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留守知青现状
一段疯狂、热烈的青春烂漫之后，他们以一种相对安静的方式留守在这片散发着麦香的黑土地上
2010年元旦前后的佳木斯市，气温降至零下30多摄氏度，隆冬的阳光疲软地照在厚厚的积雪上。位于郊区的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59岁的哈尔滨知青姜盈国面带微笑地在活动室里走来走去。
“我21，他22。”姜盈国指指旁边的北京知青陈平原，“我年轻。”陈平原张着嘴，嗓子眼里发出“吭吭”的笑声，口水顺着嘴角不住往下流。
姜盈国的记忆定格在他的21岁。
1975年的某一天，黑龙江友谊农场拖拉机手姜盈国上夜班。突然，拖拉机发出的轰鸣声戛然而止。“我轧死人了！”姜盈国闪过一个念头，仓皇逃离。次日，一起下乡的知青特意跑到地里去看，“哪来的什么人，明明是稻草。”但姜盈国坚持认为自己成了肇事者。此后，他整天念叨着警察要来抓他，接连数月不洗漱、不理发。几年后，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009年4月，转至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
这是一所俗称的“知青精神病院”，建成于2008年年底，目前集中收治了94名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等地的知青及知青子女。一段疯狂、热烈的青春烂漫之后，他们以一种相对安静的方式留守在这片散发着麦香的黑土地上。
赵印宝 北京知青
一张横幅让赵印宝的命运在上世纪60年代发生了裂变。
他记不得自己为什么写下“刘少奇万岁”。那个时期，人们“被接受”的五个字，本该是“打倒刘少奇”。
“就那么写了。”赵印宝挂着惯常的笑容，左手托腮，脑袋上扬，一副“混不吝”的劲儿。如今，这个63岁的北京知青只记得自己家住丰台，是属小龙的。高兴了，会说出一句俄语；表扬他两句，会再说上两句英语。
留守在宝泉岭农场十队的北京知青任友善，当年和赵印宝住在同一间宿舍。在他的印象中，赵印宝平时没什么劣迹，也不大讲话。唯一一次“犯浑”就是写下了那张“天杀的横幅”。
“在那个年代，这哪儿成啊。”留守北大荒数十年，任友善说起话来还是京味儿十足。
横幅贴出来两三个小时，赵印宝被抓走了，之后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还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由于是工人出身，又没查出更多劣迹，不久，赵印宝被放了出来。
回到农场后，他的日子照样不好过。任友善说，当时所有脏活累活都少不了赵印宝。一到批斗，他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活靶子”。“你注意到赵印宝的门牙了吗？那就是批斗时打掉的。”让任友善感到难以接受的是，“打手”往往由一起下乡的知青扮演。
受了刺激的赵印宝逐渐反常起来。任友善记得，某个阳历年前后，他们坐着斗车到100多里地外去砍树。正值北大荒最冷的时候，风在耳边呼啦呼啦地刮着，脸刺得生疼。为了挡风，知青们一个个都是后背朝前蜷缩着，只有赵印宝，居然敞着棉衣，面朝前方。
1973年，赵印宝由姐姐赵桂兰接回北京。在他的病历上，写有“自言自语、自笑、胡言乱语”等症状——“他说自己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和毛主席一起制定解放台湾计划，说包产到户是他制定的，还说自己是周总理的儿子。”北京安定医院对赵印宝的诊断结果为“精神分裂症”。
2004年，由于不堪重负，赵桂兰将赵印宝送回黑龙江农垦，纳入农垦医保，住进了农垦总局精神病防治院。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建好后，又挪到了这里。
上海知青薛鲁波则是1972年在浩良化肥厂因入党问题未能如愿，进而逐渐失眠、疑心大，总以为有人要害他。1973年，被家人接回上海后，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我父母都被人害死了，那个人，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在安养中心，薛鲁波的眼睛瞪得很大，几根长寿眉跟着乱颤。
“这些知青的患病因素很多，有在政治上受到刺激的，有因为返城回不去的，也有不少因为感情问题。”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精神科主任吴斌对患者的情况了如指掌。
上海知青吴庚妹的故事足以放进那些知青题材的剧本中。
1972年，和所有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年轻人一样，吴庚妹从灯红酒绿的上海来到了北大荒红卫农场。下乡期间，吴庚妹爱上了一起来的一个上海知青。在当地人的描述中，这是个长得很帅的小伙子，当老师。因为种种原因，吴庚妹一直把这份爱情埋在心里，埋得久了，生根发芽了，对方却并不知道。
1978年，小伙子跟着大队人马返城，吴庚妹却留在了农场。
