，你们两个一起去。”
1975年5月22日，我到嶂头村时，已经是傍晚了。丁玲先一天已经到了，她从住的地方走出来，走到大门口，我们见着了。我们分别已经六年了，劫后重逢啊！我一看，她老了，讲话声音也老了。丁玲第一句话说：“哎呀，这个地方好！”我说：“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好！”我们俩就紧紧握着手往屋子里面走。
长治市革委会的人把我们交给公社了，让我们先住下来。当天晚上我和丁玲没有畅谈，我们很累了，只是谈谈相互的身体，丁玲也不希望一下子就诉她的那些苦处。我们暂时住在一个姓李的社员家里，当时什么都没有。
大概是1976年底的时候，有一个保管员告诉我们有一处房子，叫我们去看看。部是一所大宅院，就在我们原来住的房子的后面，有三间房，前边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还有几株苹果树、核桃树。原来的房主老两口都死了，现在房子空着，大队当储藏室。我们看了，对这里的环境很满意．找到大队的干部说，你们别给我们盖新房了．就把那三间房修一修，我们就住这个地方，这样，不需要太多的木料，也不费太多的钱。
我们原来的房东有一个是看风水的，听说我们要搬过去，说那个房子风水不好，大门对着后墙，后墙角上是个缺口，气都跑了。还说，你们老两口住过去不安全，遇见小偷强盗就麻烦了。我就和他开玩笑说，我们都是有晦气的，现在对面是个缺口．大门正对着那个缺口，我们的晦气就从那个门走了，挺好的。我又说，至于安全问题，我离你们的后墙很近嘛，将来我们想办法，从你这个后面搞一个通道，把咱们两家连起来，就没事了。其实我们的考虑是，如果万一有坏人进来，他要什么就拿什么就是了，我们本来也没有什么东西。
1977年8月，房子修好了，在原有的三间房两边又加盖了两间。这样，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这五间房子都是北屋。中间的三间，两间作我们的活动室，平时我们两个人吃饭、听广播、看电视、接待客人什么的；一小间作我们的卧室，同时也是写作的屋子，当中放个小桌子、椅子，两边，一边一个铺，就占满了。墙角上生个火，火炉烟筒从天棚上一直伸到外面的客厅，客厅里就不用烧火了．再从客厅外面通过去，一直伸到厨房。我那个炉子是两个炉口，一个可以坐水，一个可以烤．不用时可以封住炉子，一天到晚我们有的是开水喝。有了苹果，搁上两个苹果，热的苹果挺好吃。新接出来的两间小房子，一间做厨房，另外一间，准备将来请个阿姨住那边。阿姨住的小间下面有个地窖，是我自己挖的，冬天可以储藏点白菜、土豆和水果。
我们自己在园子里也种点菜。我种了山药，丁玲有糖尿病，吃山药好。我们养了14只母鸡，一个大公鸡，丁玲过去在畜牧队养过鸡。我们买了铁丝网把它们围起来，墙角底下给它挖个洞，鸡要下蛋就到里面去下。
我们那个厕所通到外面的公共厕所，里面用砖头砌起来，可以用水冲。大队在山顶上搞一个水库．从那个水库通管子一直通到下面来，我们的新家就在马路边上，有一根管子通到家里来，我装在水缸里头，所以用水也很方便。我们是长治久安呐，想在那里长住下来了。
丁玲岁数大了，还要在家里写东西。我写了一首诗给她，她就躺在炕上，我念给她听：
满头银发胜少年，
药不离口心常甜。
泰山压顶步履健，
葵花向阳色更鲜。
太行山麓湘楠木，
笑迎春色满人间。
数不尽的风浪险，
一部春秋乐晚年。
结尾这“一部春秋乐晚年”，指的是丁玲还想要写完她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
丁玲逝世前后
陈明与丁玲
