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的回响：留在阿克苏的上海知青

大漠的回响

—— 留在阿克苏的上海知青

凤凰台《走读大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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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十万知青赴新疆背景】

在这里需回顾一下“上山下乡”的历史，因为人们总是把过剩人口输送到地广人稀待开发地区的正常必要的国家移民与文革中的防修反修、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上山下山运动，混为一谈，混淆了“支边青年”、“知识青年”的内涵，以至有了“青春无悔”、“荒废青春”之类的邪说。

“上山下乡”是50年代末，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党和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一项措施。在1957年10月颁布的《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案》这一中共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到了“下乡上山”，并把它作为城镇知识青年就业、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一条途径。1965年以后，因强调开发和建设好山区才被改提为“上山下乡”。 直到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得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指示的发表，则对业已重新掀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到了特殊的推波助澜作用，接着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此后几天里，《人民日报》等报刊连续大量报道全国各地热烈响应毛泽东号召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哄而起，并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上山下乡的一个更大、更新的高潮，于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此开始了，上山下乡已不再是单纯的移民问题了，变成历史上空前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客观地讲“上山下乡”遭到后人诟讥，不在政策本身，而在其运动形式，此前的“下乡上山”确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困难和边远地区农业土地开发不足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在 1968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本来把一个就业问题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而“支边青年”这个说法是从1962年后，也就是“大饥荒”刚过去，上海市按“王柯协议”对口支援新疆，发起“支援边疆、建设边疆”热潮，至文革为止，每年按计划向兵团输送数万青年学生（那时也叫社会青年，意指那些无业的初、高中毕业生），“支边青年”方成为时代语言。继上海之后，社会青年较多的一些大中城市，如武汉、杭州、温州、天津也以“支援边疆、建设边疆”名义组织过成批青年学生移民到兵团农场就业。在1968年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得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指示的发表后，“知识青年”这个词代替“支边青年” 并流行起来。文革结束后的中共中央【1978】74号文件《批转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把1966年以前解决城市就业到农场工作的支边青年和知青问题衔接联系了起来，中央74号文件规定：凡是1961年以来，全国各大城市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均享受知识青年政策。

1959年-1961年，由于"连续多年的严重干旱灾害"和"大跃进运动"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错误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大饥荒。"三年困难时期"后，1961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为内容的“八字方针”，并提出一系列经济、人口和就业的政策。1962年10月又召开各大区“农林办”及各省、市、自治区主管部门负责人举行“关于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的汇报会议”，同时成立了“安置工作领导小组”， 首次将动员城镇社会青年上山下乡的就业安置工作纳入国家计划，并明确将其作为长期性工作，有计划有组织的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由此拉开帷幕。

1963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六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上，周恩来第一次提出把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日常工作，并要求各大区及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作长远打算及编制安置计划。

上海是我国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城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上海对经济作了重大调整，对一些企业进行了撤并和外迁。因此，上海精简职工30多万人。同时上海每年面临9万多初、高中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和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社会青年达12万多人。当时，关于安排城市社会青年和未升学就业的学生的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上山下乡、二是城市就业、三是组织自学……但城市就业、组织自学两条途径远不足以化解城镇中社会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矛盾，因此，上山下乡是当时这一代人必不可免的选择。

"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上海因在原籍地已无法安排每年达12万多人初、高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的就业问题，而新疆由于受当时机械化水平的限制，扩大耕地主要是靠劳动力的增加，且各行各业百业待兴，急需劳动力。1962年11月，农垦部部长王震与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商议，三年内在上海动员11万16—35周岁的青年，到新疆参加兵团建设。1963年4月28日，市劳动局提出3年内动员11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赴新疆的计划，并于5月2日向农垦部和市委正式呈交了《关于动员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生产建设的报告》。1963年6月4日，中共上海市委下发第55号文批转同意由市劳动局党组等四个单位关于关于动员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的工作意见报告，望各区委、县委、党委、党组按照执行。《批示》指出“动员上海青年去外地参加农业建设、参加各地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压缩本市人口的一个重要措施，而且是本市今后安排青年就业的主要方向，这是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 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新疆建设运动从此在上海全市范围内大张旗鼓的展开。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上海市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新疆建设运动不得不推迟暂时停止，1966年10月26日最后一批上海知识青年出发赴新疆。

当时去新疆安排就业的上海青年学生大约有三类人：一类是家庭经济条件好学习也很好的，为理想而去新疆；一类是学习成绩不好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好的，想去新疆参加工作给家里减轻经济负担；还有一类是学习成绩好但家庭出身不好的，阶级的出身产生很大压力，为了改变政治地位而去新疆，大多数新疆知青属于后两类人。上海知青固然有少数政治上一贯积极自愿报名支边的分子，但更多的还是在没有做好充分思想准备情况下被运用各种手段动员出来的，“无法选择自己出生，可以选择参加革命”，实际上，这种现在看来非理性的选择远不是完全出于自愿，有些出身不好的尖子生当时被通知不准升高中只有去新疆一条路。但问他们去新疆的动机，回答惊人的一致：响应号召。

1963年7月—1966年7月，三年内共动员10万余名上海知青来到新疆，其中安置在兵团的9.7万人，安置在地方的3000多人（如：达坂城的柴窝堡、阿克苏地区的拜城等地）。当年上海到新疆农场去的知识青年，许多人充其量只有初中甚至小学的水平，他们尽管被冠以“知识”的名号，其实知识少得可怜，但在当时确实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些。

在兵团的97048人（包括1961年的2460名“半工半读”生），分配到南疆6.16万人，其中,一师的45402人（含1963年1月，先期到达的 462人）。占兵团总数的47.2%。王震说，要给农一师多分一些，因为农一师的底子是三五九旅，有培养人的条件，有好传统，好作风带这些青年。早在1961年9月，一师的塔里木农垦大学，在上海招生382人。截至1966年7月，上海知青和上海学生，在一师共计45784人。 到一师的上海知青，来自上海的10个区和10个县，其中大多数来自卢湾、静安、虹口、普陀、徐汇、长宁6个区。 上海知青中，大学生198人，占0.44%；高中生9005人，占19.83%；初中生18610人，占41%；小学生13089人，占28.83%。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38岁。当时要求多分一些女青年到一师，但不能超过55%。实际上，到一师的女青年仅占44.4%。

纪录片《军垦战歌》里有这样激昂的女声解说：“中华儿女，志在四方。上海几万青年高唱战歌到塔里木去，到人烟稀少的亘古荒原去!”

当10万上海知识青年相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满怀豪情踏上参加新疆建设的革命征程后，随着火车的一路西行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却是大漠的荒凉和贫瘠，真正体会到“西城玉门关，两眼泪不干”的深切含义。

经过长达十余天的一路颠簸终于到达目的地时，“映入上海知识青年们的眼帘的是刚刚建立起来的连队——几乎是莽莽戈壁滩上建立起来的布满碱斑的绿色孤岛，营房就是那些大小不一、杂乱无章、房顶长满杂草的地窝子，偶尔有几间土坯垒起来的泥房子。只有几条蜿蜒四射但尘土像面粉一样能淹没脚脖的土路，透露着此地与外界尚有某种联系的信息。这与他们想象中由整齐的营房、飘扬的军旗、嘹亮的军号声构成的军旅生活完全不是一回事。”

经过几天的短暂休整，上海知识青年们很快就编入班、排接受“准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和承受天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农业劳动。当时一师正大举开发塔里木，朝气蓬勃的上海知青就像一股强大的新鲜血液，注入到一师成为一支重要的生力军，促进塔里木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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