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阿诗玛”的悲欢（连载2）
永远的阿诗玛——杨丽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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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前未去过云南，是怎么和《阿诗玛》的主角杨丽坤认识的？”“你们是怎么结婚的？”“杨丽坤当时的处境那么艰难，你又是怎么考虑的？”……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想法，向我提出一连串类似的问题。遇此情况，我总是淡淡一笑，然后把话题扯开。现在，我写出多年来对之缄默不言的往事，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过上了安定的生活，而更主要的是，想让读者了解，在那令人不知所措的动乱里，一个名演员的遭遇，一个普通人的命运以及两者结合起来的一个小小家庭的酸辣苦甜。 ——唐凤楼
我同杨丽坤在朋友们的祝贺和关心中，开始了我们的爱情生活。我们谈文学艺术，也谈各自的经历。共同的情趣，在某种程度上相似的遭遇，使我们的心越靠越紧。
“想想小时候的事，真有趣。”杨丽坤有次对我说，“我在新村小学读书时，一次和几个小伙伴照了一张相。我的同学小徐说我最上照，像演员，大家竟附和起来。我发火了，把相片也撕掉了，还因此偷偷地哭过鼻子。因为我的理想是长大了当工程师。小时候，我很喜欢看书，零用钱差不多全都花在书上。有一次，二姐给我钱去学校交伙食费时，我在书店里看到了一套《格林童话》，我很喜爱，于是就把饭钱换成了《格林童话》。以后每天中午，我就悄悄地回家‘偷’饭吃。没几天，老师通知我，中午可以不用回家了。原来二姐得知此事后，又不声不响地替我付了伙食费。我二姐、二姐夫待人可好哩！他们工作很忙，平时我们没有什么接触，只是到了星期天，才能在一起。二姐夫喜欢游泳，这一天常带我们全家去海埂游泳。要是二姐夫有什么事，二姐就带我去看省歌舞团的表演。回想起来，这段日子我生活得最愉快。后来，我进了歌舞团。团里的领导专门派了一位同志照料我的生活，有些人知道我的姐夫是省委组织部长后，对我特别关心。但是不久，我的二姐和二姐夫就被打成了右派，搞到一个小矿山劳动去了。就剩下我一人在昆明，孤零零地没有一个亲人，昆明的家也没有了，团里也对我变了态度。对我‘特别关心’的人最先板起脸，好像我也是一个右派。那时我才十五岁，世态的炎凉使我更加不爱说话了。从此以后，我就拼命地练舞蹈，因为这就是我的唯一乐趣。过了两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王家乙导演，到昆明为《五朵金花》物色演员，我竟被选上了，电影拍成后，反应不错。这年国庆节，文化部安排我参加国宴。我做梦也没想到，我和敬爱的周总理坐在一桌，而且正坐在他老人家的对面！他亲切地了解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知道金花是由别人配音时，就慈爱地鼓励我学好普通话，以后演戏不要别人配音。这我一直牢牢地记在心里，暗暗地学习普通话，等到拍《阿诗玛》时，我就自己念台词了。”
不知不觉地过了一个月。随着交谈，相互间的了解也加深了。杨丽坤进歌舞团的第二年，也就是她十三岁的时候，随团到云南省的东川市演出。她参加的节目是藏族舞蹈《弦子舞》，这是她第一次正式登台。一出场，看到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人头，她就心慌了。在这个舞蹈的高潮时，她跳错了一个动作，先是一愣，接着便大步流星地跑进了后台。节目的演出只好中断……《五朵金花》拍成后，长春电影制片厂想调她到长影当演员，她考虑了好久，觉得还是呆在云南好，因为她热爱舞蹈这门艺术。1960年底，她和歌舞团的部分同志来到怀仁堂，向毛主席汇报演出。她跳了《白鹤鸟》，又跳《铃鼓舞》。演出结束后，毛主席上台接见演员。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说：“她就是演《五朵金花》的杨丽坤同志”……