从1985年开始，丁玲的身体情况越来越不好，到了秋天，病重住进协和医院，我天天往医院跑，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说我是模范护士。我对祖慧的爱人周良鹏说，你懂些医学，医院这头的事，你多来照应。又对祖林说，作协那边的事，你多联系。蒋祖林夫妇是我们1979年回北京后，从上海调到北京的。蒋祖林原来留学苏联，是学习潜水艇制造的，因为受到他妈妈的牵连，回国以后没有从事军事工业，而是到上海去搞民用船舶制造。1958年我们到了黑龙江农场以后，蒋祖林从苏联给他妈妈写了一封信，就是丁玲在《风雪人间》那本回忆录里写到的《远方来信》。蒋祖林在信中说，要暂时与妈妈中止书信来往。这封信对丁玲的打击很大，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也是情有可原，完全可以理解的。1980年夏天丁玲和我去庐山休养，路过上海，住在衡山宾馆，蒋祖林、李灵源夫妇来宾馆看望，在这次见面时丁玲就对他们夫妇说了，要把他们调到北京来。祖林后来调到六机部，我们原来想把李灵源调到作协，给丁玲做秘书，但她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搞音乐教育的，她还是想搞自己的专业，所以一直到退休以后才来北京。
丁玲去世时，作协由鲍昌写丁玲的生平，这个生平的修改引起了一些争论。我提出，应该写上“丁玲是继鲁、郭、茅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有人就不同意。这个生平征求了刘白羽、林默涵的意见，最后由邓力群定稿。丁玲的治丧委员会我提出不希望周扬参加。有人说，不搞治丧委员会，我也同意不搞。我向习仲勋同志和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提出，丁玲遗体要盖党旗，我记得似乎李伯钊同志逝世时盖了党旗，后来中组部老干部局的同志答复我说，李伯钊同志没有盖党旗。
我和《中国》编辑部的同志一起商量，有人又提议说，那就给丁玲盖个红旗，上面写上大字：“丁玲不死--北大荒人献”。可是临时上哪里找一面很大的红旗呢？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同志说，他们那里有，一下子拿来了两面，缝成一块。找谁写这几个字呢？有人说找范曾，有人说找大康，就是康雍。最后决定派刘宇一去天津请范曾写。有位司机同志说：“为什么不能盖党旗？我带着，遗体告别的时候我给丁玲同志盖上，看谁来揭？”我制止了他。黑龙江农场总局来了4位同志，代表北大荒人给丁玲盖了红旗。作协印了很多讣告，据说寄了，但是遗体告别仪式结束那天晚上，邓颖超同志的秘书来电话告诉我说，对不起，邓大姐没有收到讣告，所以没能参加告别仪式，是看了电视新闻才知道的。
遗体告别之前，我还特地在《光明日报》登了广告：丁玲遗体3月15日在八宝山火化，因怕布告不周，特此奉告。那天新华社发消息说去了500多人，实际去了1000多人。那几天刮大风，我怕灵堂外面的挽联、花圈挂不住，被大风刮走，向作协提出来，要求他们想办法，采取措施，但作协说没办法。我就去找北京市副市长叶子龙，他和丁玲我们很熟，叶子龙批示，请天安门管理处帮助解决。天安门管理处就把原来开大会做临时厕所的大帆布拿出几块，把灵堂围了起来，搭了个棚子。中国现代作家排名早有一个公认的顺序，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艾（青）、丁（玲）、赵（树理），现在到80年代之后，有的人被捧得很高，超过了前面这几位，似乎太过。
丁玲去世了，我还活着。她走了，但她的事情没有完。过去我们承担着共同的事业，她走了，我的负担加重了，能力我也不如她，动笔时总有不少的困难。丁玲的事情很多，老搞不完，因为读者和研究人员还在关心她，关注着她，有的是要写文章，有的是要出版她的著作，我有责任对于这些读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一些帮助，做一点事情。比如，河北美术出版社来找我，要丁玲过去出版过的一本带画的儿童读物《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是写一个小红军的，1953年曾经由上海出版过，一下子印了20万册。河北想要重新出版。虽然这篇文章在《丁玲文集》里也收了，把文集给他们就可以了，但我还是费了很大力气，把1953年上海首次出版的单行本找出来，复印给他们，我觉得这样做才心安。
本文选自《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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