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69”的故事——纪念自己上山下乡45周年
纪念自己上山下乡45周年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滞留了三大批初、高中学生没有及时分配工作，在随后的上山下乡热潮中被称作老三届，他们就是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后面的1969年毕业的初中生，因文革动乱休学一年，1968年一月中央紧急叫停了“大串联”，国务院号召“复课闹革命”时，回到学校的一批学生。他们的初中生涯到69年8月就突然结束了，只勉强上了一年半的所谓中学。这批初中生不同于老三届，也不同于后续招收的初中生。他们是一批被称作知识青年的，文化知识只停留在小学基础的一届，成为共和国一批最特殊的学生。
这批学生年龄只有十五、六岁，在校期间从未见过课本。当时老的教材被当作封、资、修完全封闭，新的没有人编写，或者根本不知道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编写，所以69届的这批学生所学的文化课是随着老师的感觉教的。数学课只学了一些正负数、有理数，也只相当于现在小学5、6年级的基础知识。物理课老师讲了杠杆原理和用电常识。
有一堂课，在我的记忆中十分深刻。那一天，老师站在课桌上，手里拉着一条电线在做实验，老师让一个同学拿电笔量他的另一只手，电笔突然亮了起来。身体通了电为什么电不死人呢？原来这就是木头绝缘的原理，老师告诉我们：人体虽然带了电，但形不成电流，人就不会触电。课堂上学生们都被谜住了，瞪大了求知的眼睛。有的同学提问：我站在地上摸您的手可以吗？老师说，那样就接地形成电流了，我和你都要触电，甚至可能产生生命危险。
记得那时同学们都非常喜欢外语这门课。A、B、C、D26个英文字母,很好学。还学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这样的口号。老师说，过几天就教我们国际音标。但不久学校开始拉练，学生们都要准备好背包和行李。一天夜间徒步开到几十公里外的西北旺去学农了。
西北旺遍地都是水稻，水田对于我们这些乳臭味干的孩子来说很陌生，可是水田很快也为我们带来了好多好玩的东西。最吸引人的当属钓青蛙了。插秧休息的空档，老乡们在水田的排水沟里钓青蛙。原来钓青蛙不用鱼钩之类的东西，只把活的蚂蚱绑在细细的线绳上，然后用木棍挑起就可以了。青蛙见了蚂蚱拼命的咬在嘴里用它的大嘴巴狠命的往肚子里吞，这时趁势把木棍儿甩起来，青蛙不舍得丢掉到嘴的蚂蚱，就活活的当了俘虏。看着青蛙一个个被钓出来那股憨象，十分有趣。有一次，一个女生在插秧的水田里突然哭喊了起来，原来她的腿被一条水蛭叮住了，水蛭的头已经钻进了皮肤。一位教我们插秧的老农跑了过来，在那个同学的腿上狠劲儿的拍了几巴掌，幸亏水蛭没有钻进多深很快缩了出来，那个女同学的伤口流出了鲜血。老农告诉我们：水蛭，也叫蚂蝗，万一叮住了不用怕，只需在叮的地方拍几下就出来了。他告诉我们，蚂蝗啊还是中药呢。我们都瞪大了惊讶的眼睛。事后班主任开会时总结说：需要向贫下中农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同学们，要虚心学习，学习贫下中农不怕吃苦的革命精神。
那段时间学工和学农总是交替着进行，接受再教育吗，只接受贫下中农的不行，还要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夏天在稻田学插秧，冬天在工厂里打零工，因为我们什么都不会，也只能干些粗重的活，或帮助打扫卫生。一年半的时间玩耍似的飞快过去了。
69年的8月份，很亲切的班主任老师突然在课堂上宣布：你们马上毕业就要分配了。这样快就要结束学校的生活了？我们还只上了一年半，还盼着老师教国际音标呢，就这样可以不上学了？我们围着老师一头雾水，而老师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只是说这是国务院决定的，根据1968年底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几天后，分配方案下来了，四个方向，任选报名。其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其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其三，黑龙江嫩江农场；其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学校通告说，所有的69届应届生，一个不留全部要到边疆，到农村，到反修防修前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私下商量，决定去内蒙，因为内蒙离北京相对最近，就说呼和浩特吧，只有一千多公里。而黑龙江最近的地方也有两千多公里，云南更不必说，最少也有三千多公里。