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黄土地的北京知青
在陕北，采访拍摄中给我最深印象的是那些仍留在这块土地上的北京知青了。无论是命运的捉弄，还是身体的残疾，如今他们仍生活在最底层，他们真正成了黄土高原的汉子、婆姨，他们是最平凡、最普通的老三届，生活的艰难、环境的压力，体现在他们身上，该是最典型的了。
王胜利在他半山腰的宿舍门前 黑明 摄影
在延安，找一个叫王胜利的北京知青，他是北京七十七中初中六七届毕业生，插队志丹县永宁公社腰子川大队。一次打柴不慎滚沟，摔断了右腿。我们是慕名而来找他的，《南方周末》发表过他的生活照，其中一段令人心酸的对话，使人震撼。问：“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答：“回北京到动物园去照大门。”问：“为什么?”答：“老虎有肉吃，我也有肉吃。”
当去实拍时，剧组专门给他买了五斤肉和几斤水果。问到这段话，他就是不愿承认，问急了，就说：“我说了也不能登在报上呀!”
他所在的延安汽车修配厂，效益不好，好几个月工资都发不下，他抖着自己的衣服说：“你看我像不像个要饭的。”不足 48岁的他，已是头发花白稀疏，牙也掉了。摄像机从窑里扫过，除了一台破旧彩电，纯粹一个贫民窟。
“1996年时日子才苦，上山挖野菜……”用他的话说，比插队时还苦。好在他精神不倒，侃侃而谈，一口京片子，头头是道。他的口头禅，先是一句“你不知道”，然后才开始说话。从中央电视台有多少个频道，到中国足球队连遭失败，没有他不知道、不关心的事。说到得意时，就说：“我也是当官的料呢。插队时给我官，我不干，我身体弱还受了伤，要当官，白天干活晚上还要开会，我哪能行，如果干，现在还不弄个县长干吗?!”．．．．．．
他的女儿蹦跳着回家了，此时的王胜利才露出难得的慈祥的笑容来。问她的女儿，“北京好，还是延安好?”女儿说：“北京好，北京是首都嘛!”
王胜利的女儿已是北京户口了，十几岁的小女子也颇有志气。说：“我到时把我爸我妈都接回北京去。”
王胜利听了，情不自禁地频频点头，一脸的自豪，一脸的幸福。
他的窑在半山腰，荒凉崎岖的小道，一路坎坷。送我们走，他送得好远好远。
李守泽和他有北京户口的儿子 黑明 摄
到延川县永坪镇，我们拍摄在公路道班干养路工的一位北京知青。工友们都喊他罗锅子，他的名字李守泽好像被人淡忘了。他1949年出生，是北京清华园中学初六八届的，插队到延川冯家坪。他背驼算是残疾，谁知也没躲过这上山下乡运动。住一孔还算宽展的窑，娶了陕北婆姨，生下一子二女，工资虽不高，比起一般效益差的企业，还算过得去。公路段因他能吃苦耐劳，还评过他先进个人呢。
虽然日子过得一般，儿子却长得壮实健康，两个女儿也水灵，我们几个不由得都感叹，陕北水土养人。他指着儿子笑眯眯地说：“儿子已是北京户口了。”问他还想不想调回北京，他说，这一辈子就留在陕北了，回去也没啥干呀!
李守泽是沿着这条路来到陕北的，现在他成了这条路的养护人，这条路浓缩着他的一生。岁月无情，生活艰辛，望着他弓腰驼背走过来时，我一下感到了无比的沉重，他的身影不正是整个一代负重的老三届人的象征吗!看着那满脸的风尘沧桑，以及憨厚的笑容，我感到心在打颤；握着他那关节暴突，粗糙有力的大手，我感到一种力量在激励着自己，这共和国的同龄人不就是一粒平凡的最不起眼的，愿意让人踏在脚下的铺路石吗?!