留守下来的吴庚妹郁郁寡欢，不久，变得抑郁起来，并开始独自一人在农场溜达。大家暗地里说，这个挺漂亮的上海女人已经疯了。无奈之下，农场找了个叫汪世贵的单身汉照顾她。很快，吴庚妹和比她大27岁的汪世贵结婚了。一个老光棍找了一个年轻的女疯子，在人们看来，这算是桩不错的姻缘。两人婚后生了四个孩子，但只有两个女儿活了下来。
婚后的吴庚妹疯得更厉害了。而由于汪世贵本身就有癫痫，根本没办法很好地照顾妻子。
“那个男人很窝囊，对她不好。”留守在红卫农场的支边青年孙丁康回忆说，孙和吴庚妹是上海老乡。
之后，吴庚妹被送进汤原县精神病院，医药费由农场和她本人的工资支付。一段时间后，又转到了农垦总局精神病防治院。
汪世贵并不乐意妻子住院，他隔三差五地跑到农场去要吴庚妹的工资。红卫农场民政局局长李建军回忆，“吴庚妹每月二三百块钱的工资，医药费都不够。可老头不干，让农场把工资给他，他把吴庚妹带回家伺候。”
折腾了一年多后，2008年春天，汪世贵终于把吴庚妹领回了家。回家不到两个月，吴庚妹死了。“她是在街上溜达，被车轧死的。”孙丁康说。另一个浪漫的说法则是，吴庚妹死在了年轻时常去的白桦林中，死时一丝不挂。
2009年5月，汪世贵因病去世。
让人扼腕的是吴庚妹的大女儿汪远芹。如今，她和母亲一样，住进了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这应该说是遗传。”李建军认为。但坊间相传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汪远芹16岁那年，曾遭人强奸。
“我16岁的时候，就开始犯病了。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想不起来了，”这个27岁的女孩眯着眼睛，皱着眉头，“我爸说我妈死了，电死了。”
提起母亲的死，汪远芹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悲伤，她甚至完全记不清母亲的模样。如今，她更愿意留在安养中心，穿着大号的病号服，重复着一遍遍扫地，用手神经质地擦桌子。
张慧颖 北京知青
同样因感情问题受了刺激的北京知青张慧颖认为，自己到北大荒，以及现在在安养中心，都是为了“吃毛主席的饭”。她甚至坚信曾经一起来的北京知青们都住在这里，不曾返城。
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年代。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印着毛主席语录：“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自此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2000万名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年轻人们兴冲冲地奔赴黑土地、大草原、黄土坡、橡胶林。其中，54万人来到了白雪（去她博客看看）覆盖下的北大荒。
早在1947年，北大荒的建设就已然开始。最先进驻开垦的是10万名复转军人。从1959年开始，又有一大批支边青年，响应支援边疆的号召，屯垦戍边。这算是北大荒的第二代开垦者。
“其实当时之所以号召支边青年进驻北大荒，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要给之前来的军人们解决婚姻问题。”几十年后，黑龙江农垦总局有工作人员作出这样的解释。
北京知青任友善、赵印宝等人下乡是在1964年，算是较早的一批，但也归入了知青“上山下乡”的行列。
“一方面是响应国家号召，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到这儿来吃饱饭。”任友善记得很清楚的，是当年城市里的“低标准”——每人一天9两粮食，“吃不饱啊，再加上城里找不到工作。来这儿当农民好歹是个工作，总比饿着强，就这么来了。”
“吃是吃饱了，但那个历程简直不堪回首。”任友善记得，最先要适应的就是气候，“冬天冻脚啊，肿得老高。后来学会了，得买大鞋，往里面垫草、垫玉米叶。”还有一些苦是人为制造的，“比如收麦子，明明有收割机，但偏让你拿镰刀去割，社会主义小镰刀嘛。”
“下乡是为了工作生活上的事”“政治思想学习好，文化知识水平高”，安养中心的北京知青李大水经常自己一个人编些词念叨，动辄还会高声背上一段毛泽东诗词，唱几首红歌。1968年到859农场下乡的李大水，刚来了没多久，就从马上摔下来，摔成了脑震荡，此后经常自言自语，精神出现异常。
张慧颖至今念念不忘“割麦子”“种大豆”，“等我出去了还能割，我就是干活的命。”
“经历了‘上山下乡’，没有吃不了的苦。有这个心路历程，以后什么都吃得消了。”和大多数知青一样，任友善有着“劫后辉煌”的感慨。
真正让他难过的，是始于1976年前后的知青大规模返城。由于已经在当地安家，任友善只得留在宝泉岭农场，“眼看着农场空了，宿舍空了，心里也空落落的。但那时确实没办法，我身体不好，如果不在这儿成家，我根本活不下来。”
据《饶河农场志》记载：“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有3000多知青离场，造成了生产人员严重不足，不少生产队拖拉机没人开。”黑龙江农垦精神病防治院办公室主任宋斌透露，最终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有两万余人。