何况内蒙兵团属于北京军区。那时的我，十五周岁多一点，凭着这样的分析当机立断。可是，内蒙兵团要求的条件很高，一要表现好，二要根子正，三条必须是加入红卫兵的。因为父亲属于工人出身，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嘛，而且父亲还是革命干部（刚被解放出来的），只有个头太小，才一米五多点儿。这一条没想到费了不少周折，幸亏我的人缘不错，得到班主任王贵俊老师和工宣队领导的力挺，终于被批准成为一名兵团战士。说心里话，能够争取到内蒙，自己还是很高兴的，爸爸也很支持。临走的晚上，还特地赠我一个印有红卫兵封面的笔记本，还特意为我留了言。很快就和妈妈一起到北太平庄派出所销了户口，并领取了棉被等配给的一些东西。
1969年8月16日，是我们离开北京的日子。从这一天起，我们离开了亲人和家乡，开始了独立的建设兵团生活。
我们，就是这样的一批学生，被共和国的史学家不屑的称为“小69”的一批特殊的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我们，就是这样的一批有着“知识青年”称号的载入文革史册的“小69”。
那个红色风暴席卷的年月，相信只要有党的命运就有自己儿子命运的革命干部的父亲，拒绝走后门、靠关系把自己从内蒙弄回北京。所以，那时自己为回北京做出了无数次的努力，结果都成了天方夜谭。我在内蒙屯垦戍边八年，国家始终没有允许知青返城的红头文件，所以那年23岁的我，想起祖父曾说过的一句话：树挪死，人挪活。怀着换个地方兴许会好一些，起码还能争取一些机会的想法，就在战友的帮助下，随着允许插队的政策，申请到河北省栾城县马家庄公社宋家庄大队，当了一年的农民。
在农村插队的日子里，队长为报复一个顽皮的16岁的小知青，罚他到砖窑背砖。那个小伙子身体瘦弱，我想起了自己的经历，就主动的要求替他到生产队砖窑。队长怒气横生，说那你就和他一起去吧！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一趟要背负七八十斤的重负，还让他怎样正常发育？我在第二天到县知青办反映了这件事。是退伍军人出身的张中枢主任发话，赦免了那个小知青。而我也为自己的抱不平付出了代价，替代小知青在砖窑里当了十个月的窑工。
那是1977年，农村砖厂相当落后的时期，出窑没有机械，全凭窑工的双手把砖块背出窑外，炎炎夏日顶着40度高温，我们把麻袋折成锥形披在身后，双手垫着纸壳，温度还是烫手的砖块不小心会把手指烫出水泡。最难忍的还是干渴，喝下一碗水，立马变成水珠滚滚而下。窑头为了赶着装窑，拼命地赶着窑工一趟接一趟的往外背，直至一个窑工晕倒在地，才允许暂时休息一会儿。
真正脱离了砖窑这个苦海，还是在一年之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终于被分配到石家庄地区粮食局工作。再后来又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漂泊四海做起了广告喷画，真的是以四海为家了，那是一段比较惬意的生活，一段相对体现了自己人生价值的生活。时至今日，当年浪迹天涯曾翻起过几朵浪花的“小69”，已被时代的潮流搁浅到黄海之滨的小城日照，在这个日出曙光先照的地方，每天迎接着朝霞，目送着太阳落山。当年的那个充满了许多遐想的小“69”，已过花甲之年，老之将至，每天唯一的期望，就是盼着小孙孙长大，把自己未实现的理想倾注于新的一代，让那小孙孙知道爷爷那个年代，还有爷爷那过去的故事。
随我转战南北依然保存完好的整整45年的这张通知书，见证了一个小“69”的心路历程和那些蹉跎岁月中的人生拼搏的精彩故事。
这就是我能够被批准去内蒙兵团的重要政治条件，我是当时的红卫兵之一。整整的45年过去了，随着各种“潮水”漂流了无数个地方，丢失了许多值钱的东西，可是仅剩的几个文物级的“宝贝”，保护的皮毛无损。有谁能量出它们在我心中的价值？
这是45年前父亲赠送的，印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色塑皮笔记本。里面记下了当年父亲的临别赠言和谆谆嘱托。
1969年8月16日那天，永定门火车站，站台上挤满了送亲人到兵团的家长和亲属。百遇坎坷从未流过泪的父亲，那一天，竟然哭了。是激动还是感伤？感谢这张网络照片，真实的记录了知青与亲人分离的情景，就是我的写照，怎能不触景生情？
我和战友赵玉山（左）于内蒙兵团，1970年6月，时年17岁。最亲密的战友赵玉山，在建设兵团时期，患严重的椎间盘突出症，于1975年瘫痪。辗转数年，终于在北京清河的解放军261医院站起来了，可是身体多处病患，不能正常工作，为度生计只好在家门口摆小摊糊口，不到50岁便英年早逝了。让我借助网络，深切缅怀于他。天国安息，曾经的最亲密战友，时刻想念你！
来源：我以我血荐轩辕2011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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