赵纯惠和他的丈夫及子女们 黑明 摄影
而拍摄至今还留在宜川县寿丰乡的赵纯惠时，更让我经受了一次强烈的感情冲击。赵纯惠，北京九十九中初中六八级，是一位能歌善舞、成绩优良的学生。1969年插队宜川寿丰，就是那一年，和她一起来的同学都回北京过春节了，她因为没钱，留在了边远的山村，极度的思念亲人，一下子使她精神分裂了，成了精神病。北京家里无力抚养，只能留在陕北，公社设法给她安排，让她嫁给了一个跛腿的残疾人。于是，她就这样被永远地插队落户了。
赵纯惠纳鞋底
赵纯惠 洗涮锅
赵纯惠被叫回来，在她头发全白的丈夫指挥下，一会儿洗涮锅，一会儿扫地，全是盲目地做着样子。邻居一位女伴拿来一鞋底让赵纯惠纳，她拿在怀里，竟然一改前面痴呆麻木状态，熟练地一上一下纳了起来。听周围的人说，她犯病时有时发呆，有时乱跑，她丈夫还打她，看着她在男人的呵斥声中不知所措、战战兢兢的神态，我们只能慨叹命运的不幸和历史的悲哀了。
拿出赵纯惠当年插队时的照片，一副英姿飒爽、气概不凡的女知青形象，怎么也和眼前这个衣衫不整、蓬头垢面、满脸皱纹、灰暗的邋遢婆姨联系不起来。
当镜头对准她时，她仍痴呆着，怎么叫她都不吭声。还是从北京来的老知青，不停地对她说：“老同学来看你了”，她才似乎听到了熟悉的乡音，唤起了一点记忆。问她：“想不想回北京”，她眼睛活动了，忽然一亮，看到了剧组的依维柯车，轻声而胆怯地说： “你们有车，可以回北京”。问她：“你想回，带你一起回。”她一下陷入茫然中，突然着急地说：“队上还没结算呢！”说完就忙低下了头……
多么可怕，她的记忆还停留在三十年前，停留在发病的根上，一句“队上还没结算”，还掂记着分不到钱没法回家，这一句让我痛苦哽咽，难以言声。周围的几个老三届眼泪都不由得流了下来。接着赵纯惠好像清醒了一些，给组剧签了名，“赵纯惠”三个字写得端庄清秀，看得周围好几个陕北女子、婆姨们不停地惊奇咂舌，她还谦虚一句：“写不好。”完全流露的是学生时代的纯洁。
在北京的学生时代，她原来是最爱唱歌的，在大家不断劝说下，也可能听懂了大家说的不花钱可以带她回北京，这诱发了她深藏心底那铭心刻骨般的一丝没有泯灭的希望。她忽然大声唱起了《在北京的金山上》的“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 。一下子，全场静得令人发瘆，那苍凉中带点稚气的嗓音，听得我浑身打冷颤。多么强烈的反差呀！上山下乡带给她这么悲惨的结局，难得她的记忆深处，竟是“多么温暖……”这几句歌词!
不知谁在感叹：“疯了好，疯了不做噩梦!”
我听了未敢苟同，她也可能一辈子都生活在噩梦里。这时我感到内心有一股压抑不住要大声呐喊的冲动。
从寿丰乡返回时，遇雨雾封山，依维柯车在一边是崖，一边是看不清的深沟的盘山路上滑行。雨中的黄土变成胶泥，一刹闸就打滑，有时一滑就是一米多，多次车临悬崖边，真是险到极处。这段山路叫老虎梁，剧组人员的心情从对赵纯惠的同情悲痛中变成了老虎梁遇险的惊悸恐慌。这一天心里耽着多少沉呀!
原文标题《留守黄土地的人》摘自《老三届采访手记》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 刊于《当代陕西》1998年第3.4期合刊“寻找青春的足迹 来源：朱文杰的博客
赵纯慧 女（右二）1949年生于北京，北京99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现为留守在延安的北京知青，精神病患者。
林岚，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77中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初到陕西延长县插队，因与当地女知青相爱，被打成破坏上山下乡反革命分子被判刑十年，出狱后，得到平反被安排到延长油矿管理局工作至今。
刘啸清，1950年生于北京，1969年2月与弟弟一同挤上了到延安的火车，在延安22年来当过教师，工厂工人，1994年因工厂停产下岗，从此与老婆一起靠卖烧饼，卖馒头度日。
刘长利，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50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初到陕西宜君县插队落户，曾当过民办教师，工厂工人，由于工厂连年亏损，挣不上工资，爱人在厂门口为人理发，半年都不敢吃肉了。生活比较艰难。
韩荣宪，1950年生于北京，北京西颐中学67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初到到陕西延川插队，由于一次意外，大脑受损，最后患了精神病，至今单身。
谢党恩，1953年生于北京，北京77中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初到陕西延长县插队，后娶农村女青年为妻，曾当过教师，出席过县先进知青代表大会，1975年到延安钢厂工作，后因出工伤造成神经损伤，成为一名下肢严重受损的残疾人。至今留在延安。
张明生，1948年生于北京，北京西颐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初到陕西宜川插队，一贯工作积极。曾出席过全县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当过民工，修过路，1986年老婆进延安钢厂工作，后下岗，吃了上顿没下顿，生活艰难。
马德铮，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56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出身于资本家，1969年初到陕北延长县插队，喜欢文艺后进入公社宣传队，1972年到一家小煤矿上班，先后在焦化厂，机悈厂，安装公司工作过，拉家带口生活艰难。
王雄骥，1951年生于北京，北京64中68届初中毕业生，文革期间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只能报名到农村插队，1969年初，到陕西黄陵县插队，1976年因为一次意外在北京私藏被当时定为反革命诗篇的书，被捕入狱，1985年释放后1990年离婚，至今单身，全身有病，无工作，无收入，吃不饱饭，每日度日如年。
何连生，1947年生于北京，北京21中学66届初中毕业生，因家境贫困于1969年初到延安安塞插队落户，先后在县副食加工厂工作十年，1980年做了一名杀猪工，一做就是15年，现在生活困苦，从他饱经风霜的脸上以再也找不到当年知青的模样。
股金昌，1947年生于北京，北京外馆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初到陕北延安安塞插队，先后当过农民，下过矿井，进过机悈厂，1977年与当地青年结婚，1983年烧过锅炉，打扫过厕所，后为收发员，是留在延安安塞的六名知青中的一名，生活条件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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