长影代表团参加第二届亚洲电影节（左四杨丽坤，右四卢桂兰）
又过了一个月。我发觉杨丽坤有时谈吐顺畅，有时又会独自呆坐着，像是在沉思什么。一天，戴周的爱人小严抱着未满六个月的孩子来我们屋里玩。
“我来了那么多天，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杨丽坤逗着孩子问小严。
“他取的单名，叫戴戈。”小严说。
“这名字蛮好听的。”
“是老唐给我们取的，原先……”小严笑了起来，说：“原先戴周叫老唐取名时，老唐说：‘行，这样吧，就叫‘戴帽子’’”！
大家一下笑了起来。
“这里的工人都喜欢同老唐玩，他没有架子，又会讲笑话，常常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可是，他有次差点给摔死。”
“怎么个差点摔死？”杨丽坤立即打断小严的话。我连忙示意小严别往下说。
“没什么，爬山时不小心跌了一跤”我说。杨丽坤从我的脸色中看到了什么，便追问不舍。于是，我向她谈了我因一次设备事故受工伤的经过。
“那是1971年正月里的一天，我们照例在半山腰打风钻。大约是十点多钟，突然有人大叫起来，‘石头，当心上面的石头！’我抬头一看，呆住了！只见大大小小的石头直从山顶飞下，速度比人站在山顶往下扔还要快！那石头不是直落而下，而是沿着陡峭的山坡滚下一段后便向下斜飞出去。工地上一下变得乱糟糟的，大家争先恐后地往山下跑。我见那情景，跑也不顶用，于是就站着不动，干脆仰头看着以躲避飞下的石头。石头越来越多，像是下着一阵石雨。蓦地，我听见左边有人叫了一声，连忙转身看去，飞下的石头从一个姓唐的年轻工人头上擦过，把他的整个头皮掀了下来。那头皮挂在后颈上，头颅雪白的，刹那间鲜血涌了出来，小唐立即昏倒在地。我只离他二、三米远，欲助不能。正在此时，我的右边又有人叫了一声，我转身一看，一个姓梁的风钻工紧抱着大腿倒在一边……”
“隔了一阵，飞下的石头稍许少了点。那些年轻工人又开始往下跑。我原站着不动，觉得看着石头躲，要比乱跑安全些。谁知就在此时，不知谁撞了我一下，我陡地失去平衡，一下手脚朝天跌了下去。我站的地方离地面足有七八米高，而山脚下又全是采下待运的石头。跌到地面时，我的腰正撞在一块石头上。我一下浑身像抽筋，人不由自主地蜷缩了起来，动弹不得，但心里很明白，要是此时有块石头朝我飞来，我非见马克思不可了。”
杨丽坤凝神屏息地听着我说，眼睛睁得大大的，内心的感情一览无遗地流露在她那略带稚气的、五官端庄的脸上。
“后来有个工人从背后抱住了我，将我连拖带拉， 搞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们三人很快被送进矿职工医院得到抢救，但我和小唐都留下了后遗症。我每到阴天，腰就酸痛不已，而小唐因为严重脑震荡，则变得思路浑沌、言语不清。后来知道，这次惨祸是设备事故造成的。山顶上的风绳因接管头断脱，于是风力极大的压缩风便一古脑儿地把松石从山顶上吹了下来。”
杨丽坤听我说后，嘴唇哆嗦着，脸色也不好。我正说得兴起，本想再同她谈我文革中的遭遇，见此情况，赶忙住口。几天后，三姐告诉我，此后我每次上班后，杨丽坤总要站在走廊上，朝着采石场的方向凝望好一阵。
一天晚上，杨丽坤睡觉后，三姐说有事要同我说。我们便拿了凳子坐到路边。
“凤楼，你觉得丽坤怎样？”三姐问我。
“人挺好，我们也谈得来。”我说，“只是有时候，她一声不吭，好像有心事似的。”
“她就是这个性子，自小养成的。”三姐说：“丽坤对你也挺好。我们已在这里生活了两个多月，很快就要走了。我想，你们是不是就在这里领结婚证书吧。”
三姐的话使我怔了一下，因为太突然了，我一下不知如何答好，就像汽车陡地加速，坐在里面人难免要猛地晃动一下一样。三姐见我没有说话，以为我还有什么要考虑的，于是就转换了话题。
