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青春岁月——特殊的69届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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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届初中生——他们是最特殊的知青群体。 他们去农村时的年龄最小——大部分不足十七周岁 ;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最低——只是66届小学毕业生 ;但他们在农村的时间最长——大部分在农村八年之久。 为此“69届初中生”,或者说“69届知青”被研究“中国知青史”的史学家们称作:文革中最特殊的知青群体!
今年是蛇年。蛇年对于六九届来说,似乎有着特殊的意义。
因为,这是他们的第五个本命年——人到六十。
几十年了,人们一说起“文革”,说起“上山下乡”运动时,总绕不开一个词——“老三届”。几乎,它已成为“被耽误的一代”、“坎坷的一代”、“艰辛中奋起的一代”的代名词。
然而,当权威的《现代汉语辞典》已将“老三届”这一词条收入进去,加以固化的时候,人们是否意识到,还有一拨人——与“老三届”共历蹉跎岁月的“六九届”在通常的表述中被忽略了呢?
在“文革”期间,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群体中,他们是年龄最小的一拨——当年只有16岁。
16岁的六九届,天真烂漫。北京站上车时,仍以为是以往十天半月的下乡劳动,满含着笑意与家长告别。可在车身启动后,才意识到户口已迁,遂静默,落泪,如传染般哭声四起。不过,毕竟是孩子,也仅是十来分钟的难过,待到车过丰台,又开始说笑起来。
16岁的六九届,未谙世事。初到连队,就赶上最为紧张的麦收。起早贪黑,腰酸背疼,因一时的不适应,居然也有过躺倒不干,拒绝出工的举动。好在那时的领导还算宽容,未加追究;而争气的大孩子们也在日后的岁月中逐渐懂得了做事的深浅。
16岁的六九届,争强好胜。在大地,在麦台,无论是挥镰收割还是上跳入囤,其冲劲儿丝毫不亚于老三届。尽管身体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瘦削的肩膀也嫌稚嫩,但他们依然涉入冰冷的水中沤麻,肩起近二百斤的麻袋装车,上山伐木,下窑背煤,炸石点炮,扑灭荒火,事事冲在前头。
16岁的六九届,充满朝气。他们中的一些人,进了团机关,上了机务排,当了八大员,成为师、团、营、连文艺演出队的骨干分子,唱歌、跳舞,说快板,打扬琴,活跃了兵团的气氛。而且,在随后的几年里,出任参谋、干事、连长与指导员的也不乏其人。
不过,1977年的蛇年,对于24岁的六九届来说并不美妙。因为,当传统的高考制度重新恢复,老三届们可以凭借扎实的知识功底,通过考试去竞争大学门票的时候,六九届中的大多数却无奈地输在了起跑线上:不是缺乏才智,而是无法自主——“文革”狂潮让他们的完整学历止步于小学六年级。
当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在社会大学里也学到了不少真知,在各个领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而且其中的不少人最终还是通过各种形式,完成了正规大学的学业,甚至读到了硕士、博士,成为专家、学者、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但对于六九届这一整体来说,在本该学习的年龄,却无缘正规、系统的学习,仍然是个遗憾。
如今,时光已经流转到了2013年。从“十六”到“六十”,当年的“小六九”们也进入了退休的年龄。
无论是叹惋、感慨,还是所谓的无悔,其实都面临着一个新的开始。
或检修预支过多的肌体:毕竟,当年的工伤病痛反应或许很快就过去了,但多年后爆发的腰腿风寒等毛病却已在那时种下了病根。近些年来,已有一些六九届的荒友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所以,有病的赶紧治病,没病的注意保养,应当加以重视了。
或弥补曾经的诸般缺失:于是,有人上了老年大学,学书法,学绘画,学弹琴;有人进了公园,去唱歌、去跳舞、去摄影;有人选择读书写作,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里陶冶性情,在电脑的键盘上敲击出岁月的印痕、心灵的轨迹。
或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照顾高龄的父母亲,尽孝心;看护幼小的第三代,尽义务。虽然买菜做饭忙家务,很辛苦;却在三代人的笑脸上看到自己的童年,看到青春的勃发,看到生命的延续,仍有一种欣慰感充溢其间。
或继续发挥各种余热:一些人还在原有的岗位上忙工作,一些人已把更多的精力转到了知青活动上。尤其是,当老三届们陆续“奔七”的时候,仍属年富力强的六九届们正可以大展身手。事实上,在最近几年的很多大型知青活动中与网络论坛上,出面组织、充当主力、积极参与的已经是六九届们了。
为庆祝蛇年出生的荒友六十岁生日——北京北大荒知青荒友举行大规模聚会庆生活动
如果说,1977年的蛇年,被老三届占尽了风光;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2013年的蛇年,将历史地属于六九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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