“我们这里的二三十个患者，和家人完全失去了联系。”安养中心精神科主任吴斌介绍，他们得的这个病，很多人家即便知道了，也不见得愿意来找，“父母在的估计会找，父母不在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要相对淡漠些。”
北京知青鲍丽丽就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刚从857农场送到安养中心时，鲍丽丽只有48斤。贫血、低蛋白，严重的类风湿更是使得她的手脚都变了形。吴斌介绍说，鲍丽丽发病据说是因为谈恋爱，最初治疗过一段时间。后来农场找了个人照顾她，给她吃的穿的。近些年，农场条件好些了，就把她送进了敬老院。在敬老院里，鲍丽丽摔成了骨折。
骨瘦如柴的鲍丽丽已经无法说话，偶尔，她会睁大着眼睛，从嗓子里发出含糊的声音。只能通过声调，判断她说的是什么。而今，她会说几个词，除了“吃西瓜”“吃香蕉”外，还有“海淀”和“回北京”。
吴秀菊甚至记不清自己的家在北京还是上海。“上海宣武区。”她抬抬眼皮。过一会儿再问，又会说，“一半北京一半上海。”
李启是在北大荒红星农场十八队下乡的北京知青。说是知青，但根据其断断续续的描述，他其实是被一个想要返城的知青骗来的，“他插队10年，想回城，说这儿好，可以过来种地，就把我换过来了。”来后不久，李启出现了一些精神异常的症状，病后一直由所在农场的一个职工照顾。2009年4月入住安养中心。
“军垦精神教会了我们踏踏实实做人，知青们带给我们的则是精神，他们告诉我们世界很大。”红卫农场民政局局长李建军记得，他的很多老师都是知青。
“我们刚来的时候，东边全是树林、草甸子，我们睡的是‘马架子’。”支边青年孙丁康捂着厚厚的棉衣，戴着毛茸茸的帽子，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在那个一片荒芜的年代，正是知青们给这里带来了现代文明，他们教会了当地人刷牙、用纸擦屁股。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永远留了下来，衣着打扮和当地人没什么两样，但乡音大多未改。
安养中心的知青们拼拼凑凑的记忆残片中，尚留着家的位置。
“崇文区。”李启一说，嘴角就往下耷拉，一副快哭出来的表情。而陈平原则会哆嗦着嘴唇，淌着口水，费劲地说“三里河”。
天津知青安俊芹一直念念不忘“大麻花”，“麻花好吃，比包子好吃。”这是个大嗓门，说起话来满口天津味儿。每天早上天一亮，她就扯着嗓子唱歌。安养中心护士长孙萍如果哪天没听见安俊芹唱歌，就知道她肯定是哪不舒服了。“是老师让我来这儿唱歌跳舞的。”安俊芹一心记着自己的“使命”。在安养中心的娱疗计划中，的确有不少文体活动和户外活动。每到这时，安俊芹和一个叫武春玲的知青子女就成了绝对主力。
北京知青潘金成也在宝泉岭十队下乡，和赵印宝、任友善是一批。尽管整日和赵印宝打照面，但两人根本不记得对方。他们共同的记忆，只有北京。“北京有公园、花园，有陶然亭、大栅栏、王府井。”潘金成掰着手指头说。
“想回去，但回不去了，车站没了，静止了，飞机也静止了。”张慧颖说这些话的时候，仍是笑靥如花。
护士长孙萍说，安养中心很多知青的记忆已经衰退到了几岁孩子的程度，“这样也好，那些最痛苦的回忆，倒是给抹掉了。”
安养中心的知青们平时罕有交流，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各干各的，或走来走去，或呆坐着，整整一上午，目光聚焦在某个点上。有时，那个叫李大水的北京知青会高声背诵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
任友善认为自己终有一天要回北京的，在北大荒待了40余年的他甚至从未把这里当成“第二故乡”，“从下乡那天起，我就有一个念头，就是回家。这地方再好上十倍百倍，我也想回去。”
上海知青薛鲁波的妹妹薛鲁英一心想把他接回上海。“我哥哥以前住在上海一家精神病院，农垦那边出医药费。住了十几年，每个月得花几千块钱。到后来农垦不愿意出钱了，就把我哥哥接到了佳木斯。在那儿住便宜，可是离得远啊，我们家人都不好照顾。”2009年10月，薛鲁英来到佳木斯，想把薛鲁波接回上海。一是为了转院，二是因为其父留下的老房子，写有薛鲁波的名字，需要带他回去做个公证。走到半路，兄妹二人发生了矛盾。最终，薛鲁英还是把哥哥送回了佳木斯。
“那个妹妹是假妹妹。”薛鲁波很肯定地说。但次日，他又换了种说法，“我妹妹一个月前已经死了，被人害死了。”
薛鲁英还是坚持要把哥哥接回上海。“上海医疗条件要好些，而且家属都在的呀。”至于医药费，她的意见是，国家应该出一部分，剩下的家里可以添点儿。
想回家的不仅是目前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甚至包括那些已故知青。当地人都知道虎林农场的知青墓，在那里，一块块小墓碑杂乱地排列着，朝着他们各自家的方向。
文/王晓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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