“我把丽坤送到大姐处后，准备就在石家庄好好检查一下身体。”三姐说，“这几年，为了丽坤的事，我的身体也搞垮了，常常头昏，流鼻血。1968年，歌舞团把她打成反革命关了起来，我听到恶讯后，立刻从东川赶到昆明，但是歌舞团不让我见丽坤，说她是现行反革命，是政治疯子，我争辩了几句无效，心一急，鼻血直流，一下昏了过去。自那以后，连续几年的奔波使身体就这样垮了。”
第二天，陈泽涛来我们这里吃了晚饭后，就约我去毛显述处。我们在坡度很大的土坡路上默默地、很费力地走了一阵。
“小唐，杨丽坤的处境我跟你谈了吧？”
陈泽涛突然问我。
“谈过，歌舞团给她安了个‘现反’的雅号，是吗？”
“这一点你总得要考虑，不知你内心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我一听就笑了起来。“你这个人，平常直来直去，今天怎么绕起圈子来，又是‘内心’，又是‘真正的’，我也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
“好，我直说。”陈泽涛随即说：“这个是不是影响了你们的关系？
“哪里的话！”我这才省悟过来陈泽涛绕圈子的用意所在，连忙说，“杨丽坤是不是什么反革命，我一点都不在乎，我自己就身受极左的害，怎么会在政治上歧视她。只要她愿意，我们以后就在一起生活，她身体不好我可以照顾她。夫妻之间只要有共同语言，就是天掉下来，还能在天地间找个缝儿透透气哩！”
“哎啃，我的老兄，不瞒你说，我这才放了心。”陈泽涛使劲地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说，“今天上午，你上班后，三姐找到我那里，说你在领结婚证书这个问题上犹豫了。她以为你有什么想法？”
“哪里”我说，“我没想到事情发展这么快，简直也不敢相信，我这终身大事就在匆匆的来去中决定了。”
“去登记算啦，你也三十了。三十而立，工作上立不起来，就先成了家再说。”
于是，我们又折回宿舍，同三姐商量起领结婚证书的事来。三姐的意思是不能让歌舞团知道，碍于杨丽坤的“政治情况”，怕歌舞团从中作鬼。结果我们商定了两条：一、此事不让云南知道；二、证明干脆由我写一张了事（因我是办事员，掌管着连队的大印）。
第二天上午，排工后，我的办公室里又安静了下来。我于是动手写证明：
董塘结婚登记处：
我连职工唐凤楼（男，三十岁，未婚），杨丽坤（女，三十一岁，未婚）自由恋爱，自愿结婚。
经审查，双方条件符合婚姻法有关条款的规定。特此证明。
望准予登记为盼。
采石连
我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随后拿出“印把子”“呼”地一下盖到了证明上，刹那间，头脑里闪过了两句对话：
“你这是利用职权！”
“不，我这是明媒正娶！”
证明写好了，接着便是办手续的向题。这个“董塘结婚登记处”实际上是一个人民公社的附属机构，矿里的职工要结婚也得到那里去登记。它在离矿十多里的一个小镇上。
记得是一个星期二的下午，杨丽坤午睡后，我们便去董塘镇。这时，早班的矿工未下班，中班的亦未上班，路上空荡荡的。我们慢慢地在公路上走着。
“凤楼，我们以后会好吗？”杨丽坤问。
“会的，肯定会好的。”
“你能不能说具体点？”
“要具体就说不上了。只是依稀地觉得，明天会很好的。我有时会认为明天的事是想
像不出来的，能想像出来的就不是明天的事了。”
“你这说法很矛盾，”杨丽坤笑了起来，“又说明天会很好，又说明天的事是想像不出
来的。”
其实并不矛盾，只不过说明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把握。我说，“没有把握就会产生矛盾。”
“你可以当个哲学家，”杨丽坤笑着说，“不过，只是个蹩脚的哲学家。”
“矿山的生活你习惯吗？”杨丽坤问。
“还可以，刚来时不习惯，现在也适应了。”
“凤楼，你要是一直在这儿工作，专业用不上怎么办？”
“那也没有办法。我所能做的，只是业余时间，抓紧学习，用不用我的专业，就不是我考虑的了。”
杨丽坤叹了一口气，刚才她脸上那柔和的笑容已无影无踪。我意识到，该转换话题了。我想起了一件有趣的往事。
“1965年，我们在农村搞‘四清’。一次，工作队要我负责东南片的干部学习。那些农村干部当时是挨整的对象，心情很沉重，所以会议的气氛很拘谨、紧张。会上没人发言，这种会能有什么结果？于是，我就休会了一下，让大家轻松、轻松。当地人很喜爱摔跤，正巧我在中学时又是摔跤运动员，于是同一个年轻的生产队长摔上了。那知他倒地时，顺手一抓，把我的眼镜打出几米远，正落在房前的石阶上，玻璃碎了，架子也坏了。后来，工作队长见到我时，说：‘小唐，你真不错啊，你是完全地打破框框，放下架子了！’”
杨丽坤听了又高兴起来，在谈笑中，我们不知不觉地到了董塘。这是个小镇，仅几百户人家，逢单日赶集才会热闹。此时已近四点，镇上冷冷清清。我们找到了登记处。负责登记的是个五十多岁的人，黑黑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眼镜。他正操着一字一板的广东官话问着两位社员模样的年轻人：
“你们是自由恋爱的吗？”
“是，是自由恋爱的。”两位社员异口同声说。
“你们是真心同意结婚的吗？”
“是。”又是异口同声。
紧接着又是几个诸如此类的问题，像是审问一般，很有点法庭的气氛。过后便交手续费，他给填写两张结婚证书。轮到我们了。我恭恭敬敬地交上证明。他看了看证明，就问开了：
“你们是采石连的工人？”
“是的。”我们也是异口同声。
接着是和刚才一样的几个问题。不到五分钟，整个手续结束。几年来，我所遇到的工效最高者，怕就是这位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且又能操广东官话的老先生了。要是当时他问下“采石场怎么会有女工的？”我真不知该如何回答他。
我们愉快地往回走，谈着以后的生活，讨论着该把家安在哪里。不多会，我注意到杨丽坤好像显得很不安似的，像是考虑着什么问题。那神态叫人难以捉摸，从那脸色可以判断，她很想同我讲什么，但难以启齿。
“凤楼，”她终于开口了，“我对不起你，我瞒了你一件事。”
我被她的话直搞得摸不清头脑。“我的病还没有彻底好，‘幻听’ 还没有消除。”杨丽坤继续说。
“什么叫‘幻听’？”我不解地问。
“是一种病态，头脑里有人讲话。”
“你不都很正常吗，怎么还有‘幻听’？”
“因为我现在知道这是病态。要是发病了，我相信‘幻听’了，行动语言就听‘幻听’的指挥。”
我的头像被什么击了一下，耳边嗡嗡作响，脑子空空的，心里感到一阵难受。杨丽坤见我没哼声，轻轻问了一句：“你后悔了吧？”我见她脸上那难言的苦衷，更增加了心中的苦痛和对她的同情。
“没有，”我立即说，“我是在想，害人的人该断子绝孙！”
我们默默地走了一阵。时近黄昏，远处的群山像带着淡淡的凄楚隐进了薄暮，而背后的夕阳却在我们面前投射出长长的身影。两个影子连接在一起。在坑坑洼洼、铺着沙子的公路上慢慢地向前移动。
“凤楼，”杨丽坤突然说，“我们的事算了吧。让我妹妹给你，大姐会同意的。”
“哪有这样的事！”我立即打断她的话，“在我们跨出那间房子时，法律上就承认我们是夫妻了。”
杨丽坤叹了一口气，低着头不作声。
“小九，你别多想。既然病还没有好，那就先到大姐那里休养，以后我们再到上海去举行婚礼。你身体不好，家务事我可以多做。夫妻之间只要真诚相待，日子就会过得和睦兴旺的。”
杨丽坤眼里含着泪水，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凝视了我好一阵。我则看着她那张因病魔的摧残变得灰黄、而又依稀可见往日风采的脸，想起了陈泽涛对我说的话：“她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受尽了迫害，但从未因此流过一次泪……”
杨丽坤默默地点点头，然后说：“凤楼，以后‘幻听’没有了，我该有多少话要跟你说呵！”
我们回到宿舍的时候，三姐正站在门口等我们，脸上挂着焦虑的神色。
“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三姐责怪地说，“把人都等得心焦了。”
晚上，我们把相好的几位朋友请来，简简单单地庆祝了一下，权作我们的订婚仪式。
一个星期后，三姐带着杨丽坤去大姐处。我们在韶关呆了一天，住在矿驻韶关办事处的老胡家里。第二天，下起了暴雨。晚上九点多钟，我同老胡一起把三姐和杨丽坤送到车站。
就快检票进站，候车的人骚动起来。
“凤楼，这两个月你破费了，没钱用了吧？”杨丽坤说着把一百元钱塞进我的手里，“你工作很辛苦，伙食别节省。”
我不肯接受杨丽坤的钱，她说什么也不同意。开始进站了。杨丽坤和三姐登上了火车。
“你伙食千万别节省！”杨丽坤从车厢的窗口探出头来对我说，“还有，一定要注意安全！”
火车慢慢起动，杨丽坤含情脉脉地向我挥着手。
“一到大姐处就来信！”我跟着火车跑了几步。列车在加速，车厢里的灯渐渐地变成了一条不断的光柱。就这样，在一个大雨傍沱的夜晚，我和杨丽坤在广东粤北的一个火车站上，依依暂别了。
杨丽坤走后，我陡地从理想中又回到了现实里，那深埋在心底的，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也随着消失。以往的遭遇和坎坷，使我心里滋生了一种孤寂与烦闷，希望和悲观交集的复杂情感。
“难得从山沟里出来，明天在韶关玩一天再走吧！”老胡一个劲地挽留我。
我本无玩的雅兴，鉴于老胡的盛情，于是决定玩半天，第二天下午搭班车回矿。当时正巧省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在韶关举行，第二天上午，老胡便陪我去看球赛。哪知刚进球场没几分钟，便飞来横祸！杨丽坤给我的一百元不翼而飞！
我闷闷不乐地回到凡口。当我跨进房门时，目光所及，使我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补偿：借来的炊事用具洗得干干净净，放在墙的一角，那是杨丽坤同三姐争着做的，书桌前的那张小藤椅上，多了一只圆的布坐垫，那是杨丽坤用她那双因药物反应变得不停地颤抖的双手很费力地为我缝的，箱子上叠放着干净的旧工作服，那是杨丽坤抢着给我洗的，用炸药箱做成的小书架上，书分门别类地、整齐地放着，那是杨丽坤替我整理的……这一切使我感到温暖，同时又感到惘然若失。我就这样机械地重复起往日单调的生活来。时有空暇，便自然而然地回想这突如其来发生的一切。一场灾难性的政治风暴把两个命运多舛的人卷到了一起，说不上是祸是福，是苦是甜。回凡口没几天，因为矿里管生产的头头盲目指挥以及勘探欠准，采石连宣布解散，从成立到解散，历时两年，耗资几百万。连里的干部重新安排工作，工人充实到采矿各个连队，仅留下四人留守采石连：电工老李，两个水泵工和我。我照例每天按时去办公室象征性地上班。
一天，我正在给杨丽坤写信，电工老李走了进来，他年近五十，中等偏高个头，背有点驼，像是被他那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弯的。他往门槛上一坐，点上廉价的大钟牌香烟，同我攀谈起来。
“阿唐，如果现在可以满足一个你的愿望，你提什么要求呢？”
“那自然是要求搞我的专业！你呢？”
“我？”老李先是“嗤”地一笑，继后没精打采地说：“我能要求什么？我只是希望活得下去，不要背债就可以了。”
他说完猛地抽了一口烟，然后又将烟慢慢地吐出来。白烟袅袅升起，像是从他那蓬乱的、像干柴堆似的头发里冒出来的。他那满是皱纹的脸在淡淡的白烟后面，看起来更加显得衰老。门外，在他背后不远处的碎石堆上，我瞥见了插在上面的标语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我们聊了刻把钟，老李便离去了。我望着他那由沉重的步履拖着的微驼的身影，心里久久地不能平静。
这天下午，我收到了杨丽坤的来信，信很简短：
凤楼：
你好！我已平安到达大姐处，请你不要挂念我。在凡口两个多月的生活，我对你有了一定的了解，你爱学习我很高兴，但你的脾气却使我担心，直来直去是要惹祸的！
我给你的那张《阿诗玛》剧照，望你不要放在玻璃板底下，还是收起来的好。不然的话，迟早会有人给你扣帽子的，我是被整怕了。
我很爱好电影艺术，但我可能再也进不了摄影棚了。我现在深深地体会到，某些东西，只有在失去了它的时候，才能真正领略到它的价值。 所以， 希望你千万别荒废掉自己的专业， 心境再不好，每天自习的时间也要保证，要不然你会后悔的。
暂就写这些，盼你来信。
祝愉快！
杨丽坤 1973年2月3日
我们频繁地通着信，双方商定四月份到上海举行婚礼。我因春节时探过亲，继又请过一次事假，再请假不方便。于是，凡口的朋友便帮我活动，设法争取个差事回一趟沪。又是陈泽涛，陪我找到机动科主管设备的老姚家，争取到了回沪催设备的任务。
回宿舍后，我立即把出差的事写信告诉大姐和杨丽坤，约定回沪后我即打电报给她们，她们接到电报后就一起去上海。我所以如此安排，是想回沪后争取时间张罗一下，尽可能把我那简陋的小屋子搞得漂亮一点。
我匆匆忙忙回到上海。父亲见到我高兴得什么似的，随即告诉我如何请木匠赶制了家具，如何拾掇整理了楼下的这间房间……原来家里在收到我同杨丽坤的结婚证书后已把一切准备停当了。把作新房的房顶和四壁用石灰水刷得洁白明亮，那套自产家具看上去，既不难看也不好看，但给人扎实的感觉。这布置，这家具，同我居住的环境倒是天成的和谐。我们这里全是砖木结构、带阁楼的两层小楼，歪歪斜斜，站在远处望，活像是一条正在游动的蛇。整个里弄显得狭小，拥挤不堪。在这个环境里，哪家捉了一只老鼠，半条里弄会陪着热闹半天。如今，我要同杨丽坤结婚的消息传出后，整个里弄都为之沸腾了。我儿时的朋友小朱跟我开玩笑，说：“你在我们这个城市贫民屋里放了一颗‘原子弹’！”
过了几天，我便去邮局打了电报。电报拍出后的第九天，这天午饭后我躺在床上看《李白与杜甫》，看着看着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母亲轻轻地叫醒了我，声音是激动的：“凤楼，丽坤来了！”我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杨丽坤含着微笑，正倚在门框旁。大概是走热了的缘故，她仅穿着一件湖绿色的衬衣，脚上还是一双有搭绊的布鞋，袜子也没有穿。她的身后站着一位年轻人，看上去和我年龄相仿，笔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那镜片后的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同杨丽坤十分相似。我连忙起床，把他们请进屋里。
“他是我大姐的儿子，叫焦黎明。”杨丽坤坐下后轻声地给我介绍。
“大姐怎么没有来？”我问。
“大姐夫心脏病又发了，大姐不能来了。”杨丽坤解释说， “所以让黎明陪我来了。”
“我妈妈的意见是不要办酒席，影响要搞得越小越好。”黎明悄悄对我说，“歌舞团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这件事，免得他们来找麻烦。”
于是，我们毫不声张地筹办起婚事来。 里弄里先是新鲜了一下，过了几天，大概见电影演员也没有什么特别与人不同的地方，新鲜劲头也就冷淡了下来，“原子弹”的冲击波平息了。
“凤楼，我带着五百元钱，你看给家里买点什么吧。”一天，杨丽坤对我说，要把带的钱交给我。
“不，不，”我忙说，“你留着自己买衣服。婚礼再简单，总不能穿一身旧的布衣服。”
我费尽口舌动员了她好几次，她才同意上街买衣服。一天上午，我的两位姑母请了假，和我一起陪着杨丽坤到附近的一家小服装店选购衣裤。杨丽坤对一些时髦的衣服并不感兴趣，只是随便地买了两件衣服，一套的卡衣裤和一件毛料的两用衫。
“给爸爸妈妈也买点什么好吗？”杨丽坤说。
“不用了，你留着钱自己再买些什么吧。”
“我不买了，够穿就行了。”
过后，我们又来到一家皮鞋店，她坚持着只买一双猪皮的丁字鞋，所有这些，就是杨丽坤结婚时的装饰。
“这已够好的了。”杨丽坤高兴地说：“我三姐结婚时就更简单了，她那时独自在东川工作，同三姐夫看了一场电影算是庆祝了一下，另外给我们兄弟姐妹写了封信宣告他们的婚事后，就开始了他们很和谐的家庭生活。”
“这倒也是。”我很赞同杨丽坤的说法，“夫妻生活靠的是感情，而不靠排场。”
就这样，1973年5月22日我们在一间简陋的小房里，以再简单不过的方式举行了婚礼。既没摆酒，也没请客， 仅仅家里几个人围坐着吃了顿晚饭，算是办完了终身大事。我们的事一办完，黎明匆匆返回石家庄，而我们则开始了多灾多难的夫妻生活。
结婚两个多月后，杨丽坤的情绪开始波动起来，时而如常人，时而则独自呆呆地坐着，像是在沉思默想着什么。我想起了所谓的“幻听”，也想起了杨丽坤以前对我说的，“要是‘幻听’控制了我，我就发病了”。起初，杨丽坤除了呆坐以外，每天还能同我聊点什么，渐渐地话便越来越少，独自呆坐的时间则越来越长。父母亲的脸上开始出现了愁云，我心里虽也难受，但竭力不表露出来。当时，各电影院正在放映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我在它的一切台词中找到了寄托和安慰：“只要心诚，石头上也能开花。”
就在此时，单位里来了电报，催我去济南求援密封圈和尼龙衬块。我同父母亲商量了照看杨丽坤的办法后，便匆匆去济南，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便办完了差事，第二天就心急如焚地往回赶。
我赶到家时已是午夜时分，刚刚敲了几下门，杨丽坤就在里面叫了起来：“谁呀？”
“小九，是我……”我在门外答道。
杨丽坤连忙起来打开门，高兴得什么似的。
“你没冻着吧？前几天老是下雨，上海这里变得很冷，你又没多带一件衣服，我真担心死了。”杨丽坤一个劲地说，“凤楼，我可挂念着你哩。哩，你饿了吧？我炒蛋炒饭给你吃。”
“行，你炒吧，我先洗把脸。”
我洗完脸、脚，杨丽坤把饭也炒好了，还特地给我炒了一盘香肠。饭很香，只是香肠糊了。暗红色的香肠炒成了焦黑色，像一段一段的木炭似的。杨丽坤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我也笑开了。这木炭似的香肠嚼起来虽是一股焦苦味，但却叫人感到了小家庭的温暖，而我更感高兴的是，杨丽坤还没有完全被“幻听”控制。
又过了一个月，单位里突然接二连三地发来加急电报，要我迅速回矿，电报的署名是“矿政工组”。这使我疑惑起来，我是代表机动科出差的，往返的事当是由机动科来安排，再说我虽在矿政工组搞过宣传，但同矿的政工组却从未打过交道。
“会不会是重新安排工作？或许是让我专业归口，调到其他什么单位去？”我百思不得其解。
以后的几天，加急电报仍接连不断，要我回矿的口气也一封比一封重。这情景使我自然而然地把电报同杨丽坤联系了起来。我不敢把自己的想法对杨丽坤实说，只是告诉她，按矿的惯例，出差两三个月得回去汇报一次，我没有想到，这样的做法竟成了我以后必须默默地咯守的“法则”，凡有高兴事，必告诉杨丽坤，让她同享其乐，而遇不愉快的事，则必须闷在心里，独自慢慢地消化。
杨丽坤见我准备回矿，有点焦虑不安起来。我不知道如何来安慰她，但心里很清楚，我的离家对她那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肯定是打击。至少在她需要同人聊天以倾吐心中的郁闷时，没有谈话的伙伴。杨丽坤喜欢文学艺术，而偏偏我的双亲对此一窍不通。我又拖了几天，矿里大概等得不耐烦了，最后拍来了一份措词很重的电报。
“小九，不能再拖了，我得马上回矿一次。”我心情沉重的说，脸上装得很轻松。
“那你就去吧，到了那里争取早点回来。”杨丽坤脸背着我说，她的难过，我强烈的感受得到。
在我离开上海的那天，杨丽坤和表弟把我送到北站。当火车徐徐开动时， 她脸上没有表情，只是呆呆地望着我，手不停地挥动。
第二天，我刚下回凡口的班车，就见毛显述推着一辆自行车，在不远处等着我。
“接连不断发电报催我回矿，是为了我和杨丽坤的事吧？”我情不自禁地问。
“回去再说吧。”毛显述说着叫我坐到自行车的后架上，飞快地向采矿五村骑去。
一到毛显述家，我发现陈泽涛和其他几位朋友已等在那里。李振尧正在做饭。
“凤楼，先冲个凉吧。”毛显述平和地说。
“还是先谈谈吧。”我坚持着。
于是，我们在老毛的房里聊开了。
“本想写信给你，怕你万一不在，信给杨丽坤看到了对她的身体有影响。”毛显述慢条斯理地说，“再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所以我们就决定不写信给你了。”
“歌舞团来了个人，”陈泽涛插了进来，“说是要调查你和杨丽坤的关系。那人等了好一阵不见你来，前天才走的。”
“这情况我也料到一点了，”我说，“明天我就去政工组。”
“你注意，千万少提杨丽坤的姐姐，”陈泽涛又说，“云南那边一直在千方百计地找借口整她们。”
“这还用说。”我笑了，接着说，“这下我大概要从席子上摔到地板上了。”
晚上，毛显述留我在他们家过夜，我就住在他们屋后自己搭的一间小屋里。小屋四面透风，蚊子的嗡嗡声彻夜不停。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人眠，既感到惆怅，又感到温暖。
第二天，我去矿政工组。政工组的负责人老刘，精瘦精瘦的，他一见我便干笑着叫我在他办公桌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下。
“机动科的差事办完了？”他问，脸上的每个部位，除了那双小眼睛外，全都在笑。
“没办完，是你们打电报叫我回来的。”
“我们打电报催你回来，是因为云南省歌舞团来了人，不见你来，他先走了。”老刘慢慢地说，眼睛看着手中的铅笔。
我坐着不吭声，等着他的下文，老刘也没往下说，大概也在等着我开口。一阵沉默，办公室里顿时充满一种难堪的气氛。
“你同杨丽坤结婚了。”老刘终于又开口说起来，“他们想了解你们结婚的经过，你是不是把经过写下来，我们给他寄去？”
“可以，”我立即说，“下午就交给你。”
离开政工组后，我便回宿舍写“经过”，不消一个小时就写完了。下午，我把二百多字的“经过”交到政工组后， 便立即去机动科找老姚。老姚正在做计划，我简要地向他汇报了工作，然后又同他谈了家中的具体困难和希望能尽快回沪出差的想法。
“这情况我们知道了。”老姚笑着说，“你刚来马上就回沪，别人会有看法的。这样吧，我们的仓库前段时间管理混乱，你能不能帮助清理一下，清理完了再回沪出差？”
于是，我便到仓库同一些妇女家属工一起，清理起乱七八糟的仓库来。正当我卖力地清仓以能尽早回沪出差之时，诉说不愉快消息的家信，便一封一封地接踵而至。“……医生说可能是妊娠反应，引起情绪波动……”“情况严重起来了，她一早就出去，谁也劝阻不了，直到很晚才回来，有时呆呆地坐着，谁也不理……”“你无论如何得赶快回来……丽坤常常半夜起来洗衣服、洗头，已发展到整夜整夜地不睡了，有时还吵着要回昆明……”
我于是找科长，如实地陈述自己的困难，科长很同情我的处境，立即批准我回沪出差。领了证明和差旅费后，我便又匆匆返沪。
“这辈子你大概不会有空闲的时候了。”送我时李振尧蓦地说了一句。毛显述直向她使眼色。
心直口快的李振尧说得一点不假，从此以后，我便疲于奔命于二省一市之间，在政治上的兵荒马乱中，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我又回到了上海，上海还是一如既往地拥挤，街上满是人，满是车。在拥挤的车上经过了几上几下的挣扎以后，夜晚十点多钟，我终于到家了。我轻轻地敲门，房里没有动静。我再敲，并小声地喊：“小九，我回来了！”。我等待悦耳的“谁呀”，但是房里仍没有动静。我于是从包里找出钥匙，打开房门，随即心陡地一下沉了下来，房里空空的，床上铺着席子，被子收了起来，看样子已有好几天没人睡了。我连忙上楼，推醒熟睡的父母亲。
“丽坤去哪里啦？”我急切地问。
小楼里的空气像是凝结了起来。
“丽坤去哪里啦？”我又问了一句。
“回昆明了，走了没几天。”母亲说。
“怎么能让她走呢？”
“拦不住呀！”父亲也醒了，睡眼惺松地说，“你要是能早几天回来就好了。”
我默默地走下楼，独自理着床铺，百无聊赖地和衣躺在床上，旅途的疲劳虽未恢复，却毫无睡意。
“她独自回昆明该怎么生活呢？团里怎么对待她呢？”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在我的脑海里打起漩涡。猛地，我心萌一念——回昆明！
我以最快的速度办完了上海方面的差事，随后给机动科写了一信，要求请三个星期的事假去昆明。出乎我的意料，科里很快给我回了信，说是不用请事假，让我出差去云南。我心里明白，这又是朋友们帮助的结果，此时正是炎夏之际，上海正处在酷暑之中，我素来怕热，又赴昆心切，于是只穿着短衫短裤，便踏上了去云南的旅